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译员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虽然相识很久，亲密无间，但极少听他说起他的亲属，也很少听他讲起自己早年的生活。他这样沉默寡言，更加使我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以至有时我把他看作一个孤僻的怪人，一个有头脑无情感的人，虽然他的智力超群，却缺乏人类的感情。他不喜欢接近女人，不愿结交新友，这都表明了他不易动感情的性格特征，不过尤其无情的是他绝口不提家人。因此我开始认为他是一个孤儿，没有亲属在世了。可是有一天，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同我谈起他的哥哥来了。

一个夏天的傍晚，茶后无事，我们便海阔天空、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从高尔夫球俱乐部到黄赤交角变化的原因，最后谈到返祖现象和遗传适应性，讨论的要点是：一个人的出众才能有多少出于遗传，又有多少出于自身早年所受的训练。

“拿你本人来说，”我说道，“从你告诉过我的情况看来，似乎很明显，你的观察才能和独到的推理能力，都取决于自身的系统训练。”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福尔摩斯思忖着说道，“我祖上是乡绅，看来，他们过着那个阶级的惯常生活。不过，我这种癖性是我血统中固有的。可能我祖母就有这种血统，因为她是法国美术家吉尔内的妹妹。血液中的这种艺术成分很容易具有最奇特的遗传形式。”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遗传的呢？”

“因为我哥哥迈克罗夫特掌握的推理艺术比我掌握的程度高。”

这对我来说确实还是一件新闻。假如英国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具有这样的奇异才能，警署和公众怎么对他竟然毫无所闻呢？我说这是因为我朋友谦虚，所以他才认为哥哥比他强。福尔摩斯对我这种说法付之一笑。

“我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说道，“我不同意有些人把谦虚列为美德。对逻辑学家来说，一切事物应当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自己估价过低和夸大自己的才能一样，都是违背真理的。所以，我说迈克罗夫特的观察力比我强，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是毫不夸张的实话。”

“你哥哥比你大几岁？”

“比我大七岁。”

“他为什么没有名气呢？”

“噢，他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是颇有名气的。”

“那么，在什么地方呢？”

“噢，比如说，在第欧根尼㊟俱乐部里。”

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个地方，我脸上的表情也一定显出了这一点，所以歇洛克·福尔摩斯拿出表来看了看，说道：

“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最古怪的俱乐部，而迈克罗夫特是个最古怪的人。他经常从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分呆在那里。现在已经六点了，如果你有兴致在这美妙的夜晚出去走走，我很高兴把这两个‘古怪’介绍给你。”

五分钟以后，我们就来到了街上，向雷根斯圆形广场走去。

“你一定很奇怪，”我的朋友说道，“为什么迈克罗夫特有这样的才能，却不用于做侦探工作呢？其实，他是不可能当侦探的。”

“但我想你说的是……”

“我说他在观察和推理方面比我高明。假如侦探这门艺术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推理就行，那么我哥哥一定是个举世无双的大侦探了。可是他既无做侦探工作的愿望，也无这种精力。他连去证实一下自己所做的论断也嫌麻烦，宁肯被人认为是谬误，也不愿费力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从他那里得到的解答，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不过，在一件案子提交给法官或陪审团之前，要他提出确凿的有力的证据，那他就无能为力了。”

“那么，他不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了？”

“根本不是。我赖以为生的侦探业务，在他只不过是纯粹业余癖好而已。他非常擅长数学，常在政府各部门查帐。迈克罗夫特住在蓓尔美尔街，拐个弯就到了白厅㊟。他每天步行上班，早出晚归，年年如此，没有其它活动，也从来不到别处去，唯一去处是他住所对面的第欧根尼俱乐部。”

“我想不起有叫这个名字的俱乐部了。”

“很可能你不知道。伦敦有许多人，有的生性羞怯，有的愤世嫉俗，他们不愿与人为伍，可是他们并不反对到舒适的地方去坐坐，看看最新的期刊。为了这个目的，第欧根尼俱乐部便诞生了，现在它接纳了城里最孤僻和最不爱交际的人。会员们不准互相搭话。除了在会客室，绝对不准许交谈，如果犯规三次，引起俱乐部委员会的注意，谈话者就会被开除。我哥哥是俱乐部发起人之一，我本人觉得这个俱乐部气氛是很怡人的。”

