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酒馆谜案

一九三八年那个惬意的八月夜晚，假如迫近的冷锋未曾袭来，以致遮蔽了天上的一轮满月，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恐怕就永远不会发生。在北山镇格兰治厅举办的周五夜方块舞舞会结束后，杰克·托伯和贝姬·托伯驾车回家。刚过十一点时，贝姬恳求丈夫把道奇车的方向盘交给她来掌控。

“杰克，你喝得太多了。让我来开车吧。”

丈夫推开她放在方向盘上的手，粗声粗气地骂道：“我睡着了也能把咱们送回家。你给我看着点儿路标。”

路标应该在乡间土路的右边出现，上面有个表示左转的箭头，还写着“特克山路”这几个字。天黑后在这条路上行车颇为考验车技，更何况这又是一个多云的夜晚；杰克·托伯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印着车辙的道路上，每一英寸都加倍小心。“贝姬，你确定咱们没开过头吧？”

“没有，还在前面呢。你没问题吧？”

“挺好。”

“你喝最后那杯啤酒的时候跟福斯特起了争执，还和他去停车场单挑，那时候你似乎小怎么好嘛。”

“他就喜欢聊西班牙内战。佛朗哥有没有攻克比纳罗斯关我屁事？他就——”

“杰克，看见路标了。前面转弯。”

“该死！险些错过。”他左拐开上一条狭窄的土路，沿着缓和的山势驶向两人的农场。按照当地的标准来说，他们尚不足四十英亩的农场并不大，几年前买下来以后，托伯夫妇将其改建成了苹果园，顺便种种蔬菜，养养鸡。

“杰克，看着点儿路。别把咱们开到沟里去。”

“这该死的路，每次开过它都要窄几分！”

两人开到了一段缓坡的最高处，杰克忽然在前方看见了灯光。灯光来自左手边，与农场所在的位置隔路相望。可是，那个位置有的应该只是树林，而不是正在进入视线的低矮建筑和附带的小停车场。“贝姬？这是什么？咱们弄错路了。”

他放慢车速，透过身边的车窗上下打量。那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一家酒馆，室内传出音乐和交谈声。停车场里有六辆还是八辆车，其中一辆旁边站着一位高个子先生。杰克对他大声招呼道：“我这是在哪儿？这地方叫什么？”

男人对建筑物侧面的霓虹灯打个手势：“苹果园，进来坐坐？”

杰克·托伯摇头道：“苹果园？我们才住在苹果同！我们是苹果园的主人。”

“你说的肯定是路对面的果园。这地方就是这么得名的。”

杰克在马路对面除了茫茫夜色外什么也没看见：“我的农场附近哪里有什么酒馆？肯定走错路了。”

男人走上前来。他面容粗糙，久经风霜，头戴尖顶海军帽：“要是还没来过的话，不妨进屋喝杯啤酒。”

贝姬说道：“杰克，你喝得不少了。我只想回家。倒车，掉头。”

杰克把车子打到倒车挡，开始徐徐后退，但几乎刚起步就听见了砰然一声，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怎么了？”

“上帝啊，你撞上了雷尼！”戴帽子的男人喊道，“往前开！”

“雷尼又是谁？”杰克咕哝道，但他和贝姬立刻下了车，快步走向车后，见到那男人站在一个蜷曲在地上的人影前。

“他在呼吸吗？”贝姬说。

“很难说，”那男人说，“还是赶紧送医院吧。”

杰克连忙从满是鲜血的躯体上抽回手。看见这幅场景，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打电话叫救护车。”

“你送他去医院岂不更快些？”那男人说。

“用我的车？”杰克可不想让陌生人的血流得满车都是。

贝姬没有理会他显而易见的不情愿，马上答应了下来：“杰克，帮忙把他抬进后座。我去取后备厢里的围毯。”

“好吧。”

受伤的男人年约三十，棕色头发。他穿正装，打领带，脸上和身上清楚地印着杰克·托伯所驾车辆的轮胎印迹。他们把他抬进后座，拿毯子裹好，贝姬说：“我觉得他死了。”

“送他去觐圣纪念医院，”戴帽子的男人说，“我开自己的车，跟在你们后面。”

杰克换挡上路，在没有几辆车的停车场里掉头。“要换我开车吗？”贝姬问，她的声音显然很紧张。

“我没事。刚才那事情让我立刻清醒了过来。”

他没有等那位开车跟在后面的先生，载着后座上不省人事的男人沿原路返回。杰克忽然意识到他还不知道刚才那人的名字。十分钟后，他们到了医院，在急救入口前停车。

“交通事故。”杰克告诉值班护士。

护士带着抬担架的人走到车前。

“他怎么了？”护士边问边把脉。

“我倒车撞上了他。”

