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我们开车回我的住处，街道上车辆稀疏。夜晚的一切全然静止，雪如棉花般覆盖着地表，吸去了所有声响。光秃秃的树是衬着雪白的黑，月亮是浓雾后面暧昧的脸。我想去散步，但韦斯利不允许。

“时间不早了，再说你今天病得厉害，”他说。我们坐在他的宝马车里，车子停在我的屋子前面、马里诺的车子后面。“你不能在外面到处晃。”

“你可以陪我一起散步。”我感觉非常虚弱而疲倦，不希望他离开。

“我们都不应该在外面乱晃，”他说。这时马里诺、珍妮特和露西进了我的屋子。“你需要进屋好好睡一觉。”

“那你呢？”

“我有自己的房间。”

“哪里？”我问，好像我有权利知道似的。

“林登街，市中心。去睡吧，凯，求求你。”他停顿下来，望着车窗外，“我希望能多做一点什么，但我不能。”

“我知道你不能，我也没有要求你。当然，你无法多做什么，就像换成是你需要安慰、需要有人陪的时候，我也无法多做什么。就是这种时候我会恨自己为什么要爱你，我真恨。每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就好恨，就像现在。”我挣扎着，“该死。”

他将我揽进臂弯，擦去我的眼泪。他触摸我的头发，握着我的手，仿佛他全心爱着它那样。“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市中心，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他知道我不想这么做，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不，”我长吁了一口气，“不了，本顿。”

我下了他的车，掬起一捧雪抹脸，向前门走去。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和本顿·韦斯利坐在黑暗中时哭泣过。

直到我进了屋子和马里诺、珍妮特、露西待在一起，他才开车离去。塔克下令全天候守卫我的房子，负责人是马里诺。他不愿意把我们的安全交给坐在附近某辆巡逻车或小公务车里穿制服的人，他把我们当成绿色贝雷帽部队㊟或游击部队似的使唤。

“好了，”我们走进厨房时他说，“我知道露西会射击。珍妮特，如果你想从学院毕业，最好也能学会打枪。”

“我进学院之前就会了。”她以一贯文静镇定的态度说。

“医生呢？”

我正在开冰箱。

“我来煮意大利面，加一点橄榄油、巴马干酪和洋葱。如果有谁想吃三明治，我也有奶酪片。或者，假如你们给我时间解冻，我还可以做奶酪通心粉或菠菜小方饺。如果热上两份，我想够我们四个人吃了。”

没人在乎。

我热切地想做些正常人做的事。

“抱歉，”我失望地说，“我最近没去采购。”

“我得看看你的保险柜，医生。”马里诺说。

“我有面包圈。”

“喂，有人肚子饿吗？”马里诺问。

没人回应，我关上冰箱。我的枪械保险柜在车库里。

“来吧。”我对他说。

他跟着我出了屋子，我替他开了柜子。

“你这是在做什么？”我问。

“我们得武装起来，”他说着拿起一把又一把手枪，然后检查弹药盒，“老天，你在绿顶一定有股份。”

绿顶是本地的一家枪械商店，顾客并非重案罪犯，而是爱好运动和注重居家安全的普通市民。我提醒马里诺这点，尽管我必须承认，以正常标准来看，我拥有的枪支和弹药的确多了些。

“我从不知道你有这些玩意儿，”马里诺将半个身子探进沉重的大保险柜，“你什么时候买的？我没陪你一起去。”

“我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去购物的，”我尖刻地说，“信不信由你，我绝对有能力单独去购买日用品、衣服和枪械。还有，我累死了，咱们去休息吧。”

“你的霰弹枪呢？”

“你要哪一种？”

“你有什么？”

“雷明顿、海军用玛格南、八七〇捷安。”

“这样够了。”

“要不要我试着制造几个塑料炸弹？也许我能弄到一个枪榴弹发射器。”

他拿起一把九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欢迎加入战斗。”

“我曾在进行室内射击练习的时候试用过这把枪，”我说，“我这些枪大部分都是这个用途。我还有一些开会用的报告得准备。我快被你弄疯了，接着你是不是要检查我的化妆台抽屉？”

马里诺把那把格洛克塞进长裤口袋。“我看看……另外我还得拿走你这把九毫米口径不锈钢史密斯威森和你的柯尔特手枪，珍妮特喜欢柯尔特。”

