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朱瞻基是个好同志

朱瞻基是个好皇帝，不是小好，是大好。

他勤于政事，恢复生产（不要怪我说废话，好皇帝都是差不多的），关心民间疾苦，他经常去民间私访，但绝对不是乾隆皇帝那种下江南的方式，他微服出访，不讲排场，不向地方摊派，不给地方增加负担，每次只带侍卫出行。

有一次，他去给父亲上坟（遏陵），回来时路过昌平（今北京昌平区），看到农田里有几个老农在很辛勤地干活，类似这种的劳动模范皇帝自然十分喜欢，他便叫身边侍卫叫了一个农民过来问话，询问为何他们如此勤劳耕作，估计这位农民不知道他的身份，于是皇帝得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想不到的答案。

农民回答他：我们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才能收稻子，如果任何一个时候偷懒，这一年的生活就没有着落。连田租也交不起，要养活老婆孩子，只能每天不停地干活了。

朱瞻基叹了口气，他这才明白，这些人这么拼命的干，并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只是要活下去而已。

这样的回答也让朱瞻基十分尴尬，他只好打圆场地说：“那你们冬天可以休息吧。”

这次轮到农民叹气了，他说：“冬天的时候，官府的徭役就派下来了，我们还得去出力气呢。”

朱瞻基看了看田地里农民那总也直不起的腰，感触良多，吩咐侍卫准备回宫。

这位农民想必并不知道问他话的这个人的身份，他也绝对想不到，他和这个人的这番对话将会在历史上流传下来。

朱瞻基回到了皇宫，连夜写了一篇文章，把他的这次经历描述了一番，发给各位大臣，他动情地说道：“百姓如此辛苦，才能谋生，我们怎能不爱惜民力啊。”

当然了，皇帝陛下的感叹是否能够对下面这些权谋老手有所触动，那倒是很不一定的事情，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朱瞻基是个明白人，也是一个能够体谅老百姓的疾苦的人。

事实上，由于他的爷爷朱棣先生实在过于威猛，谁敢不服他就打谁，甚至有时候是没事找事，主动去找别人麻烦，一来二去虽然确实很威风，但给百姓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大军出征要粮食，要民工，要很多的钱。朱棣自己既不种地，也不赚钱，他会向下级官吏去要，官吏大人们自然也不会去种地，他们便会把所有的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

所以到了永乐后期，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逃荒的现象，生产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朱瞻基没有他爷爷那么伟大的志向，但他很明白，现在已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了。

所幸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像“三杨”这样的助手，面对着民生凋敝的现状，朱瞻基跃跃欲试，要大干一场。

可是在大干之前，他必须先料理一个人。

终于造反了！

朱高煦先生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感叹自己找错了工作，干什么不好，偏偏要去干阴谋家，这一行虽然竞争不激烈，但对素质要求极高，虽然有姚广孝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自己的光荣榜样，但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成功。

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坏人、阴谋家，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素质。

朱高煦的素质不行，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几个皇帝就在自己眼前不断上下，现在连自己的晚辈朱瞻基也上台了，作为一位阴谋家，朱高煦的事业是失败的，也实在混得太差。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想造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大家都知道这位先生想要造反，阴谋家这一职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隐秘工作和地下工作，相比之下，朱高煦先生可以算是这个行业的耻辱，也颇为同行们所嘲笑。

二十多年一事无成，造反造得人尽皆知，所有一切不但侮辱了朱高煦先生的人格，也侮辱了他的智商。

不想再等，也不想再忍了，兄弟我混二十多年容易么！造反了！

朱高煦虽然激动，但并没有丧失理智，他在造反之前，派出了亲信枚青，去京城找一个人，他相信，凭着多年的交情，这个人一定能够站在他的这边，只要能把这个人拉过来，大事必成！