我们边走边谈，从詹姆斯街尽头转过去，不觉来到蓓尔美尔街。歇洛克·福尔摩斯在离卡尔顿大厅不远的一个门口停了下来，叮嘱我不要开口，把我领进大厅。我通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一间宽大而豪华的房间，里面很多人坐着看报，每人各守一隅。福尔摩斯领我走进一间小屋，从这里可以望见蓓尔美尔街，然后离开了我一会儿，很快领回一个人来。我知道这就是他哥哥。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比他弟弟高大粗壮得多。他的身体极为肥胖，他的面部虽然宽大，但某些地方却具有他弟弟特有的那种轮廓分明的样子。他水灵灵的双眼呈淡灰色，炯炯有神，似乎经常凝神深思，这种神情，我只在歇洛克精神贯注时看到过。

“我很高兴见到你，先生，”他说道，伸出一只海豹掌一样又宽又肥的手来，“由于你为歇洛克作传，他才得以名扬四海。顺便说一下，歇洛克，我还以为上星期会看到你来找我商量那件庄园主住宅案呢。我想你可能有点力不从心吧。”

“不，我已经把它解决了，”我的朋友笑容可掬地说道。

“当然，这是亚当斯干的了。”

“不错，是亚当斯干的。”

“从一开始我就确信这点。”两个人一起在俱乐部凸肚窗旁坐下来。“一个人要想研究人类，这是最好的地方，”迈克罗夫特说道，“看，就拿这两个向我们走过来的人来说吧！这是多好的典型呀！”

“你是说那弹子记分员和他身旁那个人吗？”

“不错，你怎样看那个人呢？”

这时那两个人在窗对面停下了。我可以看出，其中一个人的背心口袋上有粉笔痕迹，那就是弹子戏的标志了。另一个人瘦小黝黑，帽子戴在后脑门上，腋下夹着好几个小包。

“我看他是一个老兵，”歇洛克说道。

“并且是新近退伍的，”他哥哥说道。

“我看，他是在印度服役的。”

“是一个军士。”

“我猜，是皇家炮兵队的。”歇洛克说道。

“是一个鳏夫。”

“不过有一个孩子。”

“有不止一个孩子，我亲爱的弟弟，有不止一个孩子呢。”

“得啦，”我笑着说道，“对我来说，这有点儿太玄乎了。”

“可以肯定，”歇洛克答道，“他有那么一种威武的神情，风吹日晒的皮肤，一望而知他是一个军人，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最近刚从印度返回不久。”

“他刚退伍不久还表现在他仍旧穿着那双他们所谓的炮兵靴子，”迈克罗夫特说道。

“他走路的姿态不象骑兵，但是他歪戴着帽子，这一点可以从他一侧眼眉上边皮肤较浅看出来。他的体重又不符合作一个工兵的要求。所以说他是炮兵。”

“还有，他那种十分悲伤的样子，显然说明他失去了某个最亲爱的人。从他自己出来买东西这件事来看，象是他丧失了妻子。你看，他在给孩子们买东西。那是一个拨浪鼓，说明有一个孩子很小。他妻子可能在产后去世。他腋下夹着一本小人书，说明他还惦记另一个孩子。”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他哥哥比他本人的观察力还要敏锐。歇洛克瞅了我一眼，微微一笑。迈克罗夫特从一个玳瑁匣子里取出鼻烟，用一块大红丝巾把落在身上的烟末拂去。

“顺便说说，歇洛克，”迈克罗夫特说道，“我有件很合你心意的事情，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我正在着手分析判断。但要我把它进行到底完满解决，我确实没有那份精力。可是它却是我进行推理的良机。如果你愿意听听情况……”

“我亲爱的迈克罗夫特，我非常愿意。”

