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敞开秘密
5月3日星期四上午，麦克阿瑟沿着参院办公大楼的大理石走廊，向318房间走去。这地方的非正式名称是参院秘密会议厅，是举行参院最重要的听证会的主要场所。麦克阿瑟神态平和，他向大批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打了个招呼，那姿势半是挥手，半是敬礼。他的着装仍是有失严整：一件军上衣，不佩标志，甚至连五星军衔也没有；黑色便裤、咔叽衬衫和领带。他没有带公文包。他的助手们跟在后面几步之处，并不引人注目。麦克阿瑟是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投入战斗的。
实际上，美国参议院的每一名成员以及他们的一大批助手，还有多得出奇的新闻记者都在秘密会议厅等候他。麦克阿瑟向拉塞尔主席略一颔首，在证人桌边一张直背椅上就座。他在上衣里面的一个口袋中摸索着，拿出一个旧的石楠木烟斗，他把烟斗放在面前的桌上。他一直没有点燃这只烟斗，直至听证会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而且是在征得同意之后才抽起来。接着他以明显的期待神情安然坐着。他不再是因受到禁止他出击的限制而对“华盛顿那些该死的蠢货”（他经常对威洛比和惠特尼用这个词）满腔怒火的战地司令官了，现在他受美国参议院的特别邀请坐在证人席上，而且他准备最充分地利用这个讲坛。
公众和新闻界被排除在听证会会场之外，麦克阿瑟对此大为光火。他愿意有尽可能广大的听众，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不忠的战士（这是可恨的哈里·杜鲁门和自由派新闻界的毁谤之词），并全凭他作证的力量迫使政府承认他是正确的，使政府改变其朝鲜政策。麦克阿瑟相信，他这两方面都是正义的。他卷帙浩繁的公开言论和私人文件中，没有一句话表明他对自己的信念有过丝毫的怀疑迹象。
虽然他的作证不能被公开听到，但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一项妥协保证他的证词将得到及时公布，并受到最少的新闻检查。根据这项协议，速记稿将在每五分钟左右一次送到前厅，并整理出文字打印在油印蜡纸上。证词将受到五角大楼的海军中将阿瑟·戴维斯和国务院的艾德里安·费希尔的审查。如果有什么句子危及安全，费希尔就用一把刮脸刀片把它划割下来。然后油印蜡纸将经过一架油印机，新闻记者们一等油印稿从油印机中吐出，纷纷都来抓取。拉塞尔主席告诉麦克阿瑟，如果他觉得哪些被删去的材料“对于表达你的观点是至为重要的”，则该材料可以恢复，并对已散发的文稿进行更正。
理查德·拉塞尔在他的开场白中，兼任了所有这些角色：他是一个参议员，面对着“对我国安全和保持我国自由政府制度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他是麦克阿瑟往昔功绩的尊崇者，说他是“历史伟大的将领之一”；他又是一个超党派人士，他要求得到“全部真相，不带成见和党派偏见的色彩，不含人身攻击的意思”。
这种君子风度仅仅持续了片刻。当麦克阿瑟开始他的证词时，参议员韦恩·莫尔斯插了进来。“主席先生，”他问道，“你准备让证人宣誓吗？”
麦克阿瑟以不快的神情看着莫尔斯，好像是要说：“难道我的军服还不足以证明我的忠实吗？”拉塞尔向将军解释说，该委员会已做出决定，所有证人都要宣誓，因为无法确定听证会进行的情况。这样，麦克阿瑟就宣誓要说真话、全部真话、只有真话，上帝作证。
将军一开始先来了一番消除敌意的声明，说他出席在此“根本不是作为一名自愿的证人，而是对委员会的要求做出响应”。他没有现成准备好的声明，因为“在我不胜荣幸地被国会邀请来露面时，已经充分地发表了我的见解”。这个声明用了大约一分钟。
麦克阿瑟的精湛演技，他的有力辩才，他对诸如英国大宪章、19世纪英国谷物法、日本农民每天卡路里消耗数等不同问题的广泛涉猎，以及他一口气用简洁而符合语法的词句讲上15分钟、20分钟、30分钟的能力，在头一天使许多参议员心醉神迷。如果对他不加任何限制，他可以用一个问题作为起点进行发挥，就军事战略、东方心理学、有限战争的无效性等发表演讲。对于一个年已七十有一的人来说，他的精力之耐久是惊人的。不，他顾不上休会来进午餐。他满足于就在证人桌上嚼上一个三明治，然后继续进行作证。
在他头几个钟头的作证中，麦克阿瑟以牛刀小试、轻而易举的自信心，对付了参议员们一些容易的质问。他驳斥了任何关于苏联能够通过海上和空中袭击夺取日本的想法。苏联人是被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美国准备进攻他们的宣传弄糊涂了，尽管一开始苏联的空军可能是强大的，但是薄弱的后勤将使持久的空战打不起来。接着，麦克阿瑟开始大发牢骚。
他一直要求提供比原先更多的部队；海军和空军只发挥了其一小部分效能，因为存在着政策上的束缚；关于切断供应使之无法到达前线、歼敌于集结地等“伟大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都是“经过数十年、数世纪而发展起来的……而在那边都不允许采用”；要放手使用空军，麦克阿瑟说，“我不相信还要动用很大一部分额外的地面部队来结束这场战争”，否则的话，“你就没有能力为足够数量的地面部队提供后勤补给，以便在朝鲜有把握地消灭北朝鲜人”。
接着，拉塞尔引导麦克阿瑟开始讨论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特别建议，以及参谋长们对此的反应。中国人参战之后，麦克阿瑟建议“应取消对台湾军队的束缚”，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电函往来沟通关于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接着，麦克阿瑟谈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1月12日的“选择方案”清单。这份单子对麦克阿瑟的立场至为重要。他曾经一直坚持说，在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方面，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一致。1月12日的清单是他在国会讲演时亮出来的一张王牌，以此来证明他“结束战争”的战略并非一位将军提出的轻率贸然的计划，而是军方统治集团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判断。
但是麦克阿瑟错了——错得荒谬绝伦，错得有案可稽。然而，他仍以坚定不移的信念表明了他的立场，甚至面对着截然相反的书面证据也是如此，以致令人要推测他动机何在。简单的答案就是，麦克阿瑟确实误解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选择清单”的性质，他把作为最坏可能性的选择方案当成了最终的决定。复杂一些的答案是（此答案同麦克阿瑟在1951年头几个月的所作所为并非完全不一致），将军自信能够带动参谋长联席会议跟他走，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同他一样对杜鲁门充满憎恶，而且会公开地支持他。
麦克阿瑟说道：“就我所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立场同我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
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包括下列这些条件：
——现在我们即将继续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封锁；
——现在我们正准备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一俟我在朝鲜地位稳定时或我撤出朝鲜后，视当时条件而实施之；
——现时即取消对在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
——现在即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并向这些部队提供有助于针对中国大陆采取有效行动的后勤支援。
据麦克阿瑟说：
1月份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这些意见，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司令部和华盛顿之间经常进行商讨的结果。我完全赞同这些意见，而且现在也赞同。
据我所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改变过这些建议。如果他们已经改变了，我也从来未被告知过。
麦克阿瑟在这里插进了一段声明，说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关系“一直是令人赞叹的，所有成员都是我个人的朋友，我无论对他们个人还是集体都怀有极大的尊重。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摩擦，我也并未意识到”。
要么是这位将军迟钝得令人难以置信——军方的消息传递渠道是一条双向电报线路，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月份已开始对他真正不信任了；要么就是他想通过奉承与讲和，来拉拢参谋长联席会议加入一场企图改变政府政策运动中的胜利一方。他不会因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实施那些提出的“建议”而对他们加以指责，然而却向他的老对手乔治·马歇尔将军施放暗箭。他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向国防部长送交了“建议”，并向他的总部提供了通报副本。他接着说：“使这些建议付诸实现的决定一直没有到来。”他只能“设想”，要么是马歇尔部长，要么是杜鲁门总统，已对此做出了否决。
