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

第30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1)

第二章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

旧石器时代的智能生命——人类源自今天野人的证据——旧石器时代人类大脑的发展——布须曼与克罗马尼翁文化——奥里尼雅克期纪年表——原始艺术的启示——巴比伦、马耳他及埃及古代山洞民族中共同的脂肪臀雕像——原始的大母神——山洞岩画中跳着丰收舞的蜂腰女性——山洞中的手印——断指——印度魔眼符——脚印之谜——图腾中的动物——澳大利亚马格德林艺术的证据——巫术武器——旧石器时代丧俗仪式——巫术饰物——巫术与宗教——古代兽头神的历史——裸体女神的起源——奥里雅尼克之说。

在研究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智能生命时，人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从那些无下颌的颌骨和眉骨显著突出的颅骨化石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证据，即使是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两个重要阶段的阿布维利文化和阿舍利文化，那一时代的器物也至多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些古人类的基本生活习惯和手工技术的大致发展程度。直至我们将研究推进到第三纪冰川期的莫斯特文化阶段，才发现那些以猎取驯鹿和猛犸为生的山洞民族开始有了为死去的同伴举行葬礼的习惯。至此，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对于困扰人类始终的生与死的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初步形成了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信仰。但是仅仅凭借这些证据，就草率得出一个对人类自身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在对旧石器时代遗留的诸多信仰和习俗进行比较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表明，那种认为第二纪间冰期中阿布维利文化和阿舍利文化时代的人类因为处在智力发展的低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诸如“思考未来”之类的高等思维能力的假说成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当我们追溯澳大利亚野人的历史时就会发现，他们沿袭已久的葬俗传统和许多古老的神话正是深度思维的产物。事实上，我们都没有任何根据断言今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野人部落是缺乏智力的生命体。

因此，阿布维利人的文明程度很可能比其他一些原始民族更为高级。这一观点能够从他们明显的进化趋势中得到有力的支持。我们从阿布维利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够发现其向更为高等的阿舍利文化发展的清晰线路，而随着大量精美的史前器物的不断出土，则向我们更加清楚地表明，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莫斯特文化的高级阶段时，已经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高度。通过对遗留下来的莫斯特文明时期的人类颅骨进行研究，专家们发现，尽管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的面部看起来还比较突兀不平，满是皱褶，但其大脑已相当发达。当然，总体说来，当时人类的颅脑容量，特别是就个体而言，这还不足以被当作人类已经具有高等智力的证据。尽管如此，但迄今为止，这些考古发现仍是远古人类中颅脑容量最大的记录，这对于人类本身已经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进步。因此，正如许多发明家曾经做过的一样，在西欧地区发现的早期居民的文明程度超过了思想家们以往比较过的所有古人类文明。奥里尼雅克期的格里马尔迪头骨可能还带有布须曼人的特征，但就其智力发展程度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时运不济的非洲游牧民族——他们很早就进入欧洲大陆并与白人种族进行联系，但是他们的手却没有得到进一步进化，所以始终没能超越奥里尼雅克和马格德林时期的文明水平。事实上，布须曼人在由其文明的发源地脱离出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中。甚至很可能，在这段期间内，他们还发生了退化。

很有可能，生活在奥里尼雅克时期的克罗马尼翁人是一支起源不明的古老民族，在他们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接触过的其他同时代民族的影响痕迹。与以往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他们的脑颅容量是最大的。事实上，按照人类学家的观点，克罗马尼翁妇女的颅脑容量甚至要超过近代欧洲男性的平均水平。

第31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2)

奥里尼雅克文化存在的年代，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0，000年，其他为公元前30，000年。他们不仅为今天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出大量脑力活动的证据，而且还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思维和情感方面的迹象。正如更新世时代的神话——图安?麦克卡莱尔（Tuan MacCarell）在其故事中所讲，生活在第三纪间冰期晚期的克罗马尼翁的山洞民族都掌握了十分熟练的制图和象牙雕刻的手艺。所以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艺术史。很显然，他们已经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所以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发展艺术方面；这使得他们在发明新工具以及继承和发展莫斯特人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辉煌。此外，如一幅岩画所示，他们还掌握了驯养家畜的技术，妇女们扮起了放牧人的角色。最后，他们逐渐由狩猎民族发展为游牧民族，步入到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

