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北魏末期的中原大动乱
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一个强大封建王朝的衰落和灭亡，都是从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开始的。比如两汉的灭亡，起源于其末期的农民起义；后来北宋的灭亡，也是方腊起义敲响了丧钟（水浒属于小说不算），之后的元朝灭亡，源于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明朝的灭亡，起于席卷全国的明末农民战争；清王朝的灭亡，同样以太平天国为开始。农民起义，很少能够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却能够把一个没落的王朝，折腾到奄奄一息。
在南北朝时代，强大一时的北魏王朝，似乎也缔造了一个奇迹，他们曾经横扫北方，所向无敌，甚至一度深入到江南，险些灭掉盘踞南方的南朝。之后经过魏孝文帝改革，他们迅速转型，得到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并且一度缔造出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明。然而，魏孝文帝过世后仅仅数代，北魏拓跋家族就迅速走向了崩溃和灭亡，先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又相继被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枭雄们挟持，成为任军阀玩弄的傀儡，统一的中国北方，再度陷入长时间的割据和战乱中，这一切的起源，就是北魏后期的六镇军人大起义。
说到六镇军人大起义，我们不得不问，北魏是怎样走向衰落的。事实上，北魏衰落的直接原因，与著名的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不无关系。
一
说起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历代的史家，大多是以褒奖居多。事实确实如此，从长远的利益来看，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消弭了北方的民族界限，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让鲜卑族的进取精神融入汉民族的血液之中，更让中国北方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蓬勃发展，这一切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都是善莫大焉。毫不夸张地说，南北朝之后的大隋与盛唐两大盛世，都是由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所奠基。
但是过犹不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如此。就北魏王朝的发展来说，魏孝文帝的改革，虽然让整个中华民族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受益匪浅，但是它的负面作用，很快就被北魏王朝所承受。而究其原因，却只有一个：魏孝文帝搞过了。
魏孝文帝当年的汉化改革，从公元490年，著名的“文明冯太后”去世后开始的。其实在这之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后，北魏皇朝的汉化过程就一直在延续着。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他本人就是一个饱读汉族儒家典籍成长起来的青年，对汉文化的倾慕，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他的为人处世，也完全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比如在太后过世之后，他按照儒家的规矩守孝，数日不进一餐，有大臣劝说他按照鲜卑族的礼节来守孝，他断然拒绝。而且在守孝的诏书上，就已经写明之后的执政纲领“轻武略，重文教”。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汉化改革，从这时候起就山雨欲来风满楼。