“我觉得这位先生没得救了。”

“你是说他死了？”贝姬问，“真是抱歉。”

几分钟后，一位年轻医生确认了他的死亡，他告诉杰克和贝姬：“我们必须打电话叫蓝思警长。建议你等在这儿，先别离开。”

后来，我听杰克·托伯讲了这些事（年迈的山姆·霍桑医生回忆道），但第二天早晨蓝思警长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医生，有空吗？”警长问，他把脑袋探进门里，看着我和护士玛丽·贝斯特正在翻检过期病历。

“十五分钟就好，”我看了看挂钟，回答道，“进来吧，出什么事了？”

“昨天夜里有个叫雷尼·布鲁的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事情有些地方不对劲。”

“怎么个不对劲法？”

蓝思警长已经完全走进了办公室，他对玛丽抬抬帽檐：“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二位有谁听说过一家叫‘苹果园’的酒馆吗？”

我和玛丽一起摇头。玛丽问：“在附近？”

“特克山路附近什么地方，至少托伯夫妇是这么说的。”

“杰克·托伯？”

警长点点头：“你是他的医生？”

“有一次韦伯斯特医生不在，我给他治过流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说了个奇怪的故事。杰克和贝姬昨天夜里跳完方块舞后回家，不知道是拐错了弯还是怎么了，结果来到这家名叫‘苹果园’的酒馆门口。停车场里有个男人跟他们聊了几句，但他们没问那男人姓甚名谁。托伯倒车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东西——他碾过了雷尼·布鲁，雷尼当时肯定正好站在车背后。”

“雷尼·布鲁，”玛丽重复着这个名字，“他好像因为精神问题被送进过医院。”

“高个子，身材瘦长，不到三十岁。没有谁跟他特别熟，但大家都知道他有点儿疯疯癫癫。”

“他是北山镇的人？”我问。

“他在雪松街租了高茨基夫人的房子住，已经住了差不多一年。工作嘛，受雇采摘苹果，也打其他季节工。”

“苹果同酒馆。”

“是啊，能对得上。”蓝思警长郁闷地说，“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在附近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

我瞥了一眼办公室的挂钟：“几分钟后我有一个病人，结束后还有两场预约。今天剩下的时间我没事。玛丽，午餐后没有人家约我出诊吧？”

玛丽翻开登记簿对了一下：“今天没有。”

“那么，让我和托伯夫妇聊聊吧。”

我就是这样听说了前一天夜里那事情的前后经过。午餐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杰克·托伯坐在我对面，详详细细地讲述着来龙去脉，就像是他才在北山镇电影院看了部格外出色的电影，此刻正在向我复述。

他不时扭头去看妻子，寻求贝姬的旁证，贝姬或者点头附和，或者在某些细枝末节上纠正丈夫。

“那位跟你去医院的先生后来呢？”等他说完，我问道。

托伯只是摇摇头：“他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猜他多半不想卷入这桩事件。”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是啊。”

就在这时，蓝思警长走进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字条。我飞快读完，说道：“托伯先生，看起来你们有麻烦了。”

“怎么？因为那男人死了？”

“比这更严重。尸检显示他的头部有一处枪伤。雷尼·布鲁是被谋杀的。”

警长离开，前去盘问高茨基夫人，也就是把公寓租给雷尼居住的那位女士；我想了想，决定值得花些时间，趁记忆还新鲜的时候，让托伯夫妇回溯昨天夜里的行动路线。蓝思警长扣押了他们的道奇车，希望能找到与事故相关的证据，因此我们坐进我的别克，驶向这趟奇遇的起点：格兰治厅。

我在格兰治厅门前停下轿车，问：“你们经常来这儿？”我知道这里定期举办舞会，经常请外地乐队来演奏，去年我还参与了一场在此处进行的谋杀案调查。

“这里周三有方块舞舞会，他有时会来。”贝姬拍拍丈夫的肩膀，解释道，“但这家伙喝了太多啤酒，连开车回家都有困难了。”

“我又没喝醉。”杰克·托伯嘟囔道，妻子的话似乎弄得他有些狼狈。

“这么说，开车的是你喽？”

“是的。”

“你出了停车场，然后朝——朝哪儿开？”

“朝回家的方向开。我们的农场和果园在特克山路。”

我发动别克车，朝那个方向开去，在费尔法克斯路右转。这是一条乡间土路，左手边先有三条土路与之相交，然后才到第一个右转路口。拐下第二个左转路口就是特克山路。“你确定这就是你们拐弯的地方？”我问。

