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连续三天晚上，乌尔夫·努丁都在城里晃来晃去，试图接触斯德哥尔摩的黑社会，进出金发马林告诉他约兰松常去的啤酒吧、咖啡屋、餐厅和舞厅。
有时他开车。星期五晚上他坐在车里，盯着眼前的玛丽广场，不过除了两个坐在另一辆车子里瞪着他的人以外，没有其他出奇之处。他不认识那两个人，但猜想大概是本区的巡逻便衣或缉毒小组。
这些明察暗访并未进一步发掘出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的新情报。然而白天他则设法补充金发马林提供的资料。他去找了户政事务所、教区登录册、海员中介所和这人的前妻——她住在玻尧斯，说快二十年没见过这个前夫了，几乎已经忘了他的存在。
星期六上午，他带着少得可怜的发现向马丁·贝克做报告，然后坐下来写了封长而哀怨、充满渴望的信给松兹瓦尔的妻子。
他不时内疚地瞥勒恩和科尔贝里一眼，他们俩都振奋地敲着打字机。
马丁·贝克进来时他的信还没写完。
“哪个白痴叫你到城里去的？”他焦躁地说。
努丁很快把一份报告盖在信上面。他才刚写道：“马丁·贝克一天比一天更古怪、易怒……”
科尔贝里抽出打字机上的纸。
“是你。”
“什么？是我？”
“对，是你。上星期三金发马林来过之后。”
马丁·贝克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望着科尔贝里。
“怪了，我完全不记得。叫一个几乎找不到路去斯蒂勒广场的北方人办这种事，真是蠢透了。”
努丁露出被冒犯的样子，但也只得承认马丁·贝克说得对。
“勒恩，”马丁·贝克说，“你最好快点儿找出约兰松都在哪里出没，跟谁在一起干什么。试着找到那个叫做比约克的家伙或曾经跟他一起住过的人。”
“没问题。”勒恩说。
他忙着列出什未林最后遗言的可能内容。他在顶端写着：“Dinner record(晚餐记录)”，底下则是最新的版本：“Didr'treckon(不认为)”。
每个人都比先前更忙于自己特殊的执着了。
经过辗转难眠的一夜，马丁·贝克在星期一上午六点三十分起床。他觉得有点反胃，而且在厨房里跟女儿一起喝可可并未让情况好转。其他家人毫无声息。他的妻子早上一向睡得很死，儿子显然像她，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但英格丽六点半就起床，七点四十五分出门，一成不变。英雅曾说可以拿她对时。
英雅喜欢说些陈腔滥调，把她每天日常生活中说的话搜集起来，可以凑成一本书卖给刚出道的记者。那像是某种摘要。
当然啦，书名就叫《如果你会说话，就能写作》)，马丁·贝克这样想。
“爸，你在想什么？”英格丽问。
“没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道。
“自从今年春天以后，我就没见你笑过了。”
马丁·贝克本来正看着桌布上的一长串圣诞巧克力饼，这时抬眼望望女儿，试图微笑。英格丽是好孩子，但他实在没什么可以笑的。她离开餐桌去收拾书包。等他戴好帽子，穿上大衣和橡胶套鞋时，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等他了。马丁替她拿着黎巴嫩制的皮书包。书包已经很旧了，上面满是艳俗的FNL商标。
这也是他们的习惯。九年前英格丽第一天上学时他就替她拿书包，到现在仍旧如此。当时他还牵着她的手。小小的手温暖潮湿，因为兴奋和期待微微发颤。他从何时开始不牵她的手了？马丁记不得了。
“反正圣诞夜你会笑的。”她说。
“真的吗？”
“对，你收到我的圣诞礼物以后。”她皱起眉头说，“非笑不可，不笑不行。”
“对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一匹马。”
“你要把马养在哪里？”
“我不知道，但还是想要。”
“你知道一匹马要多少钱吗？”
“很不幸，我知道。”
他们分道扬镳。
在国王岛街等着他的是贡瓦尔·拉尔森，和一项甚至称不上是猜谜游戏的侦查行动——哈马尔两天前这么说过。
