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师与空气男
空白的书籍
这个故事的时间地点无关紧要。我将时间设定在二战及战后，但即使换成其他时代也无妨。为了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故事中的人物设定为日本人，不过即使是外国人也无所谓。换句话说，这是篇“从前从前”云云的故事。好了，首先就让这篇故事的主角——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别人为我取了个绰号——空气男。这名字或许让人联想到透明人，但实际却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意指我是凡人中的凡人——不，是比凡人更不起眼的人。
从很年轻开始我就是个健忘的人。人类需要“遗忘”的能力，但我的健忘程度却超出正常的十倍左右。昨天还说得斩钉截铁，今天却忘得一干二净。众人都觉得再没有比我的话更不可靠的了。一次，一位朋友说我就像空气一样虚无缥缈，于是“空气男”的绰号便不胫而走了。
抽象的事我大多能记得清楚，却老是忘记具体的，比如数字、专有名词。时间观念也不佳，昨天几点做了什么，与此类似的事我遗忘得很快。
这大概是因为具体事物在我的记忆里并不能像照过的相片那样留下清晰的印象，但事物深处某种古怪的、抽象而模糊的感觉，却会烙刻在脑子里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空气男这个绰号还挺贴切的。
欢喜、悲伤、仇恨，这类情绪我也忘得很快。因此有时我会被人唾骂为忘恩负义之徒，有时也被称赞为豁达大度、拿得起放得下。
我并不是个执著的人，但有时候却又极端神经质。
记忆力对写作是最重要的，因此，记录这篇故事时，写着写着，或许就前言不搭后语了；不过，我颇擅长不靠记忆，用想象力凭空编造出具体的事实自圆其说。而且我喜好钻研几何学理论，对此也颇有几分自信。那就姑且试试，看看究竟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或许会出乎意料地顺利呢。
尽管我较一般人更没用，却对世上的平凡之事丝毫不感兴趣。我深受怪奇、异常之事的吸引。不过对于真实发生的案件、刊载在报纸和八卦杂志上的事件，多异常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对真实的杀人提不起兴致，却深受杀人小说（情节越是天马行空越是如此）的吸引。我喜好幻想故事更胜于细节脉络皆清晰的照片。
我是在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写下这个故事的，但故事发生在更早之前，是我三十岁左右的遭遇，换言之，这篇故事发生在二战中期。
当时仍单身的我独自在外赁屋而居，亲人只有母亲。母亲在乡下攒了笔小钱，过着惬意的生活，因此我经常向她伸手要钱。我并不上班，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不过我也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偶尔我也会拜托前辈，进一家公司上几天班，但这样的生活却都持续不到半年。我对于俗世的职业提不起兴致，就像我对新闻报道和照片没兴趣一样。
我仗着有母亲寄钱供养，任性地辞职不干。那么我不工作，都做些什么呢？几乎什么都不做。我躺在廉价公寓四叠半㊟大的榻榻米上，读着无聊的讲谈本㊟，在烟灰缸里堆出烟屁股山。
讲谈本这玩意儿，现在似乎销声匿迹了。就算还有一些，也都是改写成“读物”的作品，一点儿都不有趣，过去的讲谈本连讲谈师㊟的腔调、口吻都原封不动地抄录下来，饶富韵味。我总是去租书店挖掘这些老作品，沉溺其中。
侦探小说和怪奇小说也是我的最爱。当时还没有“早川推理”㊟这种方便的玩意儿，但也出版了许多日本及欧美的作品，我从租书店借来这些书，读得爱不释手。
话虽如此，我也不是老待在公寓里睡觉的。我虽然对运动毫无兴趣，但电影是必看的，也会前往寄席㊟。此外，偶尔为了满足需要，我会舍现今的潘潘㊟前往更传统的老花街。我不讨厌喝酒，但酒量不是很好。