进行汉化改革，当然不仅仅因为魏孝文帝个人爱好，在当时的局势下，北魏最大的威胁，就是南朝政权。此时的南朝，在刘宋和南齐两代之后，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发生了不少流血冲突，但是南朝政权的实力上涨，几十年来一直未停，多年以来，南朝因为相对安定，外加是“正统”政权，一直是北方汉人心仪的对象。比如宋文帝北伐的时候，河南当地的老百姓箪食壶浆迎接北伐军队，可以说当时许多北方的汉族百姓，对于南朝政权都向往不已。在北魏建国之后，虽然订立了苛刻的法律，阻止北方汉人逃奔南方，但是大规模的逃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北方人口锐减，南方人口激增。而南朝历代虽然战乱不少，但是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这段时期是中国南方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时期，南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迅速上涨，已然有压倒北方之势。如果北魏王朝在统治政策和民族政策上不能做出调整，假以时日，被南朝北伐平灭是很可能的事。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元末时期朱元璋的北伐，在北方阶级矛盾深重的情况下，仅仅占有长江沿线的朱元璋，就可以用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跑强大一时的元王朝。可以想见，如果不能调整统治政策，这样的命运，很可能会提前上演到北魏王朝上。
所以在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之后，他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怎样争取北方汉人的民心，尤其是北方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北魏历史上，最早与北方世家大族是有合作关系的，但是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一场株连甚广的崔浩案，它使整个北方世家大族，与北魏拓跋王朝之间的关系都降到了冰点。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极力修复与北方世家大族的裂痕，但是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了整个世家大族举家逃亡南方的事情。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整个北方统治阶层的中间力量，很有可能被完全抽空，如果是那样，北魏王朝也就将不复存在了。
所以当后世许多人都在赞叹拓跋宏“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整个北魏王朝的逐渐汉化，是一个北魏王朝从建立开始就在延续的过程。而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则是北魏王朝发展到拓跋宏这一代，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做出来的选择。无论这时期的当政者是谁，只要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这方面，都不得不有所动作，因为这是关系着整个政权生存的大事。
所以拓跋宏亲政之后，大规模的改革随即开始了。首先是公元492年，拓跋宏通过讨论“轮次”，确立了北魏政权的合法性。所谓的讨论“轮次”，就是认定北魏是继承了西晋政权的“正统”，这种行为自五胡十六国以来，可以说是首次。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帝王，重视自己统治中原的合法性，他们往往认为，占有了就是自己的。但是北魏不一样，拓跋宏认定了整个北魏王朝，是代表中原王朝正统的王朝，也就认定了鲜卑民族不再是外来民族，而是生活在这个中原大地的本土民族。这是北魏笼络中原士族的重要一环，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往往采取相同的方式，来确立自己入主中原的合法性。
仅有“合法性”显然不够，拓跋宏的另外一步，就是迁都。比起简单的“继承”来，迁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迁都牵涉到整个北魏皇族的集体利益。牵涉利益纠葛多，阻力也就大，连拓跋宏的儿子太子拓跋恂也反对这个主张。北魏的都城原先在山西平城，这里是北魏的边境，是防御北方柔然民族入侵的重镇，常年战乱比较多，北魏在这里驻扎边兵，防备柔然入侵，长期以来地位甚高。统帅当地军队的军阀，也在北魏朝廷有着崇高的地位，压过文臣以及士族们一头，一旦迁都，这些原本国家柱石的军人们，地位必然会边缘化。为了迁都，拓跋宏费尽心思，以南征为由，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将整个中央机构以及精锐部队全都带走，然后在满朝文武的反对下，大军来到了洛阳，在大臣的苦苦劝说下，拓跋宏以迁都作为条件，换取答应大臣们的撤兵请求，两害相较取其轻下，大臣们只能应允了，这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也就完成了关键一步。之后魏孝文帝开始了全盘汉化的过程，包括从拓跋家族开始，带头改汉姓，要求鲜卑贵族穿汉族衣服，改用汉族文字，全国30岁以下的鲜卑人必须要学会汉语。政府的官方语言也变成了汉语，同时大行文治，提高文官的权力和地位，削弱武将的权力。对他从北方带来的精锐军队，他采取均田制的方式，划拨土地给他们耕种，让他们转化为农耕生活。如此种种，整个北魏王朝，从一个军事化的封建政权，变成了一个崇尚文治的文明国家，在他改革后不到10年，北魏王朝上下，鲜卑族士族和汉族士族之间，已经互通有无，不但贵族之间互相通婚，平民百姓间的往来也日益频繁，民族之间的鸿沟日益消弭。北魏的统治，也转向了重视农耕生产，鼓励农业发展，著名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是在这时期全国推广开来，北魏的国力迅速增长，人口迅速增加，经济日益繁荣，国势蒸蒸日上。魏孝文帝想通过汉化改革，提升整个北魏的实力，并且能够真正消弭南北之间的民族鸿沟，为他将来统一南北做准备。在他完成了改革的初级目的之后，公元499年，魏孝文帝发兵攻打南方齐朝，在战争失败后病逝，年仅33岁。
