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法律问题
第18章 伦敦律师的故事
“我有读小说的习惯，当那个陌生人来叫医生去探访那位住宅孤零的陌生病人时，我经常是随同医生出去的，在下个章节里，这种奇怪的冒险将揭开一桩神秘的犯罪活动。”
——《一个伦敦佬》
“我想，”特里格先生说，“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或十六日那天，一位女士过来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你曾经问过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她声称是替她的朋友问的，然而她并没有说她朋友的名字。是的——我想我还能很好地将她描述出来呢，她是个高挑个儿，迷人的姑娘，白皙的皮肤，黑头发，蓝眼睛，我记得她的眉毛很好看，直直的，面无血色，她穿着夏天的连衣裙。我猜想那就是所谓的绣花亚麻裙吧——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她还戴着一顶灰白的巴拿马草帽。”
“看来你倒记得挺清楚的。”帕克说。
“确实如此，我记忆力不错，另外，正如你听说的那样我还在其他场合见过她几次。
“第一次见面时正如你问我的那样，她说她只是在城里逗留，并且偶然地被介绍给我，我对她说一时之间我并不愿意回答她的问题。那个法案，也许你还记得，那会儿刚刚通过终稿，我在那里还找不到依据。再说，只匆忙浏览一下法案，我就认定会有许多重大问题出现。
“顺便我告诉这位自称格兰特小姐的女士在给她任何建议之前我得征询一下律师的意见，问她是否介意第二天来个电话，她说她会来的。她站起来握手向我道谢，握住手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奇怪的疤痕切过。她所有手指的背面，像是什么时候被凿子或其他东西砸过一样。我是很偶然才发现的，真是幸运。
“第二天格兰特小姐果然来了，期间我已拜访了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因此我给她提出了和给你一样的建议，看来她很看重，事实是恼怒多于重视。
“‘公民的个人钱财应该像这样归属国家，这似乎很不公平，’她说，‘毕竟曾侄女总归是个无可争议的近亲。’
“我回答说，除非这位曾侄女可以叫来证人证明死者有遗赠钱财给她的意愿，国家就完全有可能按照死者的意愿来分配所有财产或其中恰当的一部分，然而，这还取决于法庭的裁决，如果任何时候有关于这方面的任何争议，法官往往会对曾侄女的申请做不利判断。
“‘无论如何，’我补充道，‘我并不知道在法案中曾侄女是被排除在外的，我已了解到可能会这样，无论如何，离法案生效还有六个月呢，在它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牛。’
“‘你是说姑姑可能会死，’她说，‘但她病得并不重——只是精神上而已，护士是这么说的。’
“无论怎样，她付了钱随后就走了。我注意到她所说的这个朋友的曾姑母突然之间变成了姑姑，我认为我的当事人在此事上有个人感情。”
“我想是这样。”帕克说，“你再次见到她又是什么时候？”
“奇怪得很，我在那年的十二月又撞见了她。在演出之前，我在搜狐吃快餐，我经常光顾的这家店顾客盈门，我不得不坐在一张已有一个女人坐着的桌子旁，当我咕哝着那句‘这个坐位有人啊’的客套话时，她抬起头，我马上就认出了我的当事人。”
“你好，格兰特小姐。”我问候道。
“对不起，”她冷冷地回答，“我想你认错人了。”
“对不起，”我更冷漠地答道，“我叫特里格，今年六月份你来贝德福德街向我咨询。如果冒犯了你，我向你道歉，立马就走。”
于是她就笑了，然后说：“对不起啊，一时我没认出你。”于是我被允许同她一起坐。
“为了打开话题，我问她遗产的事情她有没有得到更多的建议，她说没有，她说她对我告诉她的十分满意。还是为了没话找话，我问她曾姑母究竟有没有立遗嘱，她非常简短地回答说这不需要，老人已经去世了，我这才注意到她身着黑色，这就确认了她就是那个所谓曾侄女的想法。
“我们聊了会儿，警官，我不想跟您隐瞒我认为格兰特小姐很有意思，她才思敏捷，我想说的是我不是那种喜欢女人没脑子的男人，就那方面来说我还是比较现代的，如果我有老婆，警官，我倒希望她是个有才智的伴侣。”
