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战前

树状

我们没有放弃追查，但迟迟没有成果，依然对吉兼家一无所知；或者该说连调查的方法都找不到。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询问当地各家寺庙的檀家中有没有吉兼家（不过对方很可能不告诉我们。）或是确认墓碑；同时也继续寻找离开当地的人，以及住在工厂附近的人。

我们逐一尝试各种寻觅到的人脉，不过这些人脉也将用尽。

“做到这种程度，居然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某天，久保小姐说着，然后叹口气。

我们在寻找存在过去的“什么”，因此注意到的尽是家里出状况的居民；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感受不到任何怪异。四〇一号房的西条太太平安无事地生活，四〇三号房的边见太太也是如此。公认房客都住不久的二〇三号房，也在二〇〇二年秋天住进新房客，现在也还居住在里面。

新房客是和乐融融的四人家庭，包含一对年轻夫妻和两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太太也加入年轻妈妈的团体，和大家相处融洽。继在久保小姐之后入住的房客，现在也还住在那间套房。

冈谷社区也是同样状况。

搬入黑石家的第八任房客快住到第四年了，也没碰上异状。我们也竭尽所能追查在公寓和社区兴建前、住在当地的居民消息，不过没任何一人在搬走后卷入任何意外或案件。

就算沾染上秽，也不一定会出事。久保小姐也过得很平安。

没有可供追查的线索，我们也无事可做，而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我渐渐快淡忘这件事，直到平山先生在这年的十月底来了联络，我才想起来。

“那件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平山先生问我。

我告诉他，因为没有任何新线索，所以束手无策。

他告诉我，他找到一张很令他在意的照片。

“你听过私宅监置吗？”

听到出乎意料的名词，我楞住了。

是将精神病患者关在家中的私宅监置吗？——也就是所谓的“座敷牢”。

我知道从明治时期到终战结束的期间曾经存在这种制度。获得地方自治体许可的责任者，可以将精神病患者监禁在合乎规定的监置室（俗称的座敷牢）。

小论什么时代，社会上都存在精神障碍患者。

明治时期前，这样的患者被称为“癫狂”，如果对周围造成威胁或障碍，便用监禁、拘禁的方式与社会隔离，并用民俗疗法或祈祷加持来对应。

一九〇〇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法令终于出现。

这年成立的“精神病者监护法”明令患者是弱者，须加以保护。若要将患者监置在私宅或医院，须附上医师诊断证明，并经由警察署获得地方长官的许可；如果没有医师的诊断与官方的认可，家族或社会不可擅自隔离患者。

然而，这条法律并不是设置在医疗的相关规定之中，因为收容患者的医院数量远远不够，导致这条法律反而成了可将患者监置在私宅的正当理由。政府忧心这个状况，在一九一九年制定“精神病院法”，道府县均须设立精神病院，可是各地方政府却迟迟未能彻底执行这条规定，因此直到一九五〇年的“精神卫生法”出现前，私宅监置成了社会上的常态。

“对对，就是那个——我手边有一份大正时代的全国私宅监置的调查报告。其中有张照片引起我的注意。”

平山先生说的报告在大正时代发行，当时对调查人家的患者名字和住址都做了处理。不过，作为这份调查报告撰写基础的调查论文也一并留下来，上头清楚罗列出患者的真实姓名。

“其中也出现吉兼家的资料。从住址来看，可能就是你们在找的吉兼家。”

