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被城市震颤的噪音和光怪陆离的色彩所裹挟，我觉得自己好像刚从长达一周的睡梦中苏醒。多少天以来我所做的就是侧耳倾听，努力从证人的话语中找出其意义所在。话语是反映捉摸不定的思想的看不见的符号，就像闯到网里的幽灵一样被捉住。当你试图记住这个证人的话语，以使你可以和他的其他话语或其他什么人的话语相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时的清晰感觉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厌倦了倾听，厌倦了去运用这些话语。

我迈步快走，却没有想好要去的地方。我惟一的目标就是离开法院，越远越好。我想把审讯从脑子里清除掉；我想要忘却发生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去想证人们所说的和将要说的话。很难断定哪种情况更糟：把已经说过的话过滤了一遍又一遍，琢磨着怎样才能把这些话在更好的时机说出来；或者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呈现所要问的问题的无穷尽的变化形式，还有到庭的人可能给出的各种答案。问完这最后一个证人，就该轮到我为当事人辩护了。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被告，以及一个令我难以证实的想法，那就是，应该对谋杀负责的另有其人，这个人有权有势，而且他的野心面临来自杰里米·富勒顿的威胁。

我不停地走着，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跟随着人流，我不去想这是哪里或者我要去哪里。突然，我停住了，不知是被直觉指引还是完全的巧合，我正好站在被火烧过后的那堆废墟的街对面。一周前就在那儿我曾眼睁睁地看着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在那场可怕的爆炸中丧生。一块临时夹板竖在前面用作路障，以防路人被掉下的残余物砸伤。工作人员正在后面忙着清理现场。我躲闪着来往的汽车走到街对面，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我努力回忆起那天傍晚我来时这座房子的模样。伯格多诺维奇当时就隐藏在黑暗里等待着我的出现。

我的眼睛追寻着我们到商店后面时走的那条路，我看到了储藏室门旁边的那个小房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门还在，虽然是被一个破铰链悬在门框上，但还跟以前一样竖在那儿。那是惟一剩下的东西，在它周围的一切都化作变了形的钢筋和碎石瓦砾之后，那是惟一逃过这场劫难的东西。这就像在看一张照片，照片上被龙卷风扫荡之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可令人无法解释的是，一个砖砌的烟囱还兀立在那个地方。烟囱下面的房子却不见了踪影。听到有个声音在喊叫，我意识到这是在叫我，一个戴着安全帽的魁梧男子站在一堆盖满灰尘的碎砖旁边，他一只手指着半空中那个蒸汽挖掘机的大铲子，用另一只手示意我离开。我挥了挥手，表示知道了他的警示，转身走开了。

就像那天傍晚一样，在街角处等绿灯的时候，我又往后看了看。那一幕似乎又重现眼前：橘红色的火球蹿到空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那一刻似乎要让城市的尘嚣永远沉寂；还有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死于非命，这种冷酷无情的死亡只有战争中才会发生。

伯格多诺维奇死了，就像我不知道是谁害死了杰里米·富勒顿一样，我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尽管伯格多诺维奇坚信杀死富勒顿的那个人一定也想让他死，尽管我也有这样的怀疑，但我仍无法确定是否同一个人要对这两起谋杀案负责，或者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在沿街继续前行时，我无法驱除一种模糊的感觉，那就是：我忽视了某些事情——并不是我没有证实的什么事实，而是一些基本的东西：看待事物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视角，某种我没有想到过的、可能会使所有的事情呈现颏的意义的思维方法，它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揭示事情的意义。就像努力回忆一张只见过一面的脸庞，或者一个已有多年没有听到的名字：这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你确切地知道某个事物，就是因为你记不起关于它的任何事情了。

我疲惫至极，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我回到位于萨特街的办公室，想告诉鲍比烦扰我的那些不确定的感觉。但当他从办公桌上一抬起头来，我就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有事情要先告诉我。

“里奥纳多·列文死了。”鲍比边说边难以置信地摇着头。

我跌坐进他桌前的椅子。

“怎么回事儿？”

鲍比向前倾了一下，双肘撑着身子，朝电话点点头说。

“列尼㊟让我今天给他去电话。上次我们谈完话后我给他打了电话，记得吗？我说了伯格多诺维奇告诉你的关于富勒顿的事。列尼说他认识白宫里一些他认为可以信赖的人。他说他会查一查他们是否知道这件事。”

