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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尚未解决的神秘案子，就像一个没有答案的谜题，著名的性格演员沃森·理查兹先生，碰巧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在一个沉闷的下午，他在演员俱乐部中将这个案子讲出来。在座的听众有三个演员、一位著名的诗人以及一个名叫哈钦森·哈奇的记者。
以下是他讲述的故事：
你们都知道在演艺圈中，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从未吃过苦头。我刚开始当演员时就碰上了困苦时期，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三年前，我的演艺生涯跌到谷底，看起来几乎毫无希望了。有时候整天吃不上一顿饭，晚上只能睡在公园的长凳上。和现在比起来，实在是天差地别，当时我真是沮丧极了。
有一天我站在街角，闷闷不乐地望着街对面一家餐馆的窗户，兜里一毛钱都没有，心里想着：干脆冲进去抢了吃的就跑。突然有个人从我背后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我无精打采地转过身，看到一位衣着整洁的陌生人，年约四十岁。
“你是性格演员沃森·理查兹先生吗？”他问。
“是的。”我回答。
“我正在到处找你，”他愉快地说，“我想请你在一场表演中扮演一个角色。你有空吗？”
“是的，有空。”我回答。当时我正穷得三餐不继，无论什么角色都会接受的。“我愿意演。你要我演什么角色？”
“一个老人，”他对我说，“只演一场。你能不能现在就和我去上城区㊟见霍尔曼先生？”
我当然高兴得很，满口答应下来。那人叫了一部出租车坐上去。我想霍尔曼可能是个经纪人或舞台监督吧。车子向上城的方向驶去。一路上，我的同伴先是轻松地闲谈着，后来递给我一根雪茄，我接过来，吸了两三口之后，就昏昏沉沉地不省人事了。现在我知道这根雪茄一定是被掺进了迷药。
接下来，我记得那个陌生人扶着我走出出租车，进入一间屋子。我不知道那间屋子在什么地方，连附近的街名也不知道，我仍然头晕目眩。突然，我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眼光锐利、没蓄胡须的男子，这就是霍尔曼。原先的陌生人为我们做了介绍之后就走开了。霍尔曼静静地看着我好几分钟，在他的注视下，我的意识慢慢苏醒过来。我把雪茄丢在地板上。
“你能演性格演员的角色？”霍尔曼开口便问。
“不错，所有性格的角色都能演，”我说，“我虽然尚无名气，可是……”
“我知道，”他打断我的话，“我看过你演的戏，我很欣赏。我也知道你对化装非常在行。”我想我大概脸红了一下，至少我希望我脸红了。我点点头。他停口，又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比方说，”末了他继续说，“扮演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对你应该一点儿困难也没有吧？”
“一点儿困难都没有，”我回答，“我演过好多次这种角色了。”
“对，对，我知道，”他好像有点不耐烦，“你的化装技术在此是重头戏。我只要你演一场，可是你的化装必须无懈可击，你明白吗？”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注视着我，“一场演出我付你一百元。”他从书桌的抽屉中取出一张照片。他望望照片，再看看我，反复好几遍，然后才把照片递给我。“你能化装得和照片中的人一模一样吗？”他平静地问。
我仔细地端详照片。照片中的人看来约有七十多岁，脸部轮廓和我的脸很像，头上有白发，没蓄胡须。看来只要有一顶假发、一个化装箱、一面镜子，化装成照片中人，简单得很。
“没问题。”我对霍尔曼说。“你能就在这儿化好装让我看一看吗？”他要求。“当然可以，”我回答，当时并没想到这个要求有任何不妥之处。“不过，我需要一顶假发和化装用具。”
“你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霍尔曼边说，边将道具取出来，“镜子就在那边，开始吧。”
我检查假发，和照片上的人比较一番，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化装箱是全新的，我所需要的东西全在里面。我立刻开始工作。霍尔曼在我身后紧张地走来走去。二十分钟后，我转身面对他。我的脸和照片中的人一模一样。霍尔曼惊奇地看着我。
“老天，”他轻呼一声，“就是这样！妙极了！”他转身打开一扇门。“进来吧，弗兰克。”他叫着。原先带我到此地的人走进来。霍尔曼用手一挥，指着我。“怎么样？”他问。弗兰克，不管他到底是谁，也看呆了。接下来，他的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表情。当时我就像是个罪犯，正紧张地等候着法官的裁决。“好极了！太像了！”最后弗兰克说。“除了一点，”霍尔曼若有所思地说，“脸色还不够苍白。”
