第一章 王濬，三分天下自他终
众所周知，三国分裂时代的结束，国家的重新统一，始于公元280年的西晋灭东吴，完成这个大业的主要人物，就是西晋名将王濬。
说到三国的晚期，读过小说《三国演义》的人，都会想起这样的评语：“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在许多受《三国演义》影响的人心里，三国晚期是一个英雄乏善可陈的时代，《三国演义》里的英雄，过了八十回之后，不是死得差不多了，就是垂垂老矣，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貌似是“一代不如一代”。事实上，三国晚期绝不是许多后人想象的那样，而且，真实的局面恰恰相反。
三国晚期与早期，其真实情况，与三国小说里的演义是恰恰相反的。客观上说，从东汉末年到三国的中前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惨痛的破坏期，常年的分裂与内战，导致国民经济遭到了剧烈的破坏。国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城市萧条，无论是北方的东汉乃至魏国政权，还是东部的东吴政权，以及西南的蜀汉政权，都在这场暴乱中受害深重。仅就后人津津乐道的战争来论：东汉末年到三国的中前期，这期间多次战争的话题很热门，但不争的事实是，三国后期的战争，无论规模、范围以及国家对战争的动员能力，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三国前期。无论是曹魏灭蜀国，还是最后的西晋灭吴国，其战争的曲折程度和规模，都远胜于赤壁之战等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战役。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足鼎立的局势，让当时中国的三个政权都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中国的人口、经济，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恢复发展。这样的一个时期，自然也是属于英雄的舞台。在真实的历史上，三国晚期不是人才凋零的时期，这时期的杰出人物，特别是军事家们，其能力毫不逊色三国中前期的“英雄”们。最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也是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物，其中之一，正是西晋名将王濬。
一
在三国晚期，门阀大族已然迅速崛起，并日益把持国家政权，王濬，自然是一个家世很牛的人。
王濬，字士治，河南灵宝人，他的家族在当时非常著名，史载“世代显贵”。按《晋书》里的说法，他们家世代都担任北方年薪两千石的高官，典型的世袭权贵子弟。一般这种家族出来的，大多都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然而王濬却例外。他从小机敏好学，年轻时候就博览群书，外加他相貌英俊，很早就是当时的知名人物。
在那个重视“风度”和“出身”的时代里，才貌双全外加身世显赫的王濬，大展宏图貌似不成问题。但早期的王濬，却相当地不上进，对做官根本没兴趣，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和一群狐朋狗友们四处游玩。20岁以前，政府曾经几次征召他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而且他的行为也很另类，在当时人的许多笔记里，都记录过他放荡不羁的行为方式，比如曾经衣冠不整地招摇过市，或者是白天在大街上弹琴。甚至有一次，他因为和别人一点私怨，居然光天化日下和对方打群架，十足一个形骸放浪的“富二代”。说起这位“二世祖”，当地的乡民们大多鄙视，史载“为乡老所弃也”。