当然，事实上所谓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做出过，因为选择方案所假设的是中国人从空中和地面发动全面袭击，试图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是这样的攻势从未实现过。马修·李奇微将军稳住了前线局势，使选择方案成为一纸空文。
然而，麦克阿瑟的证词在听证会头一天为报纸提供了大标题。马歇尔部长“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对中国人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建议。这证词，还有报纸大标题，是不真实的。
麦克阿瑟并不鼓励刨根问底的问题，拉塞尔也缺乏提这种问题的背景（或想法）。稍后，麦克阿瑟打断了一项并无恶意的关于美军同联合国军关系的询问，他向拉塞尔建议说：“如果你能够有三四天的空闲，你可以到朝鲜去。你在那种环境中待48小时，可以听到比在这里待48星期更多的东西。他们会给你极为亲切的欢迎，你会得到不可磨灭的印象，你已经同士兵们厮混得足以使你自己也成了一个士兵。”
拉塞尔并未上钩。“我现在不想去朝鲜，将军。我想在这一问题中保持客观，而且我知道，任何人只要到了那里，和部队在一起，并处于炮火袭击之下，就会立即大声疾呼要求飞机、增派部队、封锁海岸、轰炸中国人。只要一个人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炮火袭击，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关于另一个棘手的题目，即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国人不会参战的断言，麦克阿瑟是想诿过于人。是的，他的确“知道”中国人在鸭绿江一带集结，但是“你们知道，我自己的侦察活动是完全被限于朝鲜之内的”。此外，中国人自己“差不多每天都在宣称他们不准备干涉，这些部队只是志愿军”。据麦克阿瑟说，北京以外的来源也使他产生误解。这来源中也包括艾奇逊，他在1950年9月份曾说过，中国人干涉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不合逻辑”；还有中央情报局在11月也认为“看不到什么重大干涉的可能”。在这一点上麦克阿瑟说对了。
在这个题目上，麦克阿瑟满腹怨言，准备大放一通。“好，你们都知道，”他教训参议员们说，“关于一个国家要开打一场战争的情报，并不属于……向一位局限于一个狭小战区中的指挥官提供的情报。然而，这一情报本应该是给我的。”
麦克阿瑟以差不多同样的腔调谈起下一个题目，即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考虑欠妥当的分家问题。他对拉塞尔说，不，这一部署并不是基于中国人将不会干涉这一设想之上的，他是“根据现存的敌人和我必须打败他们这一命令”来部署兵力的。他已经击败了北朝鲜人，要不是中国人参战，本可以在短期内就结束战争。“其实，”他说，“在我看来，即使我知道中国人将要进攻，这些部队的部署也是再也不能改进的了。”
在麦克阿瑟看来，对于美国空中力量的限制使中国人取得了成功。“成万的、成十万的部队竟得以在鸭绿江边集结，”他说，“那里离战线只有两个夜晚行军的路程。”他们的大队人马“在我们已经开始向北方进行大规模侦察之后就开始南下”。（当然，“大规模侦察”就是指麦克阿瑟惨遭失败的“回家过圣诞”战役。）
这番话使拉塞尔迷惑不解，他对国际法是略知一二的。“我好像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在他们进来之前就轰炸他们，”他说，“这件事我不太明白。”
麦克阿瑟也不太明白：“什么事，参议员？”
“你说，要是能允许你在他们跨过鸭绿江之前轰炸他们，但是中国军队……”
“要是能允许我在他们跨过鸭绿江之前就轰炸他们，参议员，他们就永远跨不过鸭绿江。”麦克阿瑟回答说，轰炸本来可以重创中国人的后勤基地，并使他们不能大举进攻第8集团军。
拉塞尔对他所听到的回答并不喜欢。“我知道了。”他说，“当然，我看到了在他们跨江之前没有轰炸他们而给你带来的障碍。但是在他们跨江之前就轰炸他们，这确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这位参议员给了麦克阿瑟一个机会，让他从他先发制人的轰炸主张上下个台阶。“当然，在他们亮出他们的牌之前，即他们将进入战争，并从而加剧中国和我们的对抗之前，你本来是不主张轰炸他们的，是不是，将军？”
他确实会主张轰炸。鸭绿江边“异乎寻常地集结”的部队本来是集结在台湾对面的，“当他们撤离那里（并北上）时……我本来可以警告中国，如果它要干涉，我们就把这看作战争，我们就可以轰炸它，并采取任何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干涉。这就是我本来可以做的。而且在我看来，这就是在常识支配下我们应当要做的”。
麦克阿瑟又一次明显地前后矛盾了。1950年10月，在答复杜鲁门总统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时，他说中国人不会干涉。在威克岛，麦克阿瑟只字未提他要求得到允许，来轰炸任何“异乎寻常地集结”的中国人。现在，六个月之后，他却对一个当时他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做出马后炮式的结论，并暗示是华盛顿某种未知的势力否决了他根本就不曾要求过的特殊权力。
接着，麦克阿瑟对他的“回家过圣诞”攻势做了长篇大论的辩护，他再一次想把这一攻势解释成是对中国人实力的一次试探。
当我们前进时，我们对他们进行打击，效果极大——或者说，他们打我们，我们就撤退了。那种关于我军溃不成军地后撤和被打得落花流水的说法，是一种有史以来对真相最粗暴的歪曲。这些部队撤退时秩序井然，队形壮观。这从一开始起就是一场有计划的撤退。……
整个向后的运动是一项战略运动。……就是我知道中国部队在那里，我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成为报纸下午版的大标题的另一番讲话中，麦克阿瑟公开声称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同我打的赤色军队完全一样，极为出色”。在战争开头的日子里，麦克阿瑟愿意留着国民党军队去保卫台湾，但是后来他们又可以在朝鲜“派上很大的用场”。“如果他们不是被链子拴住不放的话，这本来会是一幅百分之百不一样的图景。”
关于在中国军队未进朝鲜之前就轰炸他们这一点上，拉塞尔参议员同麦克阿瑟观点不一致，虽然他对此未加声言，但已有所暗示。除此之外，他对这位将军还是比较客气的。这位优雅有礼的佐治亚人并不是一点就着的暴躁议员。实际上他的提问引导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侃侃而谈，这正是盘问者的乐趣所在。在拉塞尔看来，麦克阿瑟说得越多越好，那些心怀敌意的提问者只需等待时机就行了。
老资格的共和党人、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也出场了，他当然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什么困难。麦克阿瑟对总统是否有权罢免他，没有提出疑问。“总统任命官员或重新委任他们的权力是完全的和绝对的，他不必提出任何理由或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制度中所固有的。”因此，布里奇斯确信，麦克阿瑟从未违抗过任何军令。“在穿美国军服的士兵当中，没有更忠顺服从的了。”将军这么说他自己。布里奇斯帮助麦克阿瑟对威克岛会议记录的准确性提出了疑问。“这样一定就有大量的偷听，随便哪个不在屋子里的人都可以弄出任何报告来。”将军说。
拉塞尔听够了。“好吧，将军，难道你没有收到和读过威克岛会议记录吗？”麦克阿瑟在这儿有点张口结舌了。“我没有，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我把这些记录抄件归过档，但我没有核对过。”
“对不起，你再说一遍。”拉塞尔要求说。
麦克阿瑟重复说：“我没有看过抄件——这抄件是送给我了，我只是把它们归了档。它们是不是可信的……我不知道。那时候，参议员，这件事已经差不多是老掉牙的了，它们同当时在朝鲜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有关系了。”
拉塞尔紧逼不舍。他在这些抄件送达参院军事委员会时就亲自给麦克阿瑟发过一份，麦克阿瑟难道不能表态说这些文件是否准确吗？
麦克阿瑟回避了这个问题。“我收到抄件时正好走进飞机，所以就没有机会看它。”他说，“我自己没有速记稿。……”但是他承认“总的来说”这笔记是准确的。
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怀列的提问下，麦克阿瑟开始对美国政治进行更为实质性的批评。他是一名忠实的士兵——
在我所称的真空的情况下行动。我连那些政策是什么都不清楚，很难把我说成是站在这些政策的对立面。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你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第一，你可以继续打下去，以正常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你可以用你的一切潜在能力，以尽可能少的生命损失，在最短的时间内带来公正和体面的和平。
第二，你可以屈服于敌人的条件……来结束这件事情。……
第三，你犹豫不决地打下去，也不给部队什么战斗任务，除了抵抗和拉锯式的、来来回回的战斗之外。这就意味着，你日积月累的损失将会变得令人惊愕。在朝鲜，落下来的不仅仅是尘土，参议员，这是美国人的鲜血。
在马歇尔将军看来，麦克阿瑟的“美国人的鲜血”之说是这位将军所能说出的最可耻的话了。“一个士兵是很容易被人弄得自感悲哀的，尤其是当他处于最不喜欢、最无吸引力和最危险的境地时，尤其是他被要求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做一项极大的努力时，更是如此。……”马歇尔认为，麦克阿瑟的讲话伤害了马修·李奇微大军的士气。
