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都秋日

北京的夏天，在短暂的时间里，似乎即将流逝。

凉风带来了秋天的气息。

正是在这个季节里，土井策太郎路上了离别两年之久的北京的土地。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清朝年号是光绪二十九年。达一年是旧历闰年，有两个五月。虽然已经过了九月中旬，皇历上却依然写着七月。

土井策太郎遵照上级的命令，到北京内城金鱼胡同的那须启吾家中去拜访。

那须启吾的住宅纯粹是中国风格的。室内地板一角高出的地方，是冬天取暖的热炕，炕上横铺着业已磨损了的地毯。中间接着的一张细竹帘子将房屋隔成两半。穿帘子的线已经脱落，作为“墙壁”的竹帘便显得歪歪斜斜的。夏天实际上已经过去了，竹帘不久也就该换上布帘了。

房子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看起来像紫檀木做的，实际上却是极其廉价的木制品，只不过是涂上一层黑漆罢了。为什么说它不值钱呢？在桌子斑剥的地方，露出了白色的木质，这便说明真相了。

塘上的挂轴是赝品，花瓶的质量也比较低劣。其实这家主人并非贫穷，只不过是对装饰房屋并无多大兴趣，漠不关心而已。

当土井策太郎（以下均简称策太郎）坐下时，这张“紫檀木”椅便吱吱作响，似乎要散架似的。

那须启吾拿起蒙上一层灰尘的素陶茶壶，往那不曾认真洗过的茶杯里斟上一杯茶。

“啊！你喝吧。”

那须一边得意地摸着胡须一边说。这间房子虽然简陋，可是他那向上翅的八字胡须，却修剪得极其讲究。

浓茶的表面好像浮上—层油，策太郎装出毫不介意地勉强喝了下去，而且说了声：

“多谢！”

“关于目前的局势，有没有听到些什么？”那须问道。

“是的。一点也……”

策太郎含糊地回答着。

“多少总有个大略的估计吧？”

“啊！目前的局势，我总感觉到……”

达时，日俄两国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三年前，俄国趁清政府忙于应付义和团之乱而出兵满洲，并与清政府约定，待中国秩序恢复后即撤兵。虽有约在先，但俄国故意拖延时问，企图利用与清政府所订的密约使占领满洲一事合法化。

第一次中俄密约的要点是将满洲的军政大权置于俄国控制之下。当时，清政府的奉天将军在俄国关东总督阿历克谢耶夫的要挟下，不得已只好应允了。但是清政府未予批准。

在磋商第二次密约的过程中，俄国仍企图从中国获得管辖满洲的军事、行政以及其它权益，由于受到日、英、美、德等国的警告才未得逞。

去年四月，俄国和清政府缔结了从满洲撤兵的协定，计划分三期撤退。第一期撤兵业已实行；第二期撤兵计划规定应在今年四月八日前将军队撤出盛京㊟和吉林两地区，然而俄国政府却一再拖延，迟迟未能付诸实现。

另一方面，日本与英国结盟后，开始对俄国实行强硬外交。东京帝国大学七名博士联名向日本首相桂提交意见书。他们认为俄国人的目的是先占领满洲再进军朝鲜，然后，将矛头指向日本，故而提出主战论。同时，日本国内亦认为对俄作战势在必行。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外务省工作的策太郎父亲的同乡好友，前来找策太郎商量工作：

“现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去北京。你的意见如何？”

策太郎家世代经营书画古董。他在父亲的好友，同行鹿原氏经营的鹿原商会里从事这一行当的见习工作，曾被派往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正值义和团事件发生不久。

实际上他是非常愿意去北京的，因为从自己的家庭事业来看，可以大开眼界，增长见识；此外，当然还有他个人的憧憬和希望。

“你在鹿原商会学习的事，大概已经结束了吧？我见到了你的父亲，他很健壮……看来，在一定的时期内，似乎不需要你为他操心。为此，我们和你父亲商量过，打算委托你做些工作，你父亲很愉快地同意了……”

可是，策太郎却回答道：

“我父亲虽然同意了，可我是我啊！”

“哎！别这么讲。现在咱们要服从国家需要嘛！”

“服从国家需要”这句话，对明治年代的人说来，是具有重要影响的。策太郎不满的是自己的家庭出身，由于祖辈和父亲都是商人，别人瞧不起，为此他才对自己施加压力。至于到北京去，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目前策太郎所担心的是，外务省的工作到底属什么性质，自己是弄不清的。据说日本已连续派密探到中国去。一旦日俄之间发生战争，则中国领土满洲，就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战场了；所以目前对清政府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吧。