帕克说特里格先生的态度让他很放心，他同时观察到特里格先生可能不会反对娶个有遗产又无亲戚关系的年轻女人。
特里格继续说：“女人有理性不多见，格兰特小姐确实在这方面不一般，她对那会儿报纸上的热点问题很感兴趣——我现在都忘了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她还问了我一些明智的问题，我得说我很喜欢我们的谈话。吃完饭之前，我们继续聊了些更私人化的问题，其间我无意问提到我住在果德斯格林。”
“她给了你她自己的住址了么？”
“她说她住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佩拂里旅馆，这会儿正在城里找房子呢。我说我听说过好像哈姆斯特德一带有，并且告诉她愿意提供遗产继承事宜的专业服务。吃完饭我送她回旅馆，和她在休息室里分手。”
“也就是说她真的住在那儿？”
“很明显是住那儿。然而，就在两周后，我打听到果德斯格林突然有一所房子空出来，事实上，那所房子属于我的一位当事人，为了履行诺言，我写信给在佩拂里旅馆住的格兰特小姐。毫无音信。我去打听查到她就在我们碰面后的次日就已经离开旅馆，没有留下地址，在旅馆的登记册上，她只简短留下她的地址是曼彻斯特。我有点失望，也就不再想这件事。
“大约一个月以后，确切地说是一月二十六日，我正在家里看书，已打算上床休息了。我得提到的是我住在一套单元间里，或者说是出租的房子里，分成两个单间的其中之一，那会儿楼下的人不在，房子里就我一个人，我的管家只在白天来。电话铃响了，我注意到那会儿已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接了电话，是个女人的声音，恳求我立刻到哈姆斯特德·希思的某幢屋子去，去为一位临死之人立份遗嘱。”
“你听出那个声音了么？”
“没有，听起来像是个女仆的声音，有很重的伦敦口音。我问可不可以明天再过去，时间似乎来不及了，但是她催我快去，否则就晚了。我很恼火地穿上衣服走了出去。这是个很不愉快的夜晚，寒冷而且有雾。幸运的是在最近的地方我就叫到一辆出租车，我们朝那个地址驶去，由于周围一片漆黑那个地方实在很难找。这是一幢很小的房屋，位于希思很偏僻的地方。事实上，那里没有路通向它，我让出租车停在约几百码的路上，让司机等我，因为我实在怀疑在那样的时候那种地方是否还能再叫到一辆。
“他嘟囔地说真倒霉，要是我耽搁不久的话他会等我。
“我向房子走去，原先我以为房子很黑，走近才发现一楼的房间里有微弱的灯光。我按了门铃，尽管我听到门铃很响，可是无人应答，我又按了门铃，并且使劲敲门，还是没人来开门。外面刺骨地寒冷，我划了根火柴看看是否找对了房子，这时发现原来门是半开的。
“我想可能是那位打电话给我的女仆实在从她病重的女主人那里抽不开身来开门，想到要是真是这样的话我还能帮帮她。我推开门走了进去，门廊很黑，我被放在入口处的雨伞绊了一下。我想我听到一声虚弱的呼喊或呻吟。当我的眼睛开始适应黑暗，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看见左边一扇门里透出一丝亮光。”
“那就是你从外面看到的点灯的房间么？”
“我想是的。我喊道：‘我可以进来吗？’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回答：‘进来吧。’我推开门，走进一间布置成起居室的房间，角落里有一个沙发，几件床上用品似乎匆忙被扔在沙发上，仿佛要把它当成一张床使用。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
“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除了一盏小油灯屋子里没点灯。为了不刺激病妇的眼睛，油灯上套着绿灯罩。壁炉里有火，可是已经快烧完了，我可以看见女人的头和脸绑着一条白绷带。我伸出手想开电灯，但是她喊道：‘请不要开灯，我受不了灯光。’”
“她怎么看到你伸手去开灯的？”
特里格先生说：“这确实很奇怪，事实是直到我去开灯她一直没说话，可是什么也没发生，灯并没有亮。”
“真的吗？”
“是的。我猜想可能灯泡已经被拿掉了或者烧坏了。但是，我什么也没说，靠近床。”
女人断断续续地问：“是律师吗？”
“我说：‘是的。’并且问她我能为她做什么。