但是，麦克阿瑟的询问者们没有一个人对正在浴血奋战的士兵的安危表示关心。对参议员怀列来说，一个更要紧的（也是开脱责任的）问题是，麦克阿瑟对40年代末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是不是曾经有所助益？没有，他回答说，只是有过一次邀请，在1946年请他出席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这一邀请令麦克阿瑟无法接受，因为当时他在日本有公务在身），“华盛顿当局”没有一个人问过他的意见。怀列显然认为这一疏忽是极大的失策：
你知道美国还有什么人能有你这样在东方的广阔经历，了解东方各个不同的国家？你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人能像你自己那样，在那里生活如此长久，了解那里人民的各种不同因素和不同背景以及他们的哲学？
麦克阿瑟自谦自让。“你这是太过奖了，参议员。我想我在远东所生活的时间，可能同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在美国担任一项公职的时间一样长。至于我是否从中，从你所指的智慧中有所获益，那又是一回事了。”
对于战后的中国，他本来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高见？他可以“协助中国的保守政府，以制止共产主义浪潮的增长”。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进行妥协的机会，“就像油和水能混合在一起的机会一样少。……”
在短暂的午休时（三明治送到了听证会场），麦克阿瑟漫不经心地说起，他希望下午的会议能够短一些，因为当晚他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个约会。将军打算只在委员会上花一天时间，这使委员会大感意外。
据一名工作人员说：“参议员们认为他表现得过于专横。你总不能在一天的会上囊括整个战争。”
当委员会复会时，参议员莫尔斯反对麦克阿瑟在只有一天的作证之后就离去。没有一个参议员曾经花时间来研究五角大楼那些意译的电报，莫尔斯自己的盘问就要花去不止三个小时。“除非我们把这事进行到底，”他说，“否则这无论对将军，还是对美国人民，或者对其他有关方面来说都是不公正的。”
拉塞尔主席同意了，但是他对麦克阿瑟也表示了歉意。“我们尽量不愿意以任何方式来给你造成不便，我知道你也会尽量给本委员会以时间来把这件事真正搞清楚。”南方人绵里藏针的弦外之音仍听得出来。麦克阿瑟没有进行争辩。
下午开始一段时间里，麦克阿瑟比较好过，共和党人的问题给了他多次机会来鞭挞政府。政府企图不使朝鲜冲突发展为全面战争，就“在军事行动中推行了一种新概念——绥靖的概念，也就是你在使用军事力量时，你要限制这一力量。……在我看来，这将意味着你将会连续不断、遥遥无期地血洒疆场……永无止境”。如果联合国盟国在朝鲜战争中不支持美国，“有必要的话”，他就“独力”把战争继续下去。“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还看不清楚，在导致欧洲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之后，又一个绥靖正在走向何处；如果他们看不清他们在亚洲的道路走向何方……那么我们最好就保卫自己，并且单打独斗下去。”
麦克阿瑟然后就转向战争浪费生命的话题。伤亡已达6.5万人，冲突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结束欧战的那场决定性战役一样长的时间”。如果政府仍然继续其“犹豫不决”的方针，“就会有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丧失。……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鲜血的责任何在？”
“这一点我有十分把握——这一责任将不会落在我的肩上。”
麦克阿瑟接着说，必须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以尽量快的方式来结束武装冲突。“……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打击不力，如果你在使用军事力量时实行绥靖，你就注定要遭到灾难。”
参议员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问，如果政府实施了“1月12日的五点计划”，战争会不会扩大到“满洲”和中国？麦克阿瑟承认这有可能。“我并不认为如果你实行我所主张的措施……你就一定要把冲突的区域限定在朝鲜，但是我相信这会给你一个机会，在敌人集结着准备打你的地方打击他们。”然而麦克阿瑟一再重复说，他并不主张在中国使用美国地面部队。
随着午后时间的消逝，质问的程度强硬起来。该轮到年轻的民主党参议员们来对付将军了（第一轮每人10分钟，顺序依资格深浅而定）。在此之前，五角大楼参谋部的军官们已经向有交情的委员们提供了问题，指出哪些地方麦克阿瑟歪曲了记录，或者比较脆弱。例如，得克萨斯州的新人、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就通过连珠炮式的提问，在麦克阿瑟断言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1月12日选择方案这一点上，把他揪住不放。约翰逊显然知道麦克阿瑟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列出这些选择方案是为美国一旦被赶出朝鲜时所用。精明厉害的约翰逊让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他知道这个陷阱现已设好，可以随时按民主党人的意愿发挥作用。
参议员莫尔斯（他说他准备好“像一名律师……那样来探求理论”）在另一个问题上把将军逼入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将军3月24日要求中国人投降、否则就将其歼灭的声明，是否给杜鲁门几天前关于政府和平新倡议的电报造成了危害？杜鲁门的行动“无论如何跟我的声明毫不相干”，麦克阿瑟坚持说。他接着说，总统“一直在”试图伸出和平触角。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是其他任何人，证实麦克阿瑟给中国领导人的通告同他的解职有何相干的话，他“将会大吃一惊”。
约翰逊和莫尔斯的问题虽然尖锐犀利，但远未形成对麦克阿瑟的正面攻击。先前的几位询问者出于对麦克阿瑟军事威望的尊敬，表示了礼节性的欠身致意。然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却不肯烦神施行。麦克马洪当时是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他对核战争的恐怖以及当时美国无力同时在亚欧打仗的情况，同华盛顿的任何人一样了如指掌。据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位年轻的助手帕特·霍尔特说，议员衣帽间里关于“用核弹炸中国佬”就可以结束朝鲜战争的窃窃私语“使麦克马洪如入噩梦”。麦克马洪以他内行人对于核能力的了解，认识到真正的对手是苏联。中国人没有核武器。麦克马洪认为，朝鲜战争是一个“附带事件，是主要事件的旁枝末节”。他认为，麦克阿瑟的建议使美国走向了主要事件。
麦克马洪已经做好了他的会前准备。他已经听了麦克阿瑟的讲话，从林登·约翰逊以及其他参议员设下的圈套中获益匪浅。他一开始就说，他不想为他打算占用的时间表示歉意，“因为我们是在这里讨论我们国家的存亡，这意味着文明本身的命运”。他转向麦克阿瑟：“将军，我们是不是面临着处于共产党俄国野心之中的全球性问题？”
“毫无疑问。”麦克阿瑟说。
“我设想，你对这个问题提出过很多想法？”麦克马洪继续问。麦克阿瑟显然感到他是在被引向一条方向不明的道路，他没有立即回答。“你听到我的话吗，将军？”麦克马洪开导他说。
麦克阿瑟：是的。是的，我提出过，先生。
麦克马洪：因此——
麦克阿瑟：当然，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我自己的战区。
麦克马洪：请再说一遍。
麦克阿瑟：当然，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我自己的战区。我的责任是在我自己的战区。
麦克马洪：这很对。正如你今天有三四处提到的那样，你是战区司令官。我相信，你对参议员约翰逊说过，作为一个战区司令官，你对普遍军训……或者对我们为全球防务应有的部队数量方面，在你脑子里都没有设置过数量。
麦克阿瑟：这很正确。这个问题不在我的责任或权限之内。
麦克马洪：将军，因此我这样理解：你在你自己头脑中并没有清楚地形成如果俄国人决定对我们发动全球战争……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一项全球防务。
麦克阿瑟：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参议员，但是这些不是权威性的看法，我不愿意来讨论它们。据我的理解，我在这里是讨论我自己的战区。其他的权威人士拥有一切责任和权力，而这些不是我的，因此我不想肤浅地把自己插进这些讨论中。
麦克马洪已经使麦克阿瑟承认，一个战区司令官并不拥有广博的知识（其权威则更少）来协调全球军事战略。实际上，他是一个仅仅对世界一部分负有责任的持矛士兵。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华盛顿的人们拥有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更广泛的权威。现在，麦克马洪给将军以迎头痛击。
麦克马洪：将军，我认为，你相信我们按照你的建议去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把苏联带入一场战争，是不是这样？
麦克阿瑟：我是这样相信的。
麦克马洪：将军，请设想一下假如你是错的。你是有可能错的，是不是？
麦克阿瑟：这是确实无疑的。
麦克马洪：你曾一度不相信……红色中国会介入朝鲜冲突。
麦克阿瑟：我怀疑这一点。
麦克马洪：他们介入了。现在你又怀疑苏联人——
在这里，麦克阿瑟感到了对他的一贯正确的一种挑战，他打断了麦克马洪。“在那一点上，”他说，“我得到了……实际上每个人的支持。美国政府通过它的中央情报局——这是消息最灵通的当局——提供了那一事实。”
麦克马洪：换句话说，与此有关的每个人结果都是错的。