“我看见路牌了。”贝姬确认道。

三个左转路口只有一个有路牌，或许是因为这条路上住着托伯夫妇和其他人家。我很清楚，其他两条路上只有一处临时水果店和一两个农场。当然，我在这两条路上也没有病人。特克山路则大不相同，它稍许宽一些，也更平整，这都要归功于路边那几家果园带来的更繁忙的交通。

此刻，我一边驾车沿着特克山路行驶，一边试图想象昨天夜里这里会是什么样子：连月亮都被云层遮住了，这条路上肯定被重重黑暗包裹着。道路两边，果树林立，农舍都在树木深处，仅靠泥土或煤渣路面的车道与特克山路相通。“没这么远，”托伯忽然说，“再往前，右手边就是我们家了。”

“我继续往前开一段看看，黑暗或许糊弄住了你。”

没多久，车就开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我不得不承认托伯夫妇说得对。这条路上不只没有酒馆，而且连可供容纳酒馆的地方都没有。我掉过头，沿着特克山路向回开，这次开得更加慢了。可是，仍旧一无所获。

“还是试试其他几条路吧，”贝姬·托伯假模假式地建议道，“酒馆肯定在什么地方。”

往北的一条路名叫北马路，这里还不如特克山路，路边仅有一条通往远处农舍的车道。我们在一处大型水果店门前停下，前门开着，能看见里面一箱箱新鲜采摘的李子、樱桃、玉米和番茄。

“有什么瓜类吗？”我问那位出来迎接我们的矮胖女人。

“那得等明天了，下午过来瞅瞅。”

我上下打量这条小路。视线所及范围内，再也没有其他车辆，不过这家水果店足够容纳十多个开车前来购物的顾客。“这条路上没什么车子嘛。”

“大家都知道这地方，皮奇大妈水果店。已经开了十个夏天。”

“看来是我少见多怪了，我很少来北马路。知道附近有酒馆吗？叫什么‘苹果园’？”

“酒馆？”女人嗤之以鼻，“这个县就没有一家酒馆，难道不是吗？”

“至少我不知道有。”

托伯夫妇已经下了车，皮奇大妈认出了他们，大声叫道：“最近有好苹果给我没有？”

“再等几个星期，”杰克·托伯允诺道，“我给你送几篮子过来。”

开上北马路，我说：“不知道你认识她。”

“她出售我们的苹果，”贝姬解释道，“附近的所有农场和果园都向她供货。”

北马路上再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连第二条车道也没有。回去的路上，我们朝皮奇大妈挥手告别。

开车回镇的时候，我这才想起我们还没有试过南马路，也就是费尔法克斯路上的第一个左转路口。原以为不会有什么发现，但我们错了。还没有开半英里，就看见了一处仍在闷烧的谷仓残骸。谷仓确实位于左手边，但托伯坚持认为距离还不够远。

“就算我们不知为何拐错了弯，开得也肯定不只这段路。我非常确定！”

我把车停在路边的高秆草前。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正在探查谷仓的余烬，我认出了他，是塞尔·霍尔登。

“塞尔，怎么了？这是你的谷仓？”

他走到我们的车前：“曾经是我的谷仓，医生。黎明前什么烧了起来。等我叫了义务消防队过来，已经没剩下什么了。”

从我住进北山镇以来，塞尔就在耕种这片地方，尽管他从没找我看过病，但我通过集会或类似的场合认识了他。他的农场面对主大道，索耶老先生去世后，他把索耶家的土地也接了下来，将这个谷仓当做备用仓库。这里到他的农舍有一英里多的距离，因此他才没有在更早时候发现火情。

“昨天夜里尽管多云，”我回忆着，“却没有雷电。”

“也许是小孩子恶作剧，或者是流浪汉在这里宿营。还好我没在这儿存牲口，损失的只是一个谷仓和里头的干草。”

“午夜之前，你有没有听见或者看见任何不寻常的情况？”

“比方说？”

“比方说枪声。”

“没有这么刺激的。这条路太荒僻了，夜里只要有车经过，肯定会引起注意，但我们的住处离得很远，恐怕传不那里去。有一次，我在天黑后来这儿找一头走失的牛，听见了说话声，但懒得去看个究竟。要是逮住某些人正在干出格的事情，难说他们不会大发雷霆。”

“的确如此，”我赞同道，“有没有听说附近某条土路边有家酒馆？播放音乐，能进去喝酒，名字叫‘苹果园’。”

塞尔·霍尔登摇摇头：“这附近没这种场所。要是有的话，我肯定会知道。想喝酒只能进镇子去。”

