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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的降灵会

尽管出现了诸如轰炸东京的杜利特尔行动以及英国皇家空军(RAF)针对德国诸城的轰炸等士气大振的新闻,但一九四二年的起初几个月,战争仍然深陷苦难局面(一如往常,山姆·霍桑医生与他的同伴们宾主落座,各自小杯斟饮,他向众人报告了上述事实)。日本占领了菲律宾、香港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大部。北非方面,隆美尔的坦克军团看上去正一路所向披靡。

我和安娜贝尔婚后的前六个月,北山镇是如此的平静,战争和种种纷扰都似乎遥不可及。五月中旬,汽油配给制度开始在十七个州实施,而且毫无疑问,也将迅速推广到剩余的其他各州。自从去年十二月我们的伴娘不幸殒命之后,北山镇的犯罪率就一直在下降。对于社会秩序的改善,蓝思警长自有他的一套理论,他把这归功于镇上的小地痞们纷纷报名或应征入伍。其中一些人是在得知一名北山镇民在珍珠港事件中失踪后报名入伍的。

失踪的男子名叫罗纳德·黑尔,他生前是一名海员,在那艘命运悲惨的亚利桑那战舰上服役。尽管偷袭令全国上下一片震怒,但受打击最大的还要属死者的家乡与亲人,例如北山镇和罗纳德·黑尔的家庭。罗纳德的母亲凯特是我的一位病人,听到这个消息的她犹如五雷轰顶。六月初,她来我诊所做例行身体检查,这是她在爱子殉国的消息确认属实后,第一次上门。

“这段时间想必很难熬,凯特,”我对她说,“你的睡眠好吗?”

“不怎么样,山姆医生。我一秒钟也停止不了对他的思念,思绪也随着那艘被他认为是安全港的战舰越沉越深。”

“我可以给你开一些有助于睡眠的药,不过接下来还得靠你自己。亚瑟对这个消息反应如何?”亚瑟·黑尔并不是我的病人,但我在镇议会与他相识,他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

“目前是比我强,但刚开始也很不好受。年初的时候,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离家出走了好些天。我们的孩子是在四月中旬被确认阵亡的,五月一日正式的伤亡名单发布,这让亚瑟重历了一番痛苦。我猜他不在家的那阵子,准是借酒浇愁去了,可他从来都不承认。”我为她量了血压,结果比正常值高,我提供了一些常见的医嘱给她。不过我看得出来,她的心思并不在诊所。

“我能和你谈一些别的事情吗,山姆医生?”

“随便什么都可以,这正是我乐于效劳之处。”我估计可能会听到某些关于性的私密问题,这在我的行医经历中并不常见。但她告诉我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我去波土顿见了一个灵媒。”

“啥?”此时我的脸上肯定写满了问号。

“几周前,波士顿有个女人和我联系,她号称自己能和死人交流。我——我真的相信她也许能联系上罗纳德。”

“凯特,”我直截了当地说,“你不应该相信这些东西。灵媒之类的家伙都是骗人钱财的无耻之徒。”

“我知道。我和亚瑟说自己的想法时,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不敢告诉他我已经参加了两次这个女人主持的课程了。”

“她叫什么名字?”我问。

“珊德拉·格利姆,是不是真名我不知道,她是这么称呼自己的——珊德拉·格利姆,揭开亡灵的面纱。她年近五十,和我差不多大,看起来她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什么成果?”我怀着强烈的怀疑问道。

“她联系上一个阴间的印度向导,那人说能把罗纳德带来和我说话。”

“所以你就义无反顾地给她钱了?”

“当然。为了能再次听到我孩子的声音,我付了一大笔钱。”

“你丈夫对此事一无所知吗?”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还没告诉他,这确实是我不对。珊德拉·格利姆觉得有必要在我们家举行一个小型降灵会,只有我和我丈夫两人参加。她说,这样的氛围对罗纳德而言是最合适的。”

我摇了摇头,有点儿怒其不争,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

“凯特,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女人是个骗子,她只不过施展了一些雕虫小技。”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连见都没见过她。”

“我知道这些所谓灵媒的惯用伎俩。”

“她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我能在她头上看到光环。”

“那是涂了磷化物的薄纱。”

“还有,就算我抓着她的双手,代表我儿子的一小片贝壳也会自己出现在桌上。”

“房间想必是一片漆黑吧?”

“几乎看不见,”她承认,“不过屋子里有很微弱的光线,因此我知道周围没有其他人。”

“她事先将贝壳藏在嘴里,甚至还有可能藏在胃里,再以反刍的方式吐出来。有些灵媒很擅长这种把戏。”

凯特·黑尔沉思片刻,脸上又燃出希望的光芒:“这件事我一定得做。万一她真有本事,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不如这样,山姆医生,既然你对这种事非常在行,干脆也一起来参加这个降灵会,好吗?如果你当场证明她不是骗子,那我的丈夫也许会相信与死人谈话这件事是真的。”

我摇摇头。

“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凯特。这已经不是一个医生该做的事了。”

她勉强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还是很感谢你听我说这些。”

我妻子安娜贝尔是北山镇唯一的兽医,于是她的诊所就成了大大小小各种动物的“诺亚方舟”。那天下午,我接到——个来自“方舟”附近的农场电话,出诊结束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并在她的诊所停下来,她正在为一只猫咪摘除脚掌上的刺,小家伙痛得快不行了。

“你就像当年的安德鲁克里斯。”我调侃道。

“我比他温柔多了,还是你没发现?”

