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1

第4节

关于克里特岛是如何神奇地崛起并发展成为伟大的古代文明帝国的？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种说法听来却令人耳目一新，让人不禁想起那个美丽的灰姑娘的传说。考古学对于它的描述首先始于谢里曼从梯林斯和麦锡尼的古城伯罗奔尼撒废墟遗址中获得的惊人发现——独具价值的前希腊文明的踪迹，他将其归为荷马时代文化。随后发现的证据表明，这一文化并不具备本土特征，而是从某个未知的地区泊入的，当时这一文明已经发展到其巅峰，并已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这并非考古学家们的奇思异想，那些伟大的古迹足以说明一切。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考古搜寻开始了，从文明的中心一直到受其影响的边缘地带。既然那双漂亮的水晶鞋已经找到，灰姑娘会在哪儿呢？最后，在种种断言被逐个推翻后，冰山的一角终于渐渐浮出水面——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个神秘文化殿堂中的小公主，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克里特。但由于受土耳其统治下纷乱的政治环境影响，对克里特岛的深入研究始终被一拖再拖，无法顺利进行。

克里特文明的发现标志着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此，欧洲文明史的第一章将被重新书写。人们不再把古希腊当作欧洲文明的起源，不再相信希腊文化中那些无限夸大的历史，它们就像寓言中描绘的众神一样虚无缥缈。本书将引述史上不同作家笔下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神话和传奇，这些文献一直流传至今，被奉为人类至今发现的关于希腊文化最有价值的证据之一，而“英雄时代”的传统到底源于哪里，恐怕源头决不仅是这些诗人和剧作家们的凭空想象。当然，纵使我们现在千般聪慧，毕竟早已时过境迁，我们不必为此而揶揄历代的史学家们，也无需再叩问他们为何对那些无从捉摸的神话传说如此轻信，为何对荷马、修西得底斯及其他人的未必完全忠于史实的著作深信不疑，在未经过缜密、严谨的科学论证并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情况下，就认定宙斯和得墨忒耳是克里特的缔造者，对如此重要的一段历史妄下断言。

直到近年，随着大量无可辩驳的考古数据的陆续出土，才使得古文明的研究者们逐渐真正相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可从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众多神秘记忆却仍旧令我们困惑不解。

研究发现，克里特岛便是爱琴文明的发源地，其势力在前希腊时代就已影响到整个欧洲——正如欧洲的一句俗谚，“一点点酵母足以把全团的面发起来”——不仅如此，事实上，如果给这项研究设置一个极限的话，那便是将解决所有以往悬而未决的历史性问题。

尽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已变得毫无争议，它即是埃及王朝时代的源头，当时闪族人刚刚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实现其历史上的首次鼎盛，但我们仍就无法弄清其遥远的起源问题。但在其遗址上发现的史前古器物清楚地显示，岛上早期定居者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水准的新石器文化——建筑材料上使用石头、粘土及枝条；出现最早的海上贸易——从早期爱琴文明的中心米洛斯岛进口黑曜岩；社会的局部地区甚至已经采用原始的农业生产模式。此外，宗教信仰也已发展并初具规模，它最终作为克里特整体文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希腊人继承下来，遗憾的是，在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后，它的真实身份竟已被人们彻底忘却。根据考古学的地层数据推断，克诺索斯岛上的最早定居者大致应该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

但是从欧洲大陆循到的文化痕迹来看，最早的文明应该属于一个更遥远的年代。尽管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或者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存在着野人部落，正如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广泛分布着不同野人族群的情形一样，当时无论是在克里特、埃及还是巴比伦王国，都存在着已经进化了的、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人，他们是“所有伟大时代的后嗣”——在此期间，古欧洲经历了地球史上的几次大规模气候震荡，这也便是被人类史学家们宣称的，在交错间隔的热带、温带和极地的地层发现的动植物化石特征显示有人类生存的迹象。而其所处的时期——即人类历史上距今最为遥远的文明，是在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或者石器时代早期。直至这一文明消亡，估计至少也是在公元前两万年前后，当时在欧洲至少存在着两个族落，他们的文化在今天分别被称作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而这一时期亦被称作中石器时代，即为连接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间的过渡期，它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传承下来，这一事实现今在史学界已经得到十分广泛的认同。