“这简单得很，”我说，伸手到化装箱去拿东西。一会儿之后，我再转身面对他们俩。你们都知道，我要化装的就是个面无血色、一脚已经踏入坟墓的老人，多加点珍珠粉就是了。“这就对了！”另外两人齐声说。那个叫弗兰克的人用询问的眼光望着霍尔曼。“去吧。”霍尔曼说，弗兰克离开房间。
霍尔曼走去关上房门，回到我面前坐下，静静地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打开上面一个抽屉，向里瞟了一眼。抽屉里有一把左轮手枪，他用手握住。现在我明白他是故意让我看到的。
“理查兹先生，”他慢悠悠地说，“我要你做的事非常简单，我说过你会得到一百元的报酬。我也很清楚你目前的境况，你需要这一百元。”他递给我一根雪茄，我竟然笨得再次伸手接过来，“我要你扮演一个卧病在床、不能说话的无助老人，就快死了。你可以转动你的眼睛，但绝不能开口说话。”
慢慢地，我之前所经历的那种头晕目眩感又侵袭上来。我说过，我现在知道就是雪茄有问题，可是当时我仍然不停地吸着。
“没有彩排，”霍尔曼继续说。他把玩着手枪，可是我并不在乎。“我问你问题时，你可以点头表示同意，但不要说话。一定要照着我说的去做。”
我明白他的话，但四周的环境慢慢变得模糊起来，我想尽力保持清醒，可是在药效的作用下，意识还是渐渐模糊。
“你要我什么时候上场？”我记得我问过这个问题。
“现在！”霍尔曼突然站起来，“我想你还没听懂我的话。理查兹先生，如果你好好扮演你的角色，你会得到一百元的报酬；否则，就是这个！”
他挥动着手枪，我茫然地看着，心中腾起了一阵恐惧。我努力想站起来，但紧接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失去知觉有多久，等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靠着好几个枕头，躺在床上。我虚弱地睁开眼睛，这根本无需表演，给我下药的人显然知道该用多少分量。
霍尔曼就站在我面前，他的表情显得非常悲伤，他的演技显然比我内行多了。屋里还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不是弗兰克），另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女人。我看不见他们的脸，因为屋里光线相当昏暗，我甚至无法描述出他们的样子。我只能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谈话，就像在病房里故意压低声音说话一样，我听不出谈话的内容。
后来房门打开了，一个女孩走进来。我见过不少女人，可是这个女孩的美丽真是非比寻常。她轻叫了一声，激动地冲到床前，双膝跪下，将脸埋在床单中，颤抖着哭起来。
那时，也许是出于本能，我忽然明白我扮演的角色了，我是被利用来伤害这个女孩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一阵愤怒，但却动弹不得。霍尔曼一定是看到我眼中喷出的愤怒的火光，他走到床的另一边，将用手帕盖住的手枪顶在我的腰上。
可是我不愿意当他的工具。在我昏沉的意识中，我仍然有反抗的意向，就算被他杀了也不在乎，我不愿意欺骗这个女孩。我知道如果我尽力在枕头上蹭几下便能把假发弄掉，霍尔曼的把戏就会被拆穿了。可是我无法摇头，也无法伸手抹掉脸上的化装，甚至无法开口说话。
不知怎么，我的意识又开始模糊起来。在迷迷糊糊中，我记得有人把一张纸放在书本上，拿到我面前来，看起来像是一份法律文件。那个人抓住我的手在上面画上一个十字形记号。可是我的记忆并不完整，我浑身无力，完全在这个叫霍尔曼的人的控制之下。然后周围的一切开始逐渐消失。我感觉到我正慢慢死去，我的眼帘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我最后见到的是女孩耀眼的金发，她仍然趴在床沿哭泣着。
就是这样。等我恢复知觉时，一个警察正在摇晃我。我正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他喋喋不休地咒骂着我，我站起来，在公园小径上慢慢走着，一只手放在口袋中，觉得手里紧紧攥着什么东西，我拿出来一看，是一张百元大钞。我记得我去买了一些东西吃，再次醒过来时，是在医院里。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你们要怎么样想，随便你们。这是三年前的事了，你们都知道三年前我的境遇如何。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那个金发女孩。如果再见到她，我一定能认出她，我要告诉她我所知道的一切，让她知道我绝对无意去伤害她。
第二天下午，哈钦森·哈奇将这个故事讲述给人称思考机器的奥古斯都·凡杜森教授听。
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和往常一样不耐烦地听着。“事情发生在本市吗？”末了他问。
“是的。”
“可是理查兹不知道是在本市的哪个地段？”
“完全不知道。我想吸了有迷药的雪茄，再加上当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因此在出租车中丧失了方向感。”
