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室外狂风呼啸，室内散热器不住地发出嘶嘶声，佩里·梅森走进自己办公室，看了看手表，时间正好是8点45分。

梅森打开灯，将一个皮箱放在德拉·斯特里特的桌子上，“啪”地一下打开锁扣，取掉罩子，露出一台手提打字机。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副手套戴上，又从公文包里取出几页纸和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刚把这些东西放在桌面上，斯特里特就进来了。

“你看报纸了吗？”她边问边关上门，然后脱下身上的皮大衣。

梅森笑着回答说：“看过啦。”

“告诉我那是不是你精心安排的一幕，目的是给对方以猛烈的回击，以便尽快地结束审讯。”

“当然是，”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这不是在走向犯罪的边缘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到律师协会那里找你的麻烦吗？”

“恐怕不会。”他说，“我的盘问完全是合法的。”

“你说的盘问指的是什么？”她问。

“法律完全允许我让几个女人站在一排，然后让萨姆·马森挑出将手绢忘在他车上的那个人；法律也完全允许我指着其中一位女人对他说我认为是这一位；法律还允许我将一个女人带到他跟前问他是否敢肯定就是这一位。”

“这又能怎样呢？”

“那么，我只是向前多走了一步。当我发现他对识别那个女人并没有什么把握，便利用了他这一点，仅此而已。我找了一个女人，让她穿着和福布斯夫人差不多的衣服，给她身上洒上同样的香水，然后让她告诉出租车司机她把手绢忘在了他车上。自然，他对她说的话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因为他本来就记不大清楚将手绢忘在他车上的那个女人。

“我知道，一旦警察找到他，他就会十分肯定说认识那个女人。他们就会玩这种老把戏，他们让他在不同场合看了贝西·福布斯不下十次，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尽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这样，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有了这种认识。首先，他们让他看着那个女人，告诉他她就是坐他出租车的那个女人。然后，又把他叫进来并当面告诉她他已认出她来了。她没有说话，并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这就使得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渐渐地，他们教他如何作证，直到他对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检查当局都是这样准备诉讼案的。”

“我知道了，”她说，“可那条手绢呢？”

“要说明是否偷窃，首先要看有没有动机。在本案中，毫无偷窃动机。那女人把手绢给了我，而我又将手绢交给了警察局，而且是在他们尚未发现之前就交给他们并向他们报告了情况。”

她皱起眉头，摇摇头说：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但这无疑是你设计的骗局。”

“当然是一种骗局。”他说，“这是别人付钱让我干的事，我只不过是用一种非正统的方式盘问了他，并且是在地方检察官还没来得及用大量的宣传毒害他的大脑之前盘问了他……德拉，别脱手套。”

“为什么？”她看着自己手上戴的黑色手套问道。

“因为我们还要搞一次诡计。我不想在文件上留下指纹。”

“是合法行为吗？”她盯着他问。

“我想是吧，”他说，“但我不想让别人抓住我们。”

他走到门口关上门，说：

“拿一张纸放在手提打字机上。”

“我不喜欢用手提打字机，”她说，“我喜欢用自己办公室的打字机。”

“就用这个吧，”他说，“打字机也有自己的笔迹，笔迹鉴定专家可以鉴别出打文件的打字机属于哪一种型号，通过对打字机进行比较，甚至可以鉴定出具体是哪一台机子。”

“这是一台新打字机。”她说。

“没错，我准备把它捣鼓捣鼓，让它看上去不要这么新。”

他走到打字机跟前将连动杆扳弯。

“你想干什么？”她问。

“写一份坦白书。”

“什么坦白书？”

“谋杀波拉·卡特赖特的坦白书。”

她睁大一双惊讶的眼睛望着他，说：

“天哪！你用这份坦白书干什么？”

“把它寄给《编年史》本地新闻栏目编辑。”

她仍纹丝不动地站着，心领神会地注视着他，然后深深叹了口气，走到她自己的椅子跟前坐下，将纸夹在手提打字机上。

“德拉，害怕吗？”他问。

“不，”她说，“只要你让我干，我就干。”