离开南马路，我们驶回北山镇。苹果园酒馆即便真的存在，那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杰克·托伯的妻子比出发前更加不安了。“我们在那里！”贝姬坚持道，“亲眼看见了！”

“我们还和戴着尖顶帽的男人说过话！”

“鬼影子，”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和一场谋杀调查有关系，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你们的说法。此时此刻，实在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

“查过他的口袋吗？他也许有那个什么‘苹果园’的火柴。”

“没有火柴，”尽管我没有亲自查过，但我还是这样告诉了他们，我记起了读尸检报告时看到的一处细节，“也没有酒精。”

“什么？”

“雷尼·布鲁在死前没有喝过酒，不觉得蹊跷吗？深夜时分，你们在一家酒馆门外撞倒他，除了喝酒，还能有什么理由让他走进酒馆吗？”

杰克·托伯像是一下子泄了气。“我怎么知道？”他这样答道。

我揭穿过许多谎言，但却不认为托伯描述的经过有多么难以采信。我在北山镇的这些年教会我一个道理：谋杀案往往伴随着最离奇诡谲的环境。在我看来，受害者是此刻手头的唯一线索，要弄清楚特克山路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我们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凭依。

我找不到蓝思警长，因此也就问不到他从受害者的女房东那里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于是，安顿好托伯夫妇以后，我亲自前去拜访高茨基夫人。她在北山镇的资历相对较浅，五年前才从波士顿迁居至此。尽管有东欧血统，但她的英文颇为不错。我估计她四十岁刚出头，虽然穿着平常的普通衣物，但她依然很有吸引力。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了解她的丈夫。自从来到北山镇她一直使用高茨基这个名字；她买下了雷尼租住一个房间的那幢屋子。

“我已经和警长谈过了，”她来应门时这样告诉我，“现在还得回答医生的问题？”

“并没有强迫您回答我的问题，高茨基夫人，”我说，“我只是在帮蓝思警长而已。你和雷尼·布鲁熟吗？”

“怎么说呢？他很安静，按时交房租。”

“警长检查过他的房间了吗？”

“是的，我领他看过了。”

“您认为也能让我看看吗？”

她犹豫片刻，然后让到一旁，允许我走进装饰简单的楼下大厅：“我去拿钥匙。”

回来的时候，她紧握着一柄最常见的细长钥匙，领着我上楼。或许是习惯使然，她在插钥匙前先敲了敲已经去世的那位先生的房门。房间里的装饰和楼下一样简单：单人床、褪色的沙发、直背木椅、小桌子。

“房间是带家具出租的吗？”我猜测道。

“是的。他的物品只有那个手提箱和壁橱里的几件衣服。警长说他会派个警员过来，收拾所有东西等亲属前来领取。”

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看似随意地拉开抽屉，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在搜查。没有什么异乎寻常或不符环境的东西，直到我掀起最底下那个抽屉里的一套内衣为止，内衣下面是一个倒扣着的相框。照片中，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露天集会上讲演，这种场面在德国正变得越来越平常。

“那是什么？”高茨基夫人问。

“只是一张照片。”我把相框放回抽屉，“看来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他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他是个没人在意的孤独男人。”

“有人很在意他，足够让他送了性命。”我这样提醒高茨基夫人。

回到办公室，我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了玛丽·贝斯特：“他在衣橱抽屉里藏了一张希特勒的带框照片。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寻常。”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德美协会㊟最近很是活跃。德国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总动员，协会想让美国不插手此事。”

我琢磨着这个细节。雷尼·布鲁实在不像是典型的协会分子，但我并没有亲身接触过那些家伙，所以也很难说得准。“协会不协会另当别论，他在那家不存在的酒馆干什么？他的遇害为何要被掩饰成陷害托伯夫妇的样子？”

“他们只是恰好遇上的，”玛丽发表她的见解，“不可能提前有所预谋。”

“那么，那家酒馆在哪里？我们找遍了特克山路的每一英寸——”

“那就不是在特克山路上，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他妻子说看见了路标。”

“路标可以更换。咱们这就开车过去，看一眼挂路牌的柱子。”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特别此刻我身处死胡同之中。这不是玛丽第一次给我指点正确的方向了。我们坐在我的车里，沿着费尔法克斯路找到路牌，在路牌附近的草地上停车，路牌的箭头指着特克山路。

玛丽试图摇撼柱子，却徒劳无功。那东西纹丝不动。她又跪在地上，拨开柱子周围的高秆草一窥究竟。“没有移动过，”她最后下了结论，“没有最近翻动泥土的痕迹。”

“这个想法也撞墙了。”

