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陪审团宣布最终裁决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在哈迈尔·华盛顿被宣判谋杀罪名成立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沉湎于一场酒醉的昏迷之中。看起来我像一个丧失了记忆的醉鬼，四处游荡，迷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这样度过了三天三夜，我却一点儿也记不清自己究竟去过哪里，曾经做过什么。由于我自己惊人的无能，一位品行堪为楷模的年轻人将为一桩罪行付出他的生命——而我深知，他从未染指这桩罪恶。他将在死囚区苟且度日，他将被囚禁在一间狭窄的囚室里渐渐长大，经过一系列漫长的上诉失败之后，等待着在那无法逃避的日子里行刑者最终到来的那一刻。在我听到判决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如果就让他那样度过每一天，那么，我自身的一小部分，将会随他一天天死去；所以我把自己灌醉，让头脑一片空白，以为这样愚蠢地自我放纵，可以让我从自己的坟墓边走远。
我驾车行驶在午夜时分的金门大桥上，紧紧地握着方向盘，以至于我的指关节都没了血色。一辆辆汽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喇叭鸣个不停。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从前方的道路上转移到后视镜里。两长溜平行的微弱的黄灯在我后面催促着，从我身边急冲过去，仿佛我根本就没在前进。我的眼皮变得越来越重，不停地在打架，几乎快要睁不开了。我摇下车窗，张开嘴，深深地呼吸着午夜的凉气，希望它能使我清醒一些。我开始回过神来，注视着前方，逐渐地加快了车速。别的汽车仍然急速地超过我，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快了。紧握着方向盘的右手开始有些麻木，我不得不放松一下，轮流着每次松开一根手指。当整只手可以自由活动时，我就甩了两下，想让血液循环恢复正常。
我记不清为什么会来到这儿，为什么首先驶上了这座大桥。我只知道我想要回家，但却记不清它在哪里。在理智的漩涡之下，某些东西，某种直觉一路牵引着我，直到我在一座用木瓦镶边的房子前面停下车来。房子面朝海湾，建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而这条街位于陡峭的山坡之上。屋子里没有任何灯光。
我担心自己记不得该做的每一个步骤，于是小心翼翼地逐一操作，先是关了点火器，又关掉了所有的车灯。我打开车门准备离开，然后因为先前忘了要将手动刹车复位，这会儿回想起来，又返回了车里。
我双手轻轻地关上车门，生怕吵醒别人。远处，城市的灯火倒立在海湾上舞蹈着。我试着转动我的头，想让那些灯光重新正过来，可是我脚下开始踉跄，继之头晕目眩，跌倒在地上。我在地上打着滚大笑不止，直到伸开双臂仰面躺倒，这时我凝视着洒满星斗的夜空开始纳闷，究竟是我在仰望苍穹，还是我脑袋着地，凝望着它们在远处水面上的倒影。
就在我努力挣扎着想站起来的时候，门廊的灯亮了，前门打开了。当我伸出一根颤抖的手指，朝门口的那个女人晃动时，我能感觉到自己这张不成人样的脸上，嘴傻乎乎地咧开了。
“我认识你！”我大声嚷嚷着，好像我并不确信自己真的认识她。
“你去哪儿了？”玛丽萨温柔地问我，声音里夹着一份释然。我把胳膊搭在她肩上，脸贴在她温暖光滑的脖子上。她用手臂揽着我，帮我站稳脚跟。
“所有的人都在到处找你。”
我又自顾自地傻笑起来。我抬起头，刚好看到她眼睛里焦虑的神情。
“他们找到我了吗？”我问她的同时，脸上的傻笑甚至更肆无忌惮了，因为我相信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可笑的事。
大概十五个小时之后，当我醒来时，我感到头部血管一跳一跳的，有一种迟缓的被挤压的疼痛；我的眼睛疲惫不堪，甚至连傍晚的阳光都感到太强烈了。
我待在室内，像个病人似的把自己裹在一件柔软的棉袍里，一动不动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躲在渐渐蔓延开来的阴影里。我用无力的双手捧着玛丽萨递给我的一杯咖啡，间或眨一下眼睛，空洞苍凉的心里找不出一句可以表达感情的话。
“我输了。”这会儿，我才开口，仿佛我刚记起某些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可怕的事情。
“我知道。”她安慰着我，眼里充满了温柔的怜惜。
我的嘴还张开着，我把头侧向她那边，竭力回想着以前是否曾告诉过她。玛丽萨弯下身来，用两只手臂环抱住膝盖。
“审判四天前结束了。”
从审判结束到昨天深夜从大桥上远道而来，这其间发生的种种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四天？”我咕哝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离开了法庭，”我努力地回想着，“我来到这儿，上床睡觉了——是在昨晚。对吗？”
“是的，你是昨晚回来的，”她拉着我的手说，“但是审判四天前就结束了。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儿。你消失了。每个人都很担心：鲍比、阿尔伯特……还有我。”