平山先生告诉我，报告中提到的吉兼家监禁了三男——友三郎，资料也附上从监置室露出脸来的患者——友三郎的照片。

他将吉兼家的相关资料寄给我，我认为可以从住址确定这正是我们在找的吉兼家。吉兼友三郎在明治三十八年——也就是一九〇五年发病，他那时十五岁。

他因为殴打家人、企图纵火而被限制行动。他说自己听见“诉说怨恨的声音”，那道声音命令他去纵火、杀人。

友三郎不断出现暴力行为，家人在隔年获得了监置许可。

这份资料是关于私宅监置的调查论文，所以只简单记载了友三郎的病状；另一方面，相当详尽地记下监置友三郎的监置室和监置状态。

友三郎的监置室位在母屋的角落。

吉兼家将室内空间用木制方格栅栏隔开，切割出一半空间。栅栏则按照一般作法，用相当粗的正方形木制成，相当牢固；出入门则以很粗的门闩锁住。栅栏上有一处设置着比人头还小一圈的小窗户，应该是用来递送三餐的。

栅栏内的空间铺上两块榻榻米，还有一块铺上木头地板，大约一叠半大小。另外，木锁地板的尾端挖了起来，设置成厕所，地板下则埋了用来装排泄物的瓶子。一般来讲，这种设施单纯挖个洞就好（也有很多木头便桶的例子），不过这间监置室使用的是大小一般的陶瓶，所以人其实可以穿越瓶子旁边的空间逃出去，友三郎便这样做过。因此，他的家人便在监置室的地板下装设墙壁，封闭起来。墙上有个用来进出其中，清理排泄物的坚固门扉，同时也设了一个换气口。

换气口很小，还有三根木头横跨其中，导致地下很暗，通风也很差——即使如此，论文上还是记载着友三郎“性好于地底下徘徊”。

论文也提到友三郎营养状况“极佳”，家人给予的待遇“普通”，而综合监置室和患者的待遇，吉兼家被分类为“普通”。

论文作者也附上监置室和吉兼家住处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让我心情沉重。那是一张从栅栏中露出一部分脸孔的男人照片。友三郎有着意志坚定的下颚和线条秀丽的额头，他面无表情地望着拍摄者。

从资料来看，友三郎似乎出现幻听。“诉说怨恨的声音”命令友三郎纵火与殴打家人。

遗憾的是，这是仅有的吉兼家资料，我们还是不知道吉兼一家究竟是怎么样的家族。资料中也没记载友三郎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应该是袭击了家人，不过可能没出现任何死亡事件。也不知道友三郎此后又是什么状况。不过——

纵火与暴力。

这不是和川原和秀的例子存在相关之处吗？

还有，友三郎“性好于地底下徘徊”——政春家就曾经存在着“什么”，而那个“什么”会在地底下徘徊，低语不祥的话语。

在政春家的“什么”，该不会就是友三郎吧？

声音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我们获知一户住过大杂院的人家消息。

过去接受过我们访问的辻女士，想起一名和自己妹妹很要好的同学住过大杂院。但那一户姓方保田的人家住大杂院拆除时就搬走了，后来死在新的住处。

“我妹妹说，她听说那户人家因为火灾去世了。”

辻女士这样告诉我们，令过我们查了报纸，发现那不是单纯的火灾。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起火灾发生，起火点在方保田家，紧邻的四栋民宅也被卷入火灾，所有住宅都被烧得精光。警方从烧毁的住宅中发现方保田夫妻和五个孩子的遗体，而且一家七口都被钝器殴打过头部。

火灾发生之际，方保田家的十八岁长男在火场周围徘徊，警方因此留置长男加以调查。结果，长男自白自己殴打且杀害家人后纵火烧屋。接下来，他接受精神鉴定，受诊为“强度精神分裂”，获不起诉处分。

长男出现严重的幻听，他说地下传来“烧光他们、杀了他们。”的声音，命令他这么做。此外，声音的主人缠着长男不放。夜晚入睡时，声音会在长男的正下方不断低语

“杀了他们”或一整晚接连不断诉说着怨恨。

—果然出来了。我这么觉得。

徘徊在地板下的某人，低声说着怨恨的话语，最终导致整户人家被杀害。

我不禁怀疑这起事件和冈谷社区中饭田家自杀事件一样，出自同一根源。

政春家只听见了声音，没发生任何不幸的案件；不过声音应该也会出现在川原家才对。

我这么一说，久保小姐回答：“说不定不只如此。”