但过了20岁，王濬却“浪子回头”了，史料上对于他20岁前后的记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不管是当时人的笔记，还是正史，说到他20岁之前的事情，大多是“为害乡里”“无意仕途”“嬉戏为乐”，可一过20岁，就成了“胸怀大志”“交游豪杰”“力图有功于国”。很能表现他那时候“胸怀大志”的事情是，有一次他家盖房子，王濬特意在门口留出了几十步宽的大路，这在当时看来很没必要，王濬却说“要是有一天我带兵出发，这条路就能派上用场了”，这真是狂得没边。当时凡是听到这句话的人，无不挖苦他两句，王濬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陈胜都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年纪轻轻，就把自己当“鸿鹄”了。
后来他的人生证明，他这不是狂，而是真有这个本事。
王濬的官场起点，发端于他为官河东。当时他的职务是“河东从事”，也就是当地负责司法工作的检察官。在这个职务上，王濬干得很认真，认真到谁的面子都不给，凡是有违法行为的，都会被他大胆纠察，甚至和他家有关系的官员也不例外，而且越是和他熟，他办案越严厉，是当地有名的铁面无私的人物。他这个人眼光也很刁毒，能抓住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的蛛丝马迹，只要他巡查一个地方，当地官员就别想有任何事情瞒着他。这样六亲不认且嗅觉灵敏的人，在当地官员眼中，简直是条人见人怕的“疯狗”。
在河东当地，各路官员对这条“疯狗”都格外怕，发展到后来，王濬走到哪里，当地都会有一些官员连辞职报告都不打，立刻卷包袱逃之夭夭。有一次王濬从河东的最南边，巡查到河东的最北边，一路路过的各个县城，先后有5个县令闻风而逃，堪称当时第一“官场杀手”。这样当然得罪人，有一次，王濬在外巡查的时候，被人“雇凶”追砍，谁料王濬更猛，当场抄家伙和歹徒肉搏，1个人砍翻了5个歹徒，剩下的1个歹徒，被王濬从郊外追杀进县城，直接砍得血肉模糊才算完。日久天长，他成了河东郡没人敢惹的人物。
没人敢惹的王濬，自然也没人敢用，由于得罪人太多，好多年王濬都没有得到提拔。敢用他的人总算还是来了，先碰上了一个敢嫁给他的。当时河东刺史徐楙，女儿逐渐成人，到了嫁人的年龄，徐楙本人很讲“自由恋爱”，特意把河东的青年才俊都请来了，以宴会为名招待众人，暗中让女儿躲在屏风后面自己挑选，素来被称为“疯狗”的王濬也在其中。结果徐姑娘一眼就看上了王濬，铁了心非他不嫁。赴了一次宴，竟然抱回来一个老婆，这运气着实好得很。运气更好的是，当时名将羊祜，前来看望老友徐楙，身为徐楙女婿的王濬也参加了，这一次见面，羊祜就对王濬青眼有加。到了羊祜受命镇守四川的时候，王濬被羊祜点名要了过去，成了他的参军司马。其军事生涯的起点，也就从此开始。
跟随羊祜后，王濬开始屡建功勋。他最初在羊祜军中担任的“参军”一职，主要负责整顿军队纪律。在这个职务上，王濬依然铁面无私，甚至连跟随羊祜征战多年的名将们也不姑息。这等于是不给羊祜“面子”，但没面子的羊祜，反而很高兴，对王濬大力提拔，先做了从事中郎，后来又当上了巴郡太守。当时的巴郡，就是现在的四川重庆，与东吴的领地接壤，是西晋重要的战略要地。能执掌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是因为羊祜对王濬的赏识。不过，王濬上任后才知道，这赏识是有条件的：巴郡，是当时西晋边镇中最麻烦的地方。
在西晋统一中国之前，作为西晋边境的巴郡，主要特点就一个字：乱。常年的战争，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与东吴接壤的地区，几乎打成了无人区，老百姓大量逃亡，土地大片荒芜。可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当地持续很久的“弃婴”风。由于长期战乱，巴郡老百姓的负担非常重，尤其是要承受频繁的兵役，家家户户都有人战死沙场。为了逃避兵役，大多数家庭都不愿意生男孩。那时候没有先进的流产避孕技术，所以生了男孩的家庭，孩子生下后好多都不声张，偷偷扔掉。甚至到了后来，在巴郡通往外界的要道上，每走一段，都能看到路边被抛弃的男婴，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是人心思乱。
巴郡外面的麻烦也不少，当时的重庆地区，还处于汉夷杂居的时期，巴郡的周边有许多少数民族部落，因为经济穷困，经常骚扰巴郡百姓。镇守在当地的西晋军队，也时常仗势欺人，劫掠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从曹魏平灭蜀国开始，几十年来，当地军队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械斗就从未间断过。政府穷，老百姓苦，战乱多，这就是初任地方官的王濬，面临的乱如麻的局面。