接下来的几天里，除了玛丽萨告诉我去做的事情之外，我什么也没干。我每天早晨睡到很晚，每个下午和玛丽萨一起坐在外面，享受10月里温和而懒散的阳光，随意地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我的状态恢复得越好，就越发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
“我以前从未输过官司，”最后，我想尽力解释一下。
“我从来没输过我理应打赢的官司，也没让清白的被告因为我的失败而坐冤狱。事实是，我认为失败不会降临到我头上。傲慢、自负——随你怎么说都行——我就是不认为我会输。”
她的思维方式有时带有一种无情的清晰，她不愿自欺欺人，假装事情比可能发生的要好。
“但是你一定知道那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是不是经常出现，但是的确有人因为那些他们并没做过的事而被判有罪。真正困扰你的，是你认为他不是谋杀杰里米·富勒顿的凶手，还是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如果某个人因为某些并未做过的事而被判有罪，你认为只要不是因为我的失误而导致那个结果，我就不会因此而受到困扰了吗？”
“当然你会很烦恼，但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开始非常严肃地跟我说话，一个人在忠告最亲密的朋友时才会用那种方式。
“自怜是最大的罪过，和我认识的任何人相比，你几乎更没有权利自我怜悯。听听你自己说的话。你认为你不可能输掉任何一个该赢的案子。那的确是一种自负，但它也可以是别的什么，是不是？你以前从未失败过，你也从未不得不聆听陪审团宣布某个你确信无辜的人被判有罪。你是如此擅长你所从事的工作，甚至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鲍比称赞你是最棒的。如果你出了错——如果你确信它是你的失误——那么你认为，对于所有其他那些水平不及你一半高，一直都在输掉那些你肯定能打赢的案子的律师们，那又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出了错，那就去做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事——从中吸取教训。你还能做什么——放弃？事情不总是朝好的方面发展。你这个年龄应该能懂得这一点。我们两个都该明白了，”
玛丽萨微笑着，又加上最后一句。她想用微笑使自己显得很坚韧，但却掩藏不住她眼中若隐若现的一分脆弱。
当然，她是对的：我能做的没有别的什么，除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责任，再就是学着忍受那个糟糕的事实——我没能从死刑判决中拯救出一个无辜的人。星期一一大早，我逼迫自己回到城里，并且尽我所能向阿尔伯特·克雷文解释我失败的原因。虽然他这一生从没受理过刑事案件，但他似乎相当了解我正在经受的痛苦。
“你不能责备自己，”当我们坐在他那间光线暗淡的办公室里，谈论这个案子时，他坚定地一再强调这一点。
我来的目的不仅是要和他道别，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更是要表达我的歉意。
“当我做完最后辩论时，”我说着，此时仍然感到吃惊，我对自己现场发挥的效果居然判断得那么离谱。
“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他们一定会宣判他无罪。我可能——不，我肯定是在质询马歇尔的方式上犯了错。我不该那样处理——把他当成某个有过案底、为了救自己而捏造证据的家伙。我不应该在尚未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指控。我当时确信——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某个人处心积虑地盼着富勒顿死，我以为其他所有的人也都会这么认为。那时我想，等到陪审团见到哈迈尔，听到他讲话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聪敏，他们就会明白，凶手不可能是他。
“正像我说的，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在最后辩护的过程中，我带着他们梳理了他们认为已经看到过的每一个环节，提醒他们除了哈迈尔，没有人能把实际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因为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认为每件事都已经回到了合适的位置，而且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得出哈迈尔有罪的结论。”
克雷文靠在椅背上，两只不大的手搭在腿上。
他的穿着还是以往在办公室的风格：深色的西服，丝质领带，配有金袖扣的衬衫；但是那种洋溢着活力和机智的愉快的举止却杳然无踪，而以前穿在他身上的每件衣服看起来都无可挑剔，他整个人也总是显得那么高贵不凡。现在他显得很老，疲惫而又苍老，看上去更像一位凝神遐思以聊度余生的老人，而不像那位精力充沛、富有耐心，快活地、随心所欲地谈论着琐事的长者。他的话题总能活跃餐桌的气氛，因此他也成为旧金山社交界少数几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当时我在场，”他的声音低沉得令我感到奇怪。
“我看到了你是怎么对付州长的。”