因为调查一直没有显著进展，久保小姐改为整理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资料。她在之

前就录下所有访谈，并将重点写成备忘给我，她最近又重新将访问内容打成逐字稿。

“一开始调查时，访问对象提到小井户家和根本家，我很在意一段内容。”

小井户家是曾经存在冈谷公寓用地的垃圾屋，根本家则是临接小井户家北边的房子。

“访问中提到，小井户先生连地板下都塞满了垃圾，我想他会不会是想阻挡出现在地底下的什么东西吧？”

小井户先生特地将地面开了洞，连地板下方都塞满垃圾，这种状况在其他垃圾屋中的确很罕见。而且经过久保小姐这样一说，他说不定真的是害怕地下的空隙。为了不让任何人到地板下方四处爬行，他拿不用的东西塞满地下。如此一想，他的作法就不是什么奇怪的行为。

“还有一个人，就是根本家的奶奶。”久保小姐说，“访问中也提到根本家的奶奶痴呆了，地板下根本没猫，她却说自己在养猫。”

根本夫人会将饵丢到地板下，有时还会趴在檐廊旁边，对着地板下方说话。

“根本奶奶真的在跟猫说话吗？”

——那是友三郎吗？

我想像着，全身有点发冷。

趴在冷冰冰檐廊边的芝太人，以及从地板下传来的声音。那道声音细语着“大家都去死”、“去死”的不祥话语，老太太则倾听着这些话，有时还会专注和声音交谈，她到底和“诉说怨恨的声音”说了些什么？

之后，除夕夜，发生了一件事。

这日还没过去，工作室的电话响了。我看荧幕上显示“公共电话”。

我平常不接这种电话，都会等它自动转成答录机好确认来电者的身份；不过那天我接了。我当下一看到“公共电话”就想到应该是某人，因为她每年都会和先生一起到八坂神社作新年参拜。我其实也想不透当时为何如此推测，可是确实立刻就认为是她从外面打给我的。

然而，话筒另一端的声音不是她。

“对不起……请问现在几点了？”我愣住了。

那是年轻男性的声音，大概十几岁到二十五岁左右。我太过惊讶，完全无法回答他。于是他又问了一次。

“现在几点了？”

我不自觉回答他，马上就要十二点了。

谢谢，他小声低语后，挂了电话，而我还是愣愣地握着话筒。

这是怎么回事？打错电话吗？——不可能。恶作剧电话？可是，这种恶作剧到底有什么意义？

还是他真的想知道现在几点？但若真是如此，与其打电话给陌生人，不如打给报时台还比较准确，不是吗？

如果是打错电话，我也不会在意；如果是恶作剧电话，忍耐着不舒服一下就过去了，但像这种不知为何打来的电话，反而令人在意，余味复杂。

我抱着像被狐狸骗了的心情放下话筒，心想这世上真的有很多怪事。

隔天晚上的十二点前，电话又响了。这种时间来电的人不少，我打算接起来，但我在拿起话筒前确认来电号码，是“公共电话”。

不可能吧，我心想，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吧。

我应该是想确认真的不会有这种事才拿起电话，另一端立刻传来年轻男性的声音：“……现在几点了？”

我一瞬间思索着如何应对。

不发一语地挂掉电话吗？还是质问对方的身分或意图？然而人只要一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我就是个例子，我近乎自动回答，“马上就要十二点了。”

我回答的当下就在想，我不该说这个，要说别的。你是谁？为什么打电话来？但在我出声说出，“那个……”之前，电话另一头的人已经小声说句，“谢谢……”然后挂断电话。

隔天，电话又来了。几乎是相同的时间点，显示是“公共电话”。我没有接起来，当电话转接到答录机时，对方便不发一语挂断电话。

这个无法解释的来电大约持续了一星期。

“好不舒服哦。”久保小姐问我，“你没事吧？”

