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逃亡进行时

肃宗登基

燕军攻克潼关后，安禄山压根就没料到玄宗会在第一时间逃跑。他以为燕军与唐军在长安必有一场恶战，所以不敢贸然进攻，而是命崔乾祐暂守潼关，等待大军集结。

直到崔光远的儿子揣着降表屁颠屁颠地跑到洛阳时，安禄山才得知：原来玄宗早就撒丫子逃跑了，而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安禄山不禁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他完全没想到，李隆基竟然是如此怯懦的一个人，更没想到长安会如此轻易地落入自己手中！

随后，安禄山即命心腹大将孙孝哲、中书令张通儒率军前去接收。

天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亦即玄宗逃亡的十天之后，燕军兵不血刃地占据了长安。安禄山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旧让崔光远担任京兆尹，命将领安忠顺率兵进驻皇宫御苑，同时让孙孝哲统御关中诸将。由于孙孝哲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所以燕朝的文武将吏都对他忌惮三分，连宰相兼西京留守张通儒也不得不受他节制。

长安既然落入孙孝哲这种武夫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的日子，凡是跟随玄宗逃亡的那些公侯将相，其滞留长安的家眷全都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无论男女老幼均被砍杀，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燕军士兵在长安城中日夜搜捕，每天都会抓获一批李唐朝廷的文武官员，以及藏匿在宫外的妃嫔、宦官和宫女。那些日子，天天都有数百辆囚车被全副武装的燕军士兵从长安押解到洛阳。囚车上的男男女女有的哭号，有的哀求，有的拼命咒骂，有的一脸麻木，可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眼中却都写着相同的两个字：绝望。

当然，长安城中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会被押上囚车，更不会感到绝望的。

他们就是变节者。

为首的是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

自从杨国忠当权后，陈希烈就靠边站了，所以一直对玄宗怀恨在心；而驸马张垍曾得到玄宗的口头承诺，说要封他为宰相，结果始终没有兑现，因而也是牢骚满腹。对于这样一些旧政权的失意者来说，长安沦陷非但不是一种灾难，反而是他们咸鱼翻身、扬眉吐气的良机。所以，燕军一进入长安，他们便忙不迭地跑去向新朝廷宣誓效忠，毫不犹豫地当了“唐奸”。

不过，这唐奸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像陈希烈、张垍之流，都是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安禄山需要他们来为新朝做广告，让人们对李唐王朝死心，所以才会接纳他们。换句话说，想当唐奸也是要有资格的，假如没什么利用价值，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囚车和铡刀。

对于陈希烈、张垍等人的“弃暗投明”之举，安禄山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即任命他们为燕朝宰相。此外，还有一些较具声望的李唐朝臣和在野名士，也都被安禄山授予了相应的官职。

转眼间，安禄山就在长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朝廷，大明宫的城楼上插满了燕朝的旗帜。

这是大唐立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丢掉帝京长安，第一次被人剜掉了政治心脏。

然而，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宫的城楼上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插上不同颜色的旗帜，而那些旗帜也将一次又一次地刺痛李唐臣民的目光。

此刻，距安禄山范阳起兵不过八个月，燕朝已然据有两京，且“西胁汧、陇（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南侵江、汉（华中地区），北割河东（河北、山西）之半”，俨然已经占据了李唐的半壁江山。

安禄山似乎有理由相信，那残余的另外半壁，很快也将落入他的手中。可事实证明，安禄山不会得逞。

因为他的野心虽然很大，但是他的格局却和他的野心不成正比。

史称燕军占据长安后，“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无论是安禄山本人，还是他麾下的文武将吏，都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缺乏一种包容四海、抚驭万民的气魄和胸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禄山即便登基称帝了，也肯定成不了真正的统治者。

即便他占据了东、西两京和李唐的半壁江山，也终究只是一个拥兵割地的草头王。

在他心中，只有地盘，没有天下；只有权谋，没有政治；只有霸术，没有王道！

所以，很快我们就将看到，入据长安非但不是安禄山走向胜利的一个标志，反而是他步入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正当燕军在长安日夜纵酒、纸醉金迷的时候，玄宗一行已经越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河池（今陕西凤县）。同日，剑南副节度使崔圆也带着奏表赶到河池迎接圣驾。他的奏表洋洋洒洒，但中心思想只有八个字：“蜀土丰稔，甲兵全盛。”玄宗龙颜大悦，当场擢升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在河池休整数日后，玄宗便在崔圆的护卫下启程入蜀。

差不多与玄宗入蜀同时，太子李亨也已到达平凉（今宁夏固县），进入了朔方的辖区。朔方留后杜鸿渐得到消息，当即敏锐地意识到——太子分兵北上，自立门户的意图非常明显，这种时候，只要把太子迎到朔方，并拥戴太子即位，自己就能成为新朝的首功之臣。

他喜不自胜地对左右说：“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随后，杜鸿渐即刻派人赶赴平凉，向李亨呈上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草、布帛及各种军用物资的储备情况。数日后，杜鸿渐又亲自到平凉迎接李亨，说：“朔方军乃天下劲旅，如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都在坚守，等待着复兴的时刻。殿下只要前往灵武（朔方治所），训练军队，同时传檄四方，聚拢人心，讨平逆贼指日可待。”

应该说，从马嵬驿北上时，李亨对于朔方将吏的忠诚度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四方郡县仍在坚守的固然不少，可开门降贼或弃城而逃的恐怕更多！尤其是从长安出来的这一路上，所见所闻无不让李亨感到心寒。这些日子以来，李亨的内心其实一直被悲观和怀疑的阴云所笼罩。正因为此，几天前路过新平和安定时，他才会愤然杀掉那两个贪生怕死的太守。与其说李亨这么做是在维护朝纲、杀一儆百，还不如说他是在发泄内心的抑郁和愤懑。