“我想这是在薄冰上溜冰，但是如果发生什么情况，我认为我能够使你脱离险境。”他说。

“没事，我愿为你赴汤蹈火。开始干吧。告诉我你想写什么？”

他不慌不忙地说：“我来口述，你用打字机直接打出来。”

他站在她身旁，低声说：“致《编年史》地方新闻编辑。

“尊敬的先生：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发表的对伊丽莎白·沃克的采访记录。她在采访时说：‘我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自己打算死在绞刑架上，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用一副双筒望远镜观察克林顿·福布斯的住宅，他当时化名为克林顿·弗利。’”

“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

“我看到你们发表的评论文章，请求警方理解我，理解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在法庭同意审讯贝西·福布斯之前，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我是杀死克林顿·弗利的凶手。”

“这一指控对我是不公平的。”

“我没有杀死克林顿·福布斯，但我确实杀死了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

“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公众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

梅森停顿了一会儿，直到斯特里特在打字机上“喀喀喀喀”打完那些话，等她抬起头来，他说：“害怕了吗？德拉。”他问。

“不怕，”她说，“继续说吧。”

“这是一份具有爆炸性的坦白书。”梅森说。

“我不在乎，”她说，“如果你敢冒险，我也敢。”

“好吧，接着打下面的话。”

“我和我的妻子曾经住在圣巴巴拉，当时我们过得很幸福，我与克林顿·福布斯以及他的妻子关系都很好。从道德方面讲，我知道克林顿·福布斯是一个下流坯子，但我还是喜欢他。我也知道他在和五六个女人玩感情游戏，但我从未怀疑过其中会有自己的妻子。后来，我意外地知道了事实真相，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我的幸福、我的家庭，我的一切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决定追踪克林顿·福布斯，然后像杀死一条狗一样杀死他。”

“我用了10个月时间才找到他。当时我发现他住在米尔帕斯路，化名克林顿·弗利。我了解到与他毗邻的一套房子已备好家具正待出租，便搬了进去。我有意雇了一名耳聋的管家，她什么也听不见，所以不可能和邻居搅在一起说三道四。在杀死克林顿·弗利之前，我想了解一下他的生活习惯，我也想知道他待波拉怎么样，她是否幸福。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那套房子。”

“这是一项漫长而乏味的工作。有时，我可以偷偷地窥视到我暗中监视的那个男人的家庭生活。有时一连几天什么也看不到。最后，我彻底搞清楚了，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生活的一点也不幸福。”

“然而，尽管我制定了很多计划，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我一直等待机会，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越过庭院来到了我情敌的家中，我一心一意要杀死他并夺回自己的妻子。我把自己写给律师的信交给了我的管家，信里还有一份我的遗嘱，我想把自己的事安排好以防万一。”

“我发现那间房子的后门没锁。克林顿·弗利有一条警犬，名叫王子，是一条看家狗，但它认识我，因为在圣巴巴拉时我与克林顿·弗利一直是好朋友，所以一看见我它非常高兴，不仅没有朝我叫，还扑到我身上舔我的手。我摸摸它的头，悄悄地穿过后院来到书房。这时正好碰上我的妻子，她一看见我便尖叫起来。我一把抓住她，威胁说如果她不安静就掐死她。”

“她吓得差点昏死过去。我让她坐下来并跟她谈了谈。她告诉我，克林顿·福布斯和他的女管家西尔马·本顿早就有私情，他们之间的隐情比福布斯和她自己还要早。福布斯和西尔马·本顿一起出去了，留下她一人独守空房。厨师阿王也出去看他的中国朋友去了。”

“我告诉她我打算杀死福布斯，希望她能和我一起走。她劝我千万不能那么做，说她已不爱我了，和我在一起永远也不可能幸福。她威胁我说要打电话告诉警方，说着就要去打电话，我死死拉住她不放，她便大喊大叫，于是我便掐死了她。”

“我永远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心情。我虽然热烈地爱着她，但我知道她已不再爱我。她跟我挣扎着，为的是拯救那个背叛了我并让我深恶痛绝的男人。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当我清醒过来意识自己正在干什么时，她已断了气。是我活活掐死了她。”