事情没有严重到需要特别担心。虽然不知道对方的真面目，但也不是会造成实质危害的事情。

那就好，久保小姐说完后又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黑石太太的事情。”

黑石太太是从冈谷社区搬出去的住户。

“黑石太太不是也说过吗？说她接到恶作剧电话。”

有这回事吗？可是打到我家的电话，应该也不算恶作剧电话。

我虽然这么回答，但瞬间涌起讨厌的感受。

“说得也是……不过我有点在意是年轻男人的声音。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应该是吧，我回答，却有如鳗在喉之感。

黑石太太确实为了恶作剧电话而陷入不安。我记得她是说“没什么大不了。”不，假如这种怪电话，应该不会说“没什么大不了”。

黑石太太说的是“年轻男人”吗？

我记得，她说骑自行车撞倒她的人似乎是年轻的男人。

……思考到这种程度，我便坐立难安起来。

没错，黑石太太不是一直很警戒“年轻男人”吗？被自行车撞到虽然不是严重的意外，但因为对方是“年轻男人”，所以她将这点和恶作剧电话连结起来，认为对方带有恶意。

黑石太太之所以不安，是因为随机杀人、少年犯罪等的事件，而她搬家前后的期间正是社会上对于少年犯罪提高警戒心的时期。然而，真正将少年犯罪当成重大问题的时间点是在她搬走之后的二〇〇〇年。若要将这点当成黑石太太不安的理由，两者的时间点上存有差异。

恶作剧电话的声音是“年轻男人”？所以她才特别提防少年犯罪吗？

打来问我时间的电话也是年轻男人的声音……

我实在太在意了，所以联络了黑石太太。

以前听您提过接到恶作剧电话，请问那是年轻男人的声音吗？

“是的。”黑石太太回答我。

虽然她觉得声音有点老气，不过接到电话的第一印象是十几岁的少年。

她毫无戒心地接起电话，而对方唐突询问。

“现在一个人吗？”她一下子不知道对方问什么，好一会都没有回答，而对方像在等她答案似沉默以对。接着，黑石太太的警戒心升起，“不是。”少年听她这么回答，口中念念有词着什么，挂上电话。

“——他的口气也没有恐吓、威胁的意思，我觉得好像是为了察看什么。”

黑石太太事后也接很多次这种电话，虽然不是每天，但电话在某段期间来得非常频繁。大部分都是不发一语挂掉，有时也会说些，“家里有灭火器吗？”、“在看……电视吗？”等等意义不明的内容。

“要说没什么，的确是没什么。但被问说有没有灭火器，就让我觉得难道会被纵火；电视也是。我那时其实没怎么在看电视，但挂断电话后就急忙开了电视。我觉得电视可能在报导什么可怕的案件。”

说得也是，我这么回答。说起来，这些也谈不上是威胁、恐吓，可是却让我们想追究对方的意图而陷入不安的自我质问。和黑石太太相比，打到我家的电话可说完全无法得知对方的意图。

那晚，我始终有一股说不定会再接到电话的预感，不过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再接到那样的电话。

扭曲

我们无论如何部想知道吉兼家的消息。四处调查后，终于找到曾经是吉兼家檀家的菩提寺㊟。

二〇〇八春天，冈谷公寓附近的学弟帮我们找到了菩提寺。

学弟每逢假日便耐心地四处寻访当地历史悠久的寺院，确认墓碑上的名字。然后，他发现一块墓碑上写着“吉兼家”。那座寺院里还有其他数个同样写着“吉兼”的墓碑，因此吉兼一族很可能是这间寺院的檀家。

幸运的是，担任住持的国谷先生和以前接受过采访的林先生是同学，也是好友。因此在林先生的安排下，他很亲切地接受了采访。

国谷先生首先告诉我们的是，吉兼家已经不在当地了，他也不知道吉兼家后来去了哪里。最后见到吉兼家成员的人是前一代的住持，已经去世了。有位名叫吉兼初的女性在一九四五年，请前一代住持进行最后一次的法事。