“蒂勒·阿萨尔松有不在场证明吗？”贡瓦尔·拉尔森问。
“蒂勒·阿萨尔松的不在场证明是犯罪史上最滴水不漏的范例。”马丁·贝克回道，“案发当时他正在索德拉来的城市饭店，对二十五个人发表晚餐后的演说。”
“嗯。”贡瓦尔·拉尔森阴沉地咕哝着。
“此外，容我大胆说一句，若以为约斯塔·阿萨尔松竟然看不出自己亲弟弟的大衣下藏着冲锋枪上了公车，这未免太不合逻辑了。”
“对，大衣，”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底下藏得了M三七，那这件大衣一定很宽松。前提是，如果枪不是放在箱子里的话。”
“这你倒说得对。”马丁·贝克说。
“我偶尔也有对的时候。”
“算你走运，”马丁·贝克反驳道，“要是前天晚上你搞错了，那我们现在可就惨了。”他用香烟指着贡瓦尔·拉尔森说：“你总有一天要出纰漏的，贡瓦尔。”
“我可不这么觉得。”
贡瓦尔·拉尔森大步走出房间。他在门口遇上科尔贝里，后者很快让到一边，瞥了他宽阔的背部一眼说：
“这个会走路的攻城肉槌是怎么啦？不痛快？”
马丁·贝克点头。科尔贝里走到窗边看出去。
“老天爷。”他咆哮道。
“奥萨还住在你们家吗？”
“对，”科尔贝里回答，“别说‘你是不是在养后宫啊？’因为拉尔森先生刚才已经问过了。”
马丁·贝克打了个喷嚏。
“老天保佑你。”科尔贝里说，“我差点就要把他扔到窗外了。”
大概也只有科尔贝里能办得到吧，马丁·贝克想。他大声说：
“谢谢。”
“你谢我干吗？”
“因为你说‘老天保佑你’。”
“哦。这年头敝国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谢谢’了。有个摄影记者把老婆打得浑身又青又紫，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赶到雪地里，就只因为他说‘老天保佑你’的时候，老婆没回说‘谢谢’。这还是发生在除夕夜的事呢。当然这男的喝醉了。”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疑惑地说，“我怀疑能否再从材她身上问出什么。当然，我是说奥萨。”
“不必费力了。我们知道斯滕斯特伦在查什么案子了。”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目瞪口呆。
“是吗？”
“正是。特雷莎谋杀案。清楚明白得很。”
“特雷莎谋杀案？”
“对。你没发觉吗？”
“没有，”科尔贝里说，“我还把过去十年的每一件案子都想过了。你为何不早说？”马丁·贝克望着他，沉思地咬着圆珠笔。他们俩都在想着同一件事，科尔贝里说了出来。
“光靠心灵感应是没办法沟通的。”
“的确，”马丁·贝克说道，“此外，特雷莎案是十六年前的事了，你完全没参与。从头到尾都是斯德哥尔摩市警局处理的。我想当时的人员现在还在这里的，只有埃克一个了。”
“但是你已经把所有的报告都看过了？”
“没有，只是扫了一下，总共有好几千页昵。所有的卷宗都在瓦斯贝加，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啊，我的记忆需要复习。”
在车里，马丁·贝克说：
“或许你记得的部分，足够让我们了解斯滕斯特伦为什么选特雷莎案。”
科尔贝里点点头，说：
“是的，因为这是对他而言最困难的案子。”
“正是。不可能的案子里最不可能的一件。他要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的能力。”
“然后他就把自己送去喂枪子儿了。”科尔贝里说，“老天，真是笨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他们也就没有继续交谈。在历经诸多艰险延宕之后，他们终于到达瓦斯贝加，把车停在南边警察局外面的雪泥中。然后科尔贝里说：
“现在特雷莎案能破了吗？”
“想都别想。”马丁·贝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