有一次，我邂逅了一名不可思议的男子与他的妻子。自此，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母亲才刚从故乡寄了笔钱过来，我的手头颇为宽裕，无所事事的我便闲晃到东京车站去。
除了电影和寄席以外，我还喜欢火车站。因为要自诩为“人群中的鲁滨孙”㊟，再也没有比车站更适合的地点了，这时上野车站是不二之选。我会在嘈杂的车站建筑中四处漫步，或坐在三等候车室㊟的长椅上沉思许久。
当天不知为何，我去的不是上野车站，而是东京车站。我或在候车室坐着，或在乘车处的宽敞大厅里溜达，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脑子里不由得冒出坐火车的念头。
我前往一二等车售票口，先买了前往静冈的二等车票——就像我先前说的，当时我手头十分宽裕。我买的不是特快列车，而是普通的车票。
当然，我并非一身旅行装束。我穿着平日穿的碎白花和服及碎白花外套，当时街上有一半的人都还是和服打扮。
实际上这是一趟慢车，遇站就停，因此车厢里并不拥挤，到处都有空位。
我的座位靠窗，周围都有人。对面两个，我旁边还有一个。坐我旁边的是一名年约四十的中年妇女，对面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神色闲适的绅士。他一头浓密的头发梳分得很整齐，鼻子下蓄着小胡子，下巴上也有一小撮山羊胡，脸型长而肤色白皙。他打着黑领带，身穿黑西装，脚上是黑袜及黑皮鞋，服装低调，却十分讲究，男子看起来年长我五六岁，他旁边坐着一名公司干部模样的五十多岁西装男子，正摊开报纸认真读着。
我在横滨车站就已经买好了火车便当和茶水。我最爱吃火车便当了。那种木板盒子里的硬米饭、硬邦邦的炖鱼、煎蛋、牛肉、莲藕、腌萝卜等，普通人压根儿不会觉得好吃却是我的最爱。因此只要乘火车，就算不到吃饭时间，我也会吃上好几回，大快朵颐一番。甚至说我是为了吃便当才坐火车的也不过分。而且我还不要鳗鱼盖浇饭或洋食便当什么的，非得这种木板盒便当才行。
我慢条斯理地吃完便当，将粘在盒底的饭粒一颗颗拈起来送进口中，用包装纸包好空了的木板盒子，扔到座位底下。接着抬头环顾车厢里的光景，不经意间发现邻座妇人的眼睛直盯着我前方一身黑衣的绅士的膝盖不放，原来他膝上正发生离奇的事。
绅士将一本书摊开在膝上，低着头阅读，怪的是书页上全没有文字，翻开的书页两边都是白的。邻座的妇人就是对此感到诧异，才会直盯着看，并非我一个人眼花了。
妇人发现我察觉到这一点，随即望向我。我们四目相接，看得出彼此都十分不解，出于礼貌，我们都没有笑，也是怕自己看花了眼。
也许那本书是用特别淡的墨水或极细小的铅字印刷的——我如此揣测，但凝目细看，还是看不见任何文字，其实就是白纸。
一身黑衣的绅士全神贯注地盯着空白的书页。上面似乎写着什么有趣的事，他自顾自笑吟吟地翻着页，但接下来的两页还是没有文字，纯粹是白纸。
此时黑衣绅士旁边那位干部模样的五十多岁男子折起先前一直摊开阅读的报纸，塞到座位后面，点上一根烟，他察觉到我和妇人的视线，也望向黑衣绅士的膝盖，似乎也被吓了一跳。他随即也直勾勾地盯着身旁黑衣绅士的侧脸，欲言又止，结果还是什么也没说。他应该不爱多管闲事，就这么侧过身子，拿起摆在座位旁的周刊看了起来。
不一会儿，黑衣绅士换了个姿势，一手将书举至眼睛的高度，我总算看见那蓝灰色布质封面的书脊了。上面印着烫金字样：
德·昆西 论谋杀
这部著作的作者喜爱抽食鸦片，最出名的作品是《论谋杀》㊟，我记得以前谷崎润一郎㊟曾在杂志上连载过译文，但我不知道它结集成书了。现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书脊上没有印刷译者的姓名。可能不是谷崎翻译的版本，而是近期另外出版的。不过我毕竟是个空气男，不敢说得太肯定。或许这本《论谋杀》就是那版众所周知的译本。
话说回来，这书的页面怎么会是空白的呢？而且这个人怎么可能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眼睛追着字句，爱不释手？
我忽然想到这可能是新发明的珍奇书本，乍看之下空白，但戴上某种有色眼镜，书上文字便清晰可见了，但这名绅士并没有戴什么眼镜。乍一看像戴着夹鼻眼镜，但仔细一瞧，并没有什么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