那是昭和二十年——终战那年的深秋。当时是吉兼初父亲的第十七年忌，但吉兼初本人后来已经离开当地，也不知道去向。

这位迎接第十七年前的父亲，恐怕是成为问题的吉兼家的亲戚，我推测可能是友三郎的大伯父，而在名为吉兼初的女性出现在寺里后，吉兼家的消息便断绝了。他们完全没有缴纳护寺会和墓地管理费，国谷先生实际上对于该如何处理吉兼家的墓地也很困扰。

一般说来，要在寺院里拥有墓地，须是寺院的檀家才行。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檀家才能在自家隶属的寺院中拥有墓地。

所谓的“檀家”和信徒不同，负有和其他檀家合作守护寺院的义务；守护寺院也就等于守护自家的墓地。

现在很多人将寺院的墓地和公园墓地混在一起，产生了很多误解。设置墓地时，缴纳的永久使用费指的是取得在寺院中设置墓地的费用，并不是只要付了永久使用费就可以将墓地永远设置在寺院中。

让包含墓地在内的寺院能够持续运作的费运（护寺会费）以及清扫墓地以及维持管理的费用（墓地管理费），都是檀家须负担的。除此之外，为工让寺院持续下去，所有檀家都必须出钱出力，因为寺院本来就是这样的设施。

因此若不缴纳护寺会费等费用，就会失去檀家的资格。墓地也会被视为无缘墓，寺方会取出遗骨，将其移到无缘供养塔之类的地点和其他的无缘佛一起祭祀。过去檀家消失的原因，只限无人继承或连有血缘关系的亲戚都没有的墓地，因此才会称为“无缘墓”。

然而近年来因为核心家庭增加和居住流动率攀升，就算有继承者也可能会出现接近无缘的状态。另一方面，因为核心家庭的影响，墓地空间也不足。即便是檀家想在寺院设置墓地，也没有空间可以设置。因此，纵使寺院想将接近无缘状态的墓当成无缘墓迁葬，也须处理非常繁杂的手续。

要将墓地当成无缘墓处理，首先要在政府公报刊登这个消息。

一般说来，光是政府公报还不够，也须在报纸之类的媒体刊登广告。明示死者的籍贯和本名，呼吁拥有墓地权利的所有人出面，若是不出面，那么这个墓地便会成为无缘墓。同时也得在墓地上竖起同样内容的立牌，若是经过一年都无人出面，就向自治体酋长提出公报、立牌的照片等必要文件，由其认定为无缘墓，寺方才能以无缘墓加以改葬。

这些手续真的非常麻烦也很花钱，尤其光是在各大报刊登广告便是莫大费用。更重要的是，站在寺院的立场，自然不愿意随便处理檀家的事。

檀家很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公报或是报纸的广告，仅仅因为工作或家庭的关系而很久没去扫墓，结果一去却发现最重要的墓地消失了——这是寺方极力想要避免的状况。因此，寺方也还守着很多无缘状态的墓地。吉兼家一族的墓地也是如此。

“最后的供养距今有六十年以上了，大概亲属也都不在了，可是也不能就这么认定……”

问题主角的吉兼家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时已经没有任何相关记录。寺方保存的死者名册里并没有友三郎的记载。根据墓志，最后留下来的名字是一名叫三喜的女性，她似乎是友三郎的继母。友三郎的生母在生下他后就死亡了。

吉兼家死者名册的最后一笔记录是三喜的一周年法事，因为没有友三郎生父和兄弟的记载，吉兼家可能在三喜的一周年法事结束后，就离开当地。在那之后，还有另外两户吉兼家也是隶属国分先生当住持的寺院。其中一家的记录在战前断绝了，另外一家则在吉兼初父亲的十七年忌结束后失去记录。