宣德元年（1426）七月，枚青潜入京城，去找朱高煦的好朋友——张辅。

张辅热情地接待了他，共叙友谊之后，问清了朱高煦的意图和枚青的来意，要说这张辅为人也实在没话说，是个直爽人，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来得及给枚青安排，就把他捆起来，连夜送给了朱瞻基。

朋友？交情？呸！时务！

朱瞻基知道了这个消息，却并不想动手，他希望和平解决。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派出了中官侯泰去山东乐安找朱高煦，希望对方能够悬崖勒马。

可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却实在让人大出所料。

侯泰奉皇帝之命前来，迎接他的是气焰嚣张的朱高煦，这位造反兄傲气十足，竟然面对天子来使南面而坐，看那架势大有我造反我怕谁的意思。

而朱高煦下面所说的话就很明显是他的心里话了：

“靖难时候，没有我出力，哪有今天，结果太宗（朱棣）听信谗言，把我封到了这个地方，仁宗想用金帛笼络我，现在的皇帝又想用祖制来压制我，我怎么可能久居此地！”

接着，他又向侯泰主动出示了自己的兵马军器，明目张胆地说：“这些就可以横行天下了！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归报尔主），把那些煽动他的奸臣们抓来送给我，再和他接着谈（徐议我所欲）。”

看看这些用词，所谓“归报尔主”、“徐议我所欲”，给三分颜色，却想开染坊！无耻一词当之无愧。

从古至今，像朱高煦这样的无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明明自己搞阴谋，却总喜欢诬赖别人，给他留面子，却是给脸不要脸。

对付这种无赖，实在是不用讲道理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其实你很脆弱

到了这个地步，不打也得打了，朱瞻基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平叛，当时大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遣阳武侯薛禄带兵平叛，而张辅更是十分积极，希望能带两万兵马去扫荡他的老朋友。

但杨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帝亲征，必定能够一举击败朱高煦。

张辅不服气，与杨荣争论了起来，双方争执不下，事情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朱瞻基也拿不定主意，派兵出去打固然省事，却不能保证胜利，自己亲征虽有气势，但危险太大，无法保证安全。

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大臣夏原吉只用了一句话，便坚定了朱瞻基亲征的信念：

“皇上忘记了李景隆的事吗？”

李景隆？对，就是那个饭桶李景隆。

当年建文帝把兵权交给这个饭桶，结果一败涂地，想到这个饭桶的结局，朱瞻基立刻下定决心，亲征！

谁说李景隆是饭桶、废物？从这件事情上看，饭桶废物也是有用的，至少他的愚蠢起到了警示后人的作用，功德无量啊！

宣德元年（1426）八月十日，朱瞻基亲征乐安，大军行动迅速，八月二十日已经到达乐安城外。

朱高煦固然是无赖，但无赖想要干出点事情来，靠耍赖是不行的，还是需要点本事的。

他原先以为是薛禄带兵来平乱，并不放在眼里，没有想到，自己的好侄子竟然亲自前来，一下子慌了手脚，组织士兵们抵抗，却少有听命者。

这个时候，朱高煦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地脆弱。

朱瞻基实在不是等闲之辈，在征途之中，他曾经问手下的大臣们：“你们认为朱高煦会如何行动？”

有大臣回答：“乐安太小，他可能会进攻济南，以抗拒大军。”

也有大臣说：“他曾在南京多年，必然会带兵南下。”

朱瞻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们说得都不对，济南虽然很近，却不容易攻，而且大军行军迅速，他也来不及攻击，南京更不可能，他的那些手下们的家属都在乐安，怎么可能愿意往南边走？”

“他会一直在乐安等着我的。”

事实确实如此，朱高煦一直都在乐安，倒不是因为他想决一死战，而是他别无去处。

大军到达之后，并未强攻，只是用火铳和弓箭射击城上守军，虽然没有动真格的，气势却十分吓人，城中守军本来就没有什么斗志，这样一来更是失魂落魄，纷纷逃亡。

朱瞻基充分了解了战场局势和士兵心理，派人将敕令捆在箭上射入城中，敕令上说明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的原则，并给朱高煦很周到地标上了生擒和击毙两种价码，城中的人顿时蠢蠢欲动，就连朱高煦身边的侍卫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看着朱高煦时的眼神，就如同看着一个金灿灿的猪头。