麦克阿瑟：但是，参议员，实际上我认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其中包含着风险。当我们最初进入朝鲜时，就有这样内在的风险，而且我们所冒的风险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麦克马洪：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如果我们采纳了你让我们实行的那些建议，就存在着苏联介入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还有一种必然性……如果你们不实行这些建议，你们就要每月损失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我相信，你所坚持说的是可能性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所坚持说的是必然性的问题。
对于朝鲜正在进行战争，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场战争是不是会扩大到别的什么地方，就存在着大问题。你现在手头已经有了一场战争，因此你就不能说：“让这场战争遥遥无期地进行下去，而我去准备另一场战争。”除非你为此付出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美国小伙子的生命。
这就是那些做出这一决定的人的责任。就我而言，我重复说，这是我所不希望落在我肩上的责任。
你们的政策，正如你在这里所阐明的，参议员，意味着——
麦克马洪：我还没有阐明呢，我只是要求得到关于你的观点的材料。你看，将军，我想从你这儿知道的，就是如果这一次你碰巧错了，我们就要打一场全面战争，我想知道你准备如何建议……来保卫美国对付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这恰恰不是我的责任，参议员。我的责任是在太平洋，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式各样的政府机构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寻求对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全面解决方法。
现在我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有了了解。我没有参与其事，我被世界另一边的事缠得不可开交。……
麦克马洪并未手软。麦克阿瑟对于美国核能力的了解“并不比普通军官懂得多”。麦克阿瑟曾经询问过“在我自己的战区内使用原子弹的潜在可能性”，但是他说他从未建议过要使用它。麦克阿瑟没有提起他在1951年1月曾经主张过，要在鸭绿江沿岸设置“放射性废料禁区”。虽然将军不太熟悉苏联核能力的情报，但是他没有把敌方的核武器看作是在朝鲜的一大威胁。“我一分钟也不能相信……敌人有可能或是倾向于在……朝鲜或中国使用他那有限的核武器。”
麦克马洪接着又使麦克阿瑟承认他对民防计划“只是一般性地”有所了解。
麦克马洪：你是否考虑过俄国人通过原子破坏，对美国及其要害工业中心发动一场偷袭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只是一般性地。再说一遍，这不是我责任的范围，参议员。
麦克马洪：我知道，将军。我只是想介绍一下若干考虑，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总司令必须时刻考虑的，以决定在任何特定战区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麦克马洪继续深挖。他提醒麦克阿瑟关于几天前政府的一项声明（由动员局局长斯图尔特·富明顿所做的），即在1953年以前，美国还不能强大到足以抵抗苏联的袭击。麦克阿瑟打断他的话。“那么在两年之内，”他问道，“美国小伙子们在朝鲜的伤亡率将会是多少？”
麦克马洪回答说：“那么，将军，我问你，如果他们搞一次……原子袭击……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伤亡率将会是多少……更不用去说在为深入中国的部队提供后勤支援时将在空中和海上送命的那些美国小伙子们了。”麦克马洪希望，“在我们投入一项可能把我们猝不及防地带入险境的事业中去之前，要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看看我们究竟在哪里”。
麦克阿瑟说：“参议员，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解决在朝鲜的事情。……我相信，它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结局而又不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战争还要继续打得很久，带来更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实行绥靖的话。……这就是我全部要说的。我说这些时强烈地意识到，朝鲜今天正进行着一场悲惨的杀戮。……”麦克阿瑟计算的迄今为止的伤亡总数是：6.5万美国人和14万以上的韩国人，加上不计其数的平民死亡；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伤亡估计是75万人，加上14万关在“我们监牢铁窗之中的”。也就是说，在不到11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00万以上的人死亡、负伤或被俘。麦克阿瑟说：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浩劫。我想我见过的鲜血和灾难不亚于任何活着的人。上一次我在那里时，我的肠胃都紧缩了。在看到那些废墟、那成千上万的妇孺和其他一切时，我呕吐了。
那么，你们是否准备用任何狡辩的理由或可能性，把这一切再继续下去？……你们要干什么？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我们的朝鲜政策是什么？
如果你们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你们就要使一场大杀戮永载史册，这样的杀戮是我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
你们的整个倾向一直是无所作为，而只是在那里打仗、牺牲、流血。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出某种非常的努力来结束这一切。
麦克阿瑟继续坚持认为，美国军事上有能力同时保卫欧洲和亚洲。“如果你说我们没有能力，你是在承认失败。如果敌人有此能力，而且分兵在所有这些战线上，我们应当有能力去应付。”他又一次使自己进了圈套，麦克马洪很巧妙地收紧了套索。麦克阿瑟是否认为“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经受俄国人对西欧的袭击”？麦克阿瑟回答说：
参议员，我已经数次请求你不要使我卷入除我自己战区以外的任何问题。我对于全球防务的想法不是我在这里所要作证的，现在我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假装权威。
20年前我当陆军参谋长时，这是我的问题，我也会回答它。诸位参谋长或这里的其他人，应该回答这个询问，而不应该是我。
通过这番话，麦克阿瑟无意之中承认了总统、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坚持的看法：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好事之徒，而对所插手的事情又一窍不通。他对他自己的远东司令部以外的需要一概视而不见。
麦克马洪接着又挖苦了麦克阿瑟这个中国问题专家。首先，他引诱麦克阿瑟做出评论，认为他自己无论是在两三年前还是现在，都是“消息颇为灵通的”。然后麦克马洪念了一封1948年3月3日将军写给众院外交事务委会的信，信中对要他就亚洲事务发表见解的请求做了答复。麦克阿瑟答复说，中国作为指派给美国海军负责的军事区域，“不在我现有的权力范围的控制之内”。他在那里没有派驻代表，“除了一般的背景知识之外，我所得到的那些详尽资料大多数都是间接提供的”。麦克阿瑟既不了解政府的研究项目，又是“多年”未能访问中国（据他后来的证词说，自1937年以来未去过）。他写道，在此背景下，“你们很容易认识到，我并不处于可以提供关于大量详情的权威意见的地位，而对于这个独特地区的明确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些详情之上”。
麦克阿瑟只有点头承认他写过此信。第一天的作证结束时，他同麦克马洪的进一步交锋对他也是于事无补。麦克马洪问他是否相信集体安全的思想？
“你说的‘集体安全’是什么意思？”麦克阿瑟问。
麦克马洪又问了一次：“你是否相信我国对外政策所基于的集体安全的思想？”
“你说的‘集体安全’是什么意思？”麦克阿瑟重问了一遍。
“我是指试图把一个军事同盟结合在一起以维护和平，正如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中所试图的那样。”麦克马洪说。
“我对北大西洋公约只知一些皮毛，参议员。”麦克阿瑟回答说。“我不准备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和任何风格来讨论它。”（这一公约是40年代末军事—政治重大事件之一，一直不停地在大众化和专业性的报刊上加以讨论。）
“无论是它的条款还是它的实施情况都不讨论？”麦克马洪问道。
“我只有一般的了解，这是任何一个军官都有的，”麦克阿瑟回答说，“你们有这方面的专家。”他指出，最近参院听取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其他人的作证。
麦克阿瑟通过自己的证词，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一个兴趣和知识都很狭隘的指挥官”的帽子。他再也不能摆出高明的世界战略家的姿态了，而当时他在第一大厦这所圣殿里的观点，对于外交官们和其他职业军人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
