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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旅程真是恶梦。速度快到不行，黑暗呼啸，毁灭式的噪音，看不见的障碍物笔直飞向我，对肉体来说是极致的暴力。

整辆列车摇摆着、弹跳着，会颠簸，会猛然一抖。每个绷紧的关节好像就要瓦解脱落了。我将八根手指用力埋进浅浅的雨沟内，拇指使劲往上压，脚趾拚命往下踩，死命撑着。风拉扯着我的衣服。门板摆荡、颤动，而我的头像电钻一样，对它点个没完。

我维持这样的姿势通过九个街区。

二十三街站到了，列车的煞车系统紧咬车轮。我被往前抛，左手和右脚的负荷顿时加重。

我紧紧撑住，以时速三十英里的速度被运进站内的刺眼光芒之中。月台在我面前闪过。我贝类动物似的紧黏在第一节车厢上，而车厢停在月台北端。我拱起身体，下方的车门打开了。我跨进去，瘫坐在最近的位置上。

九个街区，大概只花一分钟的时间。我这辈子都会不想再玩什么地铁冲浪了。

我搭的车厢内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乘客，他们都没有看我一眼。车门关闭，列车前进了。

我在先锋广场站下车，也就是三十四街和百老汇大道的路口。

时间是清晨三点五十分，还能按照原来的时程表行事。

我在联合广场站以北二十个路口远的地方，地铁车程大约是四分钟。

对阻挠我的国防部探员来说，我太远了，移动速度也太快。

我走到地面上，由东向西沿着梅西百货宏伟的侧面前进，接着左转第七大道，一路走到丽拉·侯斯选的旅馆的正门。

那个夜班门卫还在柜台后方。

我并没有拉下拉链对付他，我认为没有必要。我直接走向他，弯腰掮了他一个耳光。他从凳子上跌了下来。我将上半身探进柜台，抓住他的喉咙，将他整个人举起来。

我说：“告诉我房号。”

他说了。五间房间，彼此不相连，全都在八楼。那两个姓侯斯的待在哪一间他也说了，剩余的四间房间由其他男人分。原本有十三个人，但只有八张床。五个人没得睡。

或者说，有五个人在站哨。

我从口袋拿出大力胶带，撕下八码长绑住门卫的手脚。

任何五金行都有在卖，一块五美元一卷，但它就和几万美元的步枪、卫星收音机、导航系统一样，是特种部队的标准配备。我最后又撕下六英寸长的胶带，封住他的嘴。我拿走了他的通行证，直接从塑胶卷在线拔下来。我让他倒在柜台后方的地上，那里没人看得见。接着走进电梯，按下数字最大的按钮，十一楼。门关上了，电梯开始向上移动。

这时，我才拉下外套拉链。

我调整背带，让枪枝呈现一个好角度，接着从另一边口袋拿出皮手套，戴到左手上。MP5SD没有前握把，不像K系列的枪管下方有短短胖胖的把手。

SD系列的拿法是右手握住手枪握把，左手支撑枪管壳，内枪管上有三十个洞。子弹内的火药不会只燃烧或只爆炸，而是会在燃烧的同时爆炸，也就是所谓的爆燃。

爆燃会产生超高热气体，其中一部分会从那三十个孔洞中溢出，达到“降低噪音同时将子弹射速降低到亚音速”的效果。如果子弹射速比音速快，根本就没有灭音的必要。射速慢的子弹，就是安静的子弹，就像VAL狙击步枪那样。溢出的气体穿过三十个孔洞后会膨胀，并旋入内灭音器，接着通过第二个腔室，继续膨胀、旋转。膨胀会使气体冷却，这是基本物理法则。但冷却不了多少，或许能将超高热降低为极度热吧。而外枪管壳可是金属制的，所以才需要手套。没有人拿MP5SD会不用手套的。史普林菲是凡事考虑周到的那种人。

枪的左侧有个开关，是保险兼发射模式控制纽。我记得旧版SD上的开关可以扳到S、E、F 三个位置。S是保险，E是单发射击，F是自动射击，大概是德语的缩写吧。E是ein，以此类推。虽然H＆K多年前就被英国企业买下，但我猜新老板认为遵循传统比较重要。

史普林菲给我的是较新型的枪，SD4，开关可以扳到四个位置上，而标示模式的不是字母缩写，是图案，方便外国人或文盲使用。小白点代表保险，一个白色小子弹代表单发射击，三个白色小子弹代表三连发，一长串子弹代表连续自动射击。

我选择三连发，这是我的最爱。

扣一下扳机，三发九毫米子弹就会在四分之一秒钟内击发。

枪管无可避免地会往上抬，但只要靠小心控制和灭音器的重量就能将抬升幅度减到最小。如此一来，三发致命的子弹就会在敌人身上绣出排列紧密的伤口，长约一英寸或半英寸。

正合我意。

三十发子弹，十次射击，八个敌人。

八次射击用在八个敌人身上，剩下的两次留着应付紧急状况。

电梯门叮一声在十一楼开启了。我的脑海中传来丽拉·侯斯谈卡林哥谷旧战役时的嗓音：你一定要留一颗子弹给自己备用，因为你绝对不会想被阿富汗人，尤其是阿富汗女人活捉。

我走出电梯，来到安静的走廊上。

策划任何袭击行动都要遵守一个标准的作战要领：从高处发动攻击。十一楼比八楼还高了三楼，我有两个下楼方式：走楼梯或搭电梯。我比较爱走楼梯，手持具灭音功能的枪枝时更是如此。找个人守在楼梯是聪明的防御战术，他在敌人来袭时可以早一步警告伙伴，对我这个敌人来说则是好对付的目标。我可以安静又轻松地解决他。