朱高煦狼狈不堪，只好派人出诚送信，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只是希望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告别亲人，就前来自首。

朱高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天他准备打开城门，投降朱瞻基，然而他手下的部将王斌拉住了他，对他说了一番义正严辞的话：

“宁可战死，决不做俘虏！”（宁一战死，毋为人所擒）

朱高煦目瞪口呆，自己都准备投降了，这个部下竟然还如此有骨气。他顿时精神大振，表示自己一定与城池共存亡！

发表完慷慨激昂的演讲后，朱高煦昂首挺胸地走回了自己的指挥位置。

然后他换了一条小路，偷偷溜出城池，去向朱瞻基投降，还发表了他的投降演讲：

“我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

这场闹剧就此收场。

朱高煦是个彻头彻尾的丑角，阴谋家做不成，造反也失败，不但没素质还没人品，一个月前还大言不惭“归报尔主”、“徐议我所欲”，一个月后，就成了“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

不做好人，连坏人也做不成，这样的一个活宝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朱高煦，你的名字是弱者。

在这场滑稽戏里，朱高煦扮演了丑角，但这出戏却也在无意中成就了一位小人物。

朱高煦出来投降后，按照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数落他的罪行，通俗点说就是骂人，当然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由皇帝自己来做的。

于是皇帝便指派了身边的一个御史去完成这项骂人的工作，但皇帝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随意指派的御史竟然骂出了名堂，骂出了精彩。

这位御史领命之后，踏步上前，面对这位昔日位高权重的王爷，无丝毫惧色，开始数落其罪状，骂声宏亮，条理清晰，并能配合严厉的表情，众人为之侧目。（正词崭崭，声色震厉）

朱高煦那脆弱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他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

这一情景给皇帝朱瞻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认定此人必是可造之才，回去之后，他当即下令派这个人巡按江西。（注意，不是巡抚）

巡按外地正是御史的职责，也不算什么高升，但皇帝的这一举动明显是想历练此人，然后加以重用。

在历史中，奸邪小人依靠一些偶然的闪光表现得到皇帝的欢心和信任，从而为祸国家的事情并不少见（比如和绅），但事实证明，这一次，朱瞻基并没看错，这位声音洪亮的御史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二十年后，他将挺身而出，奋力挽救国家的危亡，并成就伟大的事业，千古流芳。

这位御史的名字叫做于谦。

闹剧的终结

虽然这次造反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完结了，但搞笑并未就此结束，朱高煦先生将以他那滑稽的表演，为我们上演“朱高煦造反”这部喜剧的续集。

朱瞻基确实是个厚道人，虽然很多人劝说他杀掉朱高煦，但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将其关在了西安门的牢房里，按说他对朱高煦已经是仁至义尽，可朱高煦偏偏就是个死不悔改的人。

有一天，朱瞻基想起了他的这位叔叔，便去看望他，两人没说几句话，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把朱瞻基钩倒在地。

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都百思不得其解，总是搞不懂朱高煦是怎么思考的，他的脑袋装的是否都是浆糊。

既然脚能钩到，说明两人已经很接近，你上去撞也好，咬也好，掐也好，踢也好，都能起到点作用，这么多方法你不用，偏偏就是钩他一下，如同几岁小孩的恶作剧，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闹剧还没有完，吃了暗算的朱瞻基十分气愤，老实人也发怒了，便下令用一口三百斤的铜缸把朱高煦盖住，那意思就是不让他再动了。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朱高煦先生突然又不干喜剧演员了，转而练起了举重，他力气很大，居然把缸顶了起来，但由于头被罩住看不清，只能东倒西歪的到处走。