“她说：‘我遭受了场可怕的事故，我活不了了，我想尽快地立遗嘱。’我问有没有人陪着她。‘有，有，’她急切地说，‘我的女仆一会儿就回来，她去请医生了。’‘但是，’我说，‘她难道不能打电话吗？把你一个人留下不合适。’‘打不通电话，’她说，‘没关系，她一会儿就会回来。别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得立遗嘱。’她气若游丝。
“我当时就感觉为了避免惹恼她，最好还是按她的意思去做。我把椅子拉到有灯的桌子旁，取出自来水笔和我自己准备的打印好的遗嘱表格并对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之前，她让我从放在桌上的玻璃瓶里倒一点水和白兰地给她，我这样做了。她抿了一小口，似乎振作了些。我把酒杯放在她手附近，又按照她的建议给我自己也倒了杯，我很高兴这样做，因为那是个冰冷的夜晚，房间里也非常寒冷。我四处看了看，想找些煤把火生起来，但是没有找到。”
帕克说：“这倒蛮有意思而且很有启发。”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整个事情都很奇怪。不管怎样，我说我已准备好开始了。她说：”你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我的脑袋受了伤，但是我很清醒。他别想拿到一分钱。‘我问她是否有人伤害她，她回答说：“是我丈夫。他以为他已经把我杀了，可我要活下去，立个遗嘱把钱给别人。’她说她是马里恩·米德太太，要立份遗嘱将她价值一万英镑的财产遗留给一些继承人，包括她的一个女儿和三四个姐妹。遗嘱相当复杂，因为要通过多种方法把她女儿的钱交给受委托人管理，而避免这笔钱到她父亲手中。”
“你记下涉及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了吗？”
“记下了，不过你一会儿就会发现，压根儿就没用上。立遗嘱人在财产分配上头脑相当清晰，尽管她极其虚弱，在她叫我不要开灯后她的声音没有比喃喃声大过。
“我终于打完了遗嘱的草稿，开始用正确的方式写出来。没有一点女仆要回来的迹象，我开始变得很焦躁不安，同时由于极其寒冷或者由于别的原因，又加上这已经迟迟晚于我该上床睡觉的时间，使我感到非常困倦。
“我又倒了一点儿白兰地，想让自己暖和起来，继续写那份遗嘱。
“写完的时候我说：‘谁来签名呢？我们还需要一个证人使它合法化。’
“她说：‘我的女仆一两分钟内就会回来，我想不出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她可能在迷雾中迷路了，’我说，‘不管怎样，我会再呆会儿，我不能这样扔下你不管。’
“她微弱地感谢了我，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时间慢慢过去，我越来越觉得事情的蹊跷。那个病女人呼吸沉重，时不时呻吟一两下，我越来越困，简直不能理解。
“我感觉我好像麻醉了，尽管这样，我想最明智的做法是把那个出租车司机叫来（如果他还在那里的话）——让他来见证这份遗嘱，然后我再去找医生。我坐下来，昏昏沉沉想着这件事，努力想说出来。我感到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压抑住我，几乎超出了我所能控制的范围。
“突然发生的事让我清醒了。米德太太在沙发上微微翻动了一下，直直地盯着我，似乎就在那灯光下，为了支撑住，她把双手抓着桌子的边缘。我朦朦胧胧地注意到她的左手没戴婚戒，然后我又看到了其他。
“右手手指的背面有一道很明显的疤痕——就像凿子或类似东西滑过割伤的一样。”
帕克在他的椅子上坐直了些。
“我知道这会让你感兴趣，”特里格先生说，“这让我很吃惊，确切地说，并不是吃惊。在这种压抑的状态下，我是噩梦般的感受，我努力在椅子上坐直，而那个女人又陷在枕头里。这时门铃很刺耳地响了。”
“是那个女仆吗？”
“不——谢天谢地，是我的出租车司机，他实在等烦了。我想——我并不十分清楚我在想什么——但是我警觉起来。我呼喊起来，他直接进来了。幸好我把门开着就像我进来时那样。
“我努力使自己清醒，让他见证这份遗嘱。我看起来肯定很奇怪，并且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说话，因为我记得他看看我又看看酒瓶子的样子，但是在米德太太仰面躺在那里用虚弱、颤抖的手签字之后，他还是在纸上签了字。