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活动始于比较粗糙的“孩子似的”涂鸦，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期后，达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顶峰，即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绘画与雕刻风格，这尤其表现在一些装饰图案中，这与后来更为复杂的文明产物相比，其价值不容忽视。当人们首次发现他们的山洞岩画，无不惊叹于这支旧石器时代的民族竟然具有如此深刻的艺术鉴赏力，掌握如此高超的技术工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对奥里尼雅克和马格德林文明阶段的艺术成就进行评定时，又一个有趣的问题被提上桌面。那么它们是否与葬礼仪式、宗教符号以及巫术信仰之间存在联系呢？或者说，难道它们仅仅应被视为在经过长期发展后的燧石民族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一种展现吗？看看那些完全按照均匀比例精心打磨出来的古器物吧，它们展现出来的是人类经过努力所产生的无尽的创造力，可都堪称是天才的杰作啊！

毫无疑问，奥里尼雅克时期精美的石雕、骨雕及象牙雕像作品都是人类对于女性之美的主观映像，而克罗马尼翁的艺术家们同后来对优雅的索鲁特文化（其典型标志为桂叶和柳叶造型的投枪）产生影响的民族一样，都是狂热的艺术崇拜民族。但是，在其所有雕塑作品中，男性雕塑的凤毛麟角，则向我们昭示出，这一远古时代的艺术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而这些对裸体女性的研究则显然是宗教图腾和象征。这种推论在人们发现那些奇异的脂肪臀的女性雕塑后更加被确定，因为这其中的一些雕像单从技术层面来看，并无多少可塑之处。人们很难相信，当年的艺术家们挑选那些长着异常突出的臀部和大腿的女性作为模特，仅仅是出于审美的考虑；其实不难发现，这些艺术家的真正意图一定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从而才尽可能夸大这种性别特征的。

毋庸讳言，与其他古文明存在联系的这一证据，颇具考古学价值和意义。例如在巴比伦出土的赤陶雕塑中，“就特别注重突出女性性征”，在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伊师塔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1]而脂肪臀雕塑在史前的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避难所”遗留下来的古器物中也屡见不鲜，比如穿孔的斧形护身符和在其他巫术或宗教中常常出现的饰物等。在王朝前的一些埃及墓穴中挖掘出来的雕塑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束着细腰的女性；另一种是蓄着短须、长着脂肪臀的女子。[2]因此，那种认为生活在奥里尼雅克期的民族，也同早期的埃及雕塑一样，是形成古代崇拜女神的部落，以及最初的“有须的阿芙罗狄蒂”（"bearded 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的观点，非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极具种族意义。

除这些雕塑外，在遥远的奥里尼雅克时代，还有其他宗教仪式活动方面的证据。在西班牙列利达省（Lerida）附近的科古尔（Cogul）的一处山洞中，有一些做工十分精巧的女性岩画，她们束着“蜂腰”，穿着过膝的喇叭口形长裙，围着一尊裸体男像翩翩起舞。而同一文明阶段的另一幅阴茎画像也已被发现。

第32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3)

关于奥里尼雅克期的信仰，我们可以从残留在洞窟石壁上的人类断指印记中了解得更多。其中的某些手印是先在手掌上涂上油彩，然后再按到裸露的石壁上的；而其他手印则是直接被按在潮湿的岩石表面，后历经沧桑巨变，在饱受尘埃的荡涤后才留下或红或黑的沉积物的。很多指印清楚地表明，有一个或更多的指关节被除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留下的。

从爱琴海的帕莱卡斯特罗出土的赤陶雕塑群

画面为围绕蛇女神舞蹈的女祭司们，两侧飞翔的鸟为鸽子，一旁矗立的雕塑代表一位右手举起作“敬礼”状、正在祈祷的崇拜者

类似的“断指”行为在布须曼人、一部分澳大利亚部落及许多加拿大印第安人村落中都被发现。有些独立研究者断定，这一现象通常与葬俗和疾病过后的伤疤有关。当家中有近亲去世时，布须曼的女人们会割掉一个小指关节；而在加拿大土著居民中，也有类似的风俗，每当有瘟疫流行时，人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方法“切断死亡”。断指这种习惯在澳大利亚也用于其他方面，比如偶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3]