他的哥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忙写下几个字，按了按铃，把这张纸交给了侍者。

“我已经叫人去请梅拉斯先生到这里来了。”迈克罗夫特说道，“他就住在我楼上，我和他有点熟，他在遇到疑难时，便来找我。据我所知，梅拉斯先生是希腊血统，精通数国语言。他的生活来源，一半是靠在法院充当译员，一半是靠给那些住在诺森伯兰街旅馆的阔绰的东方人作向导。我看还是让他自己把他的奇怪的遭遇告诉你们吧。”

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个矮胖粗壮的人，他那橄榄色的脸庞和漆黑的头发说明他是南方人，可是他讲起话来，却象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他热情地同歇洛克·福尔摩斯握手。听说这位专家愿意听他的奇遇，他那一双黑色的眼睛闪烁出喜悦的光芒。

“我所说的事，恐怕警察不会相信，”他悲戚地说道，“正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可是我知道，除非我弄清那个脸上贴着橡皮膏的可怜人的结果如何，我的心里是决不会轻松的。”

“我洗耳恭听，”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现在是星期三晚上，”梅拉斯先生说道，“啊，那么，这件事是在星期一夜晚，你知道，也就是发生在两天以前了。我是一个译员，也许我的邻居已经向你们说过了：我能翻译所有语言——或者说几乎是所有语言——可是因为我出生在希腊，并且取的是希腊名字，所以我主要是翻译希腊语。多年来，我在伦敦希腊译员中首屈一指，我的名字早为各家旅馆所共知。

“外国人遇到了困难，或是旅游者到达很晚，往往在不寻常的时候来请我给他们当翻译，这并不是很少见的。因此，星期一夜晚，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人拉蒂默先生来到我家中，要我陪他乘坐候在门口的一辆马车外出时，我毫不奇怪。他说，有一位希腊朋友因事到他家去拜访，他自己除了本国语言外，不会讲任何外国话，因此需要请一位译员。他告诉我他家离这里还有一段路，住在肯辛顿，他似乎非常着急，我们一来到街上，他就一把将我推进马车内。

“我坐进车中，立刻产生了怀疑，因为我发现我坐的并不是一辆普通四轮马车。这辆马车相当宽敞，装饰虽然旧损了，但却很讲究，不象伦敦那种寒酸的普通四轮马车。拉蒂默先生坐在我对面，我们经过了查林十字街，转入谢夫特斯伯里大街，又来到牛津街，我刚想冒失地说：到肯辛顿从这儿走是绕远了，可是却被我同车人一种奇怪的举动打断了。

“他从怀里取出一根样子吓人、灌了铅的大头短棒，前后挥舞了几次，似乎是在试试它的份量和威力，然后一言不发地把它放在身旁座位上，接着他把两边的窗玻璃关好。使我异常吃惊的是，我发现，窗上都蒙着纸，似乎存心不让我看到外面。

“‘很抱歉，挡住你的视线了，梅拉斯先生，’他说道，‘我是不打算让你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如果你能再找到原路回来，那对我可能是不方便的。’

“你们可想而知，他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我这个同车人是个膀大腰圆、力气过人的青年，即使他没有武器，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

“‘这实在是一种越轨的行为，拉蒂默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道，‘要知道，你这样做是完全非法的。’

“‘毫无疑问，这有点失礼，’他说道，‘不过我们会给你补偿的。但是，我必须警告你，梅拉斯先生，今晚不论何时，只要你妄图告警或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事，那对你是危险的。我提请你注意，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在何处，同时，不论在这辆四轮马车里或是在我家中，你都跑不出我的手心。’

“他心平气和地说着，可是话音刺耳，极尽恫吓之能事。我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心中奇怪，究竟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怪办法来绑架我。可是不管怎样，我十分清楚，抵抗是没用的，只好听天由命了。

“马车行驶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丝毫不知要去何处。有时马车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说明是走在石板路上，有时走得平稳无声，说明是走在柏油路上。除了这些声音变化之外，没有别的什么能使我猜出我们现在何地。车窗被纸遮得不透亮光，前面的玻璃也拉上蓝色的窗帘。我们离开蓓尔美尔街时是七点一刻，而当我们终于停下车时，我的表已经是差十分九点。同车人把窗玻璃打开，我看到了一个低矮的拱形大门，上面点着一盏灯。我连忙从马车上下来，门打开了，我进入院内，模糊记得进来时看到一片草坪，两旁长满树木。我不敢确定，这到底是私人庭院呢，还是真正的乡下。