我的嗓子发紧，嘴唇发干。

“有人谋杀了他？”

鲍比并不知道详情。

“昨天深夜，他离开饭店时被车撞了，地点是乔治镇。”

“是一起撞车逃逸的事故，是吗？”我问，出于某种原因，我当然是对的。

他朝电话点了点头。

“他们就告诉我这些。”

“这是谋杀，鲍比。他给白宫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关于富勒顿的事。而现在他死了。与杀死伯格多诺维奇的原因相同，是他们杀死了他。有人知道富勒顿，这位与总统同一党派的人是个俄国间谍的事实，这让他们承受不了。”

我看出了他眼里的疑惑，我并不能因此而责备他。

“是的，”我边说边站起来，“我不能证实这件事，我什么也证实不了，但我说的没错，鲍比，我知道我说的没错。”

突然我又想到了一件引起我警觉的事。

“他不会说出关于你的任何事情吧？无论他告诉白宫里的什么人——他不会告诉他们是谁告诉他关于伯格多诺维奇的事吧？”

“不会，”鲍比回答说，他对我对他的关心报以微笑，“列尼说他没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

“你知道他跟谁讲过这件事？”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有一两个他信赖的人。”

我们互相盯视着对方，在沉默中，我知道鲍比已意识到有人背叛了里奥纳多·列文，只是因为他信任鲍比，现在他死了。

“是我让你打电话的，”我提醒他，“是我想弄清楚关于这件事白宫知道了些什么。”

鲍比转过身，眼望着窗外，手搁在腿上。天空万里无云，一片蔚蓝，在海湾对面，伯克利山在初秋下午的阳光里闪烁。

“在我们一起上大学的时候，我丝毫未注意过他。我忙于自己的生活，根本没有时间理会那个在洗衣房里于活的孩子。事实上，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叫做什么。那是在他当上国会议员以后，他让我猜猜他是谁。开始我真觉得好笑，这个我毫无印象的家伙竟然记得关于我的很多事情。然后我开始回想以前的事情，开始和他见面，不是把他当做当年在洗衣房里干活的那个孩子，而是一个人，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完大学，又努力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现在他比我重要的多。但他仍然像以前那样看待我。那天晚上，你听见他说的话了，”鲍比说着，回头看了看我。

“你本该听听在电话里我告诉他伯格多诺维奇说的关于富勒顿的事情后他是怎么说的，听了他说的话，你会认为是我帮了他的大忙。还记得他说的关于富勒顿是个大骗子的事吗？这件事就是一个例证。对列尼来说，这意味着他对富勒顿的愤恨并不是出于嫉妒和对自己的失望。富勒顿是个叛国者，我认为什么事情也不能阻止列尼将此事公之于众。”

鲍比在椅子里前后摇晃着，思忖着里奥纳多·列文和他们俩各自所走的生活道路，以及两条道路最终汇合在一起的奇特的方式。

“噢，我差点儿忘了，”鲍比在我转身离去时说，“阿尔伯特要我告诉你，州长办公室来电话，州长想见你。”

“要在几点？”

“今天晚上六点半，在你先前住的那家饭店。他正在城里办事，”鲍比解释道，“我就知道这些。”

鲍比绕过桌子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很抱歉，把你卷进这件事儿，”他不安地说。

“你没有必要道歉，”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听起来充满自信，“还有，并不是你让我卷进来，而是我自己卷进来的。”

鲍比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也许你并不像我原来想像的那么聪明。”

在我走到门口时鲍比说：“听着，乔，我刚才说的是真心话。你就像是我的弟弟，我不想让你出什么事。关于列尼的事我不知道你说得对不对，我只想让你小心点儿。我并不是在告诉你该怎样做，只是希望你别作无谓的冒险。”

我在办公室一直待到六点多，试图在脑海里过一遍对最后一个证人的问话，但我无法集中精力。

我一直在想着里奥纳多·列文和他那种强烈的仇恨——无法用其他的词来描述——他痛恨那个人，因为那人赢得了他认为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有谁的生活在与杰里米·富勒顿接触后，没有变得糟糕透顶呢？他的妻子爱过他，但他对她做了什么？她因他的不忠而备受折磨。她惟一的安慰就是相信他最终会回到她身边这类多半带有欺骗性的想法。令人惊异的是她接受了事实，接受了一个负心汉。也许他过去一直是这样的，看起来她好像因此而更爱他。