可是，玛丽·贝斯特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他们可以在其他路口竖起假路标。反正已经来了，咱们也查一查吧。”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仔细检查北马路和南马路对面的土地。没有窟窿，也没有填埋的迹象。

“这两处最近没有竖过路标。托伯夫妇要是看见了指向特克山路的箭头，那就只可能是特克山路了。”

于是，我们再次驾车上路，在通往托伯农场的车道起点停下。“他们觉得酒馆就在农场的路对面，”我说，“坐在车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过咱们还是下去走走看看吧。”

我们又花了二十分钟四处溜达，但仍旧一无所获。

应该是酒馆停车场的位置上，实际上是一片草地，然后是一片排列整齐的枞树。再过一年，这些树大概就会被伐倒，拉进城当圣诞树贩卖。

“没有酒馆，”我说，“要不是有一具尸体，我肯定要说托伯夫妇昨晚上都喝多了。”

“可惜有一具让人头疼的尸体啊。”

我开车回到办公室，拨了蓝思警长的号码。

“警长，有新进展吗？”

“医生，我给你打过电话。地检官对杰克·托伯的故事很不满意。他认为托伯和雷尼·布鲁起了争执，托伯给了他一枪，然后编造出一场事故，希望把枪伤混在其他创伤中，不被大家注意到。”

“托伯的妻子支持杰克的说法。”

“妻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是吗？”

“你在雷尼·布鲁的房间搜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我根本没搜查，只是随便看了看。我告诉高茨基夫人，我们会来取他的东西：”

“我也看了看。布鲁在抽屉里藏了一张希特勒的画像。”

“你认为这条人命和政治有关？托伯倒是说过，他昨晚上和戴夫·福斯特就西班牙内战吵过一场。”

我也想了起来：“也许我该和福斯特聊聊。你今天还不会逮捕杰克·托伯吧？”

“这个嘛——”

“稍微拖一拖，可以吗？先让我找到苹果同酒馆。”

“医生，没有什么苹果园酒馆。这不是你那些不可能罪案，只是凶手撒谎而已。”

“也许是，也许不是。给我些时间，到明早随便你怎样都行。”

“好吧，”他不情愿地答应了，我们并肩经历过许多事情，他尊重我的意见，“但明天我就非得推进下去了。”

戴夫·福斯特在镇广场对面的加油站工作。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送走一位心满意足的客人，客人头戴一顶红色消防员头盔，这是加油站本月赠送的小礼物。戴夫是一个快活的男人，三十七八岁，我不清楚他在政治上倾向何方。

“霍桑医生！要加满油吗？”

我从别克车里钻了出来：“戴夫，请帮我加油。另外，我还有几句话想问问你。”

“尽管问。”

“你昨晚在格兰治的舞会上见到了杰克·托伯和他妻子？”

“没错。我们喝了几杯啤酒，聊了些事。”

“西班牙内战？”

笑意慢慢爬上他的脸庞。“还以为他不记得了呢。是这样的，我正在和皮奇大妈，也就是经营水果店的那位女士聊天，托伯夫妇走了过来。皮奇大妈刚好提起佛朗哥，说很高兴看到他在四月攻占了比纳罗斯。我正在发表看法，杰克估计啤酒喝得太多了，就这件事跟我吵了起来。他一喝酒就这样。我们撇下女士，离开酒桌，到外面解决争端。有几秒钟，我觉得他要跟我打架，但他还是冷静了下去。”他把加油枪的喷嘴插进油箱，扭动把手。我看着汽油咕噜咕噜流过油泵的小窗。“没多久，他就回去找女士们了，还请大家喝了一轮啤酒。”

“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十点半吧。贝姬想回家，于是他们很快就离开了。”

我点点头。杰克·托伯说他们十一点刚过就离开了。“你和雷尼·布鲁熟吗？”“他有时候来加油站拔我聊天。不能说我跟他很熟。他那人有点儿怪。”

“他参加过格兰治厅的舞会吗？”

福斯特窃笑两声，别克车的油箱加满了：“从没见过雷尼和姑娘在一起：”

我付了汽油的钱，驱车赶往医院和与之相连的我的办公室。我收集了很多前一晚的情报，但仍旧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还是不知道一家酒馆如何能出现短短一段时间，继而陡然消失，毫无踪迹可循，只留下一具脑袋里有粒子弹的尸体。

走进办公室，我很惊讶地发现杰克·托伯正在等我。“杰克，你好。玛丽，有什么留言吗？”

玛丽摇摇头：“只有托伯先生。他早些时候打过电话，然后来等你到现在。”

“杰克，进我的办公室谈。贝姬没有一起来？”

“她在警长办公室，等警方发还我们的车子。我告诉她回家见。这件事情让我一整天什么也没干。”