“我现在要回家了,你也快下班了吧?”

她轻叹一口气,望向身后的一排排笼子。她的助手正在那边照顾一只德国种狼狗。

“我至少还要一小时,然后就回家。”

“我有个提议,去马克思饭馆吃晚餐吧。七点钟怎么样?”

“听上去棒极了!”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马克思的牛排馆是北山镇上我们最中意的餐厅,十二月时,我们的婚礼接待程序也是在那儿举行的。

我换好衣服,提前十五分钟到了马克思牛排馆。安娜贝尔还没出现,我很惊讶地发现凯特·黑尔和她的丈夫坐在一个雅座里。如果装作视而不见的话,未免也太蠢了,所以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致以晚安的问候。亚瑟·黑尔立即起身招呼我。

“晚上好,医生。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我在等我妻子呢,她应该快到了。”

“没事儿,先坐下来,等她来了再说。”

我和马克思说了一声,好让他知道我在哪儿,然后就和他们坐到一起。“不用给我弄喝的了,”我说,“我等安娜贝尔一块儿。”

亚瑟·黑尔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嘴里叼着烟斗,可谓学究气十足。他大约五十岁,可能比他的妻子年长几岁,当镇议会的事务不是那么繁忙的时候,他就去自己经营的一家印刷公司工作,那儿雇了十来个人。

“凯特正在和我说她拜会波士顿的一个灵媒的事儿,她说今天也和你谈了。你觉得怎么样?”

尽管不太情愿被卷入其他人的家务事,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对凯特的忠告复述一遍。当我说完,她接过话茬。

“亚瑟和你看法相同,山姆医生,我也承认你们说的可能有道理。但尝试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反正她的要求只不过是三百块外加旅费,就可以来我们家搞一个降灵会。”

“三百块是个大数目了。”黑尔小声嘀咕道。

“为了和我们的儿子说说话,再听一次他的声音,三百块很过分吗?”

“凯特——”他语带恳求地说,“理智一点。”

“如果你担心这个女人是个冒牌货,我们可以让山姆医生做见证人。”

“我不打算……”

可是还没等我提出反对意见,她的丈夫便满脸放光地看着我。

“山姆医生,你会来的,对吗?”

“这有点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了。”我抗议道。

“乱讲!你高强的破案本领谁不晓得。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和那些不可能的案子不是一样的吗?”

“如果你们怀疑对方使诈,应该找蓝思警长,而不是我。”

“要不你们俩都来参加吧。”凯特建议。

我终于看到了脱身的曙光。

“要是你们能说动蓝思警长,那我也参加。”

这是一个稳赢的赌局,因为我知道蓝思警长不可能对这种事情有兴趣。

结果我错了。

第二天下午,蓝思警长打电话给我。

“下午好啊,医生。还在与新婚期苦苦搏斗吗?”

“没这回事儿,”我语气肯定地告诉他,“倒是你,还打算再任一期吗?”

这个问题我每四年都要问一遍,而回答总是肯定的。他第一次当选警长是在一九一八年,较我来到北山镇早约莫四个年头,现在他的第六次任期即将届满了。

“有一次,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我曾在纪念馆答应薇拉今年不再留任。她觉得二十四年对任何人来说,都已经足够长了,可是,他奶奶的,医生——我退休了能干吗呢?去农场养鸡?加上战争爆发,后来我跟她说我打算再干最后一期,她便同意了。”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乐不可支。我没法想象由另一个人担任北山镇的警长是什么样子。

“话说回来,”他接着说,“今天打电话给你是想谈谈亚瑟·黑尔和他妻子的事,他们要搞降灵会。”

“别提这事儿了,警长。我是告诉过他们如果你参加的话,我也会出席,可那只不过脱身之计罢了。他们痛失爱子,我也很难过,但这不能成为我支持迷信活动的理由。很明显,这个珊德拉·格利姆是冲着老两口的钱来的。她之所以要在家里举办降灵会,是因为她想借机看看他们家的家底,好知道这票生意有多少油水可捞。”

“既然如此,保护弱小,揭穿骗局难道不是让我们参加这次仪式最好的理由吗?”警长争辩道,“没人能比我们俩做得更好。”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到某个点子上了。

“你真的打算出手相助?”我问。

“我认为我们有这个义务,医生。”

我叹口气,举手投降了。

“她什么时候到?”

“星期六。她会在老两口家里过一夜,周日返回波士顿。”

“她开车来吗?”