但王濬不怕，在河东做官的时候，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里，巴郡的麻烦又算什么。不过他一反当初打击腐败时候的苛刻做法，在巴郡当地“为政以宽”，甚至还出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奖励生育”政策，规定凡是家里有男孩的，国家都给予奖励，生男孩的家庭，国家还承担部分生活费用，并且减免赋税。对于之前当地百姓需要负担的各种赋税，他也大量减免。如此一来，当地的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对待老百姓宽容的王濬，对待贪污腐败依然不手软，在巴郡担任太守的时候，他多次惩治腐败官员。那时候，当地的军将经常抢占老百姓的土地，王濬到来后，对巴郡周围的土地重新进行清查，凡属侵占的一律还给原主。就这样短短几年，饱受战乱之苦的巴郡，逃亡难民纷纷回归，人口土地大为增加，仅国家可以收取赋税的自耕农土地，在他在任的几年里，竟然整整增加了4倍，人口也增加了3倍。不但巴郡老百姓安居乐业，就连对面“敌国”东吴的百姓，也纷纷归附到巴郡。在他担任巴郡太守的最后一年，东吴归附巴郡的百姓数量，竟然有3万多人，对于志在一统天下的西晋王朝来说，此举自然起到了“统战”的作用。
因为治理巴郡政绩卓著，王濬很快就在西晋政坛里冒头，之后他又担任了广汉太守。广汉，就是今天的四川遂宁，在广汉太守任上，王濬干了一件差点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事。公元272年，益州军官张弘造反，杀掉了益州刺史司马晏，并派兵大规模进攻广汉。当时王濬虽然手握重兵，但西晋军制规定，调动军队需要有朝廷的命令，否则一兵一卒也不能调动，叛乱十万火急的局势下，王濬当机立断，不等朝廷下令，就擅自调动了广汉驻军平叛。这时候的广汉驻军，在王濬长期严格训练下，战斗能力很强，张弘虽然在兵力上有绝对优势，却被摧枯拉朽地平定。事后，有官员指责王濬的做法，但是在老领导羊祜的维护下，王濬还是得到了封赏，被封为关内侯，并顺水推舟，封他为益州刺史。益州刺史，是当时中国大西南最位高权重的地方官，它的辖区包括今天四川大部以及云南、广西、西藏的部分地区，可谓是“西南王”。
在这个职务上，王濬依然延续自己的“狠毒”之风，不过对象变了，主要不是贪官污吏，而是当地的各种“邪教”。当时的益州地区，虽然是西晋一部分，但是这个地区，开始并未受到西晋政府的重视，居住在当地的大部分是迁徙过来的北方农民。由于统治松散，在蜀汉政权灭亡后，各种散布怪力乱神的邪教组织纷纷活动，他们在当地欺骗乡民，成立教派，拉帮结派，奸淫妇女，甚至互相攻打策动叛乱，先前的张弘反叛，也是由当地的教派操纵。对这种问题，之前的政府部门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乐得无事。王濬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他到任后立刻取缔各种邪教，对邪教徒们的犯罪进行打击。不过他并不只是“高压”，为了彻底根除邪教，他还对邪教头子们进行了公开审判，宣布其罪恶，揭穿各类邪教的骗人把戏。他甚至组织了“宣传队”，在各个村庄中来回走访，可以说是“帮助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同时他大搞“精神文明建设”，由官府出钱在当地设立学堂，从中原礼聘教师前来讲学，即“重教化”。此举对于整个四川的历史都有重要影响。从东汉末年战乱开始，四川地区人口增多，鱼龙混杂，当地动乱不止，文化极其落后，王濬此举，让儒家文化重新在四川大地传播开来，无论对四川的人心稳定，还是文化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多年以来的出色政绩，让王濬成了当时西晋的“优秀地方官”，也因此被调任“大司农”。他离开前，因为在益州威望颇高，当地百姓苦苦挽留，沿着四川的群山峻岭一路相送，有的老百姓居然从成都一路跟到了重庆。这次他被提拔，同样是因为得到了老领导羊祜的举荐，因为此时的羊祜，正在为晋武帝司马炎筹划一件大事——统一中国。