“克林顿·福布斯正在扩建他的车库，水泥浇注工作正在进行，马上就是铺地板。我走进车库，找来了铲子和锄头挖开即将浇注的地板，将她的尸体埋在地下，把多余的土推到房后倒了。我想等克林顿·福布斯回来，可又不敢这么做，我所做的事已使我彻底丧失了勇气。我全身颤抖着，就像被狂风吹动的树叶一样。我知道自己是一时冲动才杀死了自己所爱的女人。不过我知道不会有人发现我。承包商就要浇注车库增建部分的水泥地板，这样就可以掩盖我的犯罪事实，我到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地方用假名租了间房，给自己重新伪造了一个身份并一直住在那里。”

“我之所以写这份坦白书是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是公平的。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并没有杀死克林顿·福布斯——尽管我是多么希望当初能杀死他。他这个人早就该死，但他确实不是我杀死的。”

“我现在很安全，不会被人发现，也永远不会有人识破我现在的伪装。”

停了一会儿，梅森补充道：“属名——你忠实的朋友。”

梅森等斯特里特打完字后，从打字机上取下那张纸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说：“就这样啦。”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问：

“你准备把它怎么办？”

“参照阿瑟·卡特赖特在遗嘱上的签名，在这份坦白书上伪造一个签名。”

她看着他没有说话，然后走到办公室对面一张放有笔墨的桌子跟前，将笔在墨水盒里蘸了一下递给他，又走到保险柜跟前，拨动转盘打开柜门，取出阿瑟·卡特赖特的遗嘱交给他。

梅森坐在桌子跟前，在纸上认真地练了几次签名后在坦白书上费劲地伪造了一个阿瑟·卡特赖特的签名。他将文件叠起来，然后将那个贴着邮票的信封递给斯特里特，说：“写上《编年史》本地新闻栏目编辑的地址。”

他重新盖上打字机的罩子。

“你现在准备干什么？”她问。

“把它寄出去，”他说，“再将这台打字机藏到警方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地方，然后坐车回家。”

她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前。

她手抓住旋钮正要开门，却又停住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到他身边，说：“头儿，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这样。”

“不要怎样？”

“不要冒险。”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这样做不对。”

“只要结果是对的就行啦。”

“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说：“我想让他们砸开车库扩建部分的水泥地板，仔细地把那下面搜查一遍。”

“那么为什么不去找当局请求他们这样呢？”

“他们才不会理我呢。他们对我的胆识恨之入骨。他们只想判决贝西·福布斯，所以不会在陪审团面前停止诉讼。他们认定她有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他们不愿听其他任何情况。不管我请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想欺骗他们。”

“把这封信寄给《编年史》编辑后会怎样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砸开地板。”

“他们需要得到许可吗？”

“别傻啦，福布斯已买下了那个地方，他是财产的主人。现在他死了，而贝西·福布斯又是他的妻子，如果她能够得到释放，她就可以继承他的财产。”

“如果她没有被释放呢？”斯特里特问。

“她会的。”

“你怎么认为那下面有具尸体？”

“听着，我们应该抛弃那些无关紧要的枝节，理智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问题。你还记得阿瑟·卡特赖特初次找我们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

“还记得他说的话吗？他想立一份遗嘱，并在遗嘱中写明财产将由现在以克林顿·弗利妻子的身份在米尔帕斯路那套房子里的那个女人继承。”

“记得。”

“接着他便写了份遗嘱寄给我，但是那份遗嘱并没有按他说的那样写。”

“为什么没有那样写呢？”她问。

“因为将财产留给一位已经死了的女人已毫无意义，他可能通过某些方式发现她已不在人世了。”

“这么说他并没有杀死她？”

“我虽没有这么写，但我是这么想的。”

“那么伪造这样的坦白书难道不是犯罪吗？”

“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

“我不明白在什么情况下不是。”

“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认为阿瑟·卡特赖特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