克雷文停下来，微笑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我读懂了他微笑的含义：无论他怎么看待我当时的举动，他都不会为已经发生的事而责备我。
“我不是庭审律师，所以我不能单凭我的直接经验来发表意见。不过，我于律师这行也有很多年了，我遇到过一些非常出色的律师——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你和那时的他们一样优秀。我不认为你对付马歇尔的方式有什么错，而且你的结束陈辞是我所见过的做得最棒的事情之一。”
他一只手摸着后脑勺，脸上挂着一副沉思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把手又放回腿上，注视着我的眼睛。
“这场官司输了，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真的。是因为死者的身份，你才失败的。杰里米·富勒顿，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员，下一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或许还会是下一届总统；你要陪审团判决那个被警方以涉嫌谋杀他而逮捕的人当庭释放，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责任。他们不能让那样一桩谋杀罪审判不了了之。向他们证明，关于他的罪名是否成立尚有一个合理的疑问，这样做还并不充分。我想你应该让他们确信，对他的清白，任何怀疑都是不合理的。”
我不能确定克雷文说的是不是都对，但就其一点而言，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错的。
“如果他是一个身穿礼服、扎着领带的白人小伙，赴完约会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而不是一个穿着皮夹克、头戴棉织帽的黑小子，你认为会发生这一切吗？我不仅是指警察是否会在没有提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向他开枪，而且指陪审团是否会相信他只是想去救援。”
克雷文并起手指，放在他那又小又圆的嘴巴前。他努着嘴唇，凝视着前方，专注地沉思着，仿佛他正在心里思量着什么重要的非同寻常的事情。
“你还可以问，”这时他才开口道，“如果二十年前他妈妈告诉我她怀了孩子时我就和她结婚的话，这一切是否还会发生。”
看到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他显得有些意外。
“我以为你或许已经猜到了。”
他的声音比刚才有了力气，脸上也开始恢复了神采。
“我们有过一段，我想或许可以称之为‘安排’的交情，”克雷文解释道，他的语气听起来似乎在模仿那些使用这个词语的人的那种感觉。
“她是过去被称为交际花的那种女人。她出售自己——确实是那样，”
他又加上一句，就好像是先发制人，以防某个没露面的第三者提出反对。
“但她不是对任何人，也从来不会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那从来都不是任何形式的直接交换——完全不是那样。我为她的公寓付钱，我每周见她一次。她当然也和别的男人见面——这我也知道——尽管那些人是谁，她多久见他们一次，那些都不关我的事，我们也从来没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你或许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精心设计的安排。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她希望那样安排，而我随时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她是我所认识的最非凡的女人。你已经见过她了。想像一下她二十年前的样子。她非常细腻，而且从来不想让你为难，让我这么说吧，她什么都能做——她甚至能用我从未想像过的各种方式做爱。那只是她魅力的一部分。她还有一种深刻的美，一种我以前从未领略过的诚实。”
克雷文顿了顿，兀自微笑着。
“除了那处公寓，我从来没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她。她非常谨慎，而我确实一直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尽管现在想来那可能是出于自尊。但是有一天，她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约我那天下午和她见面。我们坐在美术宫外面的长椅上，她极其平静地告诉我她怀孕了，而且她几乎可以肯定我是孩子的父亲。是的，‘几乎可以肯定。’她那样说真是诚实得过分，是不是？她又非常平静地告诉我，她决定生下那个孩子。除了这个，她对我一无所求；她之所以告诉我只是因为她不打算再见我了。她给了我公寓的钥匙，我那时才明白她的意思：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而且其他任何以同样方式认识她的人也都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该做什么。”
克雷文身子前倾着坐在那里，胳膊放在桌子上，用一种感激的神情注视着我；与其说他想要卸下心灵的重负，不如说他只是想把自己做过的某些事好好地解释清楚，毫不畏惧别人可能因此而谴责他。