第5节

如上所述，克里特文明的故事很可能是成立的，如果将整个欧洲的发展史写作一本书，那么它便应是这本欧洲史的开篇。但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引言”部分竟然会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也就是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前和之中——这在地质学家们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之所以这样肯定，完全是因为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的穴居岩洞，关于这部分内容本书将在第一、二章中详细介绍。但是，在已发现的这些有限的人类印痕中，还不能找到特别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我们只知道这些人很像希腊或者克里特的早期居民，但很显然，他们不但创建了伟大的克里特文明——塑造了克里特时代的艺术风格，甚至奠定了此后在米诺斯岛、尼罗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地区出现的特定的风俗习惯。

所有这些与克里特发生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从而使得人们对它更是期待良多，以至包括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在内的众多作家都认定在新石器时代确已存在人类文明，且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艺术便是克里特文明的起源。但地质学家们让人们彻底打消了对这一文明的置疑，他们指出该文明应该属于更新世时代的后期，当时在空旷的法兰西山谷中正四处游荡着原始驯鹿。

所以，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然也就成就了旧石器时代的那些猎手们，他们都是相当出色的艺术家和雕刻家，骨骼和象牙经过他们刻刀的精雕细琢后便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他们在居住的洞穴屋顶用刻刀、用油彩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动物图案，这种兼纯粹的写实主义与浪漫的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即使到了希腊时代仍然没有被超越；此外，他们还用象牙雕刻出许多女性图案，这一点与埃及发现的艺术品比较起来十分相似，但又所区别。

对此，莫索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不可思议，在人类历史上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在表现女性图案的艺术手法上，法兰西人、新石器时代的克里特人与埃及人竟然惊人的相似，简直如出一辙。”在这些表现女性的岩画中，他发现“无论环佩裙裾还是发髻样式都带有典型的埃及风格”。在描述一幅旧石器时代的画作时，他这样说道：“那些女子都是长发披肩，这与米诺斯时代的女人极为相似；她们的胸部没有受到任何束缚，因而发育得更为丰满。而其头部呈三角形则表明她们戴着头巾或头冠。其中有两位女子在上臂靠近肘部的位置佩戴了手镯，所有人都是杨柳纤腰，体型宛如一个沙漏。”在评论另一幅图画中的身着裙裾的妇女时，他指出这也是克里特人的显要特征。[1]此外，包括阿贝?步日耶（Abbé Breuil）、唐?让?卡布里?阿吉拉（Don Juan Cabre Aguila）在内的许多大陆考古学家都将法国、西班牙等国在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同克里特岩画进行了各种比较。

作为奥里尼雅克与马格德林时代的一个族群，或者是该文明衍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是这一时期的主角。对此，高理雍（Collignon）博士指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循到他们昔日的踪迹，特别是法国的多敦河（Dordogne）流域及北非的柏柏尔人地区。[2]考古学家们在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中部地区摩拉维亚等地的传统殡葬习俗研究时发现，克罗马尼翁人的一支很可能在更新世时代后期从比利时迁徙于此。而在奥里尼雅克文明消亡几千年之后，它又是如何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对克里特产生影响的，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种假设听来颇有见地，那就是这一文明在人类中其实并未绝迹，而是随着移民的迁徙已经远播到世界的另外某个地方。也就是说，希腊人就是克里特文明的继承者，这一事实最近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佐证。

克里特文明中不仅缔造了欧洲的艺术古迹，而且从考古学上收集的旧石器时代证据来看，克里特人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某种宗教信仰。而且很有可能，某些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像那些从法国和西班牙出土的岩画及象牙雕刻品一样年代久远。当然，这些只是考古学家们的推测而已，毕竟，谁又敢称自己就能说出那个源远流长的美丽传说的起源呢？这个传说讲的是：一双恋人从巨人的洞穴中逃出后，情急之下向身后抛出一把石子，这些石子落地后化作山脉，发出枝条，结成森林，以此来阻止那个暴怒的追逐者。最近，史学家安德鲁?朗先生宣称，他已经在祖鲁人、盖尔人、挪威人、马尔加什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民间文学中均发现了类似的传说。他在其作品中写道，这些故事的作者“将永远无法被世人所知”，尽管，在所有的讲述者当中，他的声名最为显赫，甚至“四海之内，莫不侧目”。[3]