在盖尔人的传说中，也有提到“断指”方面的内容。传说中的大英雄们在完成他们的壮举——奋勇击退魔鬼与其他敌人之后（或之前），便进入沉沉的睡眠。而女英雄们只有通过割下一个手指关节，一块耳朵儿，或者头顶部的一块头皮的办法，才能把他们唤醒。在爱尔兰早期关于科纳尔?古尔班（Conall Gulban）的传说中，有一个巨人夺走了科纳尔心爱的姑娘——“光明天使”，而科纳尔此时仍深陷酣睡之中。“恐惧使她忘记割断小指，因而她也未能唤醒科纳尔”，故事这样描述道。[4]这种野蛮的行为明显带有魔幻色彩。这一行为的目的便是要重新获得力量和延长生命，或许也是面临危险时的一种逃生之策。而在后者的情况中，它很可能与宗教里的洗礼仪式有关。在许多原始部落中，那些挖掘坟墓或者触摸过尸体的人在一定时期内都是受人忌讳的，他们不能接触别人，甚至连自己的食物也不能碰；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要靠别人来喂食，直到洗礼仪式结束。

由于手形手势的千变万化，这方面的学问也颇为源远流长。某些手指的特定姿势代表着巫术中的特殊寓意。一位英国老人在书中这样说道，“孩子们，我教给你们一种躲避危险的方法，当你身临险境时，将双手拇指收于手掌内并拢，便可化险为夷。这是祖先在遇到危险时经常使用的巫术……古人有一种传统，在安葬死者时会把他们的拇指在手心内弯起，这样便会阻止幽灵的力量超越死者。”[5]在印度，手指中靠上的关节代表着幸运，而靠下的关节则表示不幸。因此，前者仅仅在向神祷告时才被使用。在整个欧洲，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十分重视手指。朝小指轻啐表示幸运；而右手食指则被认为有毒，在处理伤口时绝不能使用。甚至过去还流传过这样的说法——在某些日子修剪指甲也是不吉利的。无论何时，修剪指甲都被当作是女巫用咒语驱使魔鬼来攻击人类的做法。许多母亲在孩子出生的头一年都不敢替他们修剪指甲，她们宁愿选择用牙齿来代替指甲钳。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些没有修剪指甲便被埋葬的死者，将不被举行葬礼，这意味着他们在阴曹地府将要遭受折磨。另外，在北欧神话中，有一艘“臭名昭著的”大船，妖魔鬼怪们正是驾驶着它同天神进行了一场善恶大决战，并最终导致世界的毁灭，而这艘船便是用邪恶者身上剪下的指甲建造而成的，它被称作Naglfar，意为“地狱恐怖之船”，这个名字源自nagl，是一个人的指甲的意思。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相信，会看手相的人通过识别一个人手上的纹路就能预见到他一生的命运。对于指甲上的小圆点，也有着各式各样的解释：黄色的点预示着死亡，白色的斑点象征着礼物，而黑色斑点则代表坏运气。此外，手印还被用在契约上作为印章，它被认为能给人带来好运，而吻手则是异教徒们最常见的举止。

第33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4)

奥里尼雅克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在岩石上按手印的传统，在现代的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地区仍然十分流行。在印度，它则作为一种祈求好运仪式的一部分。一位著名研究专家埃德加?瑟斯顿先生在其研究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在麦底加人（Madigas，印度西部的一支民族）的婚礼上，要杀掉一只绵羊或山羊作为祭祀摆放在新婚洞房的供桌上。祭祀官把他的手蘸上羊血，然后在通向摆放祭品房间的门旁墙壁上按上血手印。据说此举是为了转移幽灵的视线。在印度东部德拉维拉地区的泰卢固人（Telugu）中，在婚礼的前两天，也要做两个标记：用油或者木炭分别标在洞房的门两侧，当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迈索尔省（Mysore）的卡多尔（Kadur），我曾经在婆罗门的房子里就看到过墙上有手掌印儿。那是被涂成红色的手印，手指向外张开着，它们在清真寺和许多伊斯兰教建筑中都能见到。[6]在很多欧亚民间传说中，“巨手”是惟一人们都能见到的与魔鬼有关的一部分。

