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20世纪中叶，中美朝韩在朝鲜半岛恶战三年，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家园被毁，停火线却重回38度线。
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仍在为60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难以解脱。
相比之下，20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
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待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
1953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
在这个意义上，63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little bitter war），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场战争的得与失、胜与负、罪与罚，历史在60年前中美朝（韩国除外）签订停战协定时已经改写：它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
中国志愿军将士凭借简陋的装备、顽强的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拥有陆海空绝对技术优势的对手，硬是把逼近鸭绿江边的联军一度推回37度线。
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年轻共和国的开拓之举，也是百年来我们多难民族历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拐点而载入史册。
30年前在美国问世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从一位美国作者的视角，记录了这一历时三载、震撼世界，被美方刻意淡化但又难以割舍的“有限战争”。
一、美国的“集体遗忘”与“不依不饶”
60年来，美国朝野对待朝鲜战争（以下又简称“朝战”）的观念可用“集体遗忘症”（national amnesia）来概括。美国出版界有关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朝战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以“遗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为主题。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1972年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而一举成名，而他关于美陆战1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九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The Coldest Winter）， 直到他于2007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出版界失语，好莱坞亦健忘。美国大小银幕上充斥着二战和越战的镜头，唯独朝战作品凤毛麟角。甚至首都华盛顿的朝战雕塑群，也是在停战42年之后的1995年才落成，比建于1982年的越战纪念墙还晚12年，而后者在越战结束7年后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国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
1982年出版的美国政论家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是美国研究朝鲜战争著述中少有的较早的综合性著作。 美国政府1967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以25年、50年和75年为限，原则上向所有的人开放。古尔登充分利用了70年代末开始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朝战的档案，此后四年间采访了众多当事者和知情人，完成了这部“内幕”之作，对患有“集体遗忘症”的美国公众不失为一服清醒剂。
美国多年来对朝战集体失忆，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多多。三年朝战，长度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国民记忆中自然难有其位。其二，美国政府大事化小，当初把朝战定义为“警察行动”，以绕过国会审理和宣战的“麻烦”（无独有偶，“9·11”事件后美国把本应是“警察行动”的“反恐”定性为“战争”，以无限扩大总统操控战争的权力）。然而越战也定义为“警察行动”，美国人何以念念不忘？！
以笔者之见，朝战在美国国民记忆中的“边缘化”，似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极浓，习惯于在敌我、黑白、是非、善恶、胜败中择取其一，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实属另类——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凯旋班师、重塑国际体系的一战、二战的记录，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1964—1975）。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对朝战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既要“遗忘”，却又难以割舍；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时，奥巴马突然宣称美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并且不接受“平局”的说法。 不管奥巴马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安抚人心，这位哈佛高才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对朝鲜战争的结局的认知方面，既违反历史，也无视现实。按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美国人总是抱怨说，‘美国总是赢得战争，但却失去和平’，这两个说法其实都不甚准确。事实上，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10年后开始的越战中，美国的败局更是确凿无疑”。
自19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事件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浑蛋国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奥巴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 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提供空间，并直接或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 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金正恩继任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
二、以史为鉴，美国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战的“遗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之日，也是美国史学界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之时，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enough），不需再费时费力了。 对此，笔者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fatigue）。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战研究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战的“集体遗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不管谁的观点正确，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的“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1981年的《朝鲜战争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1945—1947》，对美国官方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在对朝鲜半岛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1948年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 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 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还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 费伦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 以及贝文·亚历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国史学界有人把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虽然古尔登的书对美国官方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并非像斯通的书那样具有尖锐的政论性，以至对杜鲁门总统有“人身攻击”之嫌。古尔登的视野是战争决策和实施的全景，而非个别决策者的作用。此书对史料的运用也远远超过斯通和费伦巴赫。