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上周末凯勒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可是他在费尔斯岬碰到的一个民宿看上去更令人动心，而且肯定更方便。他前一晚已经预订了一个房间，九点多一点时登记住入。他在街角的公共电话打电话去白原镇时已经接近午夜了。
“我在巴尔的摩。”他说。
“很好，”她说，“人人都有个地方待。还有既然你在巴尔的摩有事情要做——”
“这个周末没有。”
“哦？”
“我们的朋友出城了。她在东海岸。”
“我们不全在东海岸吗？纽约不就在东岸吗，还有巴尔的摩，还有中间的所有城市？”
那是马里兰州的一个地带，他解释，是那种类似半岛的地方，在奇萨比克湾的另一头。艾琳·麦克纳马在那里，会待到星期一早上。
“到时候你则会在一个不通风的老法庭内，”她说，“除非你想让桃乐赛㊟老姑妈好好乐一下，告诉她审判已经全部结束了。”
“怎么可能？昨天早上才开始的呢。”
“总是会有协商认罪的奇迹呀。这回没有，嗯？”
“对。”
“那个案子是抢皮包的吗，凯勒？你确定要让那个小混蛋受到司法制裁吗？”
“按规定我不应该讨论这个案子的。”
“再说一次，凯勒。”
“电话线路有问题吗？我刚刚说——”
“我知道你说了什么。”
“那你干吗要求我重复一次？”
“好让你自己听听看。凯勒，想想你刚刚说了什么，又是跟谁说的。再想想一切你不应该做的事情，包括你这个周末没有办法做的那件，只因为某个人去了东海岸。”
“这个警察买了一台录放机。”他说。
“或许是个好主意，凯勒。那些可怜的家伙长时间工作，有时还要连值两班，所以怎么有时间收看他们喜欢的连续剧呢？唯一的解答就是录下来，晚一点再看。”
“那是偷来的。”
“被偷了？这表示他必须再去买一台了。希望他上了保险。”
“桃儿，现在很晚了，”他说，“我明天再打电话给你。”
“我不闹了，”她说，“我保证。那个警察买了一台偷来的录放机。我想问题是，他买的时候知道那是偷来的吗？”
“那正是他买的目的。卖给他的人不知道他是警察，结果现在他因为买卖赃物罪而受审。”
“听起来好像很明显嘛。”
“如果那个警察讲的是实话。”
“你的想法呢？”
“我不晓得，”他说，“我们根本还没听到那个警察的证词。”“还没？”
“我们几乎什么都还没听到。两方律师一直在私下讲话，我猜他们大半都是在争辩该让陪审团听到些什么。那个运作的方式，到头来最不明白状况的就是陪审团的人。”
“呃，这就是美式精神。”
“显然是。法官说我们可以看报纸或看电视，但如果看到任何有关这个案子的，我们就不能看。”
“或是转台。”
“对。”
“一个家伙有一台偷来的录放机，卖给了警察，我想这不会是第四台《五点现场》的头条新闻。不过你躲去了巴尔的摩，这样很安全。或者你想提早回家？”
“我已经预订了房间，可能就留下来算了。”
“你在那边待得愈久，就会引起愈多的注意。”
“我如果提早离开那家小旅店，也会引起注意。”
“你住在小旅店里？”
“某种民宿啦。”
“是不是很别致？”
“蛮好的，”他说，“我从来不确定‘别致’是什么意思。”
“那要看你说的时候用什么音调。我困了，凯勒，我要去睡觉了。”
他挂上电话。他自己也累了，而且民宿里那张有四根柱子和天篷的床很诱人，虽然你一闭上眼睛就看不见天篷和那些柱子了。
别致。
他犹豫着，然后朝民宿的反方向走去。他没那么累，而且次日早晨他想睡多晚都没关系。所以没有理由不去“对位法”酒吧喝一杯睡前酒。
星期一午餐时格洛丽亚说，“你知道我怎么度过周末的吗？你会觉得我完全疯了。”
“你从世贸大楼高空弹跳下来？”
“很接近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法庭频道。”
“高空弹跳比较疯狂。”
“也比较刺激。我好像过去几天还没看够这些垃圾似的。你知道我在做些什么吗？”
“你刚刚才告诉过我。”
“不，我说的是我真正想做的，内心深处的。我好一阵子才恍然大悟。我是蓄意想意外看到我们那件案子的报道。”