另外，那些用手印来给房子施符咒的印度人，还把门前台阶和通向门庭两侧的过道设计成起伏不定的交错形状。类似的曲线在布须曼人的狩猎图和法国、西班牙的奥里尼雅克期的岩画中也有所发现。很有可能，这些符咒除了用于降妖除魔外，还会起到震慑野兽的作用。在古埃及的碑上法老王名字的周围都会有一种椭圆形的象形文字花框，此之谓“名符”。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地区的一些石碑上，也能看到一些“人类的脚印”，它们被装点成蜿蜒的曲线环绕在碑文的四周。或许这些被称作“幸运线”的曲线，是雕刻者为祈祷保佑即将开始的旅行平安而刻上去的吧。远古民族大多有着这样一种共同的传统，即在一项新的“事业”正式开始之前，一定要举行某种祈祷好运的仪式。这在1656年9月5日的丁沃尔长老会（Dingwall Presbytery）的会志记录中曾被提及，文中提到在罗斯郡（Ross-shire）的西教区迷信活动十分盛行，“人生未来的所有旦夕祸福，乃至生死，都可以通过一块石环占卜出来。比如要开始一次旅行，欲知前途吉凶，人们只需将头伸入石洞中，若顺利通过，则一片坦途，前程无忧；反之，则预示磨难当道，前途险恶。”据说，作者童年时曾参加过各种流传已久的祈福仪式，并亲眼见过一棵立于悬崖绝壁前的岑树——被称作“岩树”，人们都相信能够通过这棵树预知自己的未来——将一块石子投向树干上的一个空洞，如果顺利穿过，孩子们便会欢呼，“危险过去了！”但是如果石子又弹回脚下，便被当作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人们即认定该日不宜出行，随即返回归程。此外，还有一块巨大的扁平石头，被称作“跳石”，留下的人都要从这块石头上面跳过。规则是这样制定的：所有人都必须沿着前面人的路径行走，当出现一个岩石裂缝而又必须跃过的时候，人们便会把帽子首先扔过去，如果顺利，那么帽子的主人也便会同样轻松跨过，安全着陆；反之，如果帽子扔得很近，则预示难以通过，它的主人也只好放弃，选择更加安全的方式绕道而行。当天空出现彩虹，而它又与过路的雨云只有咫尺之遥时，男孩子们便会齐声大喝，让那片雨云快点离去，因为一旦下起蒙蒙细雨，就会阻断色彩斑斓的彩虹之光，使得那块岩石变得又湿又滑，愈加危险。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会这样做——将一株业已枯萎的草梗放在一块卵石上，然后用右手紧握一块小石头——就像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手握“手斧”一样，猛力一下将其折断。与此同时，人们会注意到彩虹的上半部分颜色正在渐渐退去，而紧握岩石的双手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因振动而不得不伸展开调整一下姿势，于是人们相信，降雨的危险通过这一次的撞击已经转化为指尖的水汽而化为乌有了。此外，有一口井总是备受人们的眷顾，因为它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的清冽之流，而人们对它的更多敬意则是因为它喷涌飞溅的水花，这些水花被认为在相互交织之后使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圣洁。但是在普通日子里，这些“幸运水”也没有什么非凡之处。格罗斯先生（Grose）这样说过：“有一种饮料叫作‘起步啤’（foot ale），被那些正试图开创新事业的人们奉为祈运之物。”[7]在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有着这样的传统，即在新年的第一天，很多人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象征性的“起步”仪式。另外，在英语中有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俗语——“putting ones foot in it”（说错话，做错事，搞得下不了台），看来这其中似乎也有该段有趣的典故。

第34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5)

弗雷泽教授（Frazer）曾这样说道，“故意把脚弄伤以踩出伤脚印，这是一种流行于全世界的迷信。”[8]如果在布列塔尼的石雕群中发现的脚印曲线不是用来保佑那些来参拜它们的人的话（常见于巫术仪式中），那么它们被刻于石碑之上的真正意图会是限制葬于地下的英雄们的灵魂出来游荡吗？那些古老的民族或许认为，当脚印被“幸运线”圈起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地下的鬼魂不会再来滋扰这个世界。

与布列塔尼同样的一个脚印，只是周围没有那些弯曲的间隔线的装饰——这便是在奥里尼雅克期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山洞中的发现，而这个脚印就在“喘息的鲑鱼和受伤的野牛”岩画旁边。[9]据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山洞民族或许已经在祈祷仪式中，将他们本身与喜欢猎捕的动物联系在一起。“愿好运与我的脚印同在，”他们很可能这样大声祈祷，就像高原上的男孩子们一样，当他们准备要对山上的鸟巢开始一番“探索之旅”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在路上的一个土堆上画出一些鸟蛋的形状，而且口中振振有词：“但愿我能找到这个那个……”。