尽管书中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等高层决策者以及麦克阿瑟批评有加，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仍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口径保持高度统一；在对中方和朝方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滑向对东方人的“不理解”以至轻蔑。说古尔登“不爱国”，显然是过于牵强了。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克雷·布莱尔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 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 艾伦·梅莱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战争来自北方》。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绝大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究，如战争的起因、韩国军队的表现、盟国的作用、对各军兵种的评估、后勤、协同作战等。英国Ashgate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朝战文集洋洋32章，对朝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饱览无遗，其中包括战前态势、各参战方（美中苏英南北朝鲜加联合国）的作用、美国各军兵种的表现、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问题、后勤、两栖作战、情报、特种战争、釜山之战、运动战、阵地战、战后安排等专论。
三、西方／美国中心论与“东方主义”
以笔者之见，西方和美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西方／美国中心主义（West/American-centralism），即从西方和美国的视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结论。这一观察并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怀廷现实主义的反思和解说 对西方和美国学界的持久影响。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修正学派”的观点在经历了“主流派”20余年的“反攻倒算”后，已基本上被边缘化。
西方中心派，即主流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是西方尤其是美军方在朝战中具体战役战术环境中的表现，而其他非美国、非西方（或非白种人）在这场历时三载的惨烈战争中的经历、命运和后果，基本上是作为辅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审视60年前的那场使美国被迫接受“僵持”结局的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美国介入朝战的正当性、美军将士的勇敢献身精神，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代表作，如布莱尔（Clay Blair） 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等，都属此列。
其实，战争史学中“以我为主”的观念和方法并无不妥之处，各国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几乎都是如此，只是不要过分。然而近来西方的一些朝战研究有意无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惊异。比如，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李2001年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几乎涵盖了有关朝战的所有问题——历史背景、朝鲜半岛内外时局、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英联邦态势、斯大林之死、战争对各参战国女性的影响、美军中的种族和性病问题，不一而足——有关中国的文字却凤毛麟角。偌大的一个国家，在三年战争中以极其简陋的装备、36万人伤亡的代价， 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打成平局，居然在这位朝战专家笔下几乎“绝迹”，好像朝鲜战争是16国联军在与“影子”作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无独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鲜战争：一部历史》，居然也没有一章是关于中国的。 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冷处理”的动机仍不得而知，不知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种“打不赢，难道还写不赢？！”的下意识想法。
在西方的新一轮“回避中国”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所编《朝鲜战争政治、社会和军事历史百科全书》。在这部由102位专家共同撰写的851页的“百科全书”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1995年中国学者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1950—1953》一书（第256页），而且还拼错了张的名字。与此同时，此书编者塔克还宣称，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个谜，“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志愿军的突然后撤还没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页）。而张曙光七年以前就详细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纵”的战略，诱使联军继续北进，终于使其铸成大错（第104-107页）。 不仅如此，该书针对美国的盟军韩国军队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对韩国军队的描述绝大多数都是一笔带过，还伴有明显的轻蔑语气；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军队和战事的描述却事无巨细。事实上，韩国军队一直是中方打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期间。应该指出，在塔克的朝战百科全书出版以前，韩国军事历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鲜战争史》已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塔克的所谓“百科”之书，其实满纸都是西方军队在行动。此种有选择地“摘取”历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至少不是十分专业的。
其实，艾伦·梅莱2010年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朝战已经“反思”“过度”的说法，至少有一点难以成立，即西方朝战史学界至今仍未公开翻译出版中国官方的朝战史书，也就是军事科学院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 对于一直把中国作为研究重点的美国军界和情报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忽略”。当然，这一“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笔者不得而知，但与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觉是，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出版中国关于朝战的史书和回忆录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国留美学者于2001年翻译了若干中方高级将领的朝战回忆录的选章，在出版社审稿时遇到种种阻力，书稿一度被出版社打入冷宫。 笔者参与了“拯救”工作，据理力争后“死而复生”， 深感美国出版界内部种种可以意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意识形态“禁区”。
近期西方朝战研究中无论是“绕着中国走”还是“绕着韩国走”的倾向，其实并不一定是学者的方法论和个人的好恶问题。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东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的基础之上。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使西方对东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合理合法，因此西方眼中被歪曲的东方的形象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工具。应该指出，所谓“东方主义”并非明显地贯穿所有朝战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东方主义”又是无处不在。 在政策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不去了解对手，乃兵家之大忌。
四、中国：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比，近年来中国的朝战研究更具开放性，以军事科学院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为例，它大量借鉴和使用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整部书比1988版的《战史》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比起美国同行更为客观。举一个例子，90年代初在丹东落成的朝鲜战争纪念馆中，把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定性为1948年爆发的内战，这与美国朝战修正派（卡明斯）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而美国官方对朝战爆发的定位仍延续冷战的说法，即共产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侵略。