“大厅里面点着一盏彩色煤油灯，拧得很小，我只看到房子很大，里面挂着许多图画，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可以看出那个开门的人身材矮小，形容委琐，是个中年人，双肩向前佝偻着。他向我们转过身来，亮光一闪，我这才看出他戴着眼镜。

“‘是梅拉斯先生吗，哈罗德？’他说道。

“‘对。’

“‘这事办得漂亮，办得漂亮！梅拉斯先生，我们没有恶意，可是没有你，我们办不成事。如果你对我们诚实，你是不会后悔的，如果你要耍花招，那就愿上帝保佑你！’他说话时精神不安、声音颤抖，夹杂着格格的干笑，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的印象比那个年轻人更可怕。

“‘你要我做什么？’我问道。

“‘只是向那位拜访我们的希腊绅士问几个问题，并使我们得到答复。不过我们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得多嘴，否则……’他又发出格格的干笑，‘否则，你还不如压根儿就没出生呢。’

“他说着打开门，领我走进一间屋子，室中陈设很华丽，不过室内光线仍然来自一盏拧得很小的灯。这个房间很大，我进屋时，双脚踏在地毯上，软绵绵的，说明它很高级。我又看到一些丝绒面软椅，一个高大的大理石白壁炉台，一旁似乎有一副日本铠甲，灯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那个年纪大的人打个手势，叫我坐下。年青人走出去，又突然从另一道门返回来，领进一个穿着肥大的睡衣的人，慢慢地向我们走过来。当他走到昏暗的灯光之下，我才把他看得比较清楚，他那副样子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他面色蜡黄，憔悴异常，两只明亮而凸出的大眼睛，说明他虽然体力不佳，精力却还充沛。除了他那羸弱的身体之外，使我更加震惊的是他脸上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奇形怪状的橡皮膏，一大块纱布用橡皮膏粘在嘴上。

“‘石板拿来了吗，哈罗德？’在那个怪人颓然倒在椅子中时，年纪大的人喊道，‘把他的手松开了吗？好，那么，给他一支笔。梅拉斯先生，请你向他发问，让他把回答写下来。首先问他，他是否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那个人双眼冒出怒火。

“‘不！’他在石板上用希腊文写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按照那恶棍的吩咐问道。

“‘除非我亲眼看见她在我认识的希腊牧师作证下结婚，别无商量余地。’

“那个年长的家伙恶毒地狞笑着说道：‘那么，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吗？’

“‘我什么都不在乎。’

“上述问答只不过是我们这场连说带写的奇怪谈话的一些片断，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问他是否妥协让步，在文件上签字；而一次又一次得到同样愤怒的回答。我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想法。我在每次发问时加上自己要问的话，一开始问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试一试在座的那两个人是不是能听懂。后来，我发现他们毫无反应，便更大胆地探问起来。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

“‘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你是谁？’

“‘我不在乎。我在伦敦人生地疏。’

“‘你的命运全靠你自己决定。你在这里多久了？’

“‘爱怎样就怎样吧。三个星期。’

“‘这产业永远不会归你所有了。他们怎样折磨你？’

“‘它决不会落到恶棍手里。他们不给我饭吃。’

“‘如果你签字，你就能获得自由。这是一所什么宅邸？’

“‘我决不签字。我不知道。’

“‘你一点也不为她着想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听她亲自这样说才相信。克莱蒂特。’

“‘如果你签字，你就可以见到她。你从何处来？’

“‘那我只好不见她。雅典。’

“再有五分钟，福尔摩斯先生，我就能当着他们的面把全部事情探听清楚。再问一个问题就有可能把这件事查清，不料此时房门突然打开，走进一个女人。我看不清她的容貌，只觉她身材颀长，体态窈窕，乌黑的头发，穿着肥大的白色睡衣。