第一天的会议于下午6时10分结束。将军推搡着走过等候在那里的记者，未做任何评论。他飞回了纽约。
麦克阿瑟在那些不为他的传奇所动、喜欢刨根究底的参议员们面前亮了一天相，他对还要继续进行的询问失去了胃口。他于第二天早上如约回到参院，但是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在会议开始之前走到拉塞尔主席跟前，要求帮一个忙。为使麦克阿瑟可以在这一天结束听证而不必再返回来，午餐休息时间能不能取消？就像前一天那样，咖啡和三明治可以送到听证厅来，但是惠特尼建议提问过程仍可在午餐时进行。拉塞尔同意不午休，但是他告诉惠特尼，只要参议员们认为有必要，询问该继续多少天就继续多少天。
第二天的听证会上，在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提问时，麦克阿瑟更改了他绝对反对把美国地面部队派入中国的态度。他认为假如蒋介石对大陆采取行动，他不反对美国派比方说500名顾问去参与行动。他不认为利用“几百名技术人员……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麦克阿瑟不接受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的假设，即美国支持蒋介石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威望。“对一般亚洲人来说，蒋介石卓然而立，是反共产主义的伟大象征。……那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人完全彻底地反对他。……”支持蒋并不等于同意“他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他在协助我们抵抗这个世界性的威胁。我们在他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选择最终都会自然地倾向于他这一边”。
但是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对假如蒋介石反攻大陆而又被赶出来的后果表示疑惑。那时台湾不会陷落吗？麦克阿瑟把这个问题称为是假设的，因而是无法回答的，但是“无论任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允许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
麦克阿瑟在下午晚些时候已经使拉塞尔主席相信他的理由是正当的。早在1950年8月份，拉塞尔就对“大批中国人蜂拥而入、干涉战事……深怀恐惧”。想当初，麦克阿瑟本来可以撤出朝鲜，然后对中国从陆地和空中实行封锁，直至他们停止“对朝鲜的掠夺性袭击”。他不喜欢“在朝鲜用地面部队进行往复的拉锯战”，打击中国人“必定能避免我们的士兵在地面被屠杀”，那么何不撤退出来从远处来惩罚中国人呢？
拉塞尔所主张的对中国的行动使政府大惑不解。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拉塞尔行使着独特的军事开支权；反过来，他对财权的控制又给了他对军事政策很大的影响力。正如政府已经表明的，美国不想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然而，就在麦克阿瑟将要结束他的作证时，竟然得到了委员会这位头面人物（而且还是民主党人）对他要改变战争政策这一最重要的要求的赞同。
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为政府挽救了这一天。拉塞尔同意麦克阿瑟不再进一步作证——这已经是在第二个漫长的询问日的末尾——这时莫尔斯坚持要继续进行作证，直至所有成员都询问到满意为止。经过短暂然而激烈的辩论，莫尔斯占了上风。麦克阿瑟还得在交叉的夹道鞭打中跑上最后一趟。
麦克阿瑟作证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一开始就是拉塞尔主席情意盈盈地道歉，说使他参加了“马拉松式的会议”。然后年轻的民主党人就接了过来，他们已经消化了麦克阿瑟的证词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往来电文，记事本上充满了五角大楼参谋部军官们向他们提供的问题。
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打头炮。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使麦克阿瑟对更多美国人服役的必要性和实行普遍军训的好处做出任何实质性评论。麦克阿瑟又一次意识到了他的共和党支持者摇摆不定的心情，他不顾由此带来的前后矛盾，拒绝在党派内部的辩论中倒向任何一边。麦克阿瑟大谈特谈他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部队中各师的作战能力，以及把缺乏训练的韩国部队并入他的师里去。但是他表示不了解整体的兵员问题。
约翰逊突然转而提出这三天来一直指向麦克阿瑟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将军。假设我们接受了你的计划，假如中国人被赶回鸭绿江那边，假如他们拒绝签订一项条约，也拒绝就他们今后将采取何种行动达成一项协议，这时候你将提出什么方针？”
麦克阿瑟试图回避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是假想的。“我根本看不出敌人被赶回鸭绿江那边去而又仍然处于进攻态势的可能性。”
约翰逊不打算被驳倒，他提起了“你所谈论的拉锯式的东西”，当时双方交替着忽而推进、忽而后退。“现在假设我们开始实行你所主张的计划，并假设它具有你所想象的成功因素，他们回到了江那边，他们在那儿仍然保留着大量兵团，你准备采取什么方针？”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麦克阿瑟坚持说。
“我们是否必须保留大量部队在那里保卫我们的阵地？”约翰逊坚持问道。
“我不能想象敌人被逐出朝鲜后还能处于一种交战状态。”麦克阿瑟说，如果中国人终于相信他们守不住鸭绿江以南地区，“我相信那时就能同他们订立一项合乎情理的条约”。但是约翰逊已经阐明了他的观点：同中国发生战争，所牵涉到的事远远不只是越过边界去扔几颗炸弹。在进一步的询问下，麦克阿瑟甚至不愿去估计一下他的计划是否要求再增派10万人或50万人到亚洲。“我相信，首要的当务之急就是取消禁令，让我们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最大兵力。”
“不过，将军，”约翰逊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些计划，我们就必须估计一下所需要的人数。我们不仅需要估计人数，而且还要能够提供这一人数。当你提出一项积极的计划时——如你已经提出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我们拥有所需要的部队和兵力来执行这一计划。”
在同参议员莫尔斯进行的冗长讨论中，麦克阿瑟全然不把苏联可能参战的恐惧当作一回事，随着事态的进展，他们的支持已经“黯然失色了”。他已经看过关于向中国人提供的供应品的情报报告，“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微弱的支援，如果中国将要受到强大压力的话”。
麦克阿瑟说，战争开始时，很多人担忧苏联以直接战斗的方式进行干涉。但是苏联人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克制，甚至当一架美国飞机偶然轰炸了一个俄国机场时也是如此。尽管美国对这一过失表示道歉并答应赔偿，但是苏联人从未送来过账单。美方靠近西伯利亚的侦察飞行也未引起那里苏联部队数量的“丝毫增加”。尽管苏联人在联合国里吵吵嚷嚷，“但是到了战场上，情况却截然相反”，麦克阿瑟说。
在一番有先见之明的言论中——比当时国务院拥有的观点更有远见卓识——麦克阿瑟看到了苏联对于“这个正在中国渐渐成形、头角崭露的新怪物”的畏惧。他不相信苏联人是要中国人变得强大到足以向苏联挑战；恰恰相反，莫斯科是想把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麦克阿瑟的作证终于在5月7日晚上7时10分结束。麦克阿瑟在证人席上待了差不多23个钟头，他的证词长达787页打字纸。他离开时，耳畔萦绕着委员会成员们恭维过度的赞美之词。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经把他对于进行朝鲜战争的看法，以及他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分歧直截了当地记录在案。作为有关个人声誉的大事，他首先要阐明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对杜鲁门总统抗命不从。他在这一天晚些时候说：
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憎恨任何这样的论断，即说我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总统，或者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或者甚至对联合国的政策和指令违抗不从或是不予尊重。
现在，舞台转向了其他一些人，他们是政府军事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设计师。
轮到政府