第6节

目前，被学界十分推崇的一种理论是由休?米勒首先提出的，即米勒假想，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它首先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各种传说整理到一起，然后找出它们之间的种种联系，最后再以一种结论性的假想来阐释其中不可思议的关联。米勒先生大约在八十年前曾这样写道，“我仔细察看了一整套保存完好的石制战斧，它们中有一些甚至形成在比弥赛亚时代更早的时候。在诸如美洲一些原始部落、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曾挖掘出一些类似于我们自己国家古代的石冢、墓穴，很显然，它们就是记录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那些不为世人所知或已被人们忘记的古战场的证据。我被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所深深吸引，这种相似有时甚至可以说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即使是那些非常有经验的专家，也很难辨别出古苏格兰与古新西兰武器之间的差异……当人类还处在蛮荒年代的野人阶段时，可以说，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都是同样的一种野兽，它们具有同样的创造力，不管它们是不是那些战斧的主人，看起来，我们今天几乎能够从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寻到同样的人类历史发明的残迹……因此，我们之所以认定它（克里特）就是最早阶段的人类文明，完全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这些遍布于全世界的在古代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冷兵器。”[4]

自从米勒时代以后，考古学家们每当再面对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工具及武器时，便不会感觉由于年代久远而使得研究起来困难重重，这不仅用于鉴别不同地域出土的代表性器物方面，而且也适用于在鉴别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不同历史年代，不同文明阶段的文物古迹方面。尽管如此，但我们发现在实际中，人们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神话传说时，还是很少与这一理论进行联系。因此，虽然米勒假想已经受到一定程度地认可，但它仍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被人们所接受。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为人们揭示了历史中那些的惊人的相似之谜，尽管它没有为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做出同样合理的解释。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次都千篇一律地套用甚至无限夸大它的作用，那么考古研究的工作将会变得多么简单机械、索然无味。正如贺加斯先生提醒人们的那句名言，“今天的社会正蔓延这样一种趋势，人们试图找到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同样毫无生趣的公式取代上一个。”[5]

事实上，对于像克里特或者埃及这样有着独特文明背景的神话来说，要对其中任何一个都有着通透深入的研究，而又能将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了若指掌，又谈何容易呢？因此，每当我们发现某个传说中的一星半点的踪迹，或者某种古老宗教习俗的一丝线索，比如像克里特这样的文化中心，在对这一文明进行大量搜寻、挖掘、考证以期恢复其原貌的工作将是异常艰苦而繁杂的，我们可能今天从澳洲搜集一点材料，明天又从中国补充一点思想，后天再到俄罗斯、格陵兰岛或者墨西哥，如此反复，庞征博采，耗时巨大，期间历经数次挫折磨难，才能彻底完成一项看似简单的论证工作，其中的风险性自是不言而喻。在考古工作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发现相似的象征符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最初都代表相同的意义；同样地，很多看起来相似的字母符号，其发音却经常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思想并不是一块简单的模板，只能机械地复制出与其母体完全一样的形状，我们不可能总是用同一种思维去解释看似同样的问题。

神话源自信仰，而信仰则源于经历。它们也是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的图像记录。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经历，因为各个地区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千差万别。举例说，某个民族在农业生活模式基础上创建了很高程度的文明，那么他们的信仰很自然也是受到其农业经历影响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民族内流传的神话就要被赋予农业意义。在日历被发明以前，农民就是靠从祖先那里继承农耕经验，然后再把这些知识薪火相传，施与后代，他们从不会说“春种秋收”这样的话，也不会去解释为何不能在冬季播种、春季收割的理由。他们通常会编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神话体系，再用它去指引族裔亲属世世代代的农耕操作。在印度，时常会在一个季节出现大旱的天气，于是农民们便设想出有个专门控制干旱的魔鬼，一直被天神困在一个山洞的水潭中。仅仅当世界濒临枯竭之时，浑身披挂雷霆霹雳的鬼神因陀罗才会出来拯救世人。霎时间，闪电交加，瓦釜雷鸣，他与魔鬼展开一场大战，最后将其毙命。之后，他面对苍生，放声而云：吾乃雷霆之神，妖孽已除，天下无忧，苍生可尽享雨泽矣！