我关上保险柜，气愤地转动密码盘。马里诺和我回到屋内，我直接上了楼，因为我不想看他分发枪支和弹药给她们。我无法想象露西手持霰弹枪，坦白说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得了高特。我甚至觉得他是个活死人，任何已知的枪械都不足以制伏他。

我来到卧室，关上灯，站在窗前。外面的夜被雪照亮了，我的鼻息在玻璃上凝成了雾。我回想起来到里士满没多久的那些日子，多少次在这样宁静洁白的景象中醒来。好几次城市瘫痪了，我没法去工作，便在邻近的小区散步，把雪踢到空中，朝树木扔雪球，看孩子们拉着小雪橇沿街奔跑。

我擦去玻璃上的雾气，悲伤得无法告诉任何人自己的感受。街对面的窗户里全闪耀着节庆烛光，我的除外。街道光亮却空荡，没有一辆车子经过。我知道马里诺和他的女子特警队大半夜都会醒着。他们肯定要失望了，高特不会来这里。我对他开始有种直觉，安娜所说关于他的事或许是正确的。

我在床上看书直到睡着，然后在五点钟醒来。我悄悄下楼，心想要是能在自己家里死于霰弹枪之下也是一种幸运。客房的门紧闭着，马里诺在沙发上打鼾。我溜到车库，把我那辆奔驰车倒着开出。它非常适应干爽柔软的雪地，我感觉自己像只鸟儿在展翅高飞。

我在卡瑞街上开快车，想着蛇行一定很有趣。街上又没人，于是我换成低速挡穿过萨弗维超市停车场的雪堆。超市已经开门，我进去买了新鲜的橘子汁、奶酪酱、培根和鸡蛋。我戴着帽子，没人注意我。

我回到车内，感觉到几周以来不曾有过的开心。我一路跟着收音机哼唱，在安全限度内让车子滑行。回到车库时，我看见马里诺举着黑色伯奈利霰弹枪站在那里。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我关上车库门时他说。

“我去购物了。”我的幸福感飞走了。

“上帝，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做这种事！”他向我大吼。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开始发火，“帕蒂·赫斯特㊟？我被绑架了吗？要不要干脆把我关进衣橱？”

“进屋。”马里诺气呼呼地说。

我冷冷地望着他。“这里是我家，不是你家，不是塔克家，不是本顿家。这里是我家啊。可恶，等我高兴的时候我自己会进去。”

“很好，你也可以死在里面，和别的地方没两样。”

我跟着他走进厨房，把购物袋里的东西倒出，摊在流理台上。我在一只碗里打了鸡蛋，把蛋壳扔进垃圾筒。我转开火炉，拼命搅动加了洋葱和意大利果仁奶酪的炒蛋。我一边煮咖啡，一边咒骂，因为我忘了买低脂奶精。我撕下几张纸巾，因为我也忘了买餐巾。

“你可以在客厅摆好餐具，把暖炉点上。”我说着磨了些胡椒粒加进膨胀的炒蛋。

“暖炉昨晚就点燃了。”

“露西和珍妮特醒了吗？”我感觉好一点了。

“不知道。”

我在炒锅里倒进橄榄油。

“那就去敲门看看啊。”

“她们住在同一间卧室里。”他说。

“哦，马里诺！”我转身气恼地看着他。

七点半，我们吃了早餐，然后开始看湿淋淋的报纸。

“你今天打算做什么？”露西问我，仿佛我们正在阿尔卑斯山某个美丽的观光胜地度假似的。

她坐在暖炉边的长凳上，仍然穿着一身工作服，一旁的地板上放着镍壳雷明顿手枪，里面装了七颗子弹。

“我得出去办点事，还要打电话。”我说。

马里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运动衫，他一边呼噜噜地喝咖啡，一边怀疑地看着我。

我迎着他的注视。“我要去市中心。”

他没有搭腔。“本顿已经离开了。”

我感觉脸颊发热。

“我试着打电话和他联系，但他已经结账离开饭店了。”马里诺瞄了一下手表，“应该在两小时以前，大约六点时。”

“我说市中心，”我平静地说，“指的是我的办公室。”

“你目前该做的事，医生，就是开车往北回到匡提科，在他们的安保楼层住上一阵。说真的，至少过了这个周末再说。”