带着遗憾病逝的魏孝文帝没有想到，在他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中，仅仅因为两个小小的疏漏，就为整个北魏王朝的衰落甚至灭亡埋下了祸根。
二
魏孝文帝的第一个疏漏，就是对当时北魏军权的控制。
在魏孝文帝时代，对于军权的控制，采取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方式，一方面划拨农民土地，再由农民供养士兵。与此同时，他从北方带来的15万精锐军队，被他整编成禁卫军，在河南地区安定下来，成为拱卫政权的主要力量，他以为通过这些措施，就可以让北魏皇室牢牢地把握住大权，在他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他错了一点：这些原本在北方边境战无不胜的精锐，一旦进入富庶的汉地，特别是在中原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加上长期以来的和平生活，战斗力退化是必然的，也许这些军队的第一代，尚且能够保留尚武精神，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会渐渐地磨灭掉祖先的血性，沉迷于享乐的生活。在怎样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上，魏孝文帝并没有做太多的安排，或许他也来不及做安排，毕竟他只活了33岁。
魏孝文帝来不及做安排，历史的发展却替他做出了安排。原本被他留在北方防备柔然入侵的鲜卑军队，因为改革的推行，其地位已经被完全的边缘化。这些军人的待遇和地位，比起跟随魏孝文帝进入中央的军队来，可谓千差万别，人比人气死人，这些人不愤怒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北魏转向农耕经济之后，国家建立了完备的农业生产发展体系，原本以游牧和战斗为生的边境鲜卑族士兵，生活陷入困顿是必然的，反抗的种子，也就因此而种下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防备柔然民族的“六镇”，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军队的强悍战斗力一直保持了下去，相反北魏王朝所依靠的禁军，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早已经变得腐化不堪，这样的局面，好比是唐朝安史之乱前的“外重内轻”，一旦发生反叛和兵变，情势都是非常危险的。
北魏孝文帝的另一个疏漏，就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北魏王朝，特别是北魏的皇族，会在汉化改革之后迅速腐化堕落下去。不但鲜卑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荡然无存，甚至其荒淫奢侈，比起素来腐化的汉族士族阶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拓跋宏新营建的洛阳都城里，最早迁都的时候，洛阳城里居住的鲜卑人，不过有2000多人，但到了拓跋宏去世的时候，就已经激增到了1万多人。其中主要就是在汉化改革中受益的鲜卑文官阶层以及贵族阶层们，这些人通过封建化的经济改革尝到了甜头，成为北魏迅速崛起的暴富一族。而西晋、东晋时期臭名昭著的奢靡之风，也很快在北魏王朝重演了：比如高阳王元庸的住宅，和皇宫一样豪华，他一顿饭的花销就有数万钱，已经赶上了西晋司马炎统治时期的那些权贵们。河间王元辰喜欢和人攀富，他的家中养着骏马近百匹，大部分都是从波斯以及东罗马购买来的，家里喂马用的马槽都是黄金做的，他每次召集王公大臣们饮宴，用的器具都是黄金宝石打制的，甚至还包括从中亚购买来的玛瑙、珍珠器具。元辰有时候还经常痛惜，恨自己和西晋大富豪石崇没有生在一个年代，要不然非要和这个西晋首富好好地比比谁有钱。另外一位王爷元戎，见元辰家比自己有钱，回家后竟然气得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天天念叨：凭什么他家比我家有钱。
这样的一个朝廷，腐化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不但王族如此，甚至母仪天下的太后也如此，比如北魏的胡太后，在洛阳建了一座佛寺，大小1000多间屋子，花销就有200多万钱。这个佛寺的每一扇门，都是用纯金打造的，甚至佛像上面还镶有珍珠钻石，一丈八的佛像100多个，全都是用黄金来铸造。当然这时期也留下了经典的文明成就，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造，虽然为后世留下了文化遗产，但是在当时，却是虚耗国力。