“坐火车。实行配给制度以后,汽油比金子还贵哪。”

作为一各执业医生,我的汽油配额比一般人多一些,不过我必须将专门发放给我的彩色标签贴在前风挡玻璃上。时下,火车成为越来越通用的交通工具,尤其在我们镇,因为北山镇距离任何一个商用机场都十分遥远。

“好吧,警长。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星期六下午四五点钟,亚瑟和凯特在站台迎接载着珊德拉·格利姆的列车到来。那天是六月六日,刚好是我和安娜贝尔结婚半周年纪念日,她希望我们能共进晚餐来庆祝一番,或者至少一同在家度过两人世界的夜晚。我只能答应她尽早回去,没想到连这个看似容易的承诺都没能顺利兑现。

我开着我的别克去接蓝思警长,随后前往今晚的目的地。

“有没有听新闻,医生?传闻说太平洋要爆发大规模海战了,在中途岛附近。”

“希望咱们国家能打赢。”

我曾经因为上门诊疗去过几次黑尔家,因此对他们房屋正面壮观的砖石结构十分熟悉。这里以前是一栋教堂,坐落在牧场路尽头的山顶。似乎没人知道那些教堂会众后来怎么样了,反正建筑在二十年代被改造为私人住宅。因为设计布局有点问题,人们就在厨房对面造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了事。有人认为这个被单独隔出的小房间是用来给那些对暴风雨有恐惧症的人提供一个躲避场所的,所以也称之为“避雷室”。其他一部分人则提出了一种更加无趣的解释,他们认为于禁酒令颁布时期改建的房屋与酒脱不了干系,因此那个由车库改造而成的无窗小房间应该被用来存放一箱箱走私进口的苏格兰威士忌。

总之,四面空白墙壁和坚实的水泥地面构筑的这个房间现在空空如也,除了一张牌桌和三张折椅,桌上搁着一瓶开了口的白葡萄酒和三个玻璃杯。天花板上的灯光是室内唯一的照明。亚瑟和凯特·黑尔已经恭候多时,见到我们,便立即介绍珊德拉·格利姆给我们认识。正如凯特告诉过我的,这个女人快五十岁年纪,黑亮的长发蓄到肩膀。出乎意料的是,她的身材保持得极佳,一对黑色的眼睛饶有兴致地研究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她穿了一件黑色长衫,一条粉色围巾环绕脖间——这是她身上仅有的两种颜色。我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敌人会是这样,况且她身上还散发着异性的魅力。牌桌边椅子的数量清楚地表明,她已经将我和警长排除在今晚的仪式之外。

“霍桑医生,”宾主介绍时,她开口道,“凯特和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我对今晚的降灵会可是充满期待噢。”

我看着她的眼睛,徒劳地想从中捕捉她的真实想法。除了挑衅,我看不透她还有什么企图。

“那我也对添两把椅子充满了期待呢。”我提醒她。

“唉,今晚可不行啊。为了成功找到罗纳德·黑尔的亡灵,只有他最亲密的血亲能够列席。”

蓝思警长很不喜欢她说话拿腔作调的样子,便说:“姑娘,我必须在场以杜绝任何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

珊德拉·格利姆这才第一次把视线投向警长。

“难道北山镇有法律规定禁止和死去的人们作精神沟通吗?”

“这个……倒是没有。”他承认。

“要不就是禁止人们帮助他人摆脱丧亲之痛?”

“也没有,但我们有法律严禁任何形式的欺诈行为。”

黑发女子转向黑尔太太和她的丈夫,问道:“我有欺骗过您吗?除了适度的费用,我提出过任何非分的金钱需求吗?”

“当然没有!”凯特马上声援道,亚瑟·黑尔则保持沉默。

我想是时候给这个女人一点颜色瞧瞧了。

“不让我们参加可以,但是我们必须搜查这个房间,确保没有任何机关。”

女人耸耸肩。

“这是老两口的房子,不是我的。我连椅子都还没坐热呢。”

整个房间都没有窗户,大小刚好容下一辆轿车,如果说这里以前是个车库,那么车库入口现在已经没有了。墙壁皆坚固可靠,头顶的电灯不用梯子根本够不着。牌桌和椅子的下方和内部经过警长和我的细致检查都没发现藏有任何可疑物体。

“您二位满意了吧?”珊德拉·格利姆问。

看着她的黑色长衫,我充分意识到在这里搞些灵媒常用的名堂是绰绰有余了,于是便问:“你不介意黑尔太太对你搜身吧?”

女人微微一笑,说:“那我也得搜她的身。”

“得了吧……”亚瑟·黑尔正欲提出抗议,却被妻子制止。

“这样很好,”她说,“就这么办吧。”

灵媒师双手举过头顶,静静站立原地,凯特·黑尔用两手沿着对方苗条的身躯一路向下,尤其谨慎地摸查了两腿周围。搜查期间,珊德拉·格利姆将脚从鞋子里蹭出来,以便让黑尔太太查看。当一只脚被举起来的时候,她忍不住笑道:“我这里有点怕痒。”

接下来,珊德拉对凯特重复了刚才的程序,被两只手摸来摸去,令凯特看上去有些尴尬,不过她并未就此抱怨。

“好极了,”亚瑟对蓝思警长说,“下面轮到给我搜身。”

所有的搜身结束后,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珊德拉的钱包留在厨房的流理台上,和黑尔的钱夹、钥匙搁一块儿。女人们的衣服上都没有口袋,黑尔先生的口袋里只有一条手绢和他的真皮眼镜盒。