已经快五点钟了，比我意识到的要更晚，我告诉玛丽：“你回家吧，我来锁门。”然后把视线放回杰克身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身体不舒服？”

“就是这件该死的杀人案。我知道蓝思警长不相信我，我害怕他要指控我谋杀。他跟格兰治厅的人谈过，还拜访了几个酒吧，专门问我喝了几杯啤酒后是否好战。”

“你呢？好战吗？”

“不总是那样。我打过一两场架，但从来没拔过枪。再说了，我只有猎鹿季节用的猎枪，根本没有其他枪械。”

“杰克，你希望我怎么帮你？”

“我读到过医生能相当准确地判断死亡时问。也许尸检能证明布鲁在我们到达酒馆时已经死了几个钟头。”

我摇摇头：“整份尸检报告我都读过了。死亡时间估计在十一点前后，也许在你送他进医院之前半小时。”

“贝姬的证词难道不管用吗？”

“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位戴尖顶帽的神秘男人。他知道的肯定比当时告诉你的更多。”我想到了一些别的，“你提到的那几场架，牵涉了雷尼·布鲁吗？”

“当然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他。”

“但你认识塞尔·霍尔登。”

“没错，我认识塞尔。怎么了？”

“他的谷仓在杀人案的同一天夜里烧毁，这未免太巧了。”

“谷仓又不是酒馆。”

“的确不是，”我赞同道，“我要离开了，要我送你回家吗？”

“不顺路吧？”

“没关系：也许路上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我们沿费尔法克斯路开了上去，再次回溯托伯夫妇前一天夜里走的路线。离特克山路的路口不远处，我正准备左转的时候，一辆绿色敞篷轿车飞快驶下山坡，杰克·托伯一把抓住了我的肩头：“就是他！他就是酒馆里那个人！”

我看见了那个人的侧脸，也看见了尖头海军帽，连忙掉头赶了上去，边追边猛按喇叭。前面那辆车右转朝镇子开去，没有停下，而是加快了车速。他在路中间左扭右摆，我无法和他并排行驶，更不可能到前面截住他。他突然朝右一拐，上了南马路。我开过了头，一脚把刹车踩到底，但还是失去了宝贵的几秒钟。等我追着他开上南马路的时候，那辆车已经消失在了滚滚烟尘中。

“他就在前头，”托伯把显而易见的事实说了出来，“他知道咱们在追他！”

“这种路况，我怕是撵不上他了。我不是开赛车的。”

“让我开车，我能抓住他。”

“谢谢了。”我答道，一方面车辆倾覆的场景出现在眼前，这让我加倍小心开车。另一方面，拒绝让杰克开车使得我背上了义务，不得不更加努力追赶。我的车在沥青公路上肯定能赢，因此在乡间土路上没有理由会输。最后，我们终于赶上了那团烟云，我知道他就在前方不远处——太近了，近得让我像是径直穿过了他的车子。可是，灰尘散尽，车影杳然无踪！

“他在什么地方拐弯了。”托伯叫道。

“这段路上连个车道也没有。”

然而，我说的自然不对，我忘了一条野草丛生的小路，它通往塞尔·霍尔登业已烧毁的谷仓。我在那团灰尘烟云中经过了那地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倒退回来，发现那辆车停在灌木丛背后。“坐稳了！”我告诉托伯，加大油门驶进杂草丛生的野地。

“看见他了！”托伯伸手一指，我看见戴帽子的人已经弃车而去，逃进了一片玉米地。

我和托伯也马上跳下车，追着他跑了过去。我们知道这是解开谜案的最后一个好机会了。但时值八月，本州的这个地区里玉米长得正高，夏天的热气催促着它们的长势。戴帽子的人消失在玉米秆的迷宫之中，我们来回搜寻了二十分钟，最后不得不承认追丢了那家伙。

我小心注意他的动向，免得他兜回去开车逃跑，但他显然没有这方面的企图。深绿色的敝篷轿车有一个折叠加座，我试了试，发现没上锁；拉开来，我朝里面看，只看见一大块黑布和一块手写的告示牌，上面写着“私人聚会，非请勿入”。

“有什么吗？”杰克·托伯问。

“不多，但足够了。”

我把托伯送回他的农场，然后驶回镇了·，直接去了警长办公室。他看见我似乎挺高兴。“托伯的案子你有线索了？”

“也许，让我看看你的本县地图。”

“地图能告诉我们什么？”

“走着瞧。”我走到办公桌背后的墙边，研究着我今天驾车经过的道路。这张地图很精细，蓝思警长颇有预见性地用彩色铅笔涂出了各个农场。我拿手指点着一片片土地，努力在脑海中回想它们的样子。