“我同意，”我说，“可我得先在这里处理一些事情。”

“那就带着露西和珍妮特一起去。”

露西正望着玻璃推门外，珍妮特还在看报纸。

“不，”我说，“她们可以留在这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匡提科。”

“这样不太好。”

“马里诺，除非我因故被逮捕，我决定半小时内离开这里到办公室去，一个人去。”

珍妮特放下报纸对马里诺说：“重点是，我们总得继续过日子。”

“可这关系到生命安全！”马里诺没理会她。

珍妮特表情未变。“不，不是的，这关系到你的男性自尊。”

马里诺一脸迷惑。

“你保护过度了，”她理性地补充说，“你想主导并掌控一切。”

马里诺没有发怒，因为她语气十分温和。“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他问。

“斯卡佩塔医生有能力照顾自己，”珍妮特说，“只是她不该独自在这里过夜。”

“他不会到这里来的。”我说。

珍妮特站起来伸伸懒腰。“也许吧，”她说，“但嘉莉可能会。”

露西的视线离开了玻璃推门。屋外，晨光亮得炫目，水珠从屋檐滴下。

“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到办公室去？”我的外甥女问。

“你在那里没事情做，”我说，“会觉得无聊。”

“我可以玩玩电脑。”

不久，我开车带着露西和珍妮特一起到了办公室，然后把她们交给我的副手费尔丁照顾。上午十一点，商店街的道路由于积雪融化而变得湿滑，许多商店都延迟了开门。我穿上防水靴和长外套，在人行道上等着过富兰克林街。道路工作人员正在撒盐，这新年前夕的最后一个周五车辆稀少。

詹姆斯艺廊位于劳拉·艾希利精品店和一家音像店附近的一栋大楼，大楼一度是香烟仓库。我从侧门进入，通过一条昏暗的走廊，搭乘小得只能容纳三个人的电梯上楼。我按了三楼的按键，很快电梯停在了另一条灯光黯淡的走廊，尽头的玻璃门上喷着书法体的艺廊名称。

詹姆斯从纽约搬到里士满之后就开了这家艺廊。我曾经向他买过一幅单刷版画和一只木雕鸟，我餐厅里的艺术玻璃也是向他买的。大约一年前我不再到这里消费，因为有个本地艺术家以向我致敬为名义，设计了一些绢印实验室外套，上面印着血、骨头、卡通人物和犯罪现场，我要求詹姆斯别展售，他反而增加了订单。

我看见他站在一个展示箱后面，正在整理托盘里看起来像是手链的东西。我摇了摇门铃，他抬起头来，然后晃晃脑袋，用嘴形说他还没开始营业。我摘下帽子和太阳镜，敲着玻璃门。他一脸茫然，直到我掏出证件并出示徽章。

他相当惊讶，而当明白是我的时候则面露困惑。詹姆斯——他坚持让所有人称呼他詹姆斯，因为他的名字是艾玛——向门口走来。他又看了我一眼才转动钥匙开门，门铃撞击着玻璃。

“什么事？”他让我进去了。

“我们得谈谈。”我边说边拉开外套拉链。

“我的实验室外套卖完了。”

“很高兴听到这消息。”

“我也是。”他别别扭扭地说，“圣诞节全卖光了。那些愚蠢的实验室外套在我这艺廊里卖得比什么艺术品都好。我们接着想推出绢印手术围裙，与你们验尸的时候穿的那种款式相同。”

“你不是对我不敬，”我说，“你是对死者不敬。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但你总有一天会死的，也许你该想想这点。”

“你的问题在于一点都不懂得幽默。”

“我不是来和你谈你认为我有什么问题的。”我冷静地说。

他身材高大，穿着讲究，蓄着灰色短发和胡髭，专卖极简主义绘画作品、铜器、家具、稀有珠宝和万花筒。当然，他对不羁和古怪的品位有着偏好，并且任何物品都不得议价。他对待顾客的态度，就像他们能在他的艺廊花钱是一种天大的荣幸，我不知道他曾经对谁好过。

“你来做什么？”他问我，“我知道街角那边出了事，就在你的办公室。”

“我想也是，”我说，“我无法想象有谁会不知道。”

“那个警察是不是真的被放在……”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他回到柜台后面，开始给一些蛇、汽水罐拉环、发辫，甚至手铐造型的金银手镯系上价格小卷标。