此时的西晋政权和东吴政权南北对峙，西晋拥有整个中国北方以及四川盆地，东吴的统治只局限在江南一隅，一统华夏，貌似只剩下最后一步，但是这最后一步却不好走。长年以来，东吴的水军是当时中国最强的，西晋虽有当时最强大的陆军，放在水里却没招。尤其是东吴的主力战船，比西晋要大很多。多年以来，从曹魏到西晋，也发动过对东吴的进攻，无论陆地上打得多顺利，只要一下长江，就会被东吴打得很惨。渡江，成了西晋统一全国的“无解难题”，王濬，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王濬被调任大司农时，洛阳城就有民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这个民谣的意思，是说最终将由一个叫“阿童”的人完成统一大业，巧合的是，王濬的小名就是叫“阿童”。王濬做大司农的时候，一直赏识他的羊祜也被调回了京城，司马炎经常召羊祜密谈，商议灭吴的战略。羊祜认为，平灭东吴，关键在于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而要想拥有强大的水师，首先就要有强大的战船，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造舰”计划，主要负责人就是王濬。这个计划要造大批新式战船，体积巨大，在当时号称“楼船”，既要花费国家大量资财，又要调动大量人力，稍有不慎就可能激起民变。所以计划提出来之后，晋武帝本人也很犹豫。羊祜告诉晋武帝，能完成这个计划的人，只有王濬。几经考虑之后，晋武帝终于命令王濬回任益州刺史，执行这个关系统一大业的“造舰计划”。
拿到这个计划之后，王濬才知道有多难。这个计划要求建造上百艘“楼船”，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这就好比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在短期内制造几百艘航空母舰，难度可想而知。造船的主要地点，是王濬为官多年的四川地区，这项工程耗费人力物资非常巨大，很可能会成为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四川生活多年的王濬也知道，当时的四川，一直就是“多乱”之地，因为和中央距离遥远，当地经常发生暴乱，南面的少数民族还经常骚扰此地，此时实行这个计划，是一件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
二
王濬迎难而上了，公元273年，这个庞大的计划在四川开始启动。从工程开始就困难重重，首先是缺人。这种新型战舰，每一艘的长度是120步，可装载士兵2000人，战船上还有高大的堡垒，堪称是当时世界的航空母舰。造这样的庞然大物，没人是玩不转的，但这时候四川真没人。早年王濬镇守四川的时候，主要精力就是开垦农田，恢复生产，当地闲散劳动力极少，而今要造船，势必就要征发大量农夫，农业荒废不说，一旦征发过度，很可能引起农民反抗。王濬很聪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尽可能缩减征发民夫的数量，调动了大量镇守四川的卫戍部队参加工程。人手还是不够，他又调动了四川各衙门的衙役甚至官吏。在这个问题上，王濬主动起“干部带头作用”，他自己就吃住在工地现场，参与劳动，如此一来，就没人敢开小差了。
工程进度安排上，王濬很有办法，比如他用当地库存的绸缎，与四川本地的土人交换木材，这就俭省了发动民夫进山伐木的工序，整个工程一半以上的木材，都是同当地各族的贸易中得来，造船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他设立了轮班制度，各地的驻军按时间轮流参加建造，尽可能节约劳动力。且王濬也知道，要战胜东吴，仅仅有战船是不够的，更要拥有一支战斗经验丰富的水师。按照一般将领的安排，肯定是先有战船，然后再训练水师，王濬很讲统筹方法，在造船进行的过程中，他就把大量水师部队调进了造船现场，一边建造，一边进行水师训练，并通过造船的过程，让士兵们熟悉战船。