“你在找什么？”他问。

“塞尔·霍尔登的谷仓今天早晨被烧了。”

“流浪汉经常在那儿睡觉。几周前我赶走了好些个。”

“塞尔的农舍和主谷仓在高速公路旁，农场一路延伸到南马路。被烧掉的是他在那里的备用谷仓。”

“所有的农场都从一条路延伸到另外一条路。明白吗？托伯的农场一直延伸到北马路。那都是他的产业，除了这一方绿色，那是皮奇大妈的水果店。”

“你有没有想过，水果店可能就是那个酒馆？”

“什么？医生，这太疯狂了。托伯说酒馆有霓虹灯标记，放着音乐，里面传出说话声。停车场里有六辆还是八辆车。水果店是挺大的，但还没有这么大。”

“咱们开车过去看看。你能让几个警员再开一辆车跟在后面吗？”

他对我咧嘴一笑：“扯虎皮拉大旗？”

“差不多吧。”

我把我的车留在警长办公室门外，坐进他的车子，警员跟在背后。抵达皮奇大妈的水果店时已经过了六点。箱子里的货品差不多全卖空了，她正在逐扇关闭店前的玻璃窗。“只有些李子和樱桃了，”她告诉我们，“你们怎么不早些来？”

蓝思警长走向她：“皮奇大妈，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问题？”

“关于你在这里举办的德美协会聚会。”我答道。

我还以为她会矢口否认，但她却站直了腰，面对我们，泰然自若地答道：“这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向德国展示友好态度又不触犯任何法律。”

“那么，为啥要偷偷摸摸地聚会呢？”我很想知道实情，“为何把这地方伪装成酒馆，还放上音乐？要是在你的柜台底下找一找，多半能发现‘苹果园酒馆’的霓虹灯标志，还有播放杰克·托伯听见的音乐的留声机。也许连说话声也包括在内。几辆车子半夜三更停在水果店门外会引来怀疑，所以每逢协会聚会的晚上，水果店就摇身一变，化作假冒的路边酒馆。”

我边说边踱进殿堂，皮奇大妈想堵住我的去路：“你有搜查令吗？”

“我不需要搜查令，我又不是警察。”

她琢磨着我的话，用锐利的眼神端详我们每一个人，她注意到两名警员钻出了后面一辆车。“爱怎么搜就怎么搜吧，”她最后还是让步了，“反正啥也找不到。”

她几乎说中了。柜台背后什么也没有，只有空空如也的纸箱和板条箱。水果店屋顶很低，长约三十英尺，纵深约十英尺，很难开辟出藏匿东西的空间。不过，房间后面还有一扇门，我走向那扇门，皮奇大妈吓得惊叫起来。那扇门突然打开，早些时候追赶过的那家伙走了出来，没戴帽子，但端着手枪。这时候，我知道我们逮住他们了。

“这是我的侄子奥托，”她说，“他从纽约来看我。奥托，放下你的枪。”

他到这时才看见其他的警察。片刻之内，已经有三把枪指着他了，他决定遵从姨妈的建议。

“现在，请你说说你为啥要杀雷尼·布鲁。”警长说。

当天晚上，我们给杰克·托伯和贝姬·托伯打电话，通知他们事情进展；第二天上午，蓝思警长和我开车去他们的农场，原原本本地解释了前因后果。贝姬把咖啡和甜甜圈端上厨房桌子，我们则谈起那个失踪的酒馆。

我拿出在奥托的敞篷车里找到的手写标牌。“私人聚会。这是为了避免闲杂人等凑巧在他们集会时路过。这足够让我相信你讲述的事情经过了，还有雷尼尸体上的轮胎印。轮胎印显示出，他并非被车撞倒，而是原来就躺在地上，然后被你的车碾过。因此，我开始寻找这家幻影般的路边酒馆。霍尔登的谷仓即便没有焚毁，也不是合适的地点；那里大概的确是被流浪汉烧掉的。谷仓比两层的屋子要高得多，肯定不会被误认作你描述的那处建筑物。”

“那块黑布又是怎么回事？”托伯问。

“黑布和聚会标志都是在奥托的折叠座位里找到的，我认为他用这块黑布遮住了指向特克山路的路牌。路牌被黑布遮住，恰逢多云的夜晚，你们很容易看漏。要是酒馆位于南马路或特克山路上的话，遮蔽路牌毫无意义。假如你被引得往里开得更远的话，那么你拐弯的地方肯定不是特克山路，而是北马路。北马路上有什么？皮奇大妈的水果店，我们也都听到了，皮奇大妈支持佛朗哥，因此恐怕也支持希特勒。要是有德美协会的人卷入其中的话，她无疑会是知情者。”

