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连续七个星期五他都打电话来。我并不是每次都能接到。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话要说。我不在旅馆时他会留言,但我也只是随便看一眼就扔了。
然而,在四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他没有打电话来,我整晚在第九大道阿姆斯特朗酒吧里喝着波本㊟威士忌和咖啡,看两个实习医生企图勾引两个护士,却徒劳而返。就星期五而言,客人散得是早了点。两点左右,特里娜下班回家,比利把门锁上。我们又喝了两杯,东聊西扯到两点四十五分我才回家。
没有留言。
这不代表什么。我们约定:他每个星期五打电话来,让我知道他还活着。如果我在,我们就随便聊两句,如果我不在,他就会留话:你的衣服洗好了。但他也有可能会忘了、喝醉了或别的任何原因。
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约十到十二个街区外一栋办公大楼的灯还亮着。从灯火迷蒙的程度可以判断空气污染的程度,那个晚上那栋楼的灯不仅闪烁得厉害,甚至好像笼罩在一层黄晕里。
我翻过身,闭上眼睛想着那通没来的电话,我下了结论:他不是忘了,也不是喝醉了。“陀螺”死了。
陀螺是他的绰号,因为他裤子口袋里总是放着一枚旧银币当幸运符。他常习惯性地把银币掏出来,用左手食指把它竖在桌角,右手中指把它弹出去让它像陀螺般旋转。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眼睛直盯着转动的银币,好像也在对着银币讲。
二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出庭为我的案子做证后,到阿姆斯特朗酒吧的老位子坐着。他来找我,穿得很光鲜:闪着光泽的珍珠灰西装,深灰色有字母组合图案的衬衫,配上与衬衫同色的丝质领带、珍珠领带扣,一寸半高的鞋跟使他看起来有五尺六七寸高,手臂上挂着像是开司米毛料的深蓝色外套。
“马修·斯卡德,”他说,“你还是老样子,多久了?”
“好几年了。”
“太久了。”他把外套放在空椅子上,叠放上一个轻巧的手提箱,再把窄边灰色帽子搁在手提箱上。他在我对面坐下,掏出银币转着玩。“真他妈的太久了,马修!”他对着银币说。
“你混得不错嘛,‘陀螺’。”
“运气还好。”
特里娜过来,我又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波本酒。“陀螺”转向她,瘦削的脸挤成一副可怜相。“唉,不知道——”他说,“我可不可以要一杯牛奶?”
她说可以,并取来一杯。“我不能再喝酒了,”他说,“该死的溃疡。”
“听说它通常与成功如影随形。”
“它通常与恶化如影相随才对。医生给我列了一张忌食单,所有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在上面。我把它藏了起来,我要到最好的饭店去,点一盘他妈的酸奶酪。”
他又拿起银币转起来。
我跟他是多年前在警局认识的。他有十来次因一些小事被逮起来,而他总能很巧妙地用钱或情报替自己脱身。他帮我顺利抓住一个收赃者,还有一次他提供我们一条凶杀案的重要线索。那段时间,他卖情报给我们,我们用十块二十块交换他偶然听来的消息。他个子小又不起眼,而且知道怎样站到最有利的位置。大部分的人都笨得很,谈话全不提防有他在场。他说:“马修,我可不是刚好路过进来的。”
“我感觉得出来。”
“是啊。”转着的银币开始摇摇晃晃了,他一把抓住它。他有一双很灵活的手。我们总觉得他也当扒手,但却没人能逮个正着。“我有麻烦了。”
“跟你的溃疡一样麻烦?”
“你可以拿你的屁眼来打赌,确实是这样。”“陀螺”说,“我有些东西希望你替我保管。”
“哦?”
他喝了一口牛奶,放下杯子,伸指弹了弹手提箱。“里面有个信封,是我要你保管的东西。把它放在一个没人能发现的地方,行吗?”
“信封里有什么?”
他不耐烦地轻摇了一下头,“你不必知道。”
“我得保管多久?”
“好了,事情就是这样。”“陀螺”说,“瞧,有很多事情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我可能一出门,下了人行道台阶就被汽车撞死。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我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不会知道。”
“有人找你麻烦吗?”
他把眼光转向我,很快又移开了。“大概是吧。”
“你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银币又摇晃了,“陀螺”一把抓住它。
“信封里是你的保险合约书?”
“有点那个意思。”
我喝了口咖啡,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你把信封交给律师,告诉他该怎么做,然后他会把信封锁进保险箱里。”
“我想过。”
“然后呢?”
“甭提了。我知道那些律师,只要你前脚出门,他后脚就打开他妈的信封。要是碰上正派的律师呢,不过看了我一眼,就要跑出去洗手。”
“不会吧。”
“也差不多啦。这么说吧,如果我被车撞了,那个律师还是得把信封交给你。我们算是省了中间人,对吧?”
“这个信封跟我有什么关系?”
“等你打开的时候就会知道,‘如果’你打开的话。”
“所有事情都是这么拐弯抹角的,不是吗?”
“所有的事情最后都是棘手的,马修。包括溃疡和它的恶化。”
“然后我就会看到你穿上你这辈子最好的衣服。”
“哈!他们可能他妈的卖中号的给我。”“陀螺”说,“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信封放在保险箱或者別的任何东西里、或是任何地方,随你的便。”
“假如我被车撞了呢?”