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在西晋政府先前的预算里，是需要5年时间才能完工的，而落到王濬手里，他只用了1年时间就完成了。不过王濬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1件事：工程如此巨大，势必会有大量造船期间的木屑顺流东下，而他们的东边，就是东吴政权，如此一来，饶是你严守秘密，事情终究是要露馅的。
东吴人确实知道了，在当时东吴人占据的四川巫山，就有大量的木屑漂来。驻守在当地的边将，是东吴末期的著名将领吴彦，此人立刻明白了王濬想干什么，火速向东吴国主孙皓禀报了此事，但孙皓不以为然。虽然如此，吴彦并不敢掉以轻心，他立刻在东吴水域的江面上建造了大量的木桩，并且用铁链连成一片，用来防备西晋水师东进。
造船计划圆满完成，东吴加强边境防御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西晋。这时候的西晋，在是否南下灭吴的问题上，依然分歧颇大。当时支持南下灭吴的，大多是一些功勋卓著的地方实权派，比如一直赏识王濬的名将羊祜，以及杜预、张华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西晋政权的实干派，希望借灭东吴来成就千古奇功。竭力反对的，是早年帮助晋武帝司马炎夺权的贾充等人，反对的理由，大多是拿之前西晋乃至北魏多次征讨东吴无功来说事。
真正的原因却没这么简单。这帮人是靠着帮助司马炎夺权来确立自己地位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军事上并无建树，一旦灭东吴战争爆发，那些地方军将的地位势必提高，自己的地位也势必遭到威胁。这里面反对最积极的，就是司马炎的宠臣贾充，他不但多次阻挠进军行动，还秘密授意手下人整羊祜的“黑材料”，诬陷羊祜勾结东吴，图谋不轨。这场争论在造舰计划完成后，就一直不断，到了公元278年，一直主张平灭东吴的羊祜去世了，他的去世，既让主战派少了一个实力派人物，也让王濬失去了一个赏识自己的知音。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的话，此时实力占上风的反对派们，必然会竭力阻挠南征计划，中国的统一大业，恐怕又要推后了。
这个时候王濬挺身而出了，在他之前，张华、杜预等人都曾上奏章要求南征，司马炎却迟迟下不了决心，真正让他拿定主意的，正是公元279年王濬的奏章。在这封奏章里，王濬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拿着双方的军力对比说事，因为这样的论调别人都说滥了，王濬只说了一件事：如今东吴的国主孙皓昏庸残暴，已经闹得众叛亲离，即使西晋不去进攻他，他也很可能会被东吴军民推翻，到那个时候，如果东吴方面重新拥立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灭掉东吴，就是难上加难了。这本奏章让司马炎明白了这个事实：现在灭东吴，是千载难逢的最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司马炎自然不想错过机会，王濬的奏章送上去不久，司马炎就颁诏灭吴。三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开始了，西晋的南征大军兵分为六路：琅琊王司马伷负责攻打苏北和安徽，建威将军王戎负责攻打武昌，平南将军胡奋负责攻打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负责攻打江陵，安东将军王浑负责攻打淮西，身为益州刺史的王濬，负责率领他亲手打造的无敌舰队顺江东下。从东到西的千里战线上，沉寂多年的晋军全线出动。这次南征的“总指挥”，是长期以来的反战派贾充，他被司马炎委任为大都督。即使在这个时候，贾充仍然拼命反战，先是拒绝从命，在受命之后又多次拖延，擅自修改进兵日期，他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搞阴谋是个好手，打仗他是白痴。