我又询问了桌上的葡萄酒是怎么回事,于是被告知是珊德拉带来的。

“有些厨师在开工之前,要喝点白葡萄酒,”她告诉我,“我和他们一样。”

我把酒瓶拿到灯光下端详,里面只有液体。我抿了一小口,确实是葡萄酒。

“上好的葡萄酒。”我恭维道。

“好啦,咱们各就各位。”珊德拉·格利姆一边宣布,一边往三个杯子里斟酒。她转过来对警长和我下了逐客令:“黑尔夫妇和我接下来将占用这里进行召唤仪式,您二位要是不放心,可移步至门外看守。”

可就在仪式即将开始前,发生了一件怪事。六月的夜黑得晚,一阵铃声传入我们耳中。那不是有人在揿门铃,而更像是从街上传来的某种无规则的铃声。凯特马上反应过来。

“那是磨刀师傅。警长,能麻烦你将我放在厨房流理台上的两把削皮刀拿给他吗?我还备了零钱在刀旁边。”

蓝思警长对于处理这种家务事好像有点踟蹰不前,于是我立即说:“你留在这里,我去。”

我找到刀子,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路边。磨刀师傅皮特·佩特罗夫看到我,便停下他的马车。

“您在这儿干什么,山姆医生?”

“看望一位病人,”我告诉他,“帮她把这两个家伙打磨打磨好吗?”

“乐意之至!”他接过刀去,在磨刀器上架起脚踏板,接着把刀刃凑近磨轮,顿时火花四溅。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磨第二把刀。

“好啦!和刚买的一样。”他说。

我收下磨好的刀,付了钱。

“替我向黑尔太太问声好。”说话间,他拉动铃绳,驾驶着马车离去,叮叮当当的声音告诉人们,磨刀师傅来了。

“谢谢你,我会和她说的。”

我回到屋里,把磨好的刀放回到炉灶旁的流理台上。蓝思警长正站在储藏室门口,那扇门紧紧地关着。

“我听到有人在低声说话,但是现在里头怪安静的。”他告诉我。

“他们把门锁上了吗?”

“没有,但是有我守在这,什么鬼魂都休想飞进去,医生。”我微微一笑。

“你不该拦住他们的,这让珊德拉·格利姆情何以堪啊。”

我们又等了几分钟,倾听屋内动静。门背后静悄悄的。

最后,警长忍不住问:“医生,进去看看情况如何?”

“到现在为止才过了十五分钟,降灵会没这么快结束的。”

我又在门外溜达了一圈,然后坐下来打量起黑尔家的杂志。他们买了最新一期的《生活》、《国家地理》以及《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后者是一本从去年秋季开始发行的推理杂志。我随手翻阅这期杂志,然后被斯图亚特·帕尔莫撰写的一个故事吸引,打算好好品读。就在这时,储藏室里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

“里面没事吧?”蓝思高声问道,可是里边没有任何反应。他转动把手,缓缓将门推开。

头顶的电灯仍然亮着。亚瑟·黑尔身体向前,一头栽倒在桌上。凯特从椅子里跌落在地,失去了意识。珊德拉·格利姆倒是正襟端坐,只不过脑袋冲后耷拉着,粉红色的围巾沾满了鲜血——她的喉咙被人割开了。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让凯特和亚瑟醒过来。两人看上去都昏昏沉沉的,应该是被下了药。除了仪式刚开始时和珊德拉手牵着手之外,没人记得喝下葡萄酒之后发生的事。

“你们当中某个人最好从实招来,”蓝思警长说,“房间里除了死者,只有你们两个人,而我又守在唯一的门口,因此其他人不可能是凶手。同时,这也不可能是自杀,因为没有找到匕首。”

我查看过珊德拉·格利姆的状况,确认她已死亡。接下来的工作是现场搜查,包括尸体、桌椅,都要巨细无遗地搜查一番。结果还是没能找到匕首。

“恐怕我们不得不再次对二位搜身了。”我告诉他们。

为了避免冒犯对方,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搜查了凯特的衣服和身体。话说回来,作为我的病人,她曾经多次接受我的检查。她身上找不到任何凶器。一旁,蓝思警长正在对她丈夫进行搜身。他首先从黑尔的口袋里取出手帕和眼镜盒,眼镜从盒子里滑落出一角,接着用他那灵活无比的双手迅速地上下搜查了一遍。我相信他们俩身上肯定不会藏着匕首,甚至连小小的刀片都不会有。因为他们没有动机。杀了这个女人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不过我还是不能忽略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我从医药包里取出几支压舌板,每次为亚瑟和凯特检查喉咙,我都会使用到它们以及一枚小型手电。

“这是要干什么?”黑尔问。

“请跟我说,‘啊’……”

于是他们俩都照做了。

“我需要确认你们没有把凶器吞下去。”我解释道。

“难道你认为我是那种能够表演吞剑的魔术师吗?”他问。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那凯特呢?你听说过有女性吞剑艺人吗?”