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下属军官们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对麦克阿瑟的证词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他们一致认为的质疑要点是，麦克阿瑟反复断言他们曾经“同意”1951年1月12日提出的四点行动计划，即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实行海上封锁、取消对在“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麦克阿瑟曾强调，他感到这些步骤就是既定的政策。他是否有可能在1月中旬，当劳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向他概述这些选择方案时产生了误解？不，柯林斯将军回答说，相反地，他曾直接向麦克阿瑟宣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以避免任何由其他参谋人员做出错误解释的可能性。如果麦克阿瑟没有认识到这一备忘录是“选择方案”，那则是他的过错，而不是华盛顿的过错。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别无选择了：他们必须来完成一项令人生厌的任务，表明一位民族英雄错了。
5月7日星期一，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为军方打头阵。他开始说，他竟不得不“几乎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许许多多见解和行动”来作证，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需要”。他把将军称作是“陆军军官弟兄，我极为尊敬的人”。接着，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对麦克阿瑟进行了驳斥。
首先是麦克阿瑟所声称的，马歇尔曾经压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把台湾交给中共、给予中共以联合国席位之事的反对意见。麦克阿瑟是在评论杜鲁门总统打算在3月底发布的和平宣言时，说了这番话。马歇尔作证说，政府实际上提出的是，美国将“不反对讨论这些问题”。他接着说，美国的长远政策是“抵制把台湾交给中共，并反对给予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不存在“对于这一政策的任何背离”，美国要把这两个问题排除在停战条件之外的决定也没有动摇。把这些问题列入讨论日程是一种现实的决定，因为其他各方肯定也会提出来的。但是对其进行讨论，并不就等于同意。
关于1月12日选择方案，马歇尔对于1951年初严重的军事形势，以及当时美国“面临着不得不把我们的部队从朝鲜撤出这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做了冗长的说明。麦克阿瑟所援引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方针是作为权宜之计提出来的，“一旦这一可能性日益临近现实时”才能考虑付诸实施。差不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审阅的同一时间，军事局势随着李奇微重新取得主动而有了急剧的改观，这样就没有必要把这些方案的任何一条付诸实现。“这些拟议中的行动方针中，没有一条被我或被任何高一级权威否定过或是不赞成，”马歇尔肯定地说，“在参谋长们看来，就这些选择方案做出最后决定，这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明智的。”
在接着的几天中，其他各位参谋长对马歇尔关于1月12日文件的说法也加以响应。最详尽的讲话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他说，参谋长们早在1950年11月底，就领导着参谋部的一个委员会研究一旦美国和中国卷入全面战争时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员会的结论报告序言中阐述了这种限定的偶然性，但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的备忘录中，不知为何这些限制性语言被删去了，只剩下一个说明，说所列行动方针已被“暂时同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是在布雷德利看来（还有他的同事们后来说），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即这份备忘录仅仅是一份“研究报告”，而不是给麦克阿瑟的一项命令或全套指示。备忘录里没有一处说过这些决定是最后的决定。
马歇尔从本质上不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几乎每一个论点，他也不苟同麦克阿瑟所相信的看法，即将军提议的针对中国的行动将不会导致扩大战争：
他（麦克阿瑟）想让我们接受的风险不仅涉及扩大同红色中国的战争，而且涉及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惜付出失去我们盟友和损坏全世界自由人民联盟的代价。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顾这种行动的后果将会把西欧暴露给苏联的攻击，他们的数百万大军已在中欧和东欧待命而动。
马歇尔接着说，一位使命有限的战区司令官同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后三者“必须把我们在地球一个部分的利益和目标同另一个地区的利益和目标加以衡量……以便得出最佳的总体平衡”。
马歇尔认为，“一个战区司令官竟会变得对于他自己的目标如此全神贯注”，以致他从上级机关接到的命令“也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东西”，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军事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但是麦克阿瑟这件事中的新奇之处，是那种“绝无先例的局面，即一个战区司令官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公开表示不满和不赞成”。马歇尔接着说明了杜鲁门总统把麦克阿瑟解职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发展到了不赞同美国既定政策的严重地步，以致人们严重怀疑是否还能允许他行使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由正常的指挥职责赋予一位战区指挥官的。在此情况下，别无他法，只能把他解职。
其他各位参谋长也都严格地以军事上的理由，依次确认他们支持把麦克阿瑟解职的决定。没有人指责他违抗军令。事实上每个人都坚持认为，他的各种言论日积月累的效果（在3月24日他致中国人的逼降最后通牒和致马丁的信件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使得总统别无选择。虽然对麦克阿瑟的某些战术行动批评甚多，最突出的是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分家，但是参谋长们似乎不大愿意对一位战地指挥官的判断表示疑问（尽管柯林斯和布雷德利都坚持说，他们的部署本来可以有所不同）。与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交锋时，柯林斯在对于麦克阿瑟整个进行战争的方法的观点上却语焉不详。“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威利问道，“你是否愿意说，麦克阿瑟将军对于朝鲜战争的领导，可以同他……1941年至1945年在太平洋进行战争时建树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参议员。”柯林斯回答说。
“你愿意回答吗？”
“如果你坚持，我将回答它，但是我更倾向于不回答。”柯林斯说。威利没有坚持。
马歇尔使用了他证词中的最大篇幅，详细回顾政府限制朝鲜战争的决定，这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调动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对付苏联的任何行动，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1953年。在作证过程中，马歇尔对麦克阿瑟当作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提出的若干断言表示了疑问。
在麦克阿瑟这些很成问题的宣称中，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中国国民党人的战斗能力问题。麦克阿瑟说起过这支60万人的大军只要得到美国的后勤支援，就完全能够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他对国民党人战斗威力所做的某些保留也只是用泛泛的言词加以表达，以致意义全无。然而，马歇尔对国民党人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
麦克阿瑟曾经作证说，当他1950年8月去台湾时，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军队是“出色的”。他们缺少卡车、大炮和其他“现代化精密装备”，但是他们“能够打造成一支非常出色的部队。……这支部队代表着60万第一流战斗人员的潜力”。
麦克阿瑟评价的根据是一次为期一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访问的现场观察。在从1951年听证会的记录里因保密而删除的证词中，马歇尔概述了1950年8月底由麦克阿瑟派往台湾的、一个由37名军官组成的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组报告说，国民党人的“训练情况和装备情况，无论是地面部队、空军，还是海军，都十分差劲，以致他们不能被指望来防守该岛”。麦克阿瑟所说的“60万大军”，甚至都不能指望守住他们的大本营，更不用说到外国去打仗了。