任命贾充为南征大都督，是司马炎的“政治平衡”之策。开战之后，西晋的进军并不顺利，在贾充的瞎指挥下，华东、华中的几条战线都遭到了挫折。好在最关键的一路，指挥者是王濬，他从四川出发东下，碰到了晋军灭吴战役中最硬的钉子：当年吴彦在巫山设立的阻遏西晋水师的防线。这条防线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在巫山峡谷水域之中，吴彦在江面险要的地方打了不少大木桩，钉上大铁链，把大江拦腰截住，又把一丈多高的铁锥安在水面下。王濬的无敌舰队，就好像一群面临冰山的泰坦尼克。在“冰山”面前，王濬早有办法，他很懂水力学。对那些等着扎战船的铁锥子，他准备了大批竹筏，进攻的时候，先放竹筏子，竹筏子被铁锥扎到后，会卡在铁锥上，这样强大的水流就可以把竹筏以及卡住的铁锥一起冲走。这一招立竿见影，上千锋利的铁锥，一下子被竹筏连带着冲得无影无踪。至于铁锁链就更好办了，王濬在木筏上架着一个个很大的火炬，这些火炬都灌足了麻油，一点就着。他让这些装着大火炬的木筏驶在战船前面，遇到铁链，就烧起熊熊大火，时间一长，那些铁链铁锁都被烧断了。东吴煞费苦心构筑的防线，就这么化为乌有，王濬的东进之路，至此已经一马平川。
一马平川以后，就是势如破竹。公元280年正月，王濬攻克了东吴的重镇宜昌，俘虏了东吴的镇南将军留宪。这场战斗的过程让人啼笑皆非，当大群西晋战舰抵达宜昌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的东吴军队，居然一下子都吓傻了，半点反应都没做出来，就眼睁睁地看着西晋军队拿下了城池。二月，王濬又占领了湖北松滋，俘虏了东吴监军陆晏。他打胜仗的时候，其他五路大军的进程都不顺利，遭到了东吴军队的节节抵抗，正是相持的阶段，这时候王濬的胜利，恰好成为压倒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东吴的防线一下子全崩溃了。随后王濬与另一路大军胡奋部会师，连续拿下了夏口和武昌。所过之处，士气尽丧的东吴军队，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只要看到“王”字战旗，不是投降就是逃跑。
王濬的节节胜利，对于西晋南下的整个战局，是有决定意义的，原因就在于“长江天险”四个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盘踞江南的政权可以得到保存，主要凭借的就是长江的地理优势。这个地理优势有个前提，就是江南地区要有相邻的荆襄地区的庇护，两者互为唇齿，一旦一方有失，另一方的地理天险也就荡然无存。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当年曹操南伐东吴前，为什么先要讨伐荆州地区的刘表，在荆州沦陷后，为什么当时东吴投降派的声浪这么高。但那个时候东吴有周瑜，王濬时候的东吴，已经是王朝的末期了。在扫平了整个荆州地区之后，王濬的部队早已疲惫不堪，其他各路大军也已经逼近建康，这个时候王濬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东进，抢占建康，二是原地休整，等待增援。当时王濬的部队，都倾向于第二种，毕竟部队占领荆州，已经完成了先前的作战任务，休息理所应当。王濬深知战争没有结束，就像他对部下说的，这时候东吴在建康还有不少兵力，如果我们停顿不前，他们一旦立住阵脚，攻克建康就难了。
在他的坚持下，部队继续东进，向建康进发。估计连王濬自己也没想到，这次进军有意外收获。因为他突进得太快，他的军队比其他几路大军更快逼近了建康。闻听王濬杀来后，此时的孙皓手里还有几万兵马，如果用来守建康，说不定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但急红了眼的孙皓不由分说，立刻派大将张象主动出击，迎战王濬。张象出兵后，亲眼目睹了王濬的水师，面对王濬高大到恐怖的楼船，张象立刻被吓破了胆，当场决定投降，结果孙皓的最后一点家底就这么投降了，走投无路的孙皓只能向各路晋军送上降表。消息传来，原本进军缓慢的各路部队纷纷向建康开进，谁都想要平定东吴这个大功，却让王濬占了便宜。他是坐船走的，速度比其他几路人马都快。公元280年，王濬开进了建康城，东吴国主孙皓带领太子以及百官，在王濬的军营门口被反绑双手，让人抬着一口棺材向王濬投降。这是中国古代国君们约定俗成的投降仪式。格局分裂的三国时代，从此就结束了。