“可是，有个很奇怪的记载。”国谷先生指着影本。

吉兼家最后的死者是“三喜”，她是户主吉兼康葬的“妻”。她死亡的前一年有“一副妇人图”的记载。

在一连串的死者名字当中，突然出现了异物。

这是什么呢？久保小姐问。

“我想应该是将画寄放在寺里供养的意思。对了，上代住持说过，我们寺里放了幽灵画。我没问他是谁寄放的，恐怕就是这一副了。”

“是幽灵的画像吗？”

“不，好像是普通女性的画像，只是听说她的脸有时会扭曲。上代住持说是漂亮的贵族女性画像，我想应该是梳了发髻、打扮华丽的女性画像，或是历史悠久的宫中女官的画像。既然写了‘一副’，应该是挂轴。”

据说画上美丽女性的脸孔会丑陋地扭曲。

国谷先生说：“不知道只要扭曲就会发生不幸，还是收下那副画像后，家中就不断发生不幸。总之吉兼家希望能够供养那幅画像，所以将它寄放在我们这里。但那副画像因为战争烧毁了。战争的时候，传闻这一带也是空袭目标，处境很危险，所以上代住持将重要的物品放到借来的仓库，结果那边反而遭到空袭，烧掉了。本来也计划做完死者名册的复本后，将正本也放到仓库，但因为是完成复本才送过去，因此虽然不知道留下来的是正本还是复本，总之是资料留了下来。不过寄放的画像之类的物品就全烧毁了。”

国谷先生又说：“我想大概是上上代住持收下那副画像的。上上代住持习惯将檀家之间发生的事情写成备忘录，如果找得到画，应该会有更详细的记录。虽然会花点时间，不过我还是找一下吧。”

他和久保小姐做了这个约定。

我们已经做好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不过两周后接到国谷先生找到备忘录的联络。只是住持留下的备忘录笔迹实在太龙飞凤舞，我和久保小姐都看不懂。根据国谷先生为我们解说的内容，吉兼家的这副画像是三喜的嫁妆。

那似乎是副女性坐在树下的画像，她坐在树根的位置，看着头上的树枝。这副画像代代流传在三喜的娘家，据说是一副“会招来不幸”的画像。

为什么要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当成嫁妆带去夫家？着实难以理解。可能是带去的新娘和让女儿带这副画像的娘家都不相信这回事，或者是，即使如此也要带去。然而，或许是那副画像的关系，三喜嫁进去后，吉兼家就开始一连串的不幸。

长男因为生病死去，三喜自己也连续生下两个一出生就死亡的孩子；三男则有“得病”的记载，友三郎可能是从这个时期发病；三喜好不容易平安无事地生下第三个孩子，但这个孩子一岁多就死亡了。因此，吉兼家将这副画送到寺里，希望寺方代为供养。可是，三喜却在隔年二十四岁的时候，年纪轻轻就死去了。

寺方每到超渡法会，就会将因为某种原因寄放在寺里的供养品从仓库里拿出来，和超渡对象的无缘佛一起供养。

就在这个法会上，住持目击到极为异常的状况。

那副画像和其他的供养品在法会前一天就拿到本堂里挂了起来。到了晚上，住持为了确认门窗和火源有无关上和熄灭而前往本堂，途中，他听到不知从何处吹来、令人非常不舒服的风声。他讶异地往外一看，室外根本没有风。然而遥远的某处响起了“犹如旋风一般接近”的声音。

他不解地走进本堂，听到虽然微弱却是一大群人的呻吟。住持点亮手上的蜡烛，漆黑巨大的空间中出现了光明。本堂里到处躺着黑色人影，痛苦地扭动身躯，甚至还有人像是求救般伸出手。住持惊讶地倒抽一口气，转眼之间那些人影消失了，融进了原本的黑暗之中，但住持认为自己没有看错。