呆着就呆着吧，你干嘛非要动呢？

这一动，就把命动没了。

朱瞻基从头到尾见识了这场闹剧，他再也无法忍耐了，于是派人把大缸按住，然后找来很多煤炭，压在缸上，把煤点燃烧红，处死了朱高煦。

这种死刑方法极其类似江南名菜叫花鸡的做法，不过名字要改成“叫花猪（朱）”。

朱高煦先生就这样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的一生，从阴谋家到喜剧演员，再到举重运动员，无不是一步一个坑，极其失败，但我们实在要感谢他，是他的搞笑举动使得我们的历史如此多姿多彩。

我曾数次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我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朱高煦先生的行为规律和原因，怀疑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在历史之中，人的行为确实是很难理解的。

不管这位朱高煦先生精神到底正不正常，史料记载是否真实，朱瞻基终于摆脱了这最后一个累赘，一心一意地去做他的明君去了。

朱瞻基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只有十年，加上他父亲的统治时间，也只有十一年，但他和他父亲统治的这短短十一年，却被后代史学家公认为是堪与“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何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盛世何来？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

其实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们自我发展能力并不差，你就算不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他也知道自己要吃饭，要挣钱，要过好日子，只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重负的人们一点喘息之机，他们是会努力工作的。

明宣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

在他执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

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百姓们而言，却是功德无量。

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的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

这样的裁判才是好裁判。

不干扰百姓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当为之事，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

朱瞻基的痛苦

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

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

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

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

所谓整修宫殿——“所谓节民力者此也”；

所谓选侍女——“所谓谨嗜欲者此也”（这句比较狠）；

所谓有几天不上朝——“所谓勤政事者此也”（你李时勉就没有休息过？）；

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坐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止，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

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

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己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

很多人认为，朱瞻基的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们学点文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这位皇帝厚道，却不蠢，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

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先要说明，这个话题与生理方面无关，也不探究那要人命的一刀，只谈谈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参与政治的真正原因。

太监这个名词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大多数人还会在这个称呼前面加个死字，骂起人来十分提神，且通俗易懂。

实际上在明代，要想混到太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太监是宦官的首领，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

别说太监，就是想当普通宦官也很不容易，在明朝，宦官可是个抢手的工作。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就算你有勇气挨那一刀，还要有运气进宫才行，不要以为当宦官那么简单，也是要经过挑选面试的。官方的阉割场所只阉割那些已经经过挑选的人。说句寒掺话，要是人家看不上，你连被阉的资格都没有。

在明代经常有人在未经官方允许的情况下自行阉割，然后跑到北京去当太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被挑中，回家了此一生，当然，也有成功者（如鼎鼎大名的魏忠贤）。

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想当宦官的人太多，很多有志于投身宦官事业的人没有被官方处理的机会，便以大无畏的勇气自行了断子孙根，可到后来又没能进宫。他们不能成家立业，只能到处游荡，这些人自然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后期的明朝政府曾经颁布了一条十分特别的法令：

严禁自行阉割！

对此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明代宦官有很多级别，刚进宫时只能当典簿、长随、奉御，如果表现良好，就能被升迁为监丞，监丞再往上升是少监，少监的顶头上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监。

可见，要想干到太监实在不容易啊。

宦官有专门的机构，共二十四个衙门，分别有十二监、四局、八司，其最高统领宦官才能被称作太监，这二十四个衙门各有分工，不但处理宫中事务，还要处理部分政务。

事实上，在这些宦官衙门中，也有冷热轻重之分，重者权倾天下，轻者轻如鸿毛。一个刚入宫的宦官要想出头，先要看他被分在哪个部门。

如果你被分在了司礼监或是御马监，那就先恭喜了，你的太监前途将一片光明，继续努力下去，光宗耀祖或是遗臭万年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两个监局是权力最大的太监机构，司礼监就是专门掌管内外章奏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我们前面说过，皇帝把票拟的权力给了内阁，自己保留了批红权。