“我为何没有注意到酒馆并非位于我那条路上？”

“你喝了酒，这你自己也零认了。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你的确注意到了。你说每次开过这条路，它都似乎更窄几分；而北马路的确比特克山路稍许窄些，路面也更坑洼。”

蓝思警长接过话头：“皮奇大妈和奥托还没有完全招供，但看起来是因为雷尼·布鲁表现得越来越不稳定，威胁要把他们的一些行为上报警方。前一天，他还疯狂支持希特勒，可第二天，他就不想和德美协会再有任何瓜葛了。”

我点点头：“抽屉里扣着的照片。”

“正是如此。他们遮住指向你家的路牌，诱使你们走进陷阱。你没开上回家那条路，而是往前多走了一段，拐上另一条路，最后来到那个虚构的酒馆门前。在黑暗中，有霓虹灯间歇闪烁，还有留声机播放应景的音乐，你绝不会察觉那是皮奇大妈的水果店。说到底，人们在夏天看见水果店的时候，总是见到它的店门敞开着。”

“他们为啥要害怕雷尼·布鲁这样一个人？”杰克问道，“他们又没有违反法律。”

“还没有违法，但他们有这方面的计划。水果店里仅能容纳二十来个人聚会，”警长继续道，“他们要的是几百个、几千个人。他们想召开本州最浩大的德美协会大集会。”

“了不起。”托伯对此仅能发出如此评论。

“布鲁是被枪杀的，或许就死于奥托之手。发生在你们抵达前不久。奥托吸引你们的注意力，他的一名同伙把尸体搁在你们后轮底下。按照他们的想法，即便子弹被人发现，谁也不可能相信你们讲的故事。”

“我该去喂鸡了。”贝姬看了一眼挂钟，“农场主的老婆总有做不完的杂事。”

我笑了笑，说我想跟她一起去：“我还没欣赏过你们这地方呢。”

“没啥可看的，只有一群鸡和好些苹果树。”

她拎起一桶饲料，我们慢慢走出屋子，来到后院；警长继续和杰克谈话。“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贝姬说。

“我也很难相信。”我回答她。我们来到鸡舍，贝姬抓了几把饲料丢出去，引得小鸡纷纷冲过来抢食。“我也很难相信奥托和皮奇大妈真能把你们骗到那里去。我还很难相信皮奇大妈会撇下重要的协会聚会，跑去格兰治厅跳舞。她不只去了那里，戴夫·福斯特还说他看见你们俩坐在一起。”

贝姬呆呆地看着我：“是吗？”

“贝姬，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策划的吧？构陷杰克谋杀雷尼·布鲁，是你的点子吧？你从一开始就是德美协会的成员。”

“什么疯话！我是他唯一的证人！”

“等他的案子开庭，你肯定会忽然没法作证的。不能强迫妻子作出对丈夫不利的证言，陪审团会得出结论：你之所以失踪，无疑是因为知道杰克有罪。”

“我为啥要和他们俩合作？我能得到什么啊？”

“这个农场。我昨天在本县地图上查找了一番，发现果园一直延伸到北马路，也就是水果店那地方。要是杰克进了监狱，农场归了你，你将把它交给皮奇大妈和奥托，用以筹备他们非常想举办的大型集会。你的果园将在纳粹德国的歌谣、颂词和演讲中永存。”

“你要如何证明你这些臆想？”

“在格兰治厅，你跟皮奇大妈单独谈了一阵子，讨论前后细节。你和杰克上路回家，皮奇大妈打电话给水果店里的奥托。他把雷尼带到室外，枪杀了雷尼，然后等待你们的车子。你想说服他交出方向盘，以确保车子拐上北马路。他不肯，但这也无所谓。他错过了被盖住的路牌，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只用在下一个转弯处告诉他看见路牌了就行。路牌不可能在那里，因为我们检查过了附近的地面。你在这一点上撒了个谎。在路边酒馆那里，你吩咐杰克倒车，使得他碾过了雷尼。杰克虽然不情愿，但你迫使他开车送雷尼去医院。贝姬，一路上每一步都有你的指点。要是没有你，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研究地图的时候，我意识到案件肯定和农场有关系。你在利用皮奇大妈和奥托，他们俩也在利用你——各自心怀鬼胎。你想除掉杰克，他们想要为德美协会寻觅一个真正的家园。”

“你真觉得蓝思警长会相信这些？”

我把最后一把饲料丢给那些鸡：“他相信。我在来农场的路上告诉了他。现在，咱们进屋去，看看杰克是否也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