“是的，他对她一直很忠诚，找她找了10个月，又在她隔壁住了两个月暗中监视他憎恶的那个男人，他想搞清楚自己的妻子过得是否幸福。他一心想杀死克林顿·福布斯，但他知道杀人是要被判处死刑的，所以想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而不是福布斯的妻子。但是，他又不想在杀人之前立一份以波拉·卡特赖特为受益人的遗嘱，因为那样会引起别人的调查，所以他想立一份能够将财产转给那个名叫伊夫林·弗利的女人的遗嘱。”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不想听到任何流言蜚语。他想杀死弗利后自己走上断头台服罪。他想立一份遗嘱将自己的财产转给那个表面上是他杀死的那个男人遗孀的女人，他想把事情做得很巧妙，这样没有人会对这份遗嘱产生怀疑，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遗嘱受益人的真实身份。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不让她在公众面前失面子。”

斯特里特静静地站着，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说：“噢，我明白啦！”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致使卡特赖特改变了主意。他知道将财产留给自己的妻子已毫无意义，但他还是希望将财产留给某个人，因为他已经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毫无疑问，他与贝西·福布斯有联系，知道她就在本市，所以就把财产留给了她。”

“你怎么知道他与贝西·福布斯有联系？”斯特里特问。

“因为出租汽车司机说贝西·福布斯让他给帕克莱斯特62945打个电话告诉阿瑟到邻居克林顿家去，而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阿瑟·卡特赖特的电话号码。这表明她知道卡特赖特在哪儿，卡特赖特也知道她知道。”

“我明白了。”她沉默了片刻，问：

“你敢肯定卡特赖特夫人没有丢下克林顿·福布斯跟阿瑟·卡特赖特一起私奔吗？”

“是的，完全可以肯定。”

“根据什么？”

“根据那张纸条。那上面根本就不是波拉·卡特赖特的笔迹。”

“你敢肯定吗？”

“当然敢肯定。”他说，“上面的笔迹与从米德威克发来的那份电报上出现的笔迹几乎完全相同。我手上有他们从圣巴巴拉给我寄来的卡特赖特夫人手迹的样品，它与那张纸条上的笔迹明显不符。”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知道这事吗？”

“恐怕不知道。”

斯特里特若有所思地看着梅森，问：

“是西尔马·本顿的笔迹吗？”

“我有几份她笔迹的样品，那些样品与纸条上及电报上的笔迹也截然不同。”

“是福布斯夫人的笔迹？”

“不是。我有一份她从监狱里写给我的信件。”

“《编年史》上有篇评论文章你看过没有？”

“没有，”他说，“都写了些什么？”

“文章评述说，鉴于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言出人意料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你应该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让你的当事人站在证人席上说明她与本案的关系。对于一个罪行昭然若揭却又百般抵赖不知悔改的罪犯来说，采取这种神秘的态度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像福布斯夫人这样的女人来说，就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我没有看到这篇评论。”梅森说。

“它对你的计划有没有影响？”

“当然没有，”梅森说，“我审理的是这个案子，我要让他们做出对我的当事人最有利的判决，我才不会理睬报社评论员说些什么。”

“所以报纸都在评论你娴熟的办案技巧，你今天白天使审讯的最后一幕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并且在检查当局尚未证实诉讼理由之前就驳倒了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言。”斯特里特说。

“我并没有使用任何特别的技巧，是德鲁姆自己硬要往里钻。他开始对我的证人采取强硬的手段，我忍无可忍带她到法官办公室提出了抗议，我早就知道他会指控我犯有违反职业道德罪，所以想当场跟他辩个明白。”

“马卡姆法官是怎么想的？”她问。

“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要坚持这些权利为保护我的当事人而战斗到底。”

她突然走到他跟前，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

“头儿，我曾经对你产生过怀疑，现在我只想告诉你我再也不会那么做了。无论对错，我都永远支持你。”

梅森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拍拍她的肩膀，说：

“好啦，坐出租车回家吧，如果有人找我就说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她点点头走到门口，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

梅森目送着她走上电梯，然后关上灯，穿上外衣，封上信封，提着打字机走到他的小车跟前。他驱车来到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将信扔到邮筒里，然后驶上一条通向城市后面山坡上一座水库的蜿蜒的公路。来到水库的堤岸时，他放慢车速，将打字机扔进水库里，当水面溅起波澜时，他的脚已踩上了汽车的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