第7节

在这场雷电大战之后，便是雨水丰盈，枯萎的草儿重新放绿，稻米丰收在望。

在古巴比伦帝国，也有一水魔，名唤恶龙之神提亚玛特，它潜入幼发拉底河兴风作浪，使得洪水肆虐。后被巴比伦王米罗达将其毙殁，农民方能耕作如初。在埃及传说中，太阳神曾经为了摧毁人类的叛逆者，遂开尼罗河以放水，后因动了恻隐之心将洪水退去，大地才得以重新孕育生命，种子发芽，苗儿吐绿，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对于那些掌握着自然之力的神，虔诚的信徒们希望用某种仪式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并宰杀牲口，摆放果品，以示供奉那些帮助他们或能给他们以慰藉的神灵。因此，各个地区的宗教形式都要受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神话传说正是其生动的反映。

而生活在崇山峻岭和林间田园中的人们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因为他们的粮食供给要依赖于河谷山涧。在风调雨顺、雨水充沛的地区生活的人们根本不会知道印度的干旱之苦或者埃及的洪水之殃。但是，他们却可能要经受另一种严寒的气候，寒气逼人的霜冻，阴风怒号的暴雪，尤其在暴风雪过后，他们可能要不得不迁徙到气候适宜的地方过冬，他们豢养的鸡鸭鹅狗、大小牲畜也才能得以度过严冬。因此，他们的神话也肯定是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现象背景下，并与在尼罗河畔、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所信奉的神话相去甚远。显而易见，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而成的宗教信仰也一定是各不相同。同样道理，那些居住在海岛或者沿海依靠捕鱼为生的人们，那些栖息在深林依靠水果和狩猎为生的人们，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各自独特的、与其环境相辅相成的生活及思维模式，并繁衍出不同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精神产品。所以，很显然，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类的思想决不会沿着“同一种发明的轨迹”向前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其实是在沿着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轨迹发展，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结果便是，每一种宗教文化都会打下深刻的民族烙印，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的便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相互产生的影响。随着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发生剧烈震荡，这引发了地球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同的人种、民族不断交汇融合，繁衍出新的族裔，今天已很难再识辨其根源。这种情况到石器时代末期或新时期时代初期达到鼎盛，各个种族无论在智力程度[6]还是体貌特征方面，差异都在迅速消失。他们广泛地分散于世界各地，寻找到适宜他们过去生活习惯的地方定居。在此期间，由于漫长的冰川期造成的巨大的天然冰雪屏障，使得同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天各一方，无法相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温暖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后，随着各民族逐渐发展繁荣，重又开始彼此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生活在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来到了被农耕民族开垦的一片山谷间的洼地，除了与当地村庄里的庄稼人语言不通外，他们还带来了其祖先传下的信仰和习俗。年轻的庄稼汉们会把他们当作入侵的魔鬼，同他们进行战斗，要么被其征服，要么将其驱逐。如果这些“入侵者”获胜的话，他们便得以在该地区定居，那么迟早他们会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到一起。然后，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也随之逐步融合，其结果便是在原本两种特色鲜明的信仰中求得一种折衷和妥协。最后，更早扎根于此的本土信仰将会占据上风和主体，因为那些外来的迁入者并没有传统的农业信仰，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根本找不到诸如“谷物”、“垄沟”、“耕犁”这样的词汇。但是，作为植入民族的附属物，他们原有的一部分传统习俗——例如游牧和狩猎，也将在他们村落周边的草场和丛林中得以延续，因为他们在那里又找到了另一座被其信奉的神明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因此，一座全新的万神殿也将顺利成长地拔地而起——其中供奉的既有征服者的神，也有被征服者的神。

第8节

商品交换在不同民族群落间架起来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循着贸易通道我们便可轻易找到各种文化交错影响遗留下的痕迹。当然，各种农业耕种的知识也便在各个部族间传播开来。而那些原本出没于与世隔绝的北方山林中的猎手们在转变为农夫后，引入的不仅是农具和中子；伴随着农耕知识传授给他们的还有许多农业社会的传统风俗，例如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祭神仪式。

因此，埃及或者巴比伦在农业方面的传统习俗得以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而这些古老的文化所到各地，当地人又会将其与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独特的地方特色相融合。