“你别说,还真有,”我告诉他,“四十多年前的世纪交替之际,有一个名叫爱迪丝·克里夫德的女人,传闻她能一口气吞咽十六支短剑。当然,她不是普通人,而是在马戏团工作。不过你们两人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的检查完成了。到外面去吧,蓝思警长的同事就要来了。”

警长打电话回局里的时候,亚瑟·黑尔来到厨房取回他的钱包,凯特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我敢肯定自己什么也没干,可那房间里又只有咱俩。亚瑟,该不会是你……”

他转过身来。

“不,不是我干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个人是凶手,那肯定是你。”

我立刻打断了这番对话。

“说这些根本没用。我们需要找到线索,才能解开这个案子。”

凯特走到流理台旁,拿起了一把磨好的削皮刀。

“还有一把去哪儿了?”她问。

“应该就在流理台上吧。磨刀师傅将两把刀都磨好了,我给你搁在一块儿的。”

奇怪的是现在只剩下一把刀,还有一把竟不翼而飞了。警长和我彻底搜查了厨房,就连放其他餐具的抽屉也没放过,但是一无所获。

“我们最好再搜查一下老两口……”他说。

我觉得有道理,于是我们比上一回更为仔细地进行了搜身。

结果丢失的削皮刀还是不见踪影。

“上帝啊!”凯特忽然倒吸一口凉气,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会不会是某个指导灵干的?”

蓝思警长不屑一顾地说:“我宁愿相信隐形人,也不相信什么鬼魂。”

“就算是隐形人也不可能犯下这桩罪行,”我提出我的观点,“因为我把磨好的刀拿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守在紧闭的门口了,所以他不可能偷了刀再进屋行凶。”

“那就别管刀子的事儿了,医生。情况很明显,就是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干的!”

“凶器呢?总不能用手指甲吧?”

“会不会是那几个喝酒的杯子?”

所有人再次回到密室里,检查杯子和酒瓶,不过既没有发现锋利的边缘也没有找到任何裂痕。三个酒杯几乎都是空的,我凑近嗅了一下。然后用手指从瓶里蘸了一滴,用舌尖尝了尝。

“虽然还不能确定,但是酒里很可能下了蒙汗药。”

“酒是珊德拉自己倒的,”凯特·黑尔告诉我们,“为什么她要让我们睡着?”

“也许这样她才好耍那些鬼把戏,”我说,“她可能打算将一切都布置好之后,再把你们叫醒。”

“别说了,医生,”蓝思警长抗议道,“要是你想说的是她又放了第三个人进屋,那是不可能的!”

“谁说一定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凯特说,“她一直都是和神神怪怪打交道的哦。”

“凯特……”她的丈夫实在无法忍受了。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但是除此以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她召唤了一个灵魂,可没想到这个灵魂却从厨房流理台上拿了磨好的削皮刀,把召唤自己的人给结果了。”

“灵魂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试图和她讲道理,“她可是它们的朋友。”

凯特的丈夫已经对这一切忍无可忍了。

“不要再神神道道的了。世上根本没有这种东西。这个女人是自杀的,就是这样。”

“那刀子上哪去了?”蓝思警长问。

“冰做的刀子,没准儿,用完就融化了,冰水和血混在一起,谁也没发现。”

我摇摇头。

“冰刀不可能造成那么锐利的伤口,因为不够锋利。而且你们每个人都被搜过身,忘了吗?没有谁能藏一把冰刀在身上的。”

“要不就是剃刀的刀片,她自杀完后赶紧吞了下去。”

“她割开自己的喉咙,然后吞下刀片?别开玩笑了,黑尔先生。”

尽管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这个荒唐的设想倒是提醒了我。除了吞剑艺人,还有人能够咽下诸如刀片一类的小东西。如果黑尔夫妇当中有人把刀片贴在腿上,应该有可能逃过搜查。他们用刀片行凶后,再吞下腹去,以便毁灭证据。

“想什么呢,医生?”蓝思警长问。

“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希望带黑尔夫妇去医院做一下透射检查。”

“X光?”

我点点头。

“得看看他们身体里有没有什么利器。”

亚瑟·黑尔有点不满地嘟囔了些什么,不过在警长的助手与验尸人员到达现场后,我还是开车带两人去了医院。我一路上都提高警惕,避免他们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就算是在休息室里等待时也不例外,直到全身x射线扫描结束后,我才放下心来——他们身体里里外外都没有藏匿剃刀刀片或者其他任何凶器。因此,杀害珊德拉·格利姆的凶器要么还留在那个房间里,要么就是被某种我尚未发现的手法处理掉了。我想起了早年在北山镇经手的一起案子,被害男性被人用细细的鱼线割开了喉咙。但是这对本案并不适用,对两人的搜身和射线检查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

我很想赶在黑尔夫妇回家前到达案发现场,再次检查那个没有窗户的密闭空间。但又不好对他们明说。好在警长替我解了围,他要求夫妇两人和他一道去警察局录一份完整的口供。为防警方人员已经离开现场,我向黑尔先生拿了房间钥匙。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圈,一把一把地翻找。

“我有老花眼,没戴眼镜看不清楚是哪一把。你看看哪个是开耶鲁锁的?”