在另一方面，麦克阿瑟低估了国民党人装备短缺的程度。没关系的，从60万人当中，总可以找到足够的武器和与其他装备，把3.5万至4万人的部队送往朝鲜。马歇尔却看法相反。“在目前台湾的情况下，”他说，“这样一支小部队代表的正是台湾防务的核心。要从台湾那里抽出这么一支部队来，即使它真是存在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看来也是大成问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宝贵的美国装备浪费在国民党人身上。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1月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军队在损失为他们（在同共产党打仗时）提供的装备方面的记录，使联席参谋长们更加不情愿为他们提供装备并在战斗中使用他们”。马歇尔不相信国民党一旦同共产党打起仗来能保持住士气，他们刚刚在几年前不光彩地败于共产党手下。
布雷德利将军甚至走得更远，说他们的士气是如此糟糕，以致他们一遇机会就可能会投诚到共产党那边去。布雷德利作证时说，如果一支共军能设法在台湾登陆，单靠国民党人的投诚，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岛屿。柯林斯将军有此同感：“我们十分怀疑，我们能从这些中国人（国民党）那里比从南朝鲜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的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支持麦克阿瑟关于国民党人能对大陆发动任何有意义的行动的论点。马歇尔也认为：“如果没有我们被迫卷入去支持他们，国民党人并不具有持续进行一项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中央情报局都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如果蒋介石试图返回大陆，还会得到有意义的民众支持。以他这些有限的实力，如果没有中国民众的支持，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布雷德利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蒋介石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蒋在中国大陆有过很大的取胜机会，但是他没有取胜。在我看来，从军事观点来说，我不认为他现在能在领导中国人方面有多大的成就。
确实，（大陆的中国人中）某些人正在对共产党产生厌倦，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忠于蒋介石。但是，在我看来，他并不处于能够聚集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地位，即使我们能把他弄上大陆的话。
但是，联席参谋长们也认识到“松开蒋介石的链子”（按麦克阿瑟的说法）这一做法的吸引力。遵照院外援华集团的意见，他们没有排除考虑国民党针对大陆行动的可能性。布雷德利看不到“现在”就具有任何这种行动的能力。“他们的领导能力很糟糕，他们的装备很糟糕，他们的训练也很糟糕。当这些情况改善到一定的程度时，我认为这一问题可以再作考虑，再采取那项行动。”国务卿艾奇逊在几天之后作证，他对反攻大陆的行动甚至不加考虑。国民党人的“当务之急”是防卫台湾。“我认为你不能谈论任何他们做不到的事，这在目前毫无意义。”
所有这些证词都从向公众和报界发表的记录中删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有关蒋介石弱点的说法进行新闻检查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听任麦克阿瑟不准确的证词未受挑战地发表出去，就会把参谋长联席会议描绘成这样一伙人：他们不愿意在朝鲜使用一个应该是最适合战斗的盟友。但是把蒋的军队的真相捅出去，尤其是他的部队一有机会就可能投降变节，将会给北京带来不可估量的宝贵情报。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新闻检查对这些证词加以保密。
在20世纪50年代的其余时间里，甚至一直延续到60年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决定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激起了反响。共和党政客们都在吵吵嚷嚷地谈论“松开蒋介石的链子”，好像只是一根管束的绳索使得这位国民党将军不能狺狺狂吠着去击溃共产党。事情并非如此。美国的链子并不是束缚了蒋介石，而是挽救了他。假如把它松开了，共产党人早就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中国内战了。
马歇尔不赞成麦克阿瑟的战争策略，因为“它可能带来可怕的结果”。麦克阿瑟由于“一心想着朝鲜”，没有意识到华盛顿与盟国之间的问题，以及在联合国要保持多数这一“特殊的困难”。马歇尔更喜欢李奇微的方法，即给敌人“造成我们所能造成的最大数量的伤亡，以此不仅摧毁中国军队的士气，而且摧毁其整个部队结构”。
马歇尔说，从某个意义上讲，朝鲜的情况可以与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封锁危机相比，当时苏联人封锁了西方通往这个德国苏占区中孤城的地面通道。那时马歇尔任国务卿。马歇尔说，当时也几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围绕柏林的斗争“看起来也像是一种僵持局面，但是我们仍然保持镇定，而且最后赢得了体面的胜利”。“有些人想冲破俄国人的封锁来结束这种局面，尽管这可能会触发一场战争。……但是，只要存在着其他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拒绝去冒这种风险。”同样地，在希腊，为挫败共产党起义的斗争用了18个月，而且政策批评家们说：“这是毫无希望的冒险……我们是在……浪费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马歇尔不能宽恕麦克阿瑟的行为。当一位军事指挥官写信给一位国会议员时，他——
必须相当谨慎。我曾经不得不写过成千上万封信……但是我想我从未使自己卷入过向有关党派的国会议员批评总司令的事情中去。……你一直在宣扬忠顺，你是在同这样一个组织打交道：其中一个士兵接到哪怕是一名上尉的一道命令，这命令会使他送命或负伤，但是他还必须服从。……这必须是本能的。好，如果这种例子在最高层却恰恰相反，那么你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我认为，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自愿地应邀来这里同总统谈谈这许多事情，接触一下他听不到的反应，而不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在日本谈，这本来是可以使他获益匪浅的。
对于麦克阿瑟的具体计划，马歇尔根本不赞成。中国的广袤辽阔使得空袭无法进行。“你轰炸了一个沿海城市，或者是一个内地城市，我并不认为这就实现了多少目的。”日本人尽管把部队“遍布全中国”，也未能占据这个国家。马歇尔更愿意在朝鲜消灭中国人。第一支北朝鲜部队已经被麦克阿瑟吃掉，投入朝鲜的第一支中国大军“很大程度上被撕成几片，几乎要被消灭”；现在，中国新来的部队“已经确实被撕裂成几片，以致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行动，而且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仍不能有效行动”。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继续承受中国人所遭受过的损失。
甚至在作证时，马歇尔就感觉到（而且已向参议员们如此指出），在未来几周中，美国的政策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政府不再需要解决用扩大战争来结束它的问题了。中国人将继续发动春季攻势，这一事实使马歇尔受到鼓舞而不是沮丧。李奇微的“屠夫行动”（见第十七章）在4月和5月初已给中国人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用马歇尔的话来说：
目前我们看到的最好可能性是……共产党继续发动进攻，并希望我们能有好天气，这样我们就能像过去两周中所达到的水平那样重创他们，也就是我们已经打垮了他们训练有素的军队的有生力量。
（布雷德利将军两周后在他的证词中同意这一点：“我相信，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在已经阻止了这一新年攻势之后去提政治条件，将会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这比我们在让他们知道无法把我们赶出朝鲜之前就去争取一项谈判和停火协议，要强得多。”）
对于麦克阿瑟甚至在同政府政策背道而驰的情况下也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做法，马歇尔回忆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上，同罗斯福总统经常发生的“困难处境”，以及他在国会委员会面前“经常处境难堪”的例子，但是“我真心认为，同我的总司令公然对立对我来说是灾难性的”。他同罗斯福私下争论；一旦决定做出，他就支持这些决定。麦克阿瑟本应也这样做，否则就应辞职。马歇尔举出另一个服从命令的例子：1916年，约翰·潘兴将军率领一支远征军进入墨西哥，追击变节的革命者弗朗西斯科·“潘科”·维拉。威尔逊总统希望只限于直接对维拉采取行动，而不愿冒同墨西哥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他下令潘兴不得征用墨西哥国营铁路的列车，尽管那里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后来，潘兴在已经几乎要捕获维拉时又奉命撤回。潘兴虽然心中很沮丧，但是他没有对他的部下谈起过一句关于撤回的原因，更不用说对公众了。