与中国朝战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呼应的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与时俱进。30年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已逐步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则摒弃意识形态且日渐中立。其实，早在70年代，毛泽东就说服1975年越南统一后头脑再度发热的金日成不要再挥师南进。
80年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不偏不倚、与时俱进的政策，建立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朝战对中国最深刻的教训，乃是在战略层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于对独立于苏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终同意由苏联扶植的金日成政权南进，维护以至扩展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设法通过中苏同盟关系使中方在美国出兵后援助朝方，避免苏美直接对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苏方自私自利，使朝鲜内战终于升级为中美历史性对决。尽管中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战线稳定在38度线，然而取得的战果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战争期间，中苏、中朝之间同盟关系的上、下限都多受冲击，突显了国家利益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为未来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有鉴于此，坚持独立自主、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国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岛政策，恐怕是朝战给予中国最宝贵的经验。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朝鲜问题上，中方反对破坏半岛稳定的任何行为，不管是来自任何一方；与此同时，致力于发展与南北双方的经贸和正常的国家关系。2003年以来，由中方主导的朝核六方会谈早已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区稳定和防止核扩散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同时创造条件，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促成美朝关系正常化。
21世纪的世界，两极终结，一超称霸，多极隐现，然而半岛时局仍扑朔迷离，险象丛生。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如何与仍生活在过去时态的美朝韩三方互动，如何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寻求一个既维护中国利益、又兼顾他国光荣与梦想的平衡点，仍是对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战。
五、30年后再看《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30年前，当我们开始翻译约瑟夫·古尔登刚刚出版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时，国际社会还处在两极体制，冷战不仅仍在继续，更有加剧之势：苏联在70年代的最后一周入侵阿富汗；1983年3月8日，美国总统里根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3月23日宣布实施旨在争取绝对核优势的“星球大战”计划；同年9月1日，苏联远东国土防空军击落一架进入苏联远东领空的大韩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269人全部遇难；同年底，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苏联的“帝国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当时还要等待两年才得以进入克宫，而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刚刚进入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进修。西方的政要、学者和军情人士中，无人预料到苏联“帝国”会在未来几年陷入危机而迅速崩溃。而在东北亚，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态度则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致力于保持与平壤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开始与朝鲜在类似“国际”问题上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注意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韩转口贸易也在1983年启动。
在对朝鲜半岛问题“向前看”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史学界也开始回头审视3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然而在整个80年代，无论是将帅的回忆录，还是其他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和译本都少之又少；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朝鲜战争档案仍未公开。这一状况在90年代出现根本改观，大量的回忆录和作品陆续问世。 苏联解体后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各国学者纷纷前往“淘金”，朝战研究才步入黄金时期。
而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1982年出版，恰是在中国和国际的朝战研究蓄势待发却又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也是我们立即着手翻译的背景和动力。作为西方“修正学派”的早期作品，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涵盖政治、战略和战场“互动”的全新视角，而它所运用的大量刚刚解密的美方内部档案，为中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原始素材。古尔登本人的批评性论述，也有别于西方和美国的“正统”观念。3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朝战史学界似又回归“正统派”、对那场赢不了又放不下的战争开始歌功颂德（包括奥巴马本人）的时候，古尔登的书更突显其自身的价值。
古尔登的记述并非完美无缺，其文字时常流露对志愿军的轻蔑以至愤恨，对志愿军的一些善意的做法，如释放战俘等，以美军标准的“口径”斥之为“宣传”。在1990年解放军出版社的第一版（内部出版，名为《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古尔登书中很多此类“不良”成分都被删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处理方法可以理解。23年后的今天，中国稳步崛起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中国朝战研究和出版系统也多产多收，一个日渐壮大和成熟的中国读者群，无论对未来还是历史，都更有包容力和自信心。古尔登的美式观念，其实并不奇怪；如果期待古尔登完全按照中方的思路对朝鲜战争加以梳理，那倒是令人不解了。有鉴于此，在23年后再版时，我们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和观点，这也是我们对读者的审视力的相信和尊重。
六、关于本书首次公开出版的一些说明
20多年后，原译者之一的谈锋和笔者都已各自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 对英文中的一些俚语、专业用语，尤其是军事用语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这次校译，谈锋承担了大部分工作量。他治学严谨，文不厌精。30余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班读研时与其合译《李普曼传》， 笔者就受益匪浅；此次与谈兄再度合作，尤感其译文不仅达意更能传神。磨铁图书责任编辑李葚和张庆丽以高度的责任心、过硬的专业素质和特有的细微关注力，为出版界年轻一代之楷模。此书的重新校译，也得益于解放军出版社当年内部版的责任编辑倪齐生先生所提供的种种助力。经过这个团队的通力协作，我们相信，书稿质量有了相当的提升，译文更为精准，表达更为中文化。不仅如此，再译版还增补5万余字，包括李承晚、金日成等人物的生平，并首次收入了记叙麦克阿瑟解职后回国之行的两章内容。这些著名人物的活动细节，不仅突显了他们的个性，同时为再现朝战历史提供了动态的社会、政治全景。
23年易过，半岛时局却仍变幻莫测，各方话语亦多有差异，为此书的进一步“本土化”带来种种不便。在重新校订过程中，我们力求尊重原书特色。如“朝鲜”（Korea）与“北朝鲜”（North Korea）、“大韩民国/韩国”（ROK）与“南朝鲜”（South Korea）、“苏联”（Soviet Union）与“俄国”（Russia）、“满洲”（Manchuria）等，均依原文译出。另如“汉城”“安东”等地名，均保留了特定历史环境之下的旧称，希望这将有助于读者深度了解这场惨烈的“有限战争”，它不仅在20世纪下半叶主导了东北亚时局，至今仍牵制着中美日俄朝韩的多边互动。
6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毕竟渐行渐远。如今南北分野仍在，物是而人非。然而，那些永远长眠在朝鲜三千里江山和中国白山黑水间的18万志愿军英灵，那些以原始的装备和血肉之躯，使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被迫停止在三八线的百万壮士们，以及共和国的所有奠基者们，他们在60年前的那场“有限战争”中的巨大奉献，却是后辈们心中永存的丰碑。
于滨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
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访问学者
2013年10月29日完稿于宾州卡莱尔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