“‘哈罗德，’那女子操着不标准的英语说道，‘我再也不能多呆了。这里太寂寞了，只有……啊，我的天哪，这不是保罗么！’

“最后的两句话是用希腊语说的，话犹未了，那人把嘴上封的橡皮膏用力撕下，尖声叫喊着：‘索菲！索菲！’扑到女人怀里。然而，他们只拥抱了片刻，年轻人便抓住那女人，把她推出门去。年纪大的人毫不费力地抓住那瘦削的受害者，把他从另一道门拖出去。一时间室内只剩下我一人，我猛地站起来，模模糊糊地想：我可以设法发现一些线索，看看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过，幸而我还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一抬头就看到那年纪大的人站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行了，梅拉斯先生，’他说道，‘你看我们没有拿你当外人，才请你参与了私事。我们有位讲希腊语的朋友，是他开头帮助我们进行谈判的；但他已因急事回东方去了，否则我们是不会麻烦你的。我们很需要找个人代替他，听说你的翻译水平很高，我们感到很幸运。’

“我点了点头。

“‘这里有五英镑，’他向我走过来，说道，‘我希望这足够作为谢仪了。不过请记住，’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胸膛，笑声格格地说道，‘假若你把这事对别人讲出去——当心，只要对一个活人讲了——那就让上帝怜悯你的亡灵吧！’

“我无法向你们形容这个面容委琐的人是何等地使我厌恶和惊骇不已。现在灯光照在他身上，我对他看得更清楚了。他面色憔悴而枯槁，一小撮胡须又细又稀，说话时把脸伸向前面，嘴唇和眼睑颤动不止，活象个舞蹈病患者。我不禁想到他接二连三的怪诞笑声也是一种神经病的症状。然而，他面目可怖之处还在于那双眼睛，铁青发灰，闪烁着冷酷、恶毒、凶残的光。

“‘如果你把这事宣扬出去，我们会知道的，’他说道，‘我们有办法得到消息。现在有辆马车在外面等你，我的伙伴送你上路。’

“我急忙穿过前厅坐上马车，又看了一眼树木和花园，拉蒂默先生紧跟着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我对面。我们又是默不作声地行驶了一段漫长的路程，车窗依然挡着，最后，直到半夜，车才停住。

“‘请你在这里下车，梅拉斯先生，’我的同车人说道，‘很抱歉，这里离你家很远，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啊。你如果企图跟踪我们的马车，那只能对你自己有害。’

“他边说边打开车门，我刚刚跳下车，车夫便扬鞭策马疾驶而去，我惊愕地环顾四周。原来我置身荒野，四下是黑乎乎的灌木丛。远处一排房屋，窗户闪着灯光；另一边是铁路的红色信号灯。

“载我来到此地的那辆马车已经无影无踪了。我站在那里向四下呆呆地望着，想弄清究竟身在何地，这时我看到有人摸黑向我走来。等他走到我面前，我才看出他是铁路搬运工。

“‘你能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我问道。

“‘这是旺兹沃思荒地。’他说道。

“‘这里有火车进城吗？’

“‘如果你步行一英里左右到克拉彭枢纽站，’他说道，‘正好可以赶上去维多利亚车站的末班车。’

“我这段惊险经历就到此为止。福尔摩斯先生，除了刚才对你讲的事情之外，我既不知所到何地，也不知和我谈话的是何人，其它情况也一概不知。不过我知道那里正进行着肮脏的勾当。如果可能，我就要帮助那个不幸的人。第二天早晨，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了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先生，随后就向警察报了案。”

听完了这一段离奇曲折的故事，我们一言不发地静坐了一会儿。后来歇洛克望望他哥哥。

“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歇洛克问道。

迈克罗夫特拿起桌上的一张《每日新闻》，上载：

今有希腊绅士保罗·克莱蒂特者，自雅典来此，不通英语；另有一希腊女子名叫索菲者；两人均告失踪，若有人告知其下落，当予重酬。Ｘ二四七三号。

“今天各家报纸都登载了这条广告。但毫无回音。”迈克罗夫特说道。

“希腊使馆知道了吗？”