“这把,”说着,我从钥匙串上取下一把钥匙,“用完就还给你。”我留下他们和警长在一起,又和护士爱玻确认了没有急诊病人,便匆忙出发了。

验尸和勘察人员还在现场。看着他们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我意识到自己在北山镇这二十年以来,蓝思警长手下的犯罪现场调查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其中一名副手甚至提取了水泥地面上的一小颗沙粒。

“如果是鬼魂干的,这可能就是阴间的沙子。”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有些无语。

“量测工作有没有什么发现?”我问,“是否有机关门或是隐藏的小房间?”

“没有那一类的东西,医生。墙壁毫无花头,地面是混凝土的,天花板是单层的轻型式样。”

我从厨房里搬来一架梯子,爬上天花板一探究竟。灯的结构是一个磨砂玻璃球固定在两颗灯泡外。这里没发现被动过手脚的痕迹。接着,我又检查了门旁的电灯开关。我拧开螺丝,卸下开关面板,面板后的空间倒是足够放置一把小刀或者剃刀刀片,不过除了一只匆匆逃入木缝的蜘蛛外,这里什么也没有。

真叫人绝望。就这样,我越想越觉得解开谜团的钥匙或许不在北山镇,而在波士顿。

我告诉安娜贝尔第二天早上要开两小时的车去波士顿,而且可能要在那里过夜,她很不开心。我知道她无法和我同行,因为在“方舟”的活儿多到忙不完。

“这个女人为什么遇害?”我问,“我必须知道杀人动机。如果凯特·黑尔因为发现自己被欺骗而起了杀机,有必要大老远把人家引诱到北山镇,以这种方式下手吗?如果是她丈夫干的就更没道理了,他连对方的表演都还没看过。”

“就算你到了波士顿,又能找谁打听消息呢?”安娜贝尔不解地问道。

“黑尔太太说她有个妹妹在波士顿。也许我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些线索。”

第二天早晨,从中途岛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海军在此次海战中大胜日本,这也掩盖了另一则负面消息:日军的小部分兵力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两座岛屿成功登陆。当天天气状况良好,星期天的交通也非常顺畅,这一切都十分有利于驾车前往波士顿。我没费什么力气便找到了珊德拉·格利姆的家,她和妹妹同住一间公寓,公寓位于一栋能够俯瞰波士顿公园的老旧大屋里。

约瑟芬·格利姆来应了门。

“您是警察?”她开口便问,“他们已经来过一次了。”

我作了自我介绍,并且向她解释自己正在协助北山镇警长调查她姐姐遇害的案件。约瑟芬是一个高挑苗条的姑娘,她有一头棕色的长发和刘海,显得颇具气质,估计比珊德拉年轻不少。

“这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她操着熟悉的波士顿口音说道,“不过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不是亲姐妹。我们虽然亲密无间,但格利姆姐妹只存在于舞台上。”

“舞台?”

“滑稽歌舞剧。您有关于凶手的线索了?”

“还没有,”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但我们正全力以赴调查。”

她邀请我进屋,我找了一张面朝她的椅子坐下。

“你也主持降灵会吗?”

“那一套都是……”她及时地止住了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也许她不想说自己朋友的坏话吧。

经过一小段尴尬的沉默,她又开口说道:“珊德拉和我大约十年前开始同台演出滑稽歌舞剧。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格利姆姐妹的称号。表演的内容类似于读心术,我穿着闪闪发光的紧身衣,手里握着怀表或者项链这些物件,在观众席穿行,珊德拉要做的就是在蒙着眼睛的情况下辨认这些物件。可事实上根本没那么神,我的台词里总是藏着我们事先商量好的关键字。”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骗人的?”

她有些烦躁地在椅子里挪动身体。

“这是表演啊。就像魔术师一样,我们是在娱乐观众。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都是珊德拉的点子吧?”

“这个,没准儿,我猜应该是的。那时候我俩都年轻着呢,她觉得表演滑稽歌舞剧能够引起帅哥们的注意。”

“你们都没结婚?”

“当时没有,但珊德拉身边不缺男人。”

“她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从事这种和鬼魂打交道的工作?”

约瑟芬耸耸肩。

“滑稽歌舞剧没落了,她就转行干起了这个,读不了活人的心,就去和死人说话呗。我猜她肯定觉得这是职业发展的正常路线。”

“你为她的新角色提供过什么帮助吗?”我问。

“没有。我在州议会大厦担任秘书。尽管住在一起,但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我有过几年婚姻,可后来和丈夫关系闹僵了,她就让我搬过来一起住。”

我又向她提了一些事先在记事本上准备的问题:“凯特·黑尔,就是那个儿子在珍珠港遇难的妇人,她说珊德拉和她谈过举行降灵会的安排。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吗?”