此外在岩画上，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神秘的符号，那便是一行行的圆点。这些图案在澳大利亚和布须曼人的绘画中都时有出现。而且，同样的图案竟然也出现在奥里尼雅克时期的艺术作品之上或者旁边，有时他们也用这种排列方式来表示天空的星河。但是更多时候，这些神秘莫测的标志则是用来代表天上飞翔的鸟群、水里游动的鱼群、山中林立的枝条以及他们的智慧结晶和亲密伙伴——战斧，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原始的象形文字。

有些人类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画在山洞及其他地方的动物，实际是当时人类部落或者家族的图腾。以下这个观点就颇具研究价值。它同样是出自弗雷泽教授之口，“在岩画中的所有动物，似乎都是可食用性的动物，并且几乎都不是凶猛的食肉类动物。[10]因此莱纳赫先生（M. S. Reinach）早就有创建性地提出，创造这些艺术作品的真正意图很可能是想要靠巫术来‘繁殖’它们所代表动物的数量……他推断史前欧洲艺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或许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情心驱使下的巫术活动的增多。”

在弗雷泽教授的论著中，他援引了斯宾塞（Spencer）、吉伦（Gillen）两位先生的论述，[11]表明在澳大利亚土著中也通行着这样的巫术仪式，其目的便是要“增加袋鼠和鸸鹋（emus，产于澳洲的一种体型大而不会飞的鸟）的数量”。而在澳洲的阿兰塔(Arunta)部落中信奉的鸸鹋图腾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祭拜图腾的仪式十分肃穆，首先要在地面上洒扫出一小块干净的空地，然后割破自己的胳膊，让血液流淌出来，直到滴落到地面，面积达三平方码左右，将地表浸湿为止。当流淌出来的血液风干成块，形成一块又硬又厚的血痂，他们便在上面画上神圣的鸸鹋图腾标志，特别是这种鸟身上最好吃的那部分，也就是脂肪和鸟蛋。制好以后，人们便围着这幅画坐下来唱歌。崇拜袋鼠图腾的民族也有着类似的祭拜仪式。人们在一块岩石的表面刻上袋鼠的画像，并且用“象征袋鼠红皮、白骨的纵横交错的红白两色线条”来进行装饰。自此，这块岩石也便被尊为圣物，它被认为是袋鼠灵魂的栖息之所，等候母亲的到来，人们相信，当把人的血液洒于石面，它们便会获得重生。[12]

莱纳赫关于奥里尼雅克期艺术富有神学意义的理论似乎是被一份偶然的证据验证的，这份证据也是人类近期的记录（1913年）。法国考古学家安德里亚?贝古安（Andreas Begouen）伯爵在孟德斯鸠-亚梵蒂斯（Montesquieu-Aventes）地区有一处研究基地——塔斯?蒂鲍伯特（Tus Ditboubert）石窟。因在这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迹，而使得它久负盛名。洞窟内的壁画固然珍贵异常，但真正使之轰动于世的发现却是在伯爵敲碎其中的一大块钟乳石后，发现里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内洞。在这个隐藏的洞窟中，伯爵发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掌握了陶土工艺。在一堵墙的根基处，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些很小的关于动物的陶土雕塑，雕塑看起来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景象。一位法国作家这样写道，“其中的一幅雕塑，描绘的是一头雄性野牛和另一头雌性野牛。前者长26英寸，后者长30英寸。它们几乎都是完整无缺的，尽管陶土已经有些干裂。在对这个隐藏洞窟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野牛骸骨，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块驯养场或者是洞穴居民的一处厨房。”另外，在这个奇异的山洞中，旧石器时代的居民显然已经在举行神秘的仪式了。但是，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呢？伯爵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是一个老农夫给了他线索。‘这是一道符咒，’老人看了看一块残片，肯定地说道。在被问及这样讲的根据时，这位农夫继续讲道，这周边的庄户人家都保留着一项古老的传统，这里的人都相信用这种传统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捉到经常骚扰鸡窝的狐狸。这种方法就是，人们和着狐狸的血用陶土捏出一个狐狸像，然后把它藏在某些地方的石堆中。在这附近埋上一具狐狸尸体。最后再在旁边设下圈套，凭借这种方法，其他的狐狸便会在这种魔力的驱使下自投罗网，直奔诱饵而来，结果自然是纷纷‘束手就擒’。”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这项证据的重要性。从旧石器时代人类民族从法国南部兴盛起来开始，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类似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用蜂蜡和陶土拿捏出魔鬼的形象，并把它们投入火中，以此来伤害和毁灭人类憎恶的那些生命体。此外，各种巫术中存在的形象在希腊、罗马也被创造出来，并且直到今天，它们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被不断地制造着。在苏格兰高地，流传着一种叫作“黏土人”（clay body）的人像雕塑，它的制作者本意可能就是想要用巫术来折磨或杀死被塑对象。[13]人们用针或钉子来刺它，为的就是让被诅咒的对象感到疼痛。最后，这个泥人会被扔进河流中，那是人们想让它像废水一样被冲掉的愿望。鱼、海龟以及儒艮（dugong，一种海生哺乳动物）的塑像是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s）的岛民青睐有加的幸运符，每当他们出海捕鱼，都不会忘记带上这些“吉祥物”，因为它们可以引诱真正的海中动物主动上钩；对于那些喜欢猎捕儒艮的渔民来说，他们会非常精心地装饰其“诱饵”——让死儒艮惟妙惟肖地在水中游起来，以此诱使其他同类靠近，并被生擒活捉。[14]因此，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很可能也是使用在石头上画出动物图案的方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