马歇尔对麦克阿瑟所说的轰炸禁令给共产党带来了不公正优势的说法进行了争辩。在当时受到保密审查的证词中，马歇尔说：“我们部队（因不轰炸‘满洲’）在地面上损失的优势，实际上还比不上我们获取的好处，这些好处来自我们没有把薄弱之处暴露给敌方的空中攻击。”联合国在朝鲜的目标比较集中，中国的目标比较分散而易变。参谋长联席会议很担心“极易受到攻击”的釜山，这是朝鲜唯一的深水港，是联合国军军需供应的咽喉要道。“因为码头都紧挨在一起，船只也紧挨在一起，”马歇尔作证说，“供应品仓库只能分散到一定程度。”
马歇尔和各位参谋长都强调，共产党也在打一场有限战争。布雷德利在反驳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关于中国正在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时说：“他们还没有动用空军袭击我们的前线部队、我们的港口……我们在日本的基地或者我们的海军部队。”布雷德利认为，总的来说，“我们是在对自己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打仗”。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也同意，他说“所谓的庇护所的事情，两边都在进行”。
在受到新闻检查的证词中，范登堡还为不轰炸鸭绿江以北提出了实际的理由。在边界以北的共军空军基地装备着用雷达控制的防空火炮群，“根据我们在鸭绿江一线的活动发现，这些炮火很准确”。美国也并不具备进行持续空袭的能力：
美国的空军……确实是一支小规模的空军，我们现在在那里执行这一战术任务的那些部队，实际上只是我们今天所能聚集的全部力量的四分之一。即使四倍于此的部队放在那里，对于广袤的中国来说也只是沧海一粟。
马歇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否决麦克阿瑟关于授权他立即轰炸“满洲”军事设施的请求，主要的威慑因素是害怕中国的报复性空袭。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几天之后对此做了详尽阐述。如柯林斯所述，麦克阿瑟第一次要求轰炸权，是在第10军正通过兴南进行补给的时候。要是允许轰炸鸭绿江以北的话——
我们极为担心这样做，在从兴南撤退的这段危险的时间内，有可能会招致俄国飞机……还有可能是潜艇的袭击。部队乘坐商船从这样一个港口撤离是极易受到空中和水下袭击的。根据我的判断，这将是一个过于冒险的步骤。
同样地，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战后政治策略的考虑，也不同意批准对北朝鲜目标进行最大限度的轰炸。据柯林斯将军说，美国期待的是战争结束后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而如果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城市”，北朝鲜人就可能不接受它。
麦克阿瑟关于韩国军队是“极好的部队”的观点，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军事参谋长们都不敢苟同。在受到严格新闻检查的证词中，马歇尔、布雷德利还有柯林斯都对韩国军队做了尖刻的评价。马歇尔说，在中国人最近的进攻中，韩国的一个师即第6师“完全溃不成军，实际上不做任何抵抗”。在第一次攻击之下，韩国军队就后退了18至20英里，“确实不进行任何战斗……这样，两边的部队都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在回答参议员约翰逊的提问时，布雷德利估计说，韩国军队在这一年来的11个月里，已经损失了足够装备10个师的武器装备。“他们每一次被中国佬击攻，”柯林斯说，“只是一味逃跑。”
马歇尔坚韧不拔地经受了一次磨难，那是有关他在中国担任总统特使和担任国务卿的年代里美国对华政策冗长乏味的提问，还有就是他对手令人精疲力竭的翻来覆去的提问。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麦克阿瑟解职之前那些日子的事件，解释美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在朝鲜使用蒋介石的部队。
马歇尔只有一次表现了他对麦克阿瑟的个人憎恶。在他作证的第七天，在他离开证人席之前几分钟，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念了一则合众国际社的消息，其中报道了麦克阿瑟对于杜鲁门总统1月13日发给他的电报的看法。此电报承认，麦克阿瑟可能知道有必要撤出朝鲜，但是敦促他为了外交的原因要尽量坚持下去。麦克阿瑟的代言人（据合众社说）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杜鲁门打算撤出朝鲜，并“把第8集团军当作失败的替罪羊”。斯帕克曼问道，马歇尔是否愿意对此发表评论？
马歇尔说，杜鲁门的电报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总统并没有打算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把第8集团军当成替罪羊。马歇尔涨红了脸，他的声音变得很严厉：“那样简直是叛国之罪。”
斯帕克曼同意这一点，又把那篇文章念一遍。马歇尔打断了他：“你知道，我并没有挑选这位副官（惠特尼）。”当斯帕克曼继续念下去时，马歇尔粗暴而冷峻地打断了他：“我不想讨论这个，参议员。”
马歇尔一直没有提高过声调，但是听到他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毫不怀疑，他对麦克阿瑟及其左右怀有极大的轻蔑。
在下面几个星期里，在马歇尔将军之后作证的各位参谋长并没有给卷帙浩繁的证词中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一致反对麦克阿瑟的建议。布雷德利将军概括了推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做计划的首要战略考虑：“红色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统治世界的强大国家。坦率地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这种战略将会导致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同中国较量保证只会“以更大的代价陷入更大的僵局”，而丝毫不能确保在朝鲜取胜。按照麦克阿瑟的建议，将会造成把苏联人带入战争这一“真正的危险”。
共和党人在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的带领下，确实给这一进程加入了一个新问题：既然总统批准布雷德利前来作证，那么他就应当谈谈他与杜鲁门关于麦克阿瑟解职的谈话。共和党参议员们怀疑在解职的背后有一股邪恶势力——令人痛恨的艾奇逊，也许甚至是英国人。布雷德利拒绝了，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参与了机密的顾问，而且拉塞尔主席确认了他有权不重复同总统的谈话。（该委员会以18比8的票数确认了拉塞尔的决断权。）
由于政府官员们所谈的情况如出一辙，而且在盘问之下也没有让步，甚至就同一个问题被问上五六遍时也是如此，于是共和党就抓住次要问题。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诺兰对维尔尼斯·安德逊于威克岛在麦克阿瑟将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了笔记一事大表愤慨（将军也是如此宣称的）。“要是在隔墙后面有一名刺客怎么办？”诺兰问道。布雷德利纠正他说，安德逊小姐并不在“隔墙后面”，她是在另一间屋子里，她是一名获准接触高级机密的可靠的公职人员。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比在布雷德利作证时要求结束听证会。“我的印象是，这儿进行的活动多半是徒劳无益的，而且确实就是如此。”托比认为听证会是在浪费时间：
这里有许多……有所图谋的人物，他们毫无半点军事素养和气质……来到这里向那些终身服务于军界的人士提出各种问题。……我们在报端发表那么多新闻公报，弄得举国上下满城风雨。斯大林先生是天天订阅的……我们这是何苦来的？我们所问的问题许多都是极其、极其无聊的。……
等到听证会结束后，麦克阿瑟仍将丢官去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将主掌军机，部队仍将在朝鲜打仗。托比希望能“打铃降幕”。
虽然共和党人又把布雷德利整了两天，但是托比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其根据就是：麦克阿瑟无论在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问题上，还是在马丁信件问题上都已经逾越规矩，而且杜鲁门把他解职也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行事。5月24日会议开始之时，共和党就开始着手结束听证会。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提议不必把三军参谋长亲自召来作证，但是要他们看过以前的证词并言明他们是否同意这些证词。希肯卢珀认为再要军方作证就未免重复，他想转移到迪安·艾奇逊这个更为脆弱易攻的目标上去，但是参议员拉塞尔表示异议。共和党人在要求开听证会上已是如此大叫大嚷，在谴责政府时也毫无顾忌，还使用了“彻底击败”这样的字眼。拉塞尔不予宽恕。委员会要一直待下去，直至每一个有关证人都被听证之时。
民主党多数派想延长听证会却别有原因。平息公众义愤的一个手段就是用一个他们已经不胜其烦的题目，弄得他们难以忍受。三个星期以来，“麦克阿瑟听证会”已经主宰了新闻报道，以致美国公众已经准备转向夏季度假和棒球比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