在丹麦，北部的猎户和渔民在与南方的部分农业民族或部落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其中，形成统一的丹麦民族文化。他们学会了各种传统的农业习俗，诸如要在忧伤的气氛中进行播种，而在收获庄稼的时候则要一边敲打自己的胸脯，一边笑逐颜开地挥舞谷穗，以示对农神的感激。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可是决定一年耕耘是否能够获得丰收的关键，因此，这些农业民族非常重视这些从地中海沿岸或尼罗河流域舶来的农俗。所以，我们会从丹麦的传说中知道塞弗（Scef）的神话，也就是带着第一片谷穗飘洋过海翩翩而至的少年神，而这与古巴比伦关于塔穆兹的神话是如此相似——传说中他是个来自地下世界的孩童，每到新年便会抵临这个世界普济众生。

而对于那些在深山老林中四处漂泊的非农业民族来说，他们对“送粮童子”的传说则一无所知。他们的民族文化深受大山的影响，因此，他们塑造的神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一手持锤，一手放电，每敲击一下都是一声轰雷。就这样，他把天空锤炼成型。人们发现，从天空坠下的陨石由铁构成，因此人们相信天是铁做的，这样也便有了“金属天堂”的说法。铁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具有保护性的巫术，于是它也被同铲除恶魔的天神联系起来。在这个民族看来，任何一个凡人只要拥有了“触铁”（touch iron），便可以掌握降妖驱魔的法力，因为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雷神的神奇法力。

山神的膜拜者遍布世界各地。随着人口向北方迁徙，北欧人称雷神为“托尔”；在亚洲，人们称他为太阁（Tarku）和提修普；在印度，他是天空神帝奥斯的儿子，即因陀罗；在希腊，他是宙斯。当这些人来到巴勒斯坦，又称他为Pathach（希伯莱语）；在埃及人们称他为卜塔。尽管埃及很少有雷暴天气，但孟斐斯人从来不曾忘记卜塔的铁锤和被他锻造成型的铁制天幕。而且，卜塔还在被人们继续神化，他被尊为工匠之神——发明了埃及人的陶器模具盘，并用它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以及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这样，卜塔又被赋予了地方色彩。尽管如此，但它在埃及神话的众神中还是保留了非常明显的特点。

传统很难消亡。正如一旦某种思想深入到人的脑海，它便会在那里根深蒂固，生生不息，并不断有更新的思想源源涌现，汩汩流淌。所以在埃及文化中，不但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而且也流传下许多人类原始的信仰和习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希腊人身上——他们从未忘记过克洛诺斯，那个嗜杀成性的神，他残暴已极，推翻父亲的统治，吞吃自己的孩子，最后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所杀。当然，这些古老的信仰和思维模式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图腾被继承和留存下来，但它本身与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是相悖的，或者说，这种文化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并不意味着传承这些文明的人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愚昧与血腥。比如说，即使在人类社会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今天，许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还是会忌讳撒盐，视黑猫为走运的象征，不会选择住旅馆的13号房间一样，在许多汽车和飞机上还会带着吉祥物，而这与古代的埃及、克里特或腓尼基人的习惯一模一样。作者就曾亲眼见过一位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当时还为女子学院）的女孩仍在沿用她祖先的宗教习惯，将一条毯子系在一口“许愿井”边的树上，像当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或远隔重世的苏格兰高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一样，虔诚地跪在那里默默祈愿。

第9节

迷信活动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它们在基督教影响世界的将近两千年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谁又能标注出它们的起源日期呢？果真要追溯的话，很可能要回到青铜时代、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旧石器时代的间冰期。本书后面有相当篇章将对至少一个以上显著的民间信仰进行详尽阐释与深刻剖析。

在上埃及曾经有一项考古发现格外引人注目，那是大约六万年前被埋在热沙下的木乃伊。其保留完好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不仅骨骼、皮肤、毛发、肌肉、眼睛等完好无损，甚至连内脏器官都保留得一应俱全。俄罗斯科学家内托里斯基（Netolitzky）博士对其肠胃系统进行了细致检查，以期探知古人的食物结构。“偶尔在孩子们的肠道中能够发现遗留下来的鼠肉的残渣，这表明当时的人们曾将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拨皮后用来食用”，艾略特?史密斯教授这样写道，“这真是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内托里斯基告诉我，在几千年前的东方，医药从业者就已经使用老鼠的身体进行试验以救治濒死的孩子们。”[7]但是直到最近，考古学家才在苏格兰高地发现一颗老鼠的肝脏，专家分析，这项被称作“老妇人的救治”的试验是用以研究治疗某种极为危险的儿童病的。本书作者曾多次被一些女士提醒，应关注更多地方在此方面的发现。她们宣称，早在比埃及人用鼠来进行医学实验前更久远的年代，人类就已经有过用鼠治病以取得疗效的先例了。