第35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6)

布须曼人的岩画在许多地方非常贴近奥里尼雅克期的作品，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古欧洲艺术家们独有的风格特点。尽管如此，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确定，这些石器艺术被赋予了某种神学意义。但当大部分土著居民在被问及与此有关的情况时，却都选择了避口不谈，就像大多数从事迷信活动的人惯常的做法一样，将此视为“天机不可泄漏”。在苏格兰，保存着许多古老的遗迹，人们相信，如果上天将欲昭示于人，必将打破一道符咒。凡事要想取得成功，保密是绝对必要的；如此既能保存实力又能防止符咒被提前打破。土著居民误导研究学者的事情在过去屡有发生——只因那些家伙强烈的好奇心，令当地人不敢相信，而其结果往往也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沽名钓誉，不惜选择背信离义，出卖誓言。

在第四纪冰川期的马格德林文明阶段，曾经出现过一段伟大的艺术复兴时期。在这一阶段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极地与副极地动物，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展现出来，这其中蕴涵了艺术家们细腻的艺术触感和对这些动物真挚的友爱情怀，透视出当时人与自然界动物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关系，而其对动物的观察技巧也已相当熟练。这些艺术作品上的装饰设计显示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毫不夸张地说，马格德林时期的工匠们触摸过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精妙瑰丽的艺苑奇葩。比如，他们用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触角或者象牙雕刻而成的各式武器的柄手，其工艺之精湛，足以堪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正如M. Piette所说，“很明显，正是首先出于模仿的本能，才造就了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15]

同奥里尼雅克文明阶段的人类文化一样，马德格林时期的艺术作品也都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特征。“每一件武器背后都有它的魔鬼”，这是盖尔人的一个古老信条。在印度古代两大梵语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ábhárata）和《罗摩衍那》(Rámáyana)中，都有关于天上的神兵利刃的守护神现身于人间英雄面前的传说，他们告诉这些英雄，自己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礼物，他们愿意听从这些英雄的指令，帮助人类降服妖孽、铲除恶魔。我们发现在马格德林时期的匕首把柄上，雕刻着长着突出象牙的猛犸或奔跑的麋鹿，据此可以推断，它们的主人相信这些动物是力量、尊贵和敏捷的象征。而出土的马格德林时期的石器“咆哮的公牛”（bull roarer）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事实。在澳大利亚，这一器物最初被用来在祭祀仪式上召唤神灵，后来在其他地区又被用来“祈风”，即用它来呼唤风神的注意。在埃及，每当寺院中叉铃（sistrum，一种手摇乐器，古埃及祭祀司繁殖女神伊希斯(Isis) 时使用）的叮当声响起，那便是在进行类似的召神仪式。

而早在莫斯特时期或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以及奥里尼雅克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的葬礼仪式，则毫无疑问地表明当时已经存在宗教信仰。有时，在死者的山洞墓室中也会立起石碑，但随后即归为荒芜之地了；有时，他们也会造出一些洞穴，作为家族或部落的墓葬群。有些骨骸看起来在埋葬之前已被脱去皮肉，之后再将赭石和骨灰撒于其上。还有一些专门建造的石墓被用来存放死尸。