“‘接下去做什么呢？’签完字后司机问。
“这时，我感到病得很重。我只能说：‘送我回家。’
“他看了看米德太太又看看我说：‘没有人照顾这位太太吗，先生？’
“我说：‘找个医生，但是先送我回家。’
“我踉踉跄跄地在他的搀扶下出了门，我听到他说这是个奇怪的开始，我不记得是怎么回的家。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当地的一个医生正在照顾我。
“我想此故事已变得长而乏味一。简短地说，似乎那位体面、聪明的司机发现我快到家时完全失去了知觉。他并不认识我，但他在我口袋里发现了名片和门钥匙。他把我带回家，背我上楼，觉得我可能喝醉了，比他碰见过的要严重的多，于是很人道地出去叫了个医生来。
“医生的意思是中了毒，类似于镇定剂的东西，可幸的是如果意在谋杀我的话，那个剂量还太小。我们彻底调查了此事，结论是我吃了三十粒那种药物。看来这种药物用分析的方法不易察觉，但这是医生经过所有调查所能给的惟一结论。毫无疑问，白兰地被下了药。
“当然，第二天我们就去查看那所房子。门紧锁着，当地的送奶工说房主人离开已有一周了，还要十天才回来。我们和他们交流，看来那些人只是淳朴的普通人，声称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习惯于频繁出门，只是锁上房门，而不会想到要叫一个门房或别人来照看房屋。那个男人也一起进来了，很自然地调查这些事，但是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丢了或损坏了，除了看得出一些床单和枕头被用过以及起居室里一小筐煤被烧过。放煤的储存室就是电表之所在，主人离开时是锁着的，电表也是关掉的——他们似乎有先见之明——这就是为什么我进来时屋子又黑又冷的原因。来访者很明显是从食品储藏室的窗口爬进来——这是一种惯用手法——用把刀或别的什么，带着她自己的台灯、吸管和白兰地。很大胆，但不是十分困难。
“在任何地方都没听说过米德太太和格兰特小姐，这我就不必告诉你了。房子的房客对于开始昂贵的调查不十分热心，毕竟除了价值一先令的煤之外他们没有损失什么。毕竟，我也没被谋害或怎样，我想这事就这样吧，这是一次很不愉快的冒险。”
“我想的确如此，你有再听到格兰特小姐的消息吗？”
“有啊，她给我打过两回电话——一次是三个月以后，再一次就是两周前，想跟我约会。你可能认为我很胆小，帕克先生，每一次我都推掉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把我困在那所房子里，想让我在那儿过夜，然后勒索我。这是我惟一能对镇定剂事件所作的解释。我想谨慎还是优于鲁莽，于是便跟我的书记员和管家交代，不管什么时候格兰特小姐打电话过来，就说我不在并且不会回来。”
“嗯，你想她知道你已经认出了她手上的疤痕？”
“我想她还不知道，不然她不会用她自己的名字一次次接近我。”
“是的，我想你说的对，特里格先生。我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这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如果格兰特小姐再次打电话给你的话——顺便问一下，她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每一次都是从电话亭里。我知道如果电话是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接线员会告诉你的，我没有追踪这些电话。”
“当然没有。如果她再打过来的话，你可不可以和她约会一次，然后马上让我知道，电话打到警察厅就可以找到我。”
特里格先生答应了他，于是帕克就离开了。
“目前我们知道？”帕克在回家时这么想着，“有人——一个确实无耻的人正在制造一九二五年的那个曾侄女。我想跟克林普森小姐说说或许有用——可以确认玛丽·惠特克右手上有没有伤疤或者是我需要去咨询更多的律师。”
灼热的马路似乎不像以前似烤箱般难受了。事实上，帕克因为他的调查而显得很开心，他顺手把一张香烟纸给了向他乞讨的流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