“我问过了，他们一点不知道。”

“那么，向雅典警察总部发个电报吧。”

迈克罗夫特转身向我说道：“歇洛克在我们家精力最充沛，好，你要千方百计地把这案子查清。如果有什么好消息，请告诉我。”

“一定，”我的朋友站起身来，答道，“我一定让你知道，也要通知梅拉斯先生。梅拉斯先生，如果我要是你的话，在此期间，我一定要特别戒备，因为他们看过这些广告，一定知道是你出卖了他们。”

我们一起步行回家，福尔摩斯在一家电报局发了几封电报。

“你看，华生，”福尔摩斯说道，“我们今晚可算不虚此行。我经办过的许多重大案子就是这样通过迈克罗夫特转到我手中来的。我们刚刚听到的问题，虽然只能有一种解答，但仍具有一些特色。”

“你有解决它的希望吗？”

“啊，我们既已知道了这么多情况，若再不能查明其余的问题，那倒确实是件怪事呢。你自己一定也有一些能解答我们刚才听到的情况的设想。”

“对，不过是模模糊糊的。”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在我看来，很明显，那个叫哈罗德·拉蒂默的英国青年拐骗了那位希腊姑娘。”

“从什么地方拐骗来的？”

“或许是从雅典。”

歇洛克·福尔摩斯摇摇头，说道：

“那个青年连一句希腊话也不会讲。那个女子却能讲很好的英语。推断起来——她已经在英国呆了一段时间，而那青年却没有到过希腊。”

“好，那么，我们假定她是来访问英国，是那个哈罗德劝她和自己一起逃走。”

“这倒是很有可能的。”

“后来她哥哥——因为，我想他们一定是亲属——从希腊前来干涉。他冒冒失失地落到那青年和他的老同伙手中。这二人捉住他，对他使用武力，强迫他在一些文件上签字，以便把那姑娘的财产转让给这二人。她哥哥可能是这笔财产的受托管理人，他拒绝签字转让。为了和他进行谈判，那青年和他的老同伙只好去找一个译员，从而选中了梅拉斯先生，以前或许还用过另一个译员。他们并没有告诉那姑娘他哥哥到来的事，姑娘是纯粹出于偶然才得知哥哥到来了。”

“对极了！华生，”福尔摩斯大声说道，“我确实认为你所说的距事实不远了。你看，我们已经稳操胜券，只担心他们突然使用暴力。只要他们让我们来得及动手，我们肯定能把他们捉拿归案。”

“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查明那住宅的地点呢？”

“啊，如果我们推测得正确，而那个姑娘的现在或过去的名字叫索菲·克莱蒂特，那我们就不难找到她。这是我们的主要希望，因为她哥哥当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很明显，哈罗德与那姑娘搭上关系已经好长时间——至少几星期了，因此她哥哥在希腊听到消息并赶到了这里。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他们住在那地方没动过，那就可能有人对迈克罗夫特的广告给予回答。”

我们一路说着，不觉回到贝克街寓所。福尔摩斯首先上楼，他打开房门，不觉吃了一惊。我从他肩上望过去，也觉得很奇怪。原来他哥哥迈克罗夫特正坐在扶手椅中吸烟呢。

“进来！歇洛克。请进，先生，”迈克罗夫特看到我们惊异的面容，和蔼可亲地笑着说道，“你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精力，是不是？歇洛克。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件案子吸引了我。”

“你是怎么来的？”

“我坐双轮马车赶过了你们。”

“有什么新进展吗？”

“我的广告有回音了。”

“啊！”

“是的，你们刚离开几分钟回音就来了。”

“结果怎么样？”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取出一张纸来。

“在这里，”他说道，“信是一个中年人用宽尖钢笔，写在淡黄色印刷纸上的，写信人身体虚弱。

‘先生：

读悉今日贵处广告，现复如下。对此女情况，予知之甚详，若枉驾来舍，当详告彼女之惨史。彼现寓于贝克纳姆之默特尔兹。

你忠实的J·达文波特’

“他是从下布里克斯顿发的信，”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说道，“歇洛克，我们现在何不乘车到他那里去把详情了解一番？”