东吴投降之后，王濬以“灭吴第一人”的大功，成为西晋统一战争的第一功臣，但是他并不飘飘然，进入建康城之前，王濬就严明纪律，令部队与百姓秋毫无犯。进入建康城后，王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盘查了吴国皇宫里的图册典籍，封存好东吴的府库，等待朝廷派官员来接管。西晋的灭吴战争，一共得到了东吴的4个州，共计43个郡，312个县，523000户百姓，除了早期零星的战争外，江南地区的经济民生并没有因此遭到破坏。这看似很平常，但在当时却有重要意义，西晋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确保将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减到最小。
在西晋之前，中原政权用武力统一江南，一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战国末期秦国灭掉楚国，另一次是西汉初期刘邦平定江东。这两次都遭到江南当地剧烈的反抗，对江南经济造成很大破坏。王濬兵不血刃取下江南，开创了一个历史奇迹，在之后大多数中原政权统一南方的战争里，这样的奇迹也被后来人一次次重演了下去。
立下奇功的王濬，在战后得到了司马炎的表彰，被司马炎赞叹为“灭吴第一功臣”。但是在其他各路将领看来，王濬的所谓战功，更像是捡便宜，毕竟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已经轻轻松松地开进建康城了。许多人也因此心里不平衡，其中最不平衡的，就是在荆州和王濬并肩战斗过的王浑，这个王浑做事和他的名字一样，非常“混”。本来他的军队距离建康比王濬近得多，他付出了惨重伤亡击败了东吴主力军孙震部，因此私心大起，很想保存实力，在当地止步不前并且纵兵抢掠，发了不少战争财，没想到被王濬抓住机会抢先进入了建康城。事后大呼上当的王浑，就对王濬妒火中烧。在王濬初入建康城的时候，王浑竟然想发动兵变，吞并王濬部，不过他混却不傻，见识了王濬强大的军事力量后，只好硬生生地把这口气憋了回去。偏偏王濬也给两人的关系“火上浇油”，按照司马炎战前的布置，王濬是要受王浑节制的，王濬却不买账。
王濬东进初期，王浑曾经以“领导”的名义，让王濬来自己的军中议事，王濬以风大，船不容易停泊为由拒绝从命。以王濬硬派的性格，王浑这种混人自然是指挥不了的。如此一来，私怨加妒忌，让王浑开始上蹿下跳了。他先是诬告王濬纵兵抢掠，祸害地方（其实大部分“罪状”都是王浑经常干的），王濬也不是一个能吃亏的人，立刻写了奏章驳斥。在晋武帝面前，两人当场对质，王濬不但能打更能骂，一串连珠炮弹把王浑骂得体无完肤。晋武帝深知王濬大功，赶快和了稀泥，加封王濬为辅国大将军，他还专门为王濬设了一个新官职——步兵校尉。这就相当于是西晋王朝的“陆军总长”，可谓荣宠到了极点。虽然如此，王濬并不满足，因为一直诬告他的王浑也封官了，先前一直是南征反对派的贾充，在战争中的表现惨不忍睹，事后竟然也因为平南大功被封赏。如果是别人，也就不会计较，换成王濬，想让他不计较是不可能的。
灭吴后的王濬，经常在各种宴会上口出怨言，抱怨司马炎赏罚不公。如果碰上刘邦、朱元璋这类的帝王，王濬恐怕要搭上性命了，但司马炎为人宽厚，并没有和王濬计较太多。王濬的亲信范通很有远见，多次劝说王濬要谦虚待人，不要恃宠自傲，起初王濬不以为然，范通一句“公以为自比韩信，如何”，总算让王濬一下子醒悟了。这之后的王浑，一直没有停止对王濬的中伤，王濬大多是小心提防，不再睚眦必报。
王濬的遭遇，在当时也得到了许多世家大族的同情，比如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傅康等人，都曾上奏抱怨司马炎赏罚不公。外加王濬这时候已经醒悟到“兔死狗烹”的道理，开始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他的官职也节节攀升，平吴后没几年，就已经成为西晋的“抚军大将军”，可谓是西晋军中的第一人。不过这时候的王濬，已经不再有青年时期的勃勃进取之心，反而重拾“二世祖”本色，晚年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经营家族产业以及游宴玩乐上，还经常参与当时世家大族之间的“斗富”。公元285年，80岁的王濬与世长辞。500多年后，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其名作《西塞山怀古》中歌颂了王濬的功劳，其中“金陵王气黯然收”一句，从此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统一南方的最佳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