奢靡之风如此之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整个国家的迅速腐化。比如在魏孝文帝的儿子北魏宣帝在位的时候，当时的老百姓就讽刺，政府管理人事调动的吏部，已经成了卖官的市场，在当时的民谣中，被讽刺为“市曹”。比如魏孝文帝死后仅6年，北魏的官职就有了明确的价码：比如大郡，在当时的价格是2000匹绢，次郡1000匹，下郡500匹，到了公元519年崔亮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这几个官职的标价已经上涨了3倍，连下郡的官职，都已经涨到了1500匹。买官的时候花钱越多，当官后自然捞得更多，北魏的贪污情况，连北魏的统治者都心知肚明。一度执掌北魏国家政权的胡太后，在河间王元甚做定州刺史的时候，就曾经说“这个人很贪，就差把当地的王宫给搬来了”。由此可见此时北魏腐败之深。
北魏的腐败，自然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胡太后当政的时候，北魏老百姓的赋税激增，一个农民要上交的赋税，比魏孝文帝时期已经增加了近8倍。北魏的许多皇族，更热衷于从事高利贷生意，放贷给农民收取高利息，这样的结果，自然让老百姓的苦难越来越深。
相比之下，苦难更深的，却是此时镇守北方的六镇军人们。
我们前面不断地提到六镇，在这里，对六镇作一个详细的解释。北魏从南下中原开始，北方始终面临着的威胁柔然。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曾经发动过大规模的北伐战争，一度把柔然打得奄奄一息，但是当时的魏太武帝拓跋焘，急于进行南伐刘宋的战争，所以在即将歼灭柔然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收兵南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当时遭到沉重打击的柔然，保留了复兴的元气，到了公元490年魏孝文帝迁都的时候，柔然已经成为了北魏的巨大威胁。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柔然经常侵扰北魏的北方边境，甚至多次威胁到国都平城，为了让国都有一个安稳的环境，因此才选择了迁都。为了防御柔然的进攻，北魏在平城以北，修筑了一条2000余里的长城，后来又在延边要害的地方，广泛地修筑军事据点，这些据点的名字，就叫做镇，最著名的六个掌握要害的军事据点，就是所谓的“六镇”，包括怀朔镇、武川镇、复明镇、柔轩镇、槐黄镇、沃野镇。这六个镇，是北魏防御柔然南下的要冲，在北魏定都平城期间，驻守六镇的军队，是北魏最精锐的军队，因为有守卫国都的重任，他们的待遇，相当于当时北魏的禁军，统军的军官都是鲜卑族贵族，在北魏军中有着世袭崇高的地位，士兵们也有非常高的待遇。从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北魏皇族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历代皇帝每年都要巡视六镇，封赏六镇的士兵将领们，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时候，既然国都都迁了，这个规矩当然也就名存实亡了。
在北魏迁都之后，原本占有重要地位的六镇，也就成了被国家遗忘的角落，特别是随着北魏均田制、租庸调制等政策的实行，原先享受免税特权的边境士兵们，也要和内地的平民一样，履行完粮纳税的任务，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待遇日益低下，生活日益贫困。而世袭带兵的当地将领们，他们早年都是鲜卑民族的老牌贵族，世代有崇高的声望，因为迁都，他们的身份被边缘化了，心理的落差和生活状况的改变，也使他们心生怨气。最让六镇军队失望的是，在北魏迁都之前，因为六镇拱卫平城的意义，六镇的军人一旦在战争中立功，很有可能得到提拔，甚至会得到机会进入中央为官，但随着北魏的迁都，这个机会也就不复存在了。北魏从魏孝文帝开始重文治，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军人们辛苦打仗，得到的利益却微乎其微，他们偏偏手中又掌握着武器，这自然成了北魏北方的一颗定时炸弹。
北魏政府这时期做的事情，相当于给这颗炸弹加火。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对于普通的鲜卑族士兵来说，能够进入六镇效力，哪怕成为六镇中一个普通的士兵，都是鲜卑族人无上的光荣。六镇戍边的机会，原本是鲜卑人挤破头皮争抢的，后来随着北魏的迁都，六镇的身份自然越来越不值钱，士兵也经常逃亡。北魏为了巩固北方防御，没有想过去改变六镇军人的地位和生活，相反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在内地搜罗罪犯，发配到六镇去充军，用来充实六镇的边防。后来挟持北魏皇帝，把持东魏政权的一代枭雄高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发配到怀朔镇的，后来却成了北魏政权的掘墓人之一。