“你的意思是，不知不觉的。”
“一开始是不知不觉的，没错，然后我就有知有觉了，因为我找到了报道，而且还看了。当然，你知道电视法庭对我们这个案子会花多少时间去报道。这又不是火车大劫案。”她吃了一口菜。“当然他们不会报道太多。我不相信法庭里面有摄影机，对不对？”
“我没看到。”
“我回去说我被选上陪审团的时候，我嫂嫂跟我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或许我会上电视。你知道，如果摄影机扫过陪审团的话。我想照理说是不可以这样的，但总之谁在乎？你的脸上了几百个电视屏幕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想那会让事情变得很真实，”凯勒说，“你会看到哪个女人，她的婴儿被土狼给吃掉了，一堆记者把麦克风往她脸上凑，问她有什么感想。”
“而她不会像一般人对记者说去你妈的，而是——”
“她回答了问题，和全世界分担她的痛苦。人们都以为他们应该这样。他们以为一旦有机会就要上电视，因为这能确认你的经验。”
“当—滴—当—当。值得我们深思。可是猜猜怎么着？你说得没错。”
次日她说，“我跟我小叔谈到比特纳先生，还有他没法张开眼睛的事情。”
“我没说他是陪审员，也没提到他的名字。他说那可能跟比特纳先生的病态肥胖有关。”
“病态肥胖？”
“他是民护人员，会讲那类用词。”
那个男人是很胖，凯勒心想。庞大到足以拥有自己的邮政编码。但其中有什么病态呢？难道那样的体重就会让你老想到沮丧的事情吗？你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要几个人才能抬得动你的棺材吗？
“也许他只是累了，”凯勒说，“也许他晚上睡不着，因为他想到要坐在那里，审判另一个同类，这个沉重的责任把他给压垮了。”
“或许他只是对那些沉闷的事情感到无聊罢了。真的很无聊，不是吗？”
“也不是没有高潮，”他说，“不过太少了，而且间隔好久才出现，其他的一切就好像看着水蒸发似的。”
“而且是在潮湿的天气里。双方律师检查每一件事情，搞到你想尖叫。他们一遍又一遍问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一定以为陪审员们都是白痴。”
“不像在电视上。”
“的确，不然你会把电视关掉。你看，拿《法网游龙》来说，两个警察在前三十分钟里面逮到犯人，然后一个小时的剧集结束前，演检察官的山姆·沃特斯顿就会把他送进牢里。我们这个原告要讲清那台录放机的品牌，花的时间还更长。”
“电视法庭还比较逼真点。”
“他们做现场报道时是这样。其他时候就是播一些新闻的片段而已。而就算是现场报道，他们碰到无聊的部分也会干脆切到别的画面。”她搅搅她的冰咖啡。“我猜我们不应该讨论这些的。”
“轻松一点，”他说，面无表情，“我身上没装窃听器。”
她瞪着他，然后爆笑起来。她的手叠上了他的。
“那个警察是黑人，”他告诉桃儿，“被告则是白人。我想我之前没提过。”
“你和司法，”她说，“都是色盲。”
“一开始，”他说，“我们都不晓得。我的意思是，我们知道那个被告，因为他就跟他的律师坐在一起，一个中年白人，有那种OTB的脸，戴了顶很烂的假发，名叫休伯曼。”
“他的假发有名字？”
“干吗，给我上英文课？你明知道我的意思，他名叫休伯曼。”
“我知道假发是什么，”她说，“不管有没有名字，反正我没看见过好的假发。可是什么是OTB脸？Off the books？On the Button？”
“场外下注赌马（off-trck betting），”他说，“那种赌马人的长相。”
“就是那种一脸‘早知道这个那个’后悔来不及的长相。”
“就是那样。总而言之，我们直到那个警察作证时才看到他，而之前检方已经提出很多证据了。结果他是个黑人。那个小偷也是黑人。”
“一分钟以前你还说他是白人。”
“不是被告。是那个小偷，一开始把偷来的录放机卖给休伯曼的那个。他是检方证人，他和那个警察，两个都是非洲裔美国人。”