“我想也是，”科学家说，“而且他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霍尔曼？”
“没有。如果他见到霍尔曼，一定会说出来的。”
“理查兹记得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吗？”
“虽然没提，我想他应该记得吧。”记者回答。
“你能不能去找理查兹，问问事情发生的日期，可能的话，确切的日期，”思考机器说，“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也许……”他耸了一下瘦削的双肩。
“你觉得能解开这个谜吗？”记者热心地问。
“当然能，”思考机器不快地说，“根本没有什么好解决的，事情简单得要命。我敢说，理查兹提到的女孩一定是某个阴谋的受害者。就算是为了她，也值得对这件事追根究底。”
“要知道，这件案子可是发生在三年前呢。”哈奇踌躇地说。
“就算是发生在三十年前也是一样，”科学家说，“哈奇先生，逻辑推理从亚当夏娃时期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一样。二加上二无论是在伊甸园还是在现在的数学课上都一样会得到四。我对你说过，答案简单得可笑。现在唯一要找出来的是当事人的身份。而这件事，连小孩儿都能办到。”
傍晚，哈奇从“伶人俱乐部”打电话给思考机器。“你要的日期是三年前的五月十九日。”记者说。“很好，”思考机器说，“明天下午到我这儿来。也许我们能帮理查兹先生揭开谜底。”第二天下午哈奇如约前来，可思考机器却不在家。“他早上九点钟就出门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科学家的老管家马莎告诉他。当天晚上十点钟，哈奇再试着打电话给思考机器。
“他还没回来，”马莎在电话里说，“他说他会回来吃午餐，可是到现在都没见到他。”哈奇忧虑地挂上电话。第二天一大早，他再打电话过去，马莎接电话时，声音显得十分担心。“他还没回来，先生，”她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怕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都不要做，”哈奇回答，“我想他今天就会回来。”
正午到了，下午六点也过了，当晚十一点钟，哈奇打电话给马莎，科学家仍未回家。哈奇也开始担忧起来了。可是该怎么办呢？他不知道。他考虑了种种可能性，最后决定，如果第二天还是没有消息的话，他就要通知马洛里探员思考机器失踪的事。
还好第二天早上收到一封思考机器寄来的信。哈奇读着信，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信上写着：
去找一个技术好、细心又机灵的小偷来。在你收到这封信当天的半夜两点，带他到布兰克街八一〇号后的小巷子里，跟他一起从后门进入这栋房子，走上二楼，让他打开从楼梯口算起、左边第三扇门的锁。不要弄出任何声响。可能的话，不要开枪。
凡杜森附言：记得在口袋里放几个火腿三明治。
好长一段时间，哈奇只能迷惑地瞪着信纸，最后他还是按照思考机器的要求去做了。他找到一个恶名昭彰、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窃贼布林迪·贝茨。两人在当天深夜一点五十分来到布兰克街八一〇号的后门，贝茨将哈奇顶过围篱，自己则轻松地一跃而过。后门的锁对技术高超的贝茨而言毫无难度，他不到六十秒钟就打开了。两人静悄悄地走入楼下的大厅，哈奇的神经紧绷着，贝茨率先走上楼梯，再穿过一道走廊，来到二楼。整个房子寂静无声，他们二人有如幽灵般移动着。
在二楼的楼梯口，贝茨用他带来的、有遮光装置的小手提灯射出一束光，照到走廊上，找到左边的第三扇门。他立刻开始聚精会神地对付门上的三道锁。房子里仍然寂静无声，唯一的亮光就是他的手提灯照在锁上的一小束光。门上的锁一道道地打开了，贝茨并没打开房门，他只是向后退了一步，房门好像自动开了。哈奇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枪。
“谢谢你，”过了一会儿，传来思考机器压低了嗓门、不耐烦的声音，“哈奇先生，我的三明治呢？”。
半小时后，思考机器和哈奇到达警察局。刚刚出狱的贝茨自然不想张扬，没有和他们一起到警察局去，他只是拿了一笔钱朝另一个方向离去。
马洛里探员还在家睡觉，坎宁安探员出面接待两位。
“有个叫霍华德·格林的家伙，目前在越洋游轮奥斯特里纳号上的特等舱里，游轮今早五点钟就要起航前往德国汉堡，离现在只有一个半小时了，”思考机器开口就说，“请立刻派人把他抓起来。”
“什么罪名呢？”探员问。
“真是的，那无关紧要，”思考机器回答，“谋杀、阴谋侵吞他人财产、诈骗，随你挑一个。任何一项罪名我都可以拿出证据给你。”
“我亲自带人去。”探员说。
“游轮上还有一位年轻女子，”思考机器继续说，“那是希尔达·范肖小姐，请把她留住，不要抓起来，不过要派人看住她，不是要防止她逃走，而是要保护她。”
“能否再告诉我一些细节？”探员要求。
“我已经连续四十八个小时没睡觉了，”思考机器说，“今天下午，我会将一切解释清楚，现在我该去休息一下了。”