“可是除了书画古董以外，我什么也不会啊……”

策太郎刚说完，他的前辈便紧接着说道：

“不！你可以胜任的。除你以外，别人还不行呢。所以才特地拜托你哪。”

“到底是什么工作呢？”

“总之，你先到北京，见了那须启吾再说。他知道该怎么做。”

两天后，策太郎就离开东京到北京来了。

那须启吾摸着自己的八字胡须，望着天花板，一边听着土井策太郎向他述说前来北京接受工作任务的经过。

听完策太郎的话以后，那须摇晃着肥大的身躯，哈哈大笑说：

“哈哈哈哈。那小子真会故弄玄虚。其实你的工作也并非那样神秘嘛。”

对那须的这副神态，策太郎感到有些恼火，不禁问道：

“听您这么说，那……”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跟你这么交代也是合乎情理的。”那须抱着胳膊说，“说实在的，是我希望能派你来工作。”

“是您要我？”

“是啊。是我指名要的啊！”

那须边讲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两手抄在身后，挺着胸脯。

“您干嘛要这样做？我可以问问吗？”

策太郎有些焦急不安了。

“你别那么紧张嘛！哈哈哈哈……”

那须得意地笑着说。

“你的工作并不难，你是学过做买卖类的。干脆说吧，我只希望你拉拢文保泰。”

“文保泰？……不就是那个搞字画拓本的名家吗？”

“是啊！”

那须凝视着策太郎，然后又嗤嗤地笑了起来。

文保泰是中国人。他搞字画拓本的高超本领，就是在北京也是享有盛名的。然而他既非商人，亦非工匠手艺人，而是富有的世袭财主。他对拓本领感兴趣，专爱收集名贵的字画拓本，还掌握了一手好技术，不知不觉地成了这方面首屈一指的能工巧匠和知名人士了。

两年前，策太郎来北京时，经琉璃厂㊟某书画商的介绍，和文保泰见过面。

当时，凡从事古玩字画交易的人，都要拜访这一行业的权威人士文保泰，策太郎亦不例外。

在日本外语学校学过中文的策太郎，在北京逗留期间，曾经特别注意提高会话能力。

当时的策太郎尚不谙人情世故，喜欢向文保泰请教一些问题。有一次，策太郎提出拓本的工具，长期以来墨守陈规，可否下功夫钻研新技术，例如能否使用西洋制造的一些新材料等等。

文保泰对策太郎的设想频频点头，大加赞赏，并且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嗯！你的建议很好，确实值得考虑。”

文保泰看中了策太郎。

“我一向不收门徒，可是愿意教你。即或你将新的取拓本技艺传到日本去，我也愿意收你这个门徒。”

真是出乎意外，策太郎居然被这位知名人士赏识而予以特别关照。

自此以后，策太郎经常出入于文保泰家中，并掌握了取拓本的技巧。回国后，策太郎曾在父亲面前表演了取拓本的技术。

他父亲看后，兴致勃勃地夸奖他说：

“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去北京。”

言归正传。当那须和策太郎谈及文保泰时，策太郎侧首沉思道：

“文保泰不是全然和政治无关的吗？”

“谁说没有关系？他是和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人哪！你当然不了解了。”

于是，那须启吾将文保泰与清朝政界人物的关系向策太郎详加说明。

据说，文保泰是一个深知中国政界动向的重要人物，他被人们称为清政府的“政界之窗”。

清廷腐败无能，贿赂成风，已属公开的秘密。行贿之后，就更加便于了解其政治的变化。

虽说人们在明日张胆地进行收买行贿，可是那些高级官吏及一流政客毕竟尚不敢公开露骨地受贿，因此，便自然而然地设置一种类似代办受贿行贿的机构。

例如甲有求于袁世凯，乙有求于荣禄，行贿前，他们各自与该机构商谈，该机构则按照所求之事的性质，分别指出大概应当拿出多少钱，然后行贿者便按其意图进行交易。

“唉！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

策太郎听了那须启吾的说明后，叹了口气说道。

至于文保泰呢？表面看来，他只是热心书画古董面且有高超的取拓本技术；除此之外，他似乎对什么也不关心。

“人类社会都有其内在的一面，尤其是大清国，从表面看，是难以捉摸其真相的。”