北魏政治的腐败，也连带着影响到了六镇。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六镇军官阶层的腐败，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带兵将领们，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就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了捞钱。比如北魏在迁都之后，也在六镇实行均田制，给六镇军人分配土地，但是这些土地大都被六镇的军官侵占了，原本应该拥有土地的士兵们，大都沦落成了农奴。这样的地方有谁愿意待？结果，大量的士兵纷纷逃亡，也有士兵选择了起义，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病逝后仅仅1个月，即公元499年，六镇中的沃野镇，就爆发了当地高车族的起义，这场起义虽然迅速被北魏镇压，却为之后大规模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真正导致北魏六镇大起义的导火索，是发生在公元523年的柔然入侵事件。在这一年的春天，长期威胁北魏的柔然民族，发动了对六镇大规模的侵扰，这次侵扰柔然人动用了精锐骑兵近10万人，一路狂扫六镇。六镇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整个六镇，士兵的缺编高达一半，将领纷纷临阵脱逃，这样的军队又怎能抵抗敌人的入侵？结果柔然肆虐六镇，掳掠人口数万人，牲畜上百万头，可谓满载而归，尤其让北魏丢人的是，连北魏派驻在六镇的最高军事长官元俘也被柔然人掳走，如此奇耻大辱，自然引发了北魏朝廷的震怒。这时候的北魏朝廷，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认定是六镇官兵无能，竟然下令停发六镇官兵的口粮。要知道当时的六镇，刚刚经历过柔然的兵灾，物资损失极其严重，正是应该发粮食赈灾的时候，北魏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简直就是逼六镇军人造反，原本已经对北魏政府满腹怨气的士兵们，也就不得不反了。
六镇造反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先是槐黄镇的士兵们请求当地长官于景发放口粮，被于景拒绝，逼上绝路的士兵们杀死了于景，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一下子就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整个六镇一股脑地全造反了。其中沃野镇的匈奴士兵破六韩拔陵带领士兵们杀死镇守将领，自称为“真王”，正式和北魏朝廷分庭抗礼。这支起义军的成分非常复杂，主要以匈奴族和汉族为主，成员大多是在内地犯罪被充军到这里的罪犯。他们的声势也非常大，一下子攻占了沃野镇，并取得了其他几个镇的支持，成为众多造反军队中最强大的一支。次年，高平镇的士兵赫连恩杀死镇将，扯起了反旗，这支造反军队，就是当年建立大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后裔，这一次可谓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六镇的造反，在整个北魏的北方，引发了连锁反应，魏孝文帝改革的繁华中隐藏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连山西太行山区的丁零人也造反了，这些丁零人一直作为奴隶，在太行山脉生活，这时候在他们的首领刘升的带领下举兵起事。这支起义军的构成很有意思，造反的领导人是丁零人，但是几万造反军队中，丁零人只有几千人，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多年来逃亡到这里的汉族农民。结合破六韩拔陵的起义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北魏六镇大起义，绝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民族矛盾”，莫核心矛盾还是阶级矛盾，这是一场北魏各民族被压迫民众，反抗整个北魏朝廷的抗暴运动。
这场起义之所以动静这么大，和北魏的腐败不无关系。起义军所到之处，当地的镇守官员无不望风而逃，原先百战百胜的北魏军队，此时早已经不堪一击。破六韩拔陵在起事之后，先攻克了怀朔镇，杀掉了当地的守将，然后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会战中，将北魏从河南调来的中央军打得全军覆没。养尊处优的北魏内地军队，此时已经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了。在连战连败之下，北魏政府不惜做出了“卖国”的决定，即请求北方的柔然出兵，帮助北魏镇压六镇，这是一个很有讽刺效果的事，邀请自己的敌人，来帮助自己镇压原本用来保卫自己的军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这恐怕是很荒唐的一次。但“荒唐”很快有了效果，公元525年，柔然集中了10万大军，对北魏六镇破六韩拔陵部发动了猛攻，在柔然精锐骑兵的打击下，破六韩拔陵最终不敌，在五原打了一个大败仗，之后北魏的中央军又和柔然人前后夹击，最终迫使破六韩拔陵崩溃，六镇20万人被俘，破六韩拔陵在兵败后下落不明，持续两年零四个月的北魏六镇起义失败了。