我不知道梅雷迪思·富勒顿是不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女人之一或者只是个傻瓜，但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她总是忠实于他，就像这么多年以来她总是忠实于她自己一样。所有其他的人，包括不幸的里奥纳多·列文，都由于富勒顿的所作所为或决定要做的事而被迫重新给自己定位，至少部分地重新定位。他们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尊严，难怪他们对他恨之入骨。

六点一刻我搭乘出租车抄近路到了圣弗朗西斯酒店。我穿过大厅的时候，瞅了一眼酒吧的入口。湍最近几个星期我习惯于在那儿喝上两杯，直到深夜，才上楼睡觉。在一排铜电梯门前，我拿出写有房间号码的纸条看了看，然后把它塞回口袋。到了州长所在的楼层时，我看了看表，六点二十九分。我整了整领带，拉了拉西服的领子，然后敲门。

一个三十多岁，浅棕色乱发从头顶中分的瘦削的年轻人开了门。

“进来吧，安托内利先生，”他说。

他单调的、略微带点鼻音的声音让他听起来像一个势利小人。他踱到了一边，既未伸出手，也没作自我介绍。房间很大，但一片混乱，像是刚结束了长达一周的狂欢派对。浓重的烟酒味弥漫在整个房间。咖啡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蒂，揉得一团团的鸡尾酒餐巾和装满冰水的玻璃杯散放在镶着铬面的吧台上。

“州长刚才会了几个朋友，”年轻人解释说，同时挤出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

“想喝点什么？”

我坐在淡黄色的沙发中央，卧室的门开着，从这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联合广场，沿着狭窄的街道，还能看到远处的海湾大桥。

那个年轻人站在吧台边，拿起一只很显然是他刚用过的杯子，手腕轻摇，晃动着杯里的冰块。

“州长想知道为什么你让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我慢慢地抬起头，直到能直视他的眼睛。

“我很高兴有机会告诉他。”

他的眼睛眨都没眨一下，也没把眼光移开。他虽年轻，也是个重要人物。如果我傻到不知道这个事实，那可不是他的错。

“恐怕州长最终没法见你了。”他说，不带丝毫歉意。

“你怎么称呼？”我边问边从沙发上站起来。

“卡瓦诺，理查德·卡瓦诺。我是州长的行政助理。”

“好吧，迪克㊟，我来这儿，并不是因为我想见州长，我来是因为你们打电话说州长想见我。”

“遗憾的是，州长的日程安排在最后一分钟有了改变，他让我代为接见。”

他的话我当然一个字也不相信。

“你们会被法庭传唤，卡瓦诺先生。”我回答说，并朝门口走去。

“我并不想跟你谈什么，你们的州长下周可以见到我——在法庭上。”

“告诉我，安托内利先生，”他在我打开门时说，“希拉姆·格林真的告诉过你州长是个‘忘恩负义的杂种’？甚至从没给他寄过圣诞卡？”

我回头，看到一丝嘲讽的微笑正掠过他有点歪斜的嘴角。

“你可能还没走到他办公室前的人行道上，他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要确信我们首先是从他那儿得到消息，特别是他讲的关于州长的话。那天你让他高兴极了，安托内利先生。他有了显示自己重要性的机会，首先是对你，然后是州长。希拉姆·格林再也得不到多少那样的机会了。真奇怪。州长竟然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微笑着回答：“从我听到的关于州长的所有的事情，我也是感到奇怪。”

当我乘电梯回到大厅时，我对自己所使用的方式的气恼已开始消解。我考虑着如何向玛丽萨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我知道她会觉得有些可笑，并会让我也这么认为。她会让我想起当我和州长那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助手一样年轻时，也许犯过同样狂妄自大的毛病。

穿过有大理石柱的大厅，扫视着与我擦肩而过的面孔，我走到铺着地毯的前门台阶上。在推开门的刹那，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又回到大厅。

“和往常一样？”当我轻快地坐到皮凳上时。酒吧的招待问。我点了点头，然后问他最近过得怎样。

“还好，安托内利先生，”他一边回答，一边调着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我把十美元放在吧台上。

“这是免费赠送的，”他从吧台后面光洁的不锈钢水槽里拿出一个玻璃杯，然后用毛巾将它擦干。

“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了，很高兴再见到你。”