“很特别，对吧？”他微笑道。

“很不一样。”

“这是我的最爱。”他拿起其中一样，那是一条装饰着玫瑰和金针的链子。

“几天前有个人在你的艺廊用过我的信用卡。”我说。

“是啊，你儿子。”他把那条手链放回托盘。

“我的什么？”我说。

他抬头看着我。“你的儿子。我想想，他的名字好像是柯克。”

“我没有儿子，”我告诉他，“我没有儿女。几个月前我的美国运通金卡失窃了。”

詹姆斯斥责似的说：“嗯，你为什么不挂失呢？”

“我最近才发现卡失窃了。我来就是为了和你谈这件事，”我说，“我要你告诉我事情经过。”

詹姆斯拉出一张凳子坐下。他没有招呼我坐下。“他是圣诞节前的那个周五来的，”他说，“我想大概在下午四点左右。”

“男人？”

詹姆斯憎恶地看了我一眼。“我懂得怎么区分。没错，是个男人。”

“请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五英尺十英寸高，很瘦，五官锐利，脸颊有点凹陷，我觉得他相当引人注目。”

“他的头发呢？”

“他戴着棒球帽，看不太出来。但我有印象，是很可怕的红色，像红发安迪玩偶的那种红。我不知道是谁替他染的头发，但他真的该控告那个人失职。”

“他的眼睛呢？”

“他戴着深色眼镜，可能是阿玛尼的。”他笑着说，“当时我很惊讶你会有那种儿子，我的想象中你儿子应该穿卡其布裤子、戴细领带、读麻省理工学院……”

“詹姆斯，我不是来找你闲聊的。”我打断了他。

他脸色发亮，睁大了眼睛，瞬间明白了。“哦，上帝，他是报上登的那个人？他就是……我的上帝，他就在我的艺廊里？”

我没作评论。

詹姆斯自我陶醉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他说，“一旦大家知道他来过这里？”

我依然沉默。

“这对我的生意太有帮助了。四面八方的人全部赶来，我的艺廊将被列入旅游手册。”

“没错，别忘了把这写进广告词。”我说，“还有，各地的精神病人也都会赶来，他们会碰触你昂贵的绘画作品、铜器和织毯，向你没完没了地发问，最后什么都不买。”

他静默无语。

“他进来的时候，”我说，“做了些什么？”

“四处看，说他急着找圣诞礼物。”

“他的声音如何？”

“很细，音调有点高。我问他礼物是送给谁的，他说要送给母亲。他说他母亲是个医生。于是我给他看了别针，他最后买下了这个医疗标志——两条白金蛇交缠着一根带有翅膀的黄金杖。那两条蛇的眼睛是红宝石，手工制的，美丽得不得了。”

“就是那东西花了两百五十美元？”

“是的。”他用手支着下巴，打量着我，“事实上，它就是你，那个别针就是你。要不要我叫那位艺术家再打造一个？”

“他买了别针之后呢？”

“我问他要不要礼品包装，他说不必。然后他拿出信用卡。我说：‘啊呀，世界真小，你母亲的办公室就在前面转角的地方。’他没说什么。于是我问他是不是回家来过圣诞节，他只是笑笑。”

“他没有说太多话？”我说。

“没有，说话就像会要他的命一样。不能说他友善，但还算有礼貌。”

“你还记得他穿什么衣服吗？”

“一件黑色皮外套，有腰带的。看不出里面穿着什么，但看起来很时髦。”

“鞋子呢？”

“好像是靴子。”

“你还注意到其他地方吗？”

他想了片刻，凝视着我身后的门口。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他的手指好像有烧伤，我觉得有点可怕。”

“他的卫生状况呢？”我接着问，因为一个人毒瘾越大，就越顾不上衣着和个人卫生。

“我觉得挺干净的，但我没有太靠近他。”

“他没有买其他东西？”

“很可惜，没有。”艾玛·詹姆斯把手肘搁在展示箱上，用拳头顶着下巴，叹了口气，“我不明白他怎么找到我的。”

我步行返回办公室，小心避开道路上的雪堆和鲁莽穿梭其中的车子，不过还是被溅湿了一次。我回到办公室，珍妮特在图书室看一卷验尸教学录像带，露西在电脑室。我留下她们，独自下楼去停尸间查看。