她想了一会儿。

“我可以查查,所有的联系记录她都有保留。我说的不是男性朋友那种联系啦,只是单纯的灵媒业务。整个新英格兰南部的报纸她都会读,专看上面的战争伤亡名单。一看到有谁被确认死亡了,她就打电话给死者最近的亲属,推销自己的服务。”

“真残忍。”

“有些时候,我认为这么做未尝不是一件助人为乐的善事。”

约瑟芬走到房间角落的一张书桌旁,一边说着,一边用视线搜寻珊德拉的行事历。

“找到了!四月二十五日,打电话给凯特·黑尔,诚邀光临寒舍,举行降灵会。两周之后的五月八日,黑尔太太应邀前来。又过了一周,她再度前来,第二次参加降灵会。”

“你知不知道珊德拉打算在北山镇的黑尔家也举行一场降灵会?”

“不知道。警察告诉我的时候,我可吃了一惊。她极少在外面搞降灵活动,一般都在家里。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每次她有客人来,我都得回避。”

“有没有什么人非常讨厌珊德拉,恨不得把她杀死的那种?”

“反正我不知道。”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我感兴趣的信息。珊德拉·格利姆的生活就像她的死亡一样,是一个谜。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驱车返回北山镇。

“我们走进死胡同了,医生,”第二天早上,蓝思警长告诉我,“黑尔和他妻子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凶手,但是凶器到底去哪里了?有没有可能是合谋?那样的话,他们的动机可叫人捉摸不透了。”

“如果他们是凶手,不太可能在自己家里下手,何况当时还有我们那么严密的监视,这和作茧自缚没有区别。一定有一些被我们忽视的线索。”

“那个磨刀师傅,皮特·佩特罗夫?没准他帮你磨完刀转个身就潜入了密室。”

“除非他能穿墙。对了,葡萄酒的分析结果出来了没有?”

他点了点头:“里面掺杂了一种作用温和的安眠药粉,不过生效迅速,应该是三人中的某一人所为。”

“仪式举行前,我尝了一小滴,当时没有发现异样,不过药粉也有可能是在那之后加入的,总之不是黑尔就是他妻子干的,但不可能是珊德拉·格利姆自己。”

“这案子才两个疑犯,就让我们忙得团团转!你有什么想法,医生?”

“没别的办法,回黑尔家去,再调查一次。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今年六月,异于往年的暖和,警长将他的车停在黑尔家门口的时候,凯特·黑尔已经在花园里打理初绽的玫瑰了。

“瞧这些小家伙,漂亮吗?”她问,“这一丛是为了纪念罗纳德特意栽种的。我想他会喜欢的。”

“很抱歉再次登门打扰您,”警长说,“但没解决的问题还是一大堆。”

她的丈夫听到我们谈话的声音,也来到玫瑰园里。

“案子有什么进展吗?”他问道。

骄阳在他的银色镜框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举起一只手遮住双眼。

“没有。你俩是头号嫌犯,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没有第三个人进出过那间屋子。”

“可我们都睡过去啦。”亚瑟·黑尔指出。

我摇摇头。

“你们有一个人是在犯案后才把杯中酒喝掉的,我们还是进去谈吧。”

看得出来,两口子都不太愿意接受无休无止的询问。

“不是我干的,”凯特·黑尔说,“要不就是亚瑟。”

他看了一眼妻子,喃喃道:“凯特……”

“进去。”蓝思警长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他们这才朝门的方向聚拢过去。

借此机会,我再次打量起厨房,就是在这里,那把削皮刀犹如变戏法一般地消失了。不过这件事已经不再困扰着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脑海里浮现了自己把刀放在流理台时的场景:流理台紧靠着炉灶,两者之间肯定有缝隙,没错,那是一条比四分之一英寸稍宽的细缝。

“你们有没有手电?”我问黑尔。

他给我找了一支,我对着橱柜和炉灶之间一阵猛照。果然,在黑咕隆咚的最底下,那把失踪的刀子安安静静地躺在地板上。

“解开了一个。”我说。

“看来是不小心掉在这里的呢。”黑尔说。

“也许是凶手刻意放的。发现珊德拉的尸体后,你们当中有人来到厨房,看到桌上的削皮刀,临时起意,将其中一把推进了炉灶与流理台之间的空隙里。这必然是凶手所为,他想要借此增加鬼魂借刀杀人的感染力。”

“究竟是谁,医生?”警长问,“你心里应该有底了吧?”

“嗯。”

我们像一群旧的知心老友,围着厨房里的一张餐桌坐下,凯特甚至为大家冲了一壶咖啡。

“大家都知道,”我开始分析,“本案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动机。就算珊德拉·格利姆打算骗取你们的钱财,这也不足以产生足够强烈的杀人动机。你们只需要离她远远的,告诉她我们不需要降灵会这种骗人的把戏就可以了。所以,谋杀背后,一定藏着别的原因。昨天我和珊德拉的同居密友见了面,她们以前是滑稽歌舞剧的搭档,从她那里,我知道了真正的动机。”

“你怎么知道的?”凯特·黑尔问。

“日期错误。据珊德拉的行事历记载,她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谈论您孩子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后来的五月八日,是你第一次参加她举办的降灵会,一周后,又有了第二次。你们俩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就获悉儿子在前线阵亡的消息,但官方伤亡名单直到五月一日才见报。珊德拉是通过报纸获取客户信息的,因此她不可能在四月二十五日就得知你们儿子已经被确认死亡的消息——至少从报纸上她不可能知道。事实上,考虑到北山镇距离波士顿不过两小时的车程,我们可以大胆推论,珊德拉·格利姆在名单上报之前,已经从你们中的一人口中得知了这一消息。”

