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甚至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肃亲王审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孔子嫡裔来做“虚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