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佩里·梅森和保罗·德雷克坐在办公室里，屋里的暖气片发出嘶嘶的声音。

“保罗，我需要一个愿意冒险的人。”梅森说。

“这种人我可以找来很多。你想干什么？”

“我想让这个人给西尔马·本顿打电话，说他是《编年史》的记者，本地新闻栏目编辑同意支付1万美元购买她日记的独家出版权。

“我想让他约西尔马·本顿到某个地方检查一下她的日记。她自己带不带人去都无所谓，我还不敢肯定她是否会把日记交出来让他检查，但我相信她会让他看一眼的。

“我想让他翻到10月18日那一天的日记并将那一页撕下来。”

“你要的那一页上记的是什么？”侦探问。

“不知道。”

“她会报怨他的。”

“这很自然。”

“他们会把他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最多吓唬吓唬他，仅此而已。”

“如果将这一页公开，她会不会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我不会将它公开的，我只让她知道东西在我这儿就行啦。”

德雷克说：“这事本来不关我的事，你肯定也不需要我告诉你如何做律师。我过去就跟你说过，现在再跟你说一次，你是站在薄冰上溜冰。”

“我知道自己在薄冰上溜冰，”梅森没好气地说，“但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可以申明我所做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新闻媒界在一周里的每一天都在干着比这更差劲的事，可是从未有人说他们干什么。”

“你毕竟不是新闻记者。”德雷克说。

“我知道不是，但我是一名律师，代表一个完全有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当事人。我向天发誓，一定要让她得到公正的审判。”

“你所谓的公正审判就是搞一些戏剧性的东西，让观众大吃一惊吗？”

“是。我认为公正的审判就是揭露案情的真相，我就是要揭露案情的真相。”

“是全部的真相，还是只对你的当事人有利的真相？”

梅森咧嘴一笑，说：

“当然，我不会帮地方检察官审判这个案子，那是他自己的事。”

德雷克“咯吱”一声又坐在椅子上。

“如果我们因为这件事而惹出麻烦，你会为我们辩护吗？”

“当然会。我不会让你陷入我自己都不愿陷入的麻烦中。”

德雷克又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手伸得太长。顺便说一句，你现在已享有法律‘魔术师’的名声啦。”

“什么意思？”梅森问。

“他们认为你能从帽子里变出一个判决。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一样。你的方法一点也不正统，总是那么富于戏剧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民族。”梅森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不像英国人那样一本正经，循规蹈矩。我们就想干一些具有戏剧性的、令人惊诧的事。这是我们民族共同的追求。我们习惯于快速思维，干任何事情都喜欢标新立异。”

“哎，你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德雷克说着站起来，“你今天下午玩的那一招真是太绝了。现在本地所有报纸都刊登了特写文章，不是报道贝西·福布斯的诉讼案，而是出租汽车司机证言丧失信任那惊人的一幕。各大报纸都认为出租汽车司机的所有证言都毫无价值。”

“哦，是这么回事。”梅森说。

“然而，”德雷克思索着说，“你知我知，贝西·福布斯的确坐出租车去过弗利住宅。她就是去过那里的那个女人。”

梅森说：“那只是一种猜测和贸然的想法，除非地方检察官可以找到某个证人证明。”

“公众对他找到的出租汽车司机已失去了信任，他还到哪儿去找证人呢？”

“那是地方检察官操心的事。”梅森说。

“好吧，我走啦。还要我干什么事吗？”

“我想眼下就是那件事吧。”梅森不急不忙地说。

“天晓得，这就够我受的啦！”德雷克说着离开了办公室。

梅森紧闭双眼，静静地靠在转椅上，手指轻轻地敲着椅子的扶手。这时，突然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接着弗兰克·埃弗利走进办公室。

埃弗利是梅森律帅的助手，代他料理日常法律事务，审理案件时也总是坐在他的身边。这个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青年对工作充满了无限的热情。

“头儿，我能跟你谈一会儿吗？”他问道。

梅森睁大眼睛，眉毛一蹙，说：

“可以，进来吧。你想说什么？”

埃弗利坐在椅子边上，看上去很不自在。

“说吧，有什么事？”

“我想代表我自己请求你让贝西·福布斯出庭作证。”埃弗利说。

“为什么？”梅森好奇地问。

“我已听到了不少的议论，不是一般人的闲话，而是律师、法官和新闻记者的议论。”

梅森脸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说：

“行啦，埃弗利，你听到了些什么？”

“如果你不让那个女人出庭作证，而她又被宣判为有罪，那你就会名声扫地。”

“那就让我名声扫地吧。”梅森说。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吗，她是无辜的，现在人人都知道她是无辜的。对她的起诉完全是建立在环境证据上，只要她对起诉做出否认和解释，陪审团理所当然会做出无罪判决。”

“你真的那样认为吗？”梅森好奇地问道。

“当然。”

“你认为我不让她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辩护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先生。”埃弗利说，“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以一个同行的身份给你说话的。你应该对你的当事人负责，对你从事的职业负责，对你自己负责。”

“假如她站在证人席上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但还是被判了罪呢？”梅森问。

“这是不可能的，”埃弗利说，“所有的人都同情她，而且，既然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词已被推翻，那么它也就一文不值了。”

梅森沉着地盯着自己的助手，说：

“弗兰克，这次跟你谈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你的意思是准备让她出庭作证了？”

“不，我的意思是不让她出庭作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行。”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现在认为她是无罪的，大家都认为她是无罪的。如果我让她站在证人席上，我永远也无法使陪审团认为她是无罪的。如果我不让她出庭作证，他们也许会认为被告请了一名有嘴不说话的律师，但他们会对她做出无罪的判决。”

“年轻人，听我给你说，审案的方式有多种，有些律师审起案来慢慢腾腾，令人乏味，不讲策略。他们盲目地走进法庭，一听到异议便暴跳如雷，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争议不休，对案情的陈述没完没了，以致于无人知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另外，还有一种戏剧性的审案方式，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方式。”

“当地方检察官停止提出证据时，我将不遗余力地扭转局面。待陪审团的同情心全部转向被告时，我再向他们陈述自己对本案的推断。如果顺利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判决。”

“如果不顺利呢？”埃弗利问。

“那我可能就会失去自己辩护律师的名声。”

“可是你没有权利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害。”埃弗利说。

“见鬼！”梅森说，“我没有权利不那么做。”

他站起来，关上灯，说：“走吧，孩子。咱们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