费尔丁正在第一个桌台上检查一个死在其卧室窗外雪地里的年轻女人的尸体。我注意到尸体呈粉红色，同时闻到了血液里的酒精味。她的右臂上了石膏，上面潦草地写着几句话和签名。

“情况如何？”

“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点二三，”他开始检查动脉，“这并非致死原因。我想是冻死的。”

“当时的状况呢？”我无法不想起珍妮。

“她和几个朋友出去喝酒，大约晚上十一点回到家。当时雪下得相当大，他们让她下了车，没等她进屋就离开了。警方判断她大概把钥匙掉在雪地里了，但又醉得没法找到。”

他把那段动脉放进一罐福尔马林。“她爬上窗户，试图用手臂上的石膏打破玻璃进屋。”他取出头骨里的脑组织，“但是行不通。窗户太高了，只用一只手臂无法攀上去。最后她昏了过去。”

“多好的朋友！”我说着走开了。

新来的安德森医生正在为一个臀部骨折的九十一岁妇人的尸体拍照。我拿起一旁办公桌上的文件，迅速浏览案情。

“需要验尸吗？”

“需要。”安德森医生说。

“为什么？”

她停下手边的工作，透过面罩看着我，我看出了她眼里的惊惶。“骨折发生在两周前。艾伯马利的法医认为她的死可能是那次意外导致的并发症造成的。”

“死亡时的状况呢？”

“当时她有胸腔出血和呼吸困难的症状。”

“我看不出这与臀部骨折有什么直接关联。”我说。

安德森医生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扶着不锈钢桌台。

“上帝的旨意随时都会要人命的，”我说，“你可以放了她！她不属于法医的工作范围。”

“斯卡佩塔医生，”费尔丁的声音夹杂着斯特莱克电锯的噪音传来，“你知道器官移植评议会定在周四举行吗？”

“我得去担任陪审员。”我转向安德森医生说，“你周四得上法庭吗？”

“一直都得去。他们不断传唤我，可又不用我的证词。”

“叫秘书罗丝替你处理。如果你周四有空而这里又不太忙，你可以和费尔丁一起去参加评议会。”

我检查了推车和橱柜，想找出是否还有手套盒遗失。但高特似乎只拿走了厢型车里的那些。不知他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什么，我的心一沉。

我直接回到办公室，沿路没同任何人说话。我打开显微镜下方的柜子。我在里面藏着一组非常精致的解剖刀，是露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德国制，不锈钢材质，把手轻盈光滑，无与伦比的锋利，非常昂贵。我移开幻灯片档案箱、期刊、显微镜灯泡、电池和几令打印纸——那组刀不见了。

罗丝正在隔壁的办公室里打电话，我走进去，站在她的桌边。

“可你已经撤销她的证词了，”她说，“既然你撤销了她的证词，又何必传唤她去作证呢？”

她看着我，翻了翻白眼。罗丝已经担任秘书多年，依然敬业强悍。无论晴雪她都在这里，就像《悲惨世界》里的那个女校长。

“是啊，是啊，我们总算有交集了。”她在便笺纸上迅速写着，“我向你保证安德森医生一定会对你感激不尽……当然。再见。”

我的秘书挂了电话，望着我。“你真的太过分了。”

“说来听听。”我说。

“你最好小心点，总有一天我会跟别人跑的。”

我累得无法开玩笑了。“那我也无法怪你。”我说。

她打量着我，就像心细的母亲发现我喝了酒、撒了谎或者偷抽了烟那样。“怎么了，斯卡佩塔医生？”她说。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那组解剖刀？”

她一脸茫然。

“露西送我的，三把一组，放在硬塑料盒里。三把不同尺寸的刀。”她恍然大悟。“哦，对了，我记起来了。我以为你把它放在柜子里了。”

“不在那里了。”

“糟糕，希望不是清洁人员干的。你最后一次看到是什么时候？”

“应该就在露西给我之后，在圣诞节之前，因为她不想把它带到迈阿密。我拿给你看了，记得吧？然后我就把它放进柜子，因为我不想放在楼下。”

罗丝沉下脸。“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颤抖起来，“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一想到他做那些事情是用我的……”

“你不能这么想，”她打断我的话，“你无法控制他的行为。”