不过现在，李亨总算感到了些许欣慰。

因为杜鸿渐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忠诚实在超乎他的意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连日来悲观郁闷的心情，同时也增强了他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七月九日，在杜鸿渐的陪同下，李亨一行终于安全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西南）。

可是，刚一到灵武，有一件事就引起了李亨的不快。

原来，杜鸿渐在得到太子抵达平凉的消息时，就已经吩咐属下设置了一座行宫，里面的装饰、器物、帷帐等等，全部仿造长安皇宫，搞得相当奢华。李亨抵达灵武后，每顿膳食也都备足了山珍海味和美酒佳肴，其规格和排场几乎不亚于天子御膳。

在李亨看来，杜鸿渐这么搞实在是太离谱了。

国难当头之际，你搞这么多花样干吗？这显然违背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利于李亨收揽人心；其次，你杜鸿渐想拍马屁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拍得这么没有技术含量啊！你就不能务实一点，别玩这些虚的？

李亨很生气，随即命杜鸿渐把这些没用的花架子通通撤除了。

李亨不想要花架子，是因为他想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皇位，就是他已经渴望了整整十八年的天子之位。

从个人角度来讲，李亨已经四十六岁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蹉跎了；从当时的整个天下大势来看，李亨也必须当这个皇帝。如果不当皇帝，李亨就没有资格号令四方，没有资格领导李唐的臣民们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平叛战争！

可是，尽管玄宗在长安和马嵬驿先后有过几次口头上的传位之命，可那毕竟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正式的传位诏书。在此情况下，李亨如果在灵武自行即位，就有“擅立”之嫌，根本不具备权力交接的合法性，也严重违背了古代的伦理纲常，足以遭致“不忠不孝、无君无父”的骂名。

因此，李亨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杜鸿渐给他搞的这些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拥立和劝进！

虽然这样子坐上大位显得合法性不足，但李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现在只能先把号令天下的旗帜立起来，至于那些合法性的东西，以后再找机会慢慢弥补。

先上车，后补票！

杜鸿渐把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着实尴尬了几天，可他这个人很聪明，马上就意识到太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随后，杜鸿渐就与另一个官员裴冕联名，率领朔方的所有文武官员向太子上书，请李亨“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当然，他们的请愿马上被太子婉拒了。可他们锲而不舍，又由裴冕出面向太子进言：“跟随殿下的将士都是关中人，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地追随殿下到此大漠边塞，就是希望为国家立下尺寸之功。如果不能及时凝聚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再挽回。因此，为了社稷安危和平叛大业，请殿下务必听从民意、随顺人心！”

随后，裴冕等人又连续劝进，李亨当然是一一拒绝。直到他们递上第五封劝进书的时候，李亨才勉为其难地点头同意。

在中国古代，很多人要当皇帝的时候，都需要手下人跟他们一起玩这套“欲迎还拒，一唱三叹”的劝进游戏。像李亨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当然更需要这套东西来弥补合法性的不足。别人往往是“三劝”就把屁股挪到皇帝宝座上了，而李亨足足“五劝”！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亦即抵达灵武的三天后，李亨在灵武郡城的南楼举办了一场并不隆重，甚至略显寒碜的登基大典，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新一任天子。后世按其庙号，称其为唐肃宗。

在登基大典上，群臣欢喜舞蹈，李亨也留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

同日，李亨改元“至德”，遥尊远在巴蜀的玄宗为太上皇。

对此毫不知情的玄宗李隆基就这样“被退位”了，属于他的天宝时代也就此成为了历史。当然，除了朔方的军民，基本上没人知道大唐天子已经从李隆基变成了李亨，更不知道这一年的年号已经从“天宝”变成了“至德”。

即位当天，肃宗便任命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为中书舍人，其他将吏也各有任命。制度草创之际，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当时的肃宗麾下，仅有文武官员二十多人，上朝的时候，官员们都站得稀稀拉拉的，怎么看都是个山寨版的朝廷。

当时有一个朔方将领叫管崇嗣，根本没把这个山寨版朝廷当一回事，上朝时居然背对肃宗而坐，还跟其他人嘻嘻哈哈开玩笑。监察御史李勉见状，立刻发起弹劾，并把管崇嗣关进了御史台监狱。肃宗李亨马上表扬了这个敢于执法的御史，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当天就把管崇嗣放了。

值此非常时期，李亨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武将治罪。不管天子尊严受到了多大的蔑视，他也只能忍着；不管眼下的局面有多么艰难和窘迫，他也只能撑着。

作为一个身逢乱世并且是非正常即位的天子，李亨别无选择。

有趣的是，就在肃宗灵武即位的三天后，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退位”的玄宗还在普安（今四川剑阁县）发布了一道诏书，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任“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命他“南取长安、洛阳”；同时任命另外几个儿子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为各个方面的节度大使（皆一人统领数道），并授予他们“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之权。也就是说，此时的玄宗仍然以皇帝的身份在进行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仍然试图以遥控的方式领导四方的平叛力量。

这是唐朝历史上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儿子不待传位而自行登基，尊父亲为太上皇；父亲却仍以皇帝自居，封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同一时刻，帝国出现了两位天子、两个朝廷、两个权力核心、两套施政体系。于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到底谁该听谁的？

玄宗仓皇逃离长安时，四方臣民都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直到这份诏书发布，人们才知道天子所在何处。可是，就在接到玄宗诏书的同时，太子灵武即位的消息也已传遍四方，李唐的臣民们不禁纳闷——往后的日子，我们又该听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