在酒吧的另一头，一个穿戴讲究的中年男人在喝着酒消磨时光。远远的另一边的桌子旁，有两个灰头发女人在闲聊，几只购物袋搁在旁边的地板上。

“这个晚上可真难熬，”我边喝边说。

“再晚一会儿就热闹了，”那招待举起杯子仔细检查着。

“你知道政治上的事。他们正在为州长筹措基金，一会儿就都出来了，”他解释说，在放下杯子的时候，他耸了耸肩。

他好像要去取另外一只杯子，却将身子探过吧台凑近我，责备似的对我耳语道：“每当州长进来喝点儿什么，他们就都进来了；州长喝完煞有介事地离开，他们就都跟着离开。他们是一群跟屁虫，谁都不想被落下。州长讲了个笑话，他们就都发笑。有人说了件什么事，如果州长不笑，他们就都看着那个可怜的家伙，好像他患了麻风病，我想那个狗娘养的州长是故意那么做的——像那样让人难堪——以便让每个人都知道究竟是谁说了算。”

他站直身子，拿起一只玻璃杯。酒吧另一头，那个穿着讲究的绅士瞅了一眼手表，把钱放在空杯子旁，然后就离开了。

“我本来要投富勒顿的票，”招待边说边擦着杯子，“要是他不玩这套把戏。”

他把杯子拿在手里反来复去地看，为自己的杰作而感到得意。

“那天晚上他进来的时候，酒吧里几乎空无一人。”

该去接玛丽莎共进晚餐了。我不愿迟到。我看了看表，站了起来。

“什么？”我突然问道，手紧紧抓着吧台，“你刚才说什么？”

他迷惑地看着我。

“你说富勒顿有天晚上来过，哪天晚上？他被杀的那晚吗？”

“是的，当时已经很晚了，大约半夜十二点半，当时这儿已空无一人。”

我又重新坐下，往前探着身子：“就他一个人吗？”

“不，两个人。他们就坐在那里。”他朝离吧台最远的那个角落点点头，那儿比那两个闲聊的女人坐的地方还要靠里一些。

“他们是两个人？”

“对，还有那个为他工作的人；也就是现在正接替他的位置继续参加竞选的那个人，你知道的，是戈德曼的女儿。”

“你能肯定？”

“是的，是她，没错。她穿了一件长外套，头发挽了起来，还戴着墨镜——好像不愿让别人认出来。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谁。后来我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她的照片，我才明白。是她，不会错。”

“他们待了多久？”我一边问一边想，那会意味着什么。

招待把毛巾搭在肩上，压着胳膊肘。

“我不太清楚，大概有二十分钟。他们每人喝了一杯，就离开了。”

“一起？”

“是的，一起。”

“告诉我，他们看上去怎么样？”

他淡灰色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在他瘦削的直鼻梁上拧在一起。

“你是说他们看起来像不像一对情侣？不像，他们中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无论怎样，他们看起来并不高兴。”

“但他们是一起离开的？”

“是的，”他回答，眼光转向刚在吧台前坐下的一对情侣。

我把放在吧台上的十美元拿起来，换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谢谢，”我转身离开了。

在酒店门前的遮阳篷下等出租车的时候，我琢磨着杰里米·富勒顿和阿莉娅·戈德曼会谈些什么。再晚些时候，他就被杀害了，他们为什么会到圣弗朗西斯饭店而不是费尔蒙特大饭店。

“安托内利先生，”我前面的什么地方有个声音在叫我。

我抬起头，发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密切地注视着，这个人戴着墨镜，穿着深蓝色西服，宽肩膀，很强壮的样子。他站在一辆黑色高级轿车旁边，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车门的把手。

“有人想跟你说句话。”

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但他的声音明显带着一股敌意。他离我只有不到一臂之长的距离。

“他是谁？”我问道，同时瞥了瞥大街，我得准备逃走。

“你自己看吧。”他说着就打开了车门。

我所能看到的就是在后座的另一头坐着的那个人的两条腿。一时的好奇让我忘了害怕。我往前迈了半步，弯下身子想看清他的脸。突然，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又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后背。我被推了进去，车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向后胡乱摸索着，想要找到门把手，同时以同样慌乱的动作用肩膀撞车门，门被锁上了，车从路边疾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