我扭开头去。

“我有些担心詹妮弗。”我的秘书接着说。

詹妮弗是助理办公室的职员，主要职责是整理照片、接听电话，以及将案件资料归档。

“她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我推测道。

罗丝点点头。“今天她在盥洗室里哭了很久。不用说，发生那件事的确很糟，更别提那些流言了，但她比任何人都难过。我找她谈过话了，她可能会辞职。”她将鼠标移到word软件的图标上按了一下，“我会把验尸报告打印给你看。”

“你已经把两份报告都打好了？”

“我一早就来了。我开的是四轮驱动车。”

“我去找詹妮弗谈谈。”我说。

我出了走廊，探头去看电脑室。露西正着迷地盯着显示器，我没打扰她。大办公室里，塔玛拉正在接听电话，另外两部电话响个不停，闪烁着的小灯似乎传达出了等待者的不悦。克莉塔正在复印资料，乔在工作站电脑上登记死亡证明。

我回到走廊上，推开女盥洗室的门。詹妮弗正在洗手台前用冷水泼脸。

“哦！”她在镜子里瞧见了我，大叫一声。“你好啊，斯卡佩塔医生。”她不安又尴尬地说。

她是个主妇型的年轻女人，是那种一辈子都在担忧卡路里和如何穿着打扮的女人。她两眼浮肿，长着龅牙和蓬乱的头发，而且总是涂着太多的化妆品，即使是在这种并不讲究外表的场合。

“请坐。”她亲切地说，同时走向柜子附近的一把塑料椅。

“抱歉，”她说，“我知道我今天表现得不好。”

我也拉了把椅子坐下，避免俯视她。

“你很难过。”我说。

她眼里含着泪水，紧咬下唇，试图止住颤抖。

“我该做什么来帮你呢？”我问。

她摇头，开始啜泣。

“我停不下来，”她说，“我就是忍不住想哭，甚至椅子拖过地板的声音都会把我吓得跳起来。”她拿纸巾擦眼泪，双手哆嗦着，“我觉得我好像疯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擤了下鼻子。“昨天，在治安官和那位警察被人发现之后。我听说楼下的事了。他们说连他的靴子都烧起来了。”

“詹妮弗，你还记得我分发的那本关于创伤后压力征候群的手册吗？”

“记得，女士。”

“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都得担心这类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也得担心。”

“你？”她张开嘴巴。

“当然，我比任何人更需要担心。”

“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

“上帝不允许任何人习惯这种事。”

“我是说……”她降低音量，好像我们谈的是床事似的，“你跟我的感觉一样？”她很快又补充道，“我是说，我以为你不会。”

“绝对是的，”我说，“有时候我也会非常难过。”

她的眼中再度充满泪水，深吸了一口气。“我觉得好过多了。你知道，小时候我爸爸经常说我又笨又胖，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的感觉也会和我一样。”

“谁都不应该对你说这种话，”我感伤起来，“你是个可爱的女人，詹妮弗，能够和你一起工作我们感到非常幸运。”

“谢谢你。”她垂下眼睛，轻声说。

我站起身。“我觉得你现在就该回家，然后好好度个周末。你认为如何？”

她仍然低头望着地板。“我好像看到他了。”她咬着嘴唇。

“你看见谁了？”

“那个人。”她瞄了我一眼，“我看到了电视上的照片，简直无法相信。我一直想，要是我告诉了谁就好了。”

“你在哪里看见的？”

“卢默兹。”

“酒吧？”我问。

她点点头。

“什么时候？”

“周二。”

我凑近打量着她。“这周二？圣诞节过后那天？”

那天晚上高特在纽约。我在地铁隧道里看见了他，至少我认为自己看见了。

“是的，女士，”詹妮弗说，“我想大约是十点钟。我正在同汤米跳舞。”

我不知道汤米是谁。

“我看见他离所有人远远的。很难不注意他，因为他有一头白发，我不太习惯看那种年龄的人长着白头发。他穿着很酷的黑色套装，里面是黑色T恤。这个我记得。我猜他大概是外地来的，也许是像洛杉矶之类的大城市。”

“他有没有跟谁跳舞？”

“是的，女士，他跟一两个姑娘跳了舞。你知道，他请她们喝酒。后来他就离开了。”

“他一个人走吗？”

“依我看好像有个姑娘跟着他一起走了。”