在英国东部的萨福克郡，人们常常用将活鼠烤成灰的办法，来治疗风湿病。而在林肯郡，人们则习惯用油炸鼠肉来治疗孩子的百日咳与扁桃腺炎等病症。亨德森（Henderson） 先生[8]——英国北部郡一位哮喘病患者这样介绍他的治疗经验，他被要求骑在一头驴子背上，面向驴尾，这期间他要吃掉一只老鼠。在莱斯特郡，也有一种古老风俗十分盛行——将一只活鼠埋在一棵岑树下，可以去除孩子的疾病或者诱使牲畜反击进攻。[9]类似的习俗在苏格兰也有，在那里，人们相信如果碰巧有鼩鼱从身边爬过的话，人的肢体便会麻痹。[10]因此，在当地妇女中害怕老鼠的传统与此渊源甚笃。另外，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一些郡县，也有吃烤老鼠治疗伤寒或咽喉疼痛的土方。

在埃及，老鼠被与月神透特联系到一起，他用此法治愈了被毒蝎咬伤的太阳神何露斯，使他被邪恶神赛特放出的黑猪弄瞎的眼睛重见光明，并帮助冥王欧西里斯复原了身体。传说中，老鼠蜷在命运柱下的台阶上，算计着人类的寿命。[11]在希腊，老鼠又被与太阳神阿波罗联系在一起。阿波罗是被罗马人命名的太阳神，但是荷马却在《伊利亚特》中把他称作史鸣修斯，意为“鼠神”，以斥责他施放鼠疫之箭镇压希腊人的行为。[12]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前63？-前21？，古希腊地理学家）在史籍中记载，在古希腊的许多地方，人们都十分忌惮阿波罗鼠这个名字。[13]在罗得岛（Rhodes）、吉拉岛（Gela）、莱斯博斯岛（即米蒂利尼岛）及克里特岛等许多岛屿，都有举行鼠宴的传统。根据一个特洛伊人的故事，在克里特人聚居的安纳托利亚岛（即亚洲西部半岛小亚细亚），岛民曾接到这样一则神谕，选择在受到大地之子攻击的第一块土地上定居。在特洛阿德（特洛伊之古称）的汉马克西特斯（Hamaxitus），传说是这样的——一大群老鼠吃掉军队将士的弓弦和盔甲的皮装，于是他们决定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创建家园。[14]在印度，老鼠被与风暴、愤怒和毁灭之神楼陀罗联系到一起，诗人在颂歌中这样祷告：

万能的天神楼陀罗，恳请您赐予我对付病魔的神药，让您的子民排除忧患，安享百年。[15]

同阿波罗一样，楼陀罗也是司掌疾病之神，因此他既能散布疾病，也能阻止和治疗疾病。

在古代文人的笔下，鼠宴能够使人延年益寿。比如埃及人，他们将老鼠与月亮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象征着富饶的资源、昂然的生机，并司职计算人间岁月。埃及月神孔苏（底比斯三圣神之一）是执掌医药与爱的神。因此，他不仅护佑着大地丰盈，而且也负责医治疾病。当年在法老王阿孟和蒂三世重病之时，米坦尼国王派人送去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依诗塔的画像。以赛亚书是这样记述食鼠传统的：“上帝有云，那些整天狂妄自大、在人前屋后孤芳自赏、背地里却躲在花园树下饕餮猪肉、蝇营狗苟的家伙，应连同天下所有秽物以及老鼠一起被毁灭。”[16]当来自于克里特岛的（中东古国）腓力斯人深受鼠疫之灾时，他们便将五座黄金鼠像放进方舟，把它送回以色列人那里。[17]因此，我们发现，在欧洲高地地区盛行的关于鼠疗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回6000年前一些地中海民族在这个世界最遥远的定居地。其他的迷信起源或许同样久远，或许更加古老。例如古埃及人，如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他们也从他们的原始祖先那里继承了许多信仰。