“如果我认为她有一丝答应我的可能，我就会请求她嫁给我。我非常爱她——胜过任何我娶过的女人——但是她并没有感觉到我是那样爱她。”
他抬起小而匀称的脑袋，唇边掠过一个自信而友善的微笑。
“她喜欢我，我觉得她相当喜欢我；但她却从来没想嫁给我。她知道我有钱，她知道我的一切——我的上帝，她对我的了解胜过我自己——可是最大的障碍在于对她来说我还不够好。我不敢肯定究竟什么人能配得上她。就在她准备离开时，她做了一件事，让我永远无法忘怀：她弯下身来，吻了我的一侧面颊，告诉我说她很高兴我是孩子的父亲。你知道吗？——我准是在那张长椅上又坐了一个小时，独自一人，止不住地哭泣。
“我再也没见到过她，我也从没试着去见她。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说到做到，生下了那个孩子。哦，要是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会猜到她肯定会那么做的。玛丽不是那样的人，她一旦告诉你她打算去做某件事，之后她决不会改变主意。直到有一天，她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因为一起谋杀而被逮捕，几乎要为此偿命，而事实上那不是他干的；直到那一刻，我才又见到她。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我求助。”
阿尔伯特·克雷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皱起眉头。他摇了摇头，脸上流露出一丝迷惑的神情。
“我对此毫无感觉。我是说，我没感觉到我和那个男孩有任何关联，或是对他有任何形式的责任。我是他的生父，但我从未见过他，而且我知道他对我也一无所知，她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感觉到什么——只是我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那让我感到不安，约瑟夫；我为此相当不安，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某个人已经处在生死的边缘，他的生命部分地是我给的；但是除了我曾经爱过他的母亲这个事实之外，他的存在对我似乎并没有湍什么意义。应该这样吗？”
如果有答案，我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我想起了我妈妈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如果她的话是真的，那么，我确信我最不想见到的就是那个在一天深夜成了我父亲的人。他的问题没有答案，有些问题原本就永远不该问起。
我们俩都站了起来。
“你做了她同意你去做的一切，”我们隔着桌子握手的时候，我提示他说。
我松开他的手，正准备转身离开，一个很大的马尼拉纸信封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信封的中间还盖着一个邮戳。
“是的，”克雷文注意到我在看它，就解释了一句，“我终于完成了。”
“阿卡迪·伯格多诺维奇？”我朝信封上扫了一眼，问道。
“是安德烈的弟弟。一切都由他继承。”
“伯格多诺维奇的弟弟？”我重复道，思索着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曾跟我说过的某些事。
“这个包裹要寄到哪儿去？”我一边问，一边又飞快地朝桌上扫了一眼。
我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刺耳，克雷文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又看了那个包裹一眼，这一次看了看上面写的地址。是个叫做博迪盖拉的地方，在意大利境内，我倒是从来没听说过。
我不想跟阿尔伯特·克雷文解释我为什么想去，或许是因为我自已也不敢肯定我会相信自己的那种解释；不过当我提出想去送这个包裹时，他不但一点儿也不反对，还显得很乐意听到我的这个请求。他觉得换个环境对我只会有好处，他这么想。我可不能责怪他。
克雷文安排好了一切。就像他描述的那样，博迪盖拉“紧靠蒙特卡罗，就在法国边境线的另一侧，属于那个他们称为‘意大利的里维埃拉’”的地方。他的一个朋友，更确切地说，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认识住在米兰的一个人，而那个人又认识另外一个在博迪盖拉避暑的人，他在那儿有座别墅，靠近一个能远眺地中海景色的公园。只要我需要，随时都可以住进那座别墅。阿尔伯特·克雷文在发给阿卡迪·伯格多诺维奇的电报里委婉地通知他，他公司的一个合作人约瑟夫·安托内利，将亲自前往处理他哥哥房产的最后细节问题。
出发那天，我去克雷文的办公室取那个文件包裹，他一直仔细地保管着。玛丽萨在外面的车里等我，她知道我不想独自上路，所以就答应跟我一起去。
“一切都安排好了，”阿尔伯特说着把公文包递给我，里面装着他仔细整理过的我将会用到的所有文件。
“旅途平安。我希望你们两个都能好好放松一下。玩得愉快！”
我在门口站住，转过身来问他。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那天晚上为什么碰巧会在你家？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邀请他吗？”
一开始他似乎不记得了，然后，他想起了什么，开始点着头。