“你知道是谁吗？”我怀着恐惧问。我只希望那个女人——无论她是谁，还活着。

“不是我认识的人。”詹妮弗说，“我只记得他和那个姑娘跳了舞，起码跳了三次，然后他们一起离开了舞池，还牵着手。”

“描述一下她的样子。”我说。

“是个黑人，那条红色紧身裙真的很美，低胸，裙子很短。我记得她涂着鲜红色的口红，满头的小辫子亮晶晶的。”她停了下来。

“你确定他们是一起离开酒吧的？”我问。

“我看应该是这样。那个晚上我没有再看见他们。我和汤米一直待到两点呢。”

我对她说：“我要你打电话给马里诺队长，把你刚告诉我的再向他说一遍。”

她立刻站起来，慎重地说：“我现在就去。”

我回到办公室，罗丝走了过来。

“你得打个电话给古柏博士。”她说。

我按了军需博物馆的号码，他外出了。两小时后他回复了。

“彼得斯堡的雪下得大吗？”我问他。

“哦，雪又湿又厚。”

“情况如何？”

“有件事要告诉你，”古柏博士说，“我觉得很糟糕。”

我等着。但他一直不开口，于是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觉得糟糕呢？”

“我用电脑査了你说的那个名字，我不该这么做的。”他又沉默下来。

“古柏博士，我面对的是个连环杀人凶手。”

“他从来没在部队待过。”

“你是说他的父亲？”我失望极了。

“两个都没有，”古柏博士说，“邓波尔·高特或佩顿·高特都没待过。”

“哦，”我说，“这么说靴子可能是在二手商店买的。”

“有可能，但他有一个叔叔。”

“谁？”

“邓波尔·高特。这是我的猜想。电脑档案里有个高特，只是名字是卢瑟。卢瑟·高特，二战期间曾在军需部队服役。”他停顿下来，“事实上他在李堡这里待了很多年。”

我从来没听说过卢瑟·高特这个人。

“他还活着吗？”我问。

“大约五年前在西雅图去世了。”

“是什么让你怀疑这个人可能是邓波尔·高特的叔叔？”我问，“西雅图和佐治亚州分别位于国土的两端，从佐治亚州移居过去的姓高特的人多的是。”

“唯一的关联，老实说只有他的姓和李堡这个地点而已。”

我接着问：“你想那双靴子有可能原本属于他吗？”

“嗯，那原本就是二战中制造的，又是在李堡测试的，也就是卢瑟·高特服役多年的地点。通常，军队的做法是先让军人甚至军官试穿靴子或试用各种装备，然后才把它们送到前线去给士兵们使用。”

“卢瑟·高特退役后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没有他退役以后的资料，只知道他去世时是七十八岁。”他停顿一下，“不过你或许会有兴趣知道，他的军旅生涯相当成功，他退休时的军衔是少将。”

“在这之前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我没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他又停顿一下，“我相信军中关于他的档案一定不少，只要你愿意去找。”

“有没有可能找到他的照片？”

“电脑里就有一张，只是张普通的档案照片。”

“你能传真给我吗？”

他略有迟疑。“当然可以。”

我挂断电话，罗丝拿着昨天的验尸报告进来了。我一边审阅报告作些修正，一边等着传真机的动静。不久，传真机响了，卢瑟·高特的黑白图像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他傲然站立，身穿饰有金边、金纽扣和丝锻衣领的深色大外套和长裤。长相的神似显而易见，邓波尔·高特和他的眼睛像极了。

我打电话给韦斯利。

“邓波尔·高特可能曾经有个叔叔住在西雅图，”我说，“他是陆军少将。”

“你怎么发现的？”他问。

我不喜欢他的冷漠。“这不重要，重点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去发掘真相。”

韦斯利保持着他的谨慎态度。“这与案子有什么关联吗？”

我失控了。“当你试图阻止高特这种人犯罪的时候，你如何判断某个线索是不是与此相关？当你毫无进展的时候，什么线索都不能放过！”

“当然，当然，”他说，“没问题，但目前我们没时间处理这个，你也是。”他挂断了电话。

我呆坐着，痛楚感紧紧揪住我的心。一定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从来不曾贸然挂断过我的电话。我出去找露西的时候，这种偏执的想法更严重了。

“嗨！”我站在门口还没开口，她先打了招呼。

她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见我的表情。

“我们得走了。”我说。

“为什么？又下雪了？”