电梯井隔壁有扇破破烂烂的门，通往楼梯间。

我小心推开门，开始下楼。水泥梯级上布满灰尘，每层楼都标了大大的绿色数字，是找人来漆的。我安静地走到九楼，从九楼开始更是一点声音也没制造出来。我止步，透过金属扶手窥视。

没有人守在楼梯间。

八楼那扇门内侧的平台上空荡荡的，令人失望。穿过门之后的任务难度因此上升百分之二十五——走廊上会有五个人，而非四个。房间的配置又会使其中一些人站在我的左手边，另一些人站在右手边。左三右二，或左二右三。要是转错方向一秒钟，接下来的回身动作就会左右局势。

不好搞。

不过现在是凌晨四点钟，人类行为能力下探低点。这是普遍现象，苏联找医生研究过。

我在通往走廊的那扇门边止步，深吸一口气，然后再吸一口。戴了手套的左手扶上枪管，右手预扣MP5的扳机。

我拉开门。

举枪，枪管与我的脚夹出一个四十五度角，戴手套的手轻托MP5的枪管。我观察，也倾听。没有声音，没有动静。我跨到走廊上，枪管猛指一方，接着又猛指另一个方向。

没有人。

没有哨兵，没有守卫，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长条纠结的地毯、昏黄的灯光、两排关上的门。除了城市下意识发出的嗡鸣和震颤声，以及远方那闷闷的警笛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关起身后那扇通往楼梯间的门。确认房号，快步走到丽拉·侯斯的房间门前，将耳朵贴住门缝，仔细凝听。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等待，等了整整五分钟，然后是十分钟。还是没声音。要比长时间保持静止、无声，没有人赢得过我才对。

我将门卫的通行证放进沟槽内，随即抽出。一个小小的红灯亮起，接着转为绿灯，传来喀一声。我用力转动门把，一眨眼的时间就冲进房间内了。

房间是空的。

厕所是空的。

种种迹象显示最近有人待过。

厕所卷筒卫生纸松开了，还有撕过的痕迹，洗手台是湿的，毛巾有人用过，床单起绉，椅子不在原位上。

我也检查了其他房间，都是空的，都被弃守了。没有任何东西被遗留在房间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在短时间内归来。

丽拉·侯斯快了一步。

杰克·李奇慢了一步。

我拿掉手套，再度拉上外套拉链，搭电梯回到大厅。我抓起门卫，让他靠柜台坐着，然后撕掉他嘴巴上的胶带。

他说：“别打我！”

我说：“为什么我不该打你？”

“不是我的错。”他说：“我说的是事实。你问我我让他们住进哪间房间，是用过去式问的。”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你第一次找上这里的十分钟后。”

“你打电话给他们？”

“我不得不打啊，老兄。”

“他们去哪了？”

“我完全不知道。”

“他们付你多少钱？”

“一千美元。”他说。

“还不赖。”

“一个房间一千。”

“有病啊！”我说。

真的是有病，花这么多钱都可以回去住四季酒店了。

只不过他们不能回去，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在第七大道人行道的暗处停下脚步。

他们去哪了？

不过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如何移动？一定不是开车。从五十八街过来的时候，他们一共有十五个人，至少需要三辆车才载得完。夜班门卫工作的那栋辉煌不再的旅馆并没有代客泊车的服务。

出租车？

深夜从中城区搭出租车过来是可行的，但要在凌晨三点的第七大道搭出租车离开？八个人至少要同时拦到两辆空车才行。

不太可能办到。

地铁？

有可能，还满像一回事的。从那间旅馆出发走不到一个街区就有三条线可以搭。夜班时间，在月台上有可能要等到二十分钟那么久，之后逃往上城方向或下城方向。但他们会去哪？某个出站后不用走很远就会到的地方。八个人浩浩荡荡在人行道上赶路是很显眼的画面，而街上现在有六百个探员。另一间他们可以待的旅馆在第八大道以西，走路要十五分钟，说不定还不止。曝光的风险太大了。

可见他们是搭地铁，但会搭到哪呢？

纽约市，三百二十平方英里，等于二十万零五千英亩。八百万个住址。我像机器般杵在原地计算各种可能性。

完全没有头绪。

这时我笑了。

妳太多话了，丽拉。

她的嗓音再度浮现在我脑海中。

在四季酒店的茶房，她提到当年那些阿富汗战士，抱怨连连，假装自己是吃亏的那一方。事实上，她是在吹捧自己的同胞，要我知道红军和他们发生一连串的小冲突，但都没有什么成果。她曾说：穆斯林游击队很聪明，他们会绕回我们认定为“已弃守”的据点。

我朝先锋广场走去，准备搭R线。我可以在第五大道——五十九街站下车，从那里只要走一小段路就能抵达五十八街上的那排老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