为了要让马洛里探员和他的同事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思考机器先将沃森·理查兹说过的故事大致叙述了一下。这一次的听众有霍华德·格林，他是个身材高大、目光锐利、没留胡须的中年男子；面容娇美的希尔达·范肖小姐；哈钦森·哈奇以及三四名警员。大家的眼睛都盯着矮小的科学家，看到他靠在椅子上，斜眼向上翻，十指指尖相触。
“从理查兹先生说的故事来看，毫无疑问，他是被利用当做一个阴谋或骗局中的工具，”思考机器解释着，因此，我们首先该找出玩这个把戏的主要人物的身份。从理查兹先生说的故事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线索可循，其实他已经把有关人物的姓名、地址都透露出来了。
怎么找呢？我们先来想想这场阴谋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从街头找来一位落魄潦倒的演员，扮演一位卧床濒死的老人，而且也将这名演员用迷药搞得晕头转向，然后让他在某个法律文件上画个十字形记号。显然的，这场戏为的是要说服某个人，让这个人亲眼看到老人在文件上签字，我相信这份文件是一份遗嘱。
因此，这份遗嘱签了字。我们可以推论这场戏是演给希尔达·范肖小姐看的。而且从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来看，其中一定牵涉到一大笔钱。据我所知，超过一百万元。现在，我们来看剧中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份遗嘱上的签名显然是被强制伪造、由一个陌生人签署的。这个人不可能知道那个濒死老人的名字是什么，而且他在那种昏昏沉沉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去签好老人的真正名字。然而，遗嘱上仍然签上了字，这些阴谋者一定要在遗嘱上有个经得起审视的签名。所以，他们要怎么办呢？
当一个人无法签自己的名字，无论是因为没受过教育，还是身体情况不允许，法律上都接受在文件上画上一个十字形记号当做签名，只要有适当的证人在场作见证即可。我们知道理查兹先生不可能知道或模仿老人的真正签名，但他的确画下了一个十字形记号，这样在法庭上这份遗嘱就合法了。现在让我告诉你如何找出参与这场骗局的人的身份。理查兹先生告诉我这件事发生的日期，然后我跑了一趟遗嘱检验法庭，所有需要知道的资料就全找出来了。只要找出在那一天有哪些遗嘱归档，以及十字形记号代表的是什么人就行了。记录上显示，这个人是约翰·华莱士·劳伦斯先生。
我将遗嘱全文看了一下，上面特别注明了每年给希尔达·范肖小姐一千元，她是劳伦斯先生的养女。看出这里的蹊跷了吗？遗嘱上也注明给霍华德·格林、弗兰克·休斯，以及一位已经去世的弗朗西斯太太各一大笔财产。这两个男人是他的外甥，女的是他的侄女。现在，阴谋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了。我既然已经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找到他们便轻而易举。我先找到格林，就是理查兹先生口中的霍尔曼。
我直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没料到他恼羞成怒，把我监禁在他房子里，自己则准备逃亡到欧洲去。从这一点来看，我想他就是这件阴谋的首脑人物，结果证明我想的没错。
屋里没人吭声。马洛里探员深吸了三口气后，问了一个问题。“这桩阴谋在进行时，约翰·华莱士·劳伦斯先生在哪里？”
“希尔达·范肖小姐本来住在欧洲，得知养父病重，便赶回本市。”
思考机器解释，“真实情形是，当她回到本市时，劳伦斯先生已经去世了，死于那场为她而演的戏的前一天，他的遗体就停在楼上的房间里，在这场冒牌戏后第二天下葬了。范肖小姐也参加了葬礼，根本就没有疑心有任何对她不利的阴谋。我虽然没有看到劳伦斯先生的真正遗嘱，但我敢说上面必定是将所有的财产全都留给她。这几个阴谋者每年给她一千元，只是为了避免引起她的疑心而已。”
房门开了，一位警员探头进来。“理查兹先生想要见凡杜森先生。”他说。演员就跟在警员身后，他站在门口注视着霍华德·格林好一阵。“咦，你好，霍尔曼！”他愉快地说。接下来他看到年轻女郎，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眼睛一亮。“范肖小姐，请允许我介绍理查兹先生，”思考机器说，“你们以前见过面，他就是躺在床上快死的人。”
“还有弗兰克·休斯呢？”马洛里探员问。
“在南非，”思考机器回答，“我在被监禁的那两天里知道了很多事。”
当天晚上，哈钦森·哈奇正在写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时，突然露出困惑的神情，他立刻打电话给思考机器。“你在被监禁时受到严密的监视，又怎么能寄信给我呢？”他问。“有一次格林进来说了些恐吓我的话，”科学家回答，“他把一堆待寄的信放在桌上。我早已写好了给你的信，而且贴上了邮票，正在找一个寄出去的机会，所以就趁他没注意放在他的信堆里，是他帮我寄出去的。”
哈奇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