“没有，出太阳了。”

“我手头的事就快结束了。”她边说边敲着键盘。

“我得带你和珍妮特回匡提科。”

“你得打电话给外婆，”她说，“她觉得受到了冷落。”

“她是受到了冷落，我很愧疚。”我说。

我的传呼机响了，露西转过身来，望着我。

“珍妮特呢？”我问。

“大概在楼下。”

我按下显示钮，认出了那是马里诺家里的电话号码。“你去找她，我在楼下和你们会合。”

我回到办公室，这回关上了门。我打电话给马里诺，他兴奋得好像服了安非他命。

“他们跑掉了。”他说。

“谁？”

“我们找到他们住的地方了。在哈西达汽车旅馆，那个毒窟离你买枪和弹药的地方不远。那个贱女人就是在那里接走她女友的。”

“什么女友？”我还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我想起了詹妮弗，“哦，你是说嘉莉从卢默兹酒吧带走的那个姑娘？”

“是啊。”他激动得仿佛在发国际求救电报，“她的名字叫阿波洛尼亚，还有——”

“她还活着？”我打断他的话。

“哦，是啊，嘉莉带她回到汽车旅馆狂欢。”

“谁开的车？”

“阿波洛尼亚。”

“你有没有在汽车旅馆停车场发现我的厢型车？”

“我们刚到达这里。房间已经清理完毕，好像她们从没住过似的。”

“这么说嘉莉周二并不在纽约？”我说。

“正是。当高特在那里虐杀吉米·达维拉的时候，她正在这里作乐。我在想她一定为他准备了一个藏身地点，无论他在哪里随时都可以去接应他。”

“我怀疑他不会从纽约飞到里士满，”我说，“这么做太冒险了。”

“我个人认为他周三飞去了华盛顿特区……”

“马里诺，”我说，“周三飞往华盛顿的是我。”

“我知道，也许你们乘了同一班飞机。”

“我没看见他。”

“你无从得知。但重点是，如果你们乘了同一班飞机，我敢说他一定看见你了。”

我记得离开海关后上了那辆老旧破损、车窗和门锁都有故障的出租车，不知道高特是否在一旁看着。

“嘉莉有车吗？”我问。

“她有一辆登记在她名下的萨博敞篷车，但她最近肯定没开。”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带走这个名叫阿波洛尼亚的女人。”我说，“你又是怎么找到她的？”

“很简单，她在卢默兹酒吧工作。我不确定她卖些什么，但一定不只卖烟。”

“该死！”我喃喃念着。

“我猜可能是可卡因让她们凑在一起的。”马里诺说，“还有，你或许有兴趣知道，阿波洛尼亚认识治安官。事实上他们曾约会过，可以这么说。”

“你想她和谋杀案会不会有关联？”我问。

“我想有，说不定是她把高特和嘉莉介绍给治安官的。我开始觉得治安官的案子并非第一要务了。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嘉莉问阿波洛尼亚哪里有可卡因，于是布朗的名字便被提了出来。然后嘉莉告诉了高特这件事，他便又展开了一场梦魇般的演出。”

“很可能。”我说，“阿波洛尼亚知道嘉莉是女人吗？”

“知道。这无关紧要。”

“该死，”我又说，“就差那么一点。”

“我知道。真不敢相信她们就这么逃脱了。我们严密监视着她们，只差没出动国民警卫队了。我们还设置了路障，整整九码长，但我知道她们已经离开那一带了。”

“我刚才打电话给本顿了，他挂了我的电话。”我说。

“怎么，你们吵架了？”

“马里诺，事情不对劲。我有种感觉，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他不想让这个人知道他在和我通电话。”

“也许是他老婆。”

“我现在就要带露西和珍妮特过去。”

“在那里过夜？”

“看情况。”

“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不要开着车到处跑。万一有人想拦你的车，别理会，就算是亮着警灯或响着警笛也一样，除非是有警徽的巡逻车。”他絮絮叨叨地向我训话，“还有，把你那把雷明顿放在前座中间。”

“高特不会停止杀人。”我说。马里诺在电话那端沉默无语。

“他进我办公室那次偷走了我的解剖刀。”

“你确定不是清洁人员拿的？那些刀用来切鱼很不错。”

“我知道是高特干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