他想了一下,解决了这个问题。信封会放在我旅馆房间的地毯下。如果我突然死了,“陀螺”会来取回他的财产。他不需要钥匙,以前从来没见他用过。
我们接着拟出细节,每周通电话,我不在就留言。我又点了一杯喝的,而“陀螺”还剩下很多牛奶。
我问他为什么找上我。
“因为,你不会占我便宜,马修。你离开警局多久了?两年了吗?”
“差不多。”
“我知道,你是辞职的,详细情形我不太清楚,你是杀了个孩子还是什么的?”
“是啊,执行任务的时候,一颗子弹搞错了路线。”
“在华盛顿海茨惹了些麻烦?”
我看着咖啡想起了那件事。一个夏天夜晚,热到几乎可以看见蒸腾的热气。在华盛顿海茨的远景酒吧里,空调超负荷运转。我在那里喝酒,当时我下了班。两个孩子挑了那个晚上抢那个地方,他们离去时枪杀了酒保。我到街上追捕他们,杀了其中一个,打碎了另一个的大腿骨。
但是,一颗跳飞的子弹正中七岁女孩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眼睛,并穿过软组织进入大脑里。
“如果是我下班以后,”“陀螺”说,“我才不管这件事。”
“不,没关系。我并没有惹上麻烦,事实上,我还获得嘉奖。后来开了个听证会,说我没有过失。”
“然后你就辞职了。”
“我对那份工作失去了兴趣。也失去了其他东西:长岛的房子、妻子和儿子。”
“人生就是这样。”他说。
“我想也是。”
“那么,你现在做什么呢?私人侦探?”
我耸耸肩,“我没执照。有时候我帮人做事,他们付我一点酬劳。”
“好了,言归正传——”“陀螺”说,“你也会帮我忙吧。”
“如果你需要。”
他捡起转了一半的银币,看看它,然后放在蓝白格子的桌布上。
我说:“你不想被干掉吧,‘陀螺’。”
“他妈的,当然不想。”
“你脱不了身吗?”
“也许可以,也许不行。这部分我们就别讨论了,嗯?”
“随便你。”
“如果有人想干掉你,你能怎么办呢?什么都别想!”
“也许你是对的。”
“你会为我处理吧,马修?”
“我会看紧你的信封。我不知道如果必须打开它时我会怎么做,因为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如果有事情发生了,你自然会知道。”
“我可不保证会去做,不管那是什么。”
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好像想从我脸上读出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来。“你会做的。”他说。
“也许。”
“你会的,如果你不做,我也不会知道,管他的。听着,你现在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还没想到怎么做。”
“我是说,保管那信封,你要多少钱?”
我从来不知道价钱怎么定。想了一下,我说:“你这西装很不错。”
“哦,谢谢。”
“在哪儿弄来的?”
“克隆菲尔德,在百老汇区吧?”
“我知道那里。”
“你真的喜欢吗?”
“它看起来很适合你。花了你多少钱?”
“三百二十块。”
“那就是我想要的。”
“你要这件西装?”
“我要三百二十块。”
“噢,”他甩了一下头,抱怨地说,“你差点把我搞昏了,我不知道你他妈的要我这件西装干嘛。”
“我不认为它适合我。”
“我想也是。三百二十块?嗯,我想这数目要干点什么够用了。”他拿出一只厚厚的鳄鱼皮夹,数了六张五十和一张二十出来。“三百——二十——”他说着,递给我。“如果调查这件事的时间拖得太长了,你想加钱就告诉我。还不错吧?”
“行,如果我必须跟你联络的话——”
“啊——这——那——”
“得了吧。”
“你不用联络,就算我想给你地址也没得给。”
“好吧。”
他打开手提箱,拿给我一个九乘十二寸、两头用强力胶带封得很严实的牛皮纸信封。我接过来放在旁边的凳子上。他又转了一次银币,拿起它,放进口袋里,招手要特里娜过来结账。我让他请客。他付了账,外加两块钱小费。
“什么事那么有趣,马修?”
“我从来没见过你抢着付账,只见过你偷拿别人给的小费。”
“哦。很多事会变的。”
“我想也是。”
“我也不是常常偷拿别人给的小费,但肚子饿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站起来,迟疑了一下,伸出手来,我握了它。他转身要走时,我叫住他。
“干嘛?”
“你说那些律师会在你一出门就打开信封?”
“你可以用你的屁眼打赌他们会那么做。”
“你怎么不认为我也会?”
他看着我,就像我问了一个蠢问题。“你诚实。”他说。
“哦,天哪。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做的:我让你用线索交换放人。”
“是啊,但是你对我总算是公平,那就叫诚实。除非必要,你不会打开那个信封的。”
我知道他是对的,我只是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保重。”我说。
“你也是。”
“过马路时当心点。”
“啊?”
“当心那些车。”
他笑了一下,但我不认为他觉得好笑。那天稍晚,我拐进教堂待了一会儿。塞了三十二块到那个没什么钱的募捐箱里,坐在后面的板凳上,想着“陀螺”。他的钱太好赚了,我什么都不用做。
回到旅馆房间,我把地毯卷起来,把信封袋放到床铺中央的地毯下。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从来不会搬动家具。我把地毯铺回去,马上就忘了那个信封。只有每个星期五的电话或留言会让我确定“陀螺”活着,而信封也继续留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