那须启吾摆出老前辈的架子说。对策太郎说来，那须确实是前辈，他就读外国语学校，要比策太郎早一些。

“照这么说……”

策太郎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这时，他想起了两年前回国时的事：当时文保泰买下了自家邻近的土地，打算建立新居。文保泰乃素封之家，父亲留给他的财产大概不少吧，他就用那笔款子买土地建房屋，这是不足为奇的。

那须启吾听到策太郎嘟嘟囔囔，于是问道：

“怎么啦？你说什么？”

“不，没什么……只不过是我想起了前年从北京回国时，文保泰正在盖房子的事。当然，估计现在已经盖好了吧。”

“咽。是美好了。还取了个装饰门面的名字，叫作‘悠悠馆’。”

“悠悠馆？”

“之所以取名悠悠馆，乃表示悠然自得之意……”

“啊！是这样！这么说，那座房子是他的工作场所了？”

策太郎回想起上次回国前，到文家去辞行的情景：当时，这座房子才刚刚着手打地基。文保泰在工地现场兴高采烈地指手画脚，谈论着他的计划：

“还要在后院另建一栋房子，我把它作为工作场所……”

他所说的工作场所，当然是取拓本的地方了。

文保泰并非以取拓本为生，将那栋房子取名为悠悠馆也确实恰如其分。

“文保泰与政界要人来往频繁，简直成了头面人物。据我了解，他与庆亲王特别亲近。说不定可以从他那儿得到重要的情报。过去你在北京和他相处时，他很喜欢你。希望你能担当起和文保泰联系的角色……暂时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要你去做。首先，你必须进一步设法取得文保泰的好感和信任。”

那须启吾说。

策太郎从那须的住宅出来，漫无目的地信步而行。

当他下决心到北京来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便不时地出现一位年青美貌的女性的倩影。

这就是名叫王丽英的中国女郎。她热心妇女教育，尤其喜爱美术，曾到日本求学，就读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

策太郎回日本后，曾利用业余时间担任过汉语讲习会的讲师。在汉语讲习会会场经王丽英的介绍，他还结识了一个名叫李涛的清朝留日的男青年。那时，李涛在该讲习会担任会话教师。

在日本时，策太郎和王丽英曾有过多次相会，王丽英旅居日本期间总是穿和服，并且外罩一件带折子的宽大的和服裙。

“为什么您不穿本国服装呢？我觉得中国服装是很有魅力的。”

有时，策太郎这么问她。每当此时，她的表情总有些不大自然：

“您说的是旗袍吧。那种衣服是满族服装，原非汉族的传统服装，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日本的服装源于中国，我喜欢穿日本服装。”

王丽英就这么简单地答复了他。

不久，王丽英回到中国，住在北京。这是李涛告诉策太郎的。王丽英回中国不久李涛也跟着回国了。

李涛回国后，策太郎通过友人了解到李涛住在北京的高公庵胡同，把地址记在笔记本上。他想，要想知道王丽英的住所，间间李涛就行了。估计李涛和王丽英彼此之间肯定会有联系。

一九○三年前后的日本，成了中国革命的温床。中国惠州地区反清起义失败以后，许多血气方刚的进步青年纷纷逃往日本。他们经台湾来到横滨。这些留学生大都聚集在孙文的周围。孙文时年三十八岁，他提倡打倒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体制。此外，稳健的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政变失败后，也亡命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都在争取留学生。

平素不大关心政治的策太郎，此刻也察觉到李涛和王丽英很可能是上述某个政治集团中的成员。

一九○三年，孙文领导的民主革命尚未建立什么明显的组织机构。当时，那些热血沸腾的中国爱国青年，奔走各地。祖籍江苏的王丽英去北京，也可能和反对清政府的政治运动有关。像她那样美貌的女性，确实不适合出入于残酷斗争的政治场所。

也算是多管闲事吧，策太郎在内心中暗自为她祈祷，希望她不要冒什么危险去从事这类活动。

他想，如果王丽英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她很可能倒竖柳眉，或是哈哈大笑，也未可知。

“还是到李涛那儿去看看吧。”

策太郎自言自语地从衣服的内袋里掏出了笔记本。虽然他曾多次翻阅记着李涛地址的笔记本，也记得很清楚，可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打开来仔细核对一下。

他并非思念李涛，只不过是想通过李涛打听王丽英的消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