“我亲爱的迈克罗夫特，救那哥哥的性命比了解他妹妹的情况要重要得多。我想我们应当到苏格兰场会同警长葛莱森直接到贝克纳姆去。我们知道，那人的性命正危在旦夕，真是一发千钧啊！”

“最好顺路把梅拉斯先生也请去，”我提议道，“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翻译。”

“此言甚妙，”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吩咐下人快去找辆四轮马车，我们立刻前往。”他说话时，打开桌子的抽屉，我看到他把手枪塞到衣袋里。“不错，”他见我正在看他，便说道，“我应当说，从我们听到的情况看，我们正在和一个非常危险的匪帮打交道。”

我们到蓓尔美尔街梅拉斯先生家中时，天已完全黑了。一位绅士刚来过他家并把他请走了。

“你能告诉我们他到哪里去了吗？”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问道。

“我不知道，先生，”给我们开门的妇女答道，“我只知道他和那位绅士坐一辆马车走了。”

“那位绅士通报过姓名吗？”

“没有，先生。”

“他是不是一个年轻、英俊的黑大个？”

“啊，不是的，先生。他个子不大，戴着眼镜，面容削瘦，不过性情爽朗，因为他说话时一直在笑。”

“快随我来！”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喊道，“事已危急了，”我们向苏格兰场赶去时，他说道，“那几个人又把梅拉斯搞走了。他们前天夜晚就发现梅拉斯没有勇气，那恶棍一出现在他面前，就把他吓坏了。那几个人无疑是要他做翻译，不过，翻译完了，他可能会因走漏了消息而被杀害。”

我们希望乘火车可以尽快地赶到贝克纳姆，比马车到得早点。然而，我们到苏格兰场后，又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警长葛莱森，办完允许进入私宅的法律手续。我们九点三刻来到伦敦桥，十点半钟我们四个人到了贝克纳姆火车站，又驱车行驶半英里，才来到默特尔兹——这是一所阴沉沉的大宅院，背靠公路。我们把马车打发走，沿车道一起向前走去。

“窗户都是黑的，”警长说道，“这所宅院似乎无人居住。”

“我们的鸟儿已经飞出，鸟巢已经空空如也，”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辆四轮马车满载着行李刚开走还不到一小时。”

警长笑了笑，说道：

“我在门灯照耀下看到了车辙，可这行李是从哪儿说起呢？”

“你看到的可能是同一车子向另一方向去的车辙。可是这向外驶去的车辙却非常深——因此我们肯定地说，车上所载相当沉重。”

“你比我看得仔细，”警长耸了耸双肩，说道，“我们很难破门而入，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如果我们叫门没有人答应的话。”

警长用力捶打门环，又拼命按铃，可是毫无效果。歇洛克·福尔摩斯走开了，过了几分钟又返回来。

“我已经打开了一扇窗户，”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幸好你是赞成破门而入，而不是反对这样做，福尔摩斯先生，”警长看见我的朋友这么机灵地把窗闩拉开，说道，“好，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邀而入了。”

我们从窗户鱼贯而入，来到一间大屋子，这显然就是梅拉斯先生上次来过的地方。警长把提灯点上，我们借助灯光看到了梅拉斯对我们说过的两个门、窗帘、灯和一副日本铠甲。桌上有两个玻璃杯，一个空白兰地酒瓶和一些残肴剩饭。

“什么声音？”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问道。

我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仔细倾听。从我们头顶上什么地方传来一阵低微的呻吟声。歇洛克·福尔摩斯急忙冲向门口，跑进前厅。这凄凉的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他跑上楼去，警长和我紧跟在后，他哥哥迈克罗夫特虽然块头很大，也尽快赶上。

二层楼上对着我们有三个门。那不幸的声音从中间那道门传出来，有时低如呓语，有时高声哀号。门是锁着的，可是钥匙留在外面。歇洛克·福尔摩斯很快打开门冲了进去，不过马上又用手按着喉咙，退了出来。

“里面正烧炭，”歇洛克·福尔摩斯喊道，“稍等一等，毒气就会散的。”