“等等!”亚瑟迫不及待地提出反对意见,“说不定她从早些时候的报纸上找到了失踪人员名单,上面也有我们孩子的名字。”

我摇了摇头。

“降灵会是针对死者举行的。你们当中肯定有人把儿子死亡的确认消息告诉了珊德拉。而这不太可能是你,凯特,否则就无法解释她为什么如此翔实地记录下四月二十五日的通话内容。但是你告诉过我,罗纳德被报道在珍珠港事件中失踪后,亚瑟曾经情绪失控。并在一、二月份的时候离家好几天。到了四月,悲惨的消息得到了证实,亚瑟又一次不见了。你觉得他可能找了个地方借酒浇愁,可能真被你说中了。我关注的重点不是他有没有喝酒,而是去了哪里喝酒。我认为答案是波士顿,在那里他遇见了珊德拉·格利姆,一个专门勾引男人的骚货。”

我的这些话让凯特面无血色。我知道这对她的打击有多大,但是我别无选择。

“他把心中的苦闷向这个女人倾吐,于是她便和你联系,说要为你召唤死去儿子的灵魂。后来,你终于鼓起勇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你的丈夫,他内心的暴怒可想而知,只不过可能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也许他打过电话给珊德拉,警告对方不得骚扰自己的妻子,更不要想靠近北山镇一步。他知道那个女人要的只不过是钱,有什么比诈骗更来钱的手段呢?她老早在肚子里准备了一箩筐的各种降灵仪式,要是你打算揭穿她,她想必会以牙还牙,直接找到凯特,跟她说,你的丈夫是个不忠诚的坏坯子。”

“听起来像煞有介事的样子,”亚瑟说,“你有什么证据吗?”

“为了取回钱包和钥匙,你是第一个回到厨房的人,就在那时,你把其中一把刀藏了起来。如果这还不能让你老实认罪,我还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你是可能且唯一的凶手。”

他淡淡一笑。

“没有凶器,蓝思警长又把守着出入口,你要怎么证明?”

“你当然有,而且蓝思警长应该比任何人更早猜到这一点。”

警长听我这么一说显得非常迷惑。

“我应该猜到?为什么是我?”

“因为亚瑟割破了这骗子的喉咙,用一块破裂的眼镜镜片。”

当我抛出这张王牌之后,黑尔顿时面如死灰。

“那天晚上在马克思的牛排馆里我注意到你常戴的眼镜是金边的,而你现在戴着的——另外一副,毫无疑问——却是银色镜框。而且,谋杀发生后的几小时内,你都没有戴眼镜。你甚至还对我说自己无法找到开门的那把钥匙,因为你有老花眼。案发后警长曾在你的口袋里找到那个藏有凶器的真皮眼镜盒,遗憾的是,我记得他只拉出了眼镜的一角而未加细查。”

“这一切是怎么完成的?”蓝思警长仍然有些迷糊。

“我尝过之后,他便在酒里边下了药,当时我们的注意力被磨刀师傅的铃声所吸引。后来凯特和珊德拉喝酒的时候,亚瑟佯装举杯,实则没喝。几分钟过后,两人很快就陷入了昏睡,他用珊德拉的围巾护住自己的手,将镜片打碎,从中挑了一块最大的作为凶器杀人,整个过程中,他始终用围巾包着自己的手,一来防止划伤自己,二来也可以避免沾上死者的血。附带一提,珊德拉戴围巾的习惯他应该是知道的。完成以上的一切,他这才真的喝下杯中酒,然后倒在自己妻子身旁。就算我们当时从眼镜盒里取出眼镜,因为光线昏暗,可能也无法马上发现有一块镜片不见了。”

“那些碎片到哪儿去了?”警长问,“你可别告诉我他都吞到肚子里去了。”

“当然不是,他只是用力把这些碎片踩得尽可能小,和水泥地上的灰尘混在一块儿。你可以问问你的助手,他收集了地面上的一小粒固体样本。”

凯特终于不再沉默了,问道:“亚瑟,医生说的都是真的?”

“她在勒索我,凯特,而且还利用罗纳德的死,利用我们脆弱的情感诈骗我们的钱财。罗纳德尸骨未寒,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让你知道我从另一个女人身上寻找慰藉。不把她杀了,这事儿就没完。”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案子,从头至尾都令人心酸。亚瑟被带走后,蓝思警长和我陷入了久久的沉默。最后,警长开口道:“医生,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所以他心里明白,凯特知道谁是凶手。”

“我看未必,警长。如果他能够把握机会,使案件看起来非人类所为,那么她便会相信凶手是某种灵魂吧。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灵机一动,把刀藏了起来,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妻子对自己的怀疑。”

晚上回家,安娜贝尔告诉我她的诊所今天死了一只猫。

“我真的都难过地哭了,山姆。它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啊!对了,你有没有为某个案子里的被害人流过泪呢?”

“珊德拉·格利姆是罪有应得。”我坐下来,开始跟她讲这个悲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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