而到了明宣宗时候，由于文件太多，朱瞻基自己也没有时间看完，便会让司礼监的人按照票拟的内容抄下来，代理自己行使批红的权力。

这个为皇帝代笔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司礼监秉笔太监。

于是，天下唯一可以压制内阁票拟权的批红权就落在了秉笔太监的手中。

到了明朝后期，皇帝不管朝政，某些太监便会自作主张，乱发旨意，下面的官想告状也告不了。因为你告状的奏章最多只能告到皇帝那里，可代皇帝批阅奏章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要告的人，那你这状能告下来吗？

由此可见，秉笔太监实在位高权重。

但是这位秉笔太监却还不是权力最大的太监，在他的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

这很好理解，在印章文化十分发达的中国，你写再多，我不给你盖章你也没办法。

而一旦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了东厂太监（如冯保和魏忠贤），那就真是权倾四海，威震天下。事实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如果当年有名监展览馆，司礼监必然是所挂画像最多的地方。

司礼监出监才啊。

而作为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宦官，你应该以这些人为偶像，努力奋斗，争取名留青史！（当然一般来说都是恶名）

如果你有幸能干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说明你的太监生涯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你已成为了太监中的佼佼者，是太监中的成功人士。如果你还凑巧干了些坏事，那么你的名声一定不限于当代，而会世代流传下来，供众人茶余饭后谈论和唾骂。

如果你没有能够进入司礼监，而是进入了御马监，那我同样要恭喜你，这也是个好地方，虽然这里出的名人没有司礼监多，但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汪直、谷大用等，都是你的好榜样。

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所谓御马监不是管马的，而是管理御用兵符。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御马监是个有前途的部门了。

司礼监和御马监一文一武，成为最为显赫的太监部门，宫中宦官无不尽心竭力，想进入这两个部门。

有好必有坏，万一你不幸被分到了直殿监和都知监，那你就惨了。因为这两个监名字虽然气派，却只管理一件事——清洁卫生。

这两个监不但条件艰苦，没有人瞧得起，连办公场所都没有（似乎也不需要），而且秋扫落叶冬扫雪，工作十分之苦。

这样的部门自然是无法吸引众多青年宦官的。

介绍完太监的奋斗史，下面就要谈太监参与政治的问题了。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太监政治大概是这样的一幕场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所阴森的房子里，几个面目狰狞的太监在十分微弱的烛光下进行着密谋。

一个太监奸笑（标准表情）着对旁边的人说道：“尚书王某某阻碍我们的夺权计划，要把他干掉！”

这时另一个太监也奸笑（保持形象）着说：“我看还是先把侍郎张某某干掉。”

最后太监头子（一般就是最坏的那个）发话：“照计划行事，把那些忠臣们都清除掉，然后再把皇帝换掉，我们来坐江山！”

以往人们心中的太监形象就是如此，只要一提到太监，就会和坏蛋联系起来，然后就是朝廷中的忠臣们为了正义和理想与坏蛋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成功了就是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失败了就是人间悲剧。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人们往往过于关注那些所谓忠臣们的行为，却很少发现这些大臣们的可怕之处。

之前在我们的丞相怎样炼成的专题中，曾经对明朝的相权君权分立做了分析，并用了一个拔河的比喻，皇帝和大臣各站在绳子的两边，不断的拔河，朱元璋是优秀运动员，体力好，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能拔得过他。

他的儿子朱棣也是运动健将，虽然设立了内阁，但还是能够掌握主动权。

到了朱瞻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文官集团十分之强大，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皇帝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没有人能够管得了。可是实际上，明朝的皇帝是不容易当的，那些大臣们就像一群苍蝇，不但要向你提意见，甚至有时候还会挖苦你，讽刺你，你还不好把他怎么样。

明仁宗心地善良，却因为小事被骂得气急败坏，他的儿子朱瞻基行为端正，只喜欢斗蛐蛐，也被那些人当成罪状来批判，老百姓有自己的爱好，皇帝居然不能有。

绳子那一头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那些在我们看来无比正直的大臣们有着充分的力量控制朝政，他们有学识，有谋略，有办事能力，有很多的同门、同事。