我们向里面张望，只见房间正中一个小铜鼎冒出暗蓝色的火焰，它在地板上投射出一圈青灰色的光芒，我们在暗影中看到两个模糊不清的人蜷缩在墙边，门一打开，冒出一股可怕的毒气，使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咳嗽不止。歇洛克·福尔摩斯奔到楼顶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冲进室内，打开窗户，把铜鼎扔到花园里。

“再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进去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又飞快地跑出来，气喘吁吁地说道，“蜡烛在哪里？我看在这样的空气里未必能划得着火柴。迈克罗夫特，现在你站在门口拿着灯，我们去把他们救出来！”

我们冲到那两个中毒的人身旁，把他们拖到灯光明亮的前厅。他们都已失去知觉，嘴唇发青，面部肿胀、充血，双目凸出。他们的容貌的确变得很厉害，若不是那黑胡子和肥胖的身形，我们就很难认出其中一个是那位希腊译员，就是几个小时前才在第欧根尼俱乐部和我们分手的那一位。他连手带脚被人绑得结结实实，一只眼睛上有受人毒打的伤痕。另一个人，和他一样手足被绑，身材高大，已经枯槁得不象样子，脸上奇形怪状地贴着一些橡皮膏。我们把他放下时，他已经停止了呻吟，我一眼看出，对他来说，我们救得太迟了。然而，梅拉斯先生还活着，我们使用了阿摩尼亚和白兰地，不到一小时，我很满意地见他睁开了眼睛，知道我已把他从死亡的深渊中救回来了。

梅拉斯只能向我们简单讲了一下过程，这证实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个去找他的人，进屋以后，从衣袖中抽出一支护身棒，并用立即处死进行威胁，梅拉斯只好再次被人绑架出去。确实，那个奸笑的暴徒在这位通晓几国语言的可怜人身上产生的威力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因为那位译员吓得面如土色，双手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很快被绑架到贝克纳姆，在第二次会谈中充当译员，这次会谈甚至比第一次更富有戏剧性，那两个英国人威胁那个被囚的人，如果他不照他们的命令去办，他们就立即杀死他。后来见他始终威武不屈，他们只好把他推回去囚禁起来。然后，他们对梅拉斯大加责难，斥责他在报上登广告出卖了他们，他们用棒子把他打昏过去，梅拉斯一直不省人事，直到发现我们俯身救他为止。

这就是那件希腊译员奇案，至今依然有些未解之谜。我们只能从答复我们广告的那位绅士处查明，那位年轻女子出身希腊富家，到英国来访友。在英国和一个叫哈罗德·拉蒂默的年轻人相遇，这个人掌握了她，终于说服她一同逃走。她的朋友惊悉此事，便急忙通知她住在雅典的哥哥，以便洗清干系。她哥哥来到英国，冒失地落到拉蒂默和他那个叫威尔逊·肯普的同伙手中。肯普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家伙。那两个人发现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便把他囚禁起来，用毒打和饥饿迫使他签字，以夺得他和他妹妹的财产。他们把他关在宅内，姑娘并不知情，为了使姑娘即使见到哥哥一时也认不出来，便在他脸上贴了许多橡皮膏。然而，由于女性的敏感，正当译员来访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哥哥，便一眼看破了伪装。不过，这可怜的姑娘自己也是被囚禁的人，因为在这所宅院里，除了那马车夫夫妇之外别无他人。而马车夫夫妇都是这两个阴谋家的爪牙。两个恶棍见秘密已被揭穿，囚徒又威武不屈，便携带姑娘逃离了那所宅院。原来这所家具齐全的宅院是他们花钱租赁的。他们首先要报复那个公然反抗他们的人和那个出卖他们的人。

几个月后，我们收到从布达佩斯报上剪下来的一段奇闻，上载两个英国人携一妇女同行，忽遭凶祸，两个男人皆被刺死。匈牙利警署认为他们因争风吃醋，互相残杀身亡。然而，看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却不以为然，他一直到今天还认为，如果能找到那位希腊姑娘，那就会弄清楚她是怎样为自己和哥哥报仇雪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