第10节

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详尽列举旧石器时代的种种习俗和信仰，以此来阐释这样一种观点，即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只要环境相似，便很可能也会产生近似的文化，当然，其中有些思想是由新石器时代前的欧洲和埃及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迁徙旅途中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因此，如果鼠疗的传统能够被追溯6000年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另一个更早的6000年前这一习俗就已经被世人所知了。在距今至少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条鱼的脊骨就被放于下葬的尸体身上——它被作为死者的护身符，是冥王欧西里斯的脊椎象征，被系于古埃及木乃伊的脖颈之上。人类学家们始终对埃及兽头神兴趣浓厚，他们对存在于这些动物和半人半兽的神之间的关系进行着不懈探寻。而在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中，竟然发现了与埃及的兽头神一样的高举双臂、满怀肃穆的神祗画像。如果推断属实，那么这一变化过程昭示，一定是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创建王朝前的数千年，就已有类似的文明存在了。因此，在考古学界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腓尼基人是字母表的最初发明者，但是考古学家们又会为时常在驯鹿角、象牙或者岩石表面上发现的各种奇特的字母图形甚至图形组啧啧称奇，因为这些可是第四季冰川期中旧石器时代的民间作品啊！“这肯定是某种标记”，阿瑟?伊文思先生这样说，“它们雕刻于一些驯鹿角的残片上，这与我们原先预期的它们可能是腓尼基人的作品的想法相去甚远……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应该生活在欧洲的最北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与古老的驯鹿民族最为接近，象形文字的残迹一直被保留至今……这些拉普兰式的象形文字应该广泛地散布在各个原始族群中——被雕刻或绘画在岩石和其他材料上——它穿越整个芬兰-鞑靼人（Fenno-Tataric）地区，从靠近欧洲北端的白海到乌拉尔河，贯穿西伯利亚直至中国边界。”

费斯托斯出土的赤土圆盘。

盘面上刻有清晰可见的象形文字图案，从中心向外阅读，但该文字至今仍未破译。据信其源自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古国吕西亚。盘面显现的戴有羽毛头饰的头像与腓力斯人的装束十分相似。

克里特出土的雕刻石碑残片

“从盘面文字的精细程度如同中国书法一般来看，它很可能是古人类使用象形符号的大家族早期的一个分支。”埃文斯先生说。类似的象形文字还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被发现，它们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爱尔兰、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一地区）、葡萄牙、西班牙、西北非、加那利群岛、阿尔卑斯山麓、孚日山脉、达尔马提亚（前南斯拉夫一地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特洛伊早期的史前古器物。[18]

除了象形文字以外，还有一些丧葬习俗从旧石器时代沿袭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装饰图案也由动物绘画发展到带有明显女性特征的女神雕像，在克里特岛就发现了许多穿着喇叭形裙装的女子图像雕刻。在比利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带有明显的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同时，这些器物也再次证明中石器时代文化是衔接石器时代早期与末期文化的纽带和过渡阶段。在第四季冰川期结束后，地中海沿岸民族的早期开拓者们开始进入欧洲，他们既带来旧石器时代的遗留文化，也与当地的本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最近，从格拉斯哥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头盖骨，它们与当地土著居民在特点上截然不同，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人应属于外来移民，并且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一支人种。看起来，这片墓群应该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早期修建的。如果以上推断属实，那么很明显，在近现代各拉斯哥的建设者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旧石器时代人种的后裔。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一部份古人类信仰、习俗和民间传说随着驯鹿民族的迁徙、壮大而被传承下来，当然，这些文化在当时也肯定是最为流行的。作为第四季冰川期的文化，如果从这一时期早期就开始发展，那么很可能这些思想存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四万年。在法兰西，反映第二段间冰期的阿布维利文化的手斧流传甚广；它们穿越意大利大陆架到达非洲，最远渗透到好望角的殖民地；在亚洲的情况也极为相似，它们穿越白令海峡大陆架来到美洲，一直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惟一的例外是，它始终没有登临澳洲。或许朗先生讲述的“远行的故事”与那段遥远的人类历史往事更为贴切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抵达地球上遥远的另一端，来到其创始者可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地方。所以，任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们今人仍能够对这些文化熟知如初。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人类的意识中，尽管在洪荒年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类能够孕育相似的思想，创造相似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大部分民族会更倾向于保留下自己独有的传统，而不致被后引进的文化所完全同化。没有什么比最初的思想能够令深受神话影响的信徒们更加印象深刻。后来注入的思想只能充当补充的角色，而非重新确立规则。每当远古人类要被迫改变其原有的宗教思想，要么是因为受到异族的入侵，要么是由于迁徙改变居住环境后受到自然现象的影响。即使这种变化已不可避免，但其原有的宗教习惯也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结果只能是新旧观念相互影响，逐步融合，最终实现统一。