而绳子的这一头，只有皇帝一个人。

皇帝那所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文官集团的大爷们眼中也算不得什么，骂你，讽刺你，那是为了国家大事，那是忠言逆耳，你能说他不对吗？

而且这些大爷们既不能杀，也不能轻易打，杀了他们，公务你自己一个人能干吗？

劳动模范朱元璋老先生自然可以站出来说：把他们都杀光，我能干！

可是朱瞻基不能这样说。

于是在太祖皇帝死去二十年后，绳子失去了平衡，获得了票拟权的内阁集团变得更强大，皇帝一个人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样下去，他将被大臣们任意摆布。

苦苦支撑的朱瞻基一步步地被拉了过去，正在这时，他看见旁边站着一个人，于是他对这个人说：“你来，和我一起拔！”

从此这个人就参加了拔河，并成为这场游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太监。

太监更可靠

相信现在大家已经理解了皇帝的痛苦，他并非无所不能，他也要求人，大臣们饱读诗书，却并不那么听话，而要制衡这些不听话的人，皇帝能够选择的只有太监。

太监真的都是坏人吗？

至少皇帝不会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很好，从小陪伴他一起长大，带着他放风筝，陪着他玩耍，给他当马骑，而且十分服从。

我们往往误解太监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成长的皇帝是把太监当成自己的亲人的，换了你是皇帝，你到底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的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

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为王振受到的宠爱而吃惊，也不需要为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专权而愤愤不平。

因为他们的出现是明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没有王振，还有李振，没有刘瑾，会有徐瑾。

太监就是这样被强行拉上皇帝的政治战车的，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奸邪小人，那些文官们的行为也未必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他们出生低贱，且心理有些问题，所以行为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代，坏太监很多，好太监也不少，但十分神奇的是，无论太监如何猖獗，都无法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皇帝要动手解决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明武宗）。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对明宣宗教太监读书的目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位聪明的皇帝是不会干无谓的事情的。

他要培养的并不是有文化、有追求的太监，而是战士。

为他而战的战士，足以对抗文官集团的战士。

太监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仅此而已。

就这样，朱瞻基将他老祖宗朱元璋集中的权力又分散了出去，票拟权给了内阁，批红权由太监代理，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批红权十分重要，所以历代明朝皇帝虽然委托太监代笔，却从未放松过对此权力的掌握，当然也有例外，以下三人就是代表：一个顽童，一个懒虫，还有一个工程师。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稳固的政治权力体系，票拟权和批红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文官集团和皇帝及其代理人太监的斗争。

换句话说，如果谁能够同时控制票拟权和批红权，他就是真正的皇帝！

有这样的人吗？

应该说，确实是有的，在我看来，有三个人做到了。虽然他们同时获得两大权力的途径和原因都各不相同，但很巧的是，这三位国家实际控制者的统治时期，正好对应上面所说的那三位不抓权代表的朝代。

这三位并不姓朱的皇帝分别是：“立皇帝”、“首席活太师”、“九千岁”。

这三位仁兄也将是我们后面文章中的主角，在这里先说一下“首席活太师”是什么意思。

明代的最高文官不是尚书，而是三个名誉称号——太师、太傅、太保。虽然这三个称号都是一品，却也有大小之分，其中以太师为最大。大家知道，所谓荣誉称号很多时候都是送给死人的，而能够在死后混到这三个称号的，也是十分厉害的人。

当然也有某些更厉害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得到过这三个称号，而第一个被封为最高文官太师的活人，正是这位掌控大权的仁兄。除此之外，他还被封为太傅，“活太师”加“活太傅”的荣誉在明代仅此一人。足见此人之强悍。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后期的政治格局正是在朱瞻基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因为这似乎也是唯一能够制衡各方力量的办法。

别折腾了，就这么凑合着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