三
在北魏六镇起义失败之后，北魏很快就变了脸。在起义进行时，为了分化瓦解起义军，北魏曾经承诺，给予所有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平民待遇，并且分配土地，划分地区让他们安居，但是在20万起义军被俘之后，北魏却立刻食言了。20万起义军被分别迁移到河北地区，北魏用河北当地的鲜卑族驻军进行监视，他们依然过着农奴一样的生活。北魏认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控制住这些人，让他们不再作乱，实际的效果，却是以火浇油。
六镇起义的主要民族，是长期遭到北魏压迫的匈奴族和高车族，兼有部分汉族和鲜卑族，但是北魏派去监视他们的军队，却是镇守河北地区的鲜卑族军队。北魏大概忘记了，和六镇的军人一样，河北边镇的鲜卑族军队，也同样长期遭受着沉重的压迫，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一点也不比六镇军人轻，在河北鲜卑族士兵的心中，六镇起义的轰轰烈烈，无疑会激起他们心中的共鸣。而北魏政府的背信弃义，也早就激发了六镇降兵心中的怒火，他们自然会后悔自己当初投降北魏的决定，一场新暴乱的风云再起，是注定会到来的。
结果，就在六镇降兵迁移到河北后6个月，即公元525年的八月，北魏的北方起义风云再起，这次的主角，换成了当年破六韩拨陵的重要部将杜洛周。他是柔玄镇的镇兵，参加过六镇大起义，而与此同时，五原降兵鲜于修礼也揭竿而起。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起义规模比当年更大，因为负责监视六镇降兵的鲜卑军队也参加了，而且很快成为了战争的主体。在之后的3年里，起义军相继占领了幽州、定州、瀛洲、沧州等地区，北魏的整个河北省完全沦落到了起义军之手。之所以沦陷得这么快，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基本上没有打几场，固定的剧本，就是起义军到来，当地的守军投降，然后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里，这支起义军一度号称100万，实际的兵力也不下30万。而且主要人员，已经从早年的六镇多民族，转变成这时期的河北鲜卑族为主。
起义的延续以及起义军的政策，也对整个北魏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省的主要统治机构，就是那些汉族的世家大族，在这场大起义面前，起义军主要采取了杀戮士族泄愤的政策，这引起了士族们强烈的反抗，特别是汉族士族们，往往散尽家财招募乡勇来自保。河北的高家更是募集了万人的汉族军队，对抗起义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高家汉军，不但发展壮大，后来还成为了高欢建立东魏的主力军。也有一些汉族士族，在和起义军作战失败后，调转枪头，率军南下，到河南地区去和鲜卑士族争夺地盘，这样一来，整个北方就打成了一锅粥。作为这场动乱主角的起义军，也在起义过程里发生了分化，首先是率先起义的杜洛周，他是鲜卑下层军官出身，在起义过程里，他采取的主要政策就是杀戮世家大族，但是招募世家大族统治下的平民为官。而鲜于修礼是丁零人，他对于压迫丁零的鲜卑世家大族切齿痛恨，被他抓到的地主一般不能幸免。比较特殊的是葛荣，这个人是镇将出身，也是鲜卑族，但是在3个领袖中，他的目光最为长远，知道去笼络当地的名门望族。3个人不同的方式，也招来了不同的结果：最先成为领袖的鲜于修礼，被北魏收买的间谍暗杀，之后继承领袖地位的杜洛周，死在了战友葛荣的手里，葛荣掌握起义军大权后，采取了有别于前面几位领袖的做法，他热情邀请河北当地的大族出来为他效力，并把女儿嫁给了河北大族杨家，企图笼络当地士族。但是在对手下士兵的约束上，葛荣做得很不好，他的士兵们依然延续着之前起义军的政策，这样一来，北方的士族也就不可能支持他，而得不到支持的葛荣，也就不能持久。葛荣时代，起义军发展到了极盛，一度有30万人。到了公元528年，羯族军阀尔朱荣篡夺了北魏的政权，架空了北魏的皇帝，如果这时候的葛荣可以趁机南下，是很有可能一举平灭北魏的，但是葛荣没有这样做，相反一直在河北地区流动作战，攻打当地世家大族的堡垒。获得喘息的尔朱荣，随机发动了对葛荣的进攻，在著名的邺城之战中，尔朱荣仅用了7000骑兵，就击败了葛荣的几十万主力军队，葛荣被俘身死，轰轰烈烈的北魏大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镇压了北魏大起义的尔朱荣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场胜利中，一个投奔他的葛荣部将领，最后却毁灭了尔朱氏整个家族，他就是东魏的开创者，一代枭雄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