风声虽然持续着，却渐渐远去了。

这时放在本堂里的物品全都是有些状况的，住持为了确认是哪一件物品造成方才的异状，一件一件地仔细检视。结果，他发现那副女性画像上的脸孔出现了变化。原本是美丽的妙龄女子，这时却脸孔扭曲，浮现邪恶的笑容。

他惊讶地“啊”了一声时，风声消失了。画上的脸孔还是扭曲着。住持朝着画像双手合十，在本堂停留一段时间。隔天早上，画像已经恢复原状，住持前一晚离开本堂时，画中女子仍旧保持笑容。

吉兼三喜在那件事发生不到半个月后就死了，住持认为那抹笑容预言了不幸。他理解到那副画像业障甚深，之后就常将它挂在本堂的角落，朝夕供养。

然而在那之后，画中女子还笑过一次。

当时吉兼家已经下落不明，住持认为他们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住持在昭和三年六月写下记录，前天晚上女子画像又笑了，虽然不知道吉兼家现下在何处，又何以维生，但恐怕又发生了什么事。

“三喜的娘家据说在她去世之后也落到悲惨的下场。不过，他并没有写是什么样悲惨的下场。”

根据寺里的记录，三喜娘家姓奥山，位在福冈。

三喜的遗骨在一周年祭结束后就被送回娘家。吉兼家虽然告诉寺方这是三喜的遗言，不过可能和吉兼家当家在一周年祭过后就立刻续弦一事有关。也就是说，虽然当地有三喜的墓地，不过三喜本身已经不在当地了。

三喜的遗骨送回了福冈，但国谷先生也不知道这里指的是福冈县还是福冈市。光用“福冈”这个地名很难找出特定的场所，要用它来找出奥山家的所在地也是困难重重。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怪异的起源并不是吉兼家。

友三郎听见的“诉说怨恨的声音”，后来应该传给了方保田家、政春家和饭田家。这么说来，吉兼家是被感染的一方，并非最早的污染源。这个污染的媒介是家传的画像，还是三喜？

但总归一句，震源是“福冈”的奥山家。

“问题是‘福冈’在哪里，对吧？”

久保小姐在告别国谷先生的寺院路上，这么说。

“三喜回到娘家的时候，福冈市是叫博多吗？”

我想是叫福冈。

现在的福冈市过去被称为博多。在一六〇〇年的关原合战之后，黑田如水、长政父子入国，以出身地的谐音建造“福冈”城。当时以流过市中心的那珂川分为东西两边，各称博多和福冈。到一八七一年，福冈藩因为废藩置县政策的关系，改称福冈县。之后市政施行时发生了纠纷，最后成为福冈市。

如果是福冈市，范围还有限；若是福冈县，或是随意指涉过去的福冈藩而使用“福冈”二字，范围就会大到难以想像。

我希望至少是指福冈市，若非如此，根本就无从找起。

我抱着溺水的人即使是一根稻草也好的心情，询问平山先生是否知道些什么。

“脸孔扭曲的画像吗？我似乎听过这回事。”

平山先生说：“你可以问问看福泽先生。我想阿彻一定比我更清楚，我可能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福泽先生指的是住在福冈县的名作家，福泽彻三先生。

福泽先生是非常优秀的幻想小说、黑色小说的创作者，同时也是怪谈实录收集家。他所收集的怪谈大多都是九州来的——特别是以北九州为主。

我虽然读过福泽先生的作品，但素未蒙面。我很不好意思地拜托平山先生代为介绍，于是和福泽先生取得联络。我向他说明到目前为止的前因后果——我们最后找到的是吉兼三喜，她的娘家是福冈的奥山家，而她当成嫁妆带到夫家的画像出现一连串怪谈。

“那是一副贵族女性的画像……”

我才说到这里，福泽先生立刻回答：“脸孔扭曲的画像，是吧？那是奥山家的画。”

“您知道吗？”

“那在北九州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