“对，对，我现在想起来了。那还真有点儿奇怪。那时我可能得有大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就在举行晚餐会的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很想认识你。”
临上飞机前，我随手拿了两份报纸，起飞之后我就开始读报。当飞机在巡航高度稳定飞行后，我指着第二版第一页的一篇报道，对玛丽萨说：“看看这个。”
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阿莉娅·戈德曼在竞选州长的这场竞赛中正以五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奥古斯托·马歇尔。
“如果没有我，她永远也做不到，”我冷冷地微笑着说。
“她还没有赢呢，”玛丽萨提醒了我，我考虑的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最后的判决。
我们越过一片被太阳灼烧出橙色条纹的天空，又看着它渐渐落在我们身后，然后在短暂的黑夜中航行。第二天早上，我们掠过荒凉的、覆盖着岩石的海岸线，当飞机准备在尼斯降落时，便开始在地中海上空缓慢地盘旋。我们开着租来的黄色菲亚特汽车离开尼斯，向不到二十英里外的意大利边境进发。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走，”玛丽萨说，她那双目光敏锐的黑眼睛深处闪烁着光亮，“我们会正好经过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住过的地方，靠近那片像‘一块棕褐色的祈祷毯’的海滩。”她快活地笑着，因为自己脱口而出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词句。
“你知道，里维埃拉因为他而声名远扬，”她两手握着方向盘，转头看了我一眼，“富有的美国人到那儿纵情声色，他们觉得一过三十岁就进入老年了，对他们来说，除了永葆青春和美貌，拥有足够的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金钱’。”
“什么？”她笑着问我。
“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就是那样描写黛西的声音的，”我告诉她，“我刚刚想起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像金钱。”
到了边境，我们摸索着找出护照。边防守卫似乎烦透了这些手续，挥挥手就让我们过去了。路修在陡峭的层层叠叠的山上，我们沿着这条路又往前开了几英里，放眼望去，窗外是波光粼粼的碧蓝的海面。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北非的海岸线就在水天一线的正下方，在某个庄严而神秘的地方期待着你。望望身后，你几乎可以发誓你能看到蒙特卡罗的灯火在黑暗中跳跃，尽管夜晚的降临还要在几个小时之后。
那栋别墅掩映在一座座黄色和粉色的石头建筑之间，临近一个个精心打理的花园，那些花园错落地排列在一个四周用树围起来的公园里。安顿下来之后，明早之前我们没什么必须得做的事，于是我们就沿着村子里弯弯曲曲的街道，在辽阔明亮的天空下漫步。孩子们晃动着小大人似的脸蛋，在我们面前跑来跑去，互相追逐着，或者用训练有素的小脚传踢着一只足球。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着，直到最后在鹅卵石铺就的台阶上迷失了方向。那些台阶像一个迷宫，通向一条条看不到尽头的灰色石头长廊，那些长廊蜿蜒在狭窄的楼房外墙之间，而那些四层高的房子都紧闭着窗户。我们顺势走下去，直到路把我们带到一个小广场，那儿还有一个破旧的小教堂。
在广场的左边，离我们站的地方不太远，几张铺着台布的餐桌随意地摆在一家餐馆的门外边。
我们走进去，选了一个临窗的位子坐下来，从那儿望出去，可以看到那些耸立的岩石，就像巨人塞克洛佩斯的踏脚石，朝大海的方向倾斜而下。意大利的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空是它灼烧过后留下的一片杏色。
一位老人俯身坐在后面的一张餐桌前，一只手拿着一片面包，另一只手正慢慢地舀起一勺汤。他穿着黑色的外套，白色衬衣的纽扣一直系到喉咙，他的头发是铁灰色的，蓄着硬硬的白胡子。除了我们，他是餐馆里惟一的客人，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他甚至连眼皮也没抬一下。他神情泰然，不紧不慢，你在美国很少能看到那种表情，那是一个从未离开过出生地的人脸上的神情。
“你为什么不给我说说我们来这儿的原因？”侍者给我们拿来一瓶红酒之后，玛丽萨向我提出了问题。
“我跟你说过：我得替阿尔伯特·克雷文递交一些文件。”
“不，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我注视着那位老人，猜测着他的年龄，想知道当你活到他那个年纪——不管是七十岁、八十岁还是一百岁——你自己是否仍然把生存看得像以前一样重要，那时你更年轻，以为人生的岁月还很漫长。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玛丽萨透过厚厚的斟满红酒的八边形玻璃杯，狡黠地微笑着追问道。
“真正的原因？”我说着，从老人身上收回视线。
“我来这儿，是为了见我过去认识的一个人，一个死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