“所以呢？”
“所以这就充分解释了挑选陪审团的过程。在预先甄选时的一大问题是，我们相信警察会撒谎或说实话。这个嘛，一般来说，白人要比黑人对警察有信心。”
“老天，凯勒。我不懂为什么。”
“对，所以你会觉得检方会希望选白人陪审员，而被告会希望选黑人。”
“懂了。而当被告是白人，警察是黑人，事情的看法就有转变了。”
“但我不认为有谁能确定会转变多少。但愿在预先甄选时我就知道这一切，因为这样观察起来会比较有趣。你看，对检方来说，理想的陪审员是对警方评价很高的黑人；而对被告来说，理想的陪审员是不相信警方的白人。”
“黑人，白人。他们没选任何女人吗？”
“十二个里头有七个女人。两个候补中有一个。”
“那黑人和白人的数量相当吗？”
“四个白人和三个黑人，外加两个候补都是黑人。”
“加起来不对，凯勒。”
“还要加上三个西班牙语裔的和两个亚裔的。”
“那针对相不相信警察这一点，他们的想法又是怎样？”
“不晓得。”
“你想陪审团会怎么决定？”
“答案一样。我连猜都没法猜。”
“那你呢？你投票会选哪边？”
“我真的不应该谈这些的。”
“凯勒……”
“我还没决定。”
“真的？你不知道他是否有罪？”
“噢，那是毫无问题的，”他说，“他当然有罪。只要看他一眼，你就晓得他是个骗子。他搞不好从高中就开始赌美式橄榄球，从高中辍学就开始收赃。”
“可是你刚刚才说——”
“更别说我们没听到的那些证词。比方说，没有人告诉我们警方在休伯曼的公寓里面找到了什么。”
“也许什么都没找到。”
“那被告就会提出这一点。‘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照理说，我的当事人应该是一个收受赃物的人，而检察官会让你们相信被列为检方证物一号的那个录放机，就是他所收来的唯一赃物。这不是太巧了吗？’可是没人提到那次搜索发现或没发现什么，这表示他们发现了一个塞满了电视机和录放机和手提式摄影机的房间，但法官认定那次搜索不当而否决掉了。”
“可是，如果你知道那个人有罪——”
“可是他们能证明吗？他不会是遭人设计落入陷阱的吗？”
“谁在乎呢？凯勒，你知道我怎么想吗？那家伙是个收赃人，而那个警察买那个录放机要自己用，然后他很生气地逮捕那个家伙，因为他不晓得该怎么使用那个该死的玩意儿来录节目。你看怎么样？”
“我觉得陪审团没有你真是太可惜了。”他说。
“交叉质询真是残忍。”格洛丽亚说。
那个逮捕犯人的警官克里夫·梅尔普斯整个早上都在证人席上作证。凯勒说他一直在等梅尔普斯失控或爆发出来。
“我则是一直在等着他会突然哭起来。我知道，我知道，警察不哭的。但如果是我出庭作证，我就会哭出来。”
“也许这是个妙计，”凯勒说，“也许这会让尼尔斯坦栽个跟斗。”
尼尔斯坦是被告的主要辩护律师，貌似忠厚，额上的发际线往后退，和下巴呼应。面对一个敌意的证人，这个小个子男人就变成了一头斗牛犬。
“我希望看到他栽跟斗，”格洛丽亚说，“或栽到悬崖下头。”
“你不喜欢他。”
“我觉得他很卑鄙。”
“那是表演。‘我不是王八蛋，但我在法庭扮演王八蛋。’”
“他该得艾美奖，”她说，“她则应该得个灌肠剂。”
“你是指希伊？”
“是啊，你知道她今天下午又会对梅尔普斯再度直接询问。”
“她大概非这样不可，你不认为吗？”
“我想是吧。我们不该因为我们对律师的感觉而受到影响，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幸运的是，我讨厌他们的程度差不多，所以抵消了。老实告诉你，我半个人都不喜欢。其他的陪审员是混蛋，那个法警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白痴。我替梅尔普斯觉得遗憾，可是他是那种猪头，不是吗？我也替休伯曼觉得遗憾，因为他要受审，而且他有家小。但另外一方面，那家伙是个骗子。不管有罪无罪，他都是骗子。”
“我想你一定期待审判赶紧结束。”
“然后回去工作？那只是份差事，如此而已。那可不会像是去办公室野餐。”她低下眼睛，“在家里也不是那么好。”