第11节

在对待克里特这种神话的时候，由于其尚未被完全还原本色，其文字也尚未被破译，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其宗教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以及来自不同文化中心的在这座岛上的定居者的思想。有些遗迹表明其曾受埃及文化影响，有些则显示其与古希腊信仰存在密切联系。没有人怀疑克里特文明中有很多是埃及文明的沿袭；而在地属克里特殖民地的一些希腊州地则明显挪用了克里特风格。但是，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有待我们证实，比如当克里特人在他们的岛屿定居以后，是与其他地方的远古人类一起平行发展，还是他们此前已经度过了其宗教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考古学证据或许可以揭示其中奥秘。

今天，我们有时也从思想本源的层面定义人类宗教史发展的图谱，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自然主义阶段（即对自然现象的崇拜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精灵崇拜阶段（即万物有灵论）、鬼神信仰阶段、部落一神论到部落多神论阶段、绝对一神论阶段。所有这些阶段都能被追溯到一个特定地区，但是我们不要指望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因为人类的思想并不像地质学或考古学中的地层那样有规则的次序排列。比如，在Sonic peoples的历史上，就不曾创造过任何神，甚至连有独特个性的动物精灵族群也没有出现过。里斯利（Risley）先生指出，在印度半岛东北部乔塔纳格普尔高原的布须曼人对神甚是敬畏，他们会经常向一种神秘力量祷告祈求赎罪，“他们崇拜的对象无论怎样说都绝对不是人类，如果非要用比较确定的术语来描述的话，”他接着说道，“应该说他们的宗教根源依赖的是一种力量，或许多种力量……他们经常会供奉牺牲祭品，在特定的节日在身体上涂抹朱砂，却从不会试图解释这种神秘力量。他们能感觉到某种力量的存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矣……在整个乔塔纳格普尔地区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敬神的丛林，到处都能见到一些同样神秘莫测的神龛，他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标志，没有统一的形式，至于他们的功能也没人能够给出清楚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尚未被披上个体化的外衣，仍处在宗教发展的非个体阶段。”[19]但另一方面，他们还远算不上最原始的阶段，在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宗教原始程度较之乔塔纳格普尔的布须曼人还要更早，他们甚至以“公牛的咆哮”来模仿所尊崇的神的声音。据说，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驯鹿民族，用象牙雕刻出兽头神的形体和女神的雕像。在埃及和巴比伦，从人类刚一知道它们，就有一些半人半兽的合成神。中国人也有神，但是已被其原始的崇拜者们形象化了。我们都知道，辩论是典型的“脑力思辨过程”，应该也没有人反对，全世界的宗教现象不可能用一种科学猜想就解释得了，我们很难用假设来证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程中是全都处在同一阶段还是各自处在不同阶段。同样，在克里特和希腊，或许存在过图腾信仰阶段，或许从未经历。这种假设直到将来获得确凿的证据后才能盖棺定论，在此之前，这一问题都只能搁置在那儿。类似的情况还有，对于学术界提出的母系族长社会要先于男性族长社会、以及由此得出的各地对女性神的崇拜也要先于男性神的假想推论，我们也应持怀疑态度。有例为证，在印度的吠陀梵语时期，男性神就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而直到后吠陀梵语时期，女性神才逐渐告别模糊的状态，“大母神”便是典型的例子，她被赋予了非常鲜明的人物个性。

这也将我们对克里特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探究推进到一个十分有趣的阶段。从崇拜物、绘画艺术、象征性符号以及传统习俗这些考古学证据来看，很明显，对大母神的崇拜在这座岛上居于主导地位，女祭司像也如同在多多纳（Dodona，希腊伊庇鲁斯地区的古镇）一样在社会上地位显要。事实上，女性在一些宗教仪式中也是处于领导者的角色，正如在耶路撒冷发现的耶利米书记述的那样——在那里要由女性来烤制糕点供奉给“天后”，也就是东方的大母神。[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