“哦。”
“进入婚姻就像进入陪审团一样，”她说，“照理说你不应该跟别人谈论。但我得说，婚姻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
“也许情况会好转的。”
“是啊，没错。或者我会逐渐习惯。同时你知道有一件我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吗？”
“周末？不，如果家里没那么好的话就不是。”
“嗯，绝对不会是周末。午餐，一星期五天，就在西贡之珠这里。我这阵子期待的就是这个。”
星期五接近中午时，检方终结举证，午餐后继续开庭，辩方提出不受理案件的申请。这是标准程序，凯勒知道，结果法官驳回申请，这也是预期得到的。尼尔斯坦宣布，既然检方显然无法证明任何事，辩方将不举证。法官告诉他把这些台词省下来留到终结辩论时用，又告诉双方律师把终结辩论留待星期一早上再进行。他告诉陪审团一贯的指令——不要跟任何人谈论，不要看报上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呱拉呱拉呱拉。凯勒都可以逐字逐句跟着他一起背诵了。还有额外的指令，这回法官建议他们星期一早上带着过夜的行李包。一旦他们开始陪审团协议，他解释，他们就会被隔离，直到达成陪审团裁决为止。纽约市政府会负担他们的旅馆费用，但不提供牙刷和刮胡刀和干净的换洗衣物，所以他们应该带着这些东西，以防万一。
“你已经准备好行李了。”离开法院大楼的路上，格洛丽亚说。她朝着凯勒的手提包点点头，“我敢说里面全有了。袜子和内衣和干净的衬衫。”
“还有一本书，”他说，“所有我要出城过夜的东西。”
“浪漫的周末？希望是。”
他摇摇头。“我一个侄子要结婚。这么一来，对他们来说是浪漫的周末，或至少我希望是。对我来说则只是个家庭义务罢了。”
他星期天晚上从巴尔的摩回来，在澡盆里面泡了好久，然后打电话叫了中国餐馆的外卖当晚餐。他放下电话听筒，又再度拿起。觉得有股冲动想打电话给某个人。桃儿？不，不是桃儿，而是某个人。
格洛丽亚？就算想打给她也没办法，而且他不确定自己想打。玛吉？不，老天，他最不想做的就是又去惹她。他不想见任何人，也不真想跟任何人交谈，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有必要跟某人联系一下，可是他想不出该跟谁。他感觉到焦躁不安，然后明白是一种月圆的焦躁不安，但据他所知，今天的月亮根本不是满月。
或说不定是？他走到窗边，但从那儿看不到月亮，不管是圆是缺。他可以出去看，可是中国菜快送来了。或许农历上可以查得到这类信息，但他手上的已经是五年前的版本了。他后来再也没买过，现在也想不起当初为什么会买。
他今天买过报纸，但是扔在火车上了。报上或许会有个什么栏提到月亮的盈亏。如果不是在天气预报栏，或许就是在星座栏。
露易丝·卡彭特——他想打电话的对象就是她。就算没别的事，那个女人也会知道今天是不是月圆之夜。
现在打电话太晚了吗？他判定不会，于是找到了电话号码拨通。她没接，也没有电话录音机。他又试了一次，以防前一次可能拨错号码，还是没人接，然后电铃响起，宣布他的晚餐来了。
吃过饭后，他整理了前几天收到的一份待购邮票精选，是缅因州那个女人寄的。他挑了自己想要的邮票，镶在他的集邮册里，然后写了张支票。
他又写了张短笺：“亲爱的碧翠丝，谢谢再一次寄来的精选邮票，我选了几张自己要的，很高兴拥有它们。随信附上72元2角的支票。我正在履行担任陪审团的义务，但我不能跟任何人谈这个案子。相信我，你也不会想听这个案子的！”他签了名，把那张短笺和他没买的邮票塞进一个回邮信封，然后下楼投进街角的信箱。他想起月亮时，已经又回到这栋建筑里，而好像并不值得专程再出去一趟看月亮。
回到他的公寓，他坐在电视机前。接近午夜时，他又泡了个热水澡。上床前他重新整理手提袋，放进干净的衬衫以及换洗的袜子和内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