尸首通常被置放在墓室的右边，双腿蜷缩，头部枕于右臂之上，左臂伸展开来。但是，偶尔也有双臂交叉的情况。很显然，这些姿势表明他们是在睡觉，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人们一定相信这些死者还将醒来，因为他们生前使用的武器、工具以及被烹制好的食物也一并被放在墓室中。此外，死者的尸身上还被佩戴一些饰物，显然它们都是护身符。这一事实明显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死者同样需要保护，或许是要戒备魔鬼的侵袭吧。玉黍螺（periwinkle，一种长春花属植物）编织的花环被放在死者的头上，毫无疑问，这也是给活人戴的。这些习惯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在距今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带有魔幻色彩的信仰已经在人类中发展起来并相当流行。古代民族佩戴的护身符可能出于几种不同的原因——祈求好运、祛病除灾、身体康泰、祈祷力量与勇气、盼望得到他们垂青的对象等等。正因如此，在并非作为“一种象征永远美好与欢乐的事物”的情况下，玉黍螺就已经深受旧石器时代欧洲民族的青睐。只有在近代，当这种古老传统的色彩淡化以后，人们才单纯是出于饰物本身的质地和价值方面的原因，来选择这种植物作为饰品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就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仅仅在装饰物的佩戴上，他们就已经兼顾到美观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统一。考古学家分析，给遇难勇士头戴玉黍螺符的意义，正如切罗基族（Cherokee，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妇女通常用蟹钳擦拭宝宝小手的象征意义，祈愿他们身后依旧能够强壮勇猛。[16]看起来，当时的人们相信给死者的头上摆放玉黍螺将会使他们难以收到伤害，并能迅速地躲避敌人的攻击，就如同灵巧的海蜗牛的头一样。无独有偶，爱尔兰英雄库楚林（Cuchullin）就在他的头发上戴满了珍珠，其寓意不言自明——珍珠虽然脆弱，但在牡蛎壳的保护下就有如穿上了钢盔铁甲，所以穿戴上它们即代表自我保护的意味。根据这些习惯，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祖先之所以信奉巫术符咒，完全是从生活习惯中总结出来的理性经验。

第36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7)

旧石器时代的猎手们通常还习惯佩戴鹿牙串起的项链，所以，葬礼时它们也会作为护身符被挂在死者的脖子上。这些鹿牙项链象征着步伐快捷以及耐力持久。与此类似，非洲的土著经常会选择豹子的脚爪作为项链，这是因为人们希望，它们能够带给人类这些可怕动物的剽悍与智慧。此外，人们还相信，在脚踝上戴上龟腿镯之上，走起路来便会不知疲惫。在某些南美洲的部落中，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人们会随身携带上野猪的獠牙，以此来保佑自己犀利威猛、勇不可挡。

一些人类学者将巫术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并提出前者是一个阐释为何要敬奉神的过程，而后者则为一个通过吁求确保人类服从神旨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巫术是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宗教崇拜和与之相对的邪恶力量的一种完美结合。在大多数原始民族中，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获取超自然力量的方式，即正确的和错误的。遍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例，比如浮士德（Faust，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同魔鬼之间的肮脏交易，但这些向来被虔诚的人们所不齿，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恪守信念，在死后必将修成正果。

当然，笃信巫术的原始民族不可能对此做出十分精辟的论断，更不可能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生命哲学的高度。他们只是对那无所不在但又不见其形的永无止尽的自然能量做出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他们竭尽所能地试图探寻到这些能量的源头。这种能量在许多方面以不同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有时它专指力量或耐性，有时化身为智慧与机辩，有时又突显在愈合力方面，乃至非凡的繁殖能力。这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的状态也有所不同。

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人类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需求，所以，也就必须不断提高在利用这种超乎人力所及范畴的能力。因此，人类便通过捕食强悍动物来增强自身的强悍，通过食用狡诈动物来增强自己的心智，因为人类相信，生命力存在于血液中，饮食鲜血将会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人类同样也重视动物的价值，比如，除了肉和血液，它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被充分利用。人们将鹰的羽毛摘下戴在自己的头上，相信它们能够带给自己鹰一样的敏捷与犀利。人类自身的服饰、足迹、唾液、头发以及指甲，一旦被施加巫术，便被注入新的能量，它们也便与人的受伤与否或者成败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受伤的脚印，一截被施以符咒的剪掉的指甲，一摊混杂了沾上“魔鬼法力”物的口水，就能够预知一个人的旦夕祸福，事情进展的顺利与否。当然，还有其他的获取这种超能力的方法。比如，通过一些仪式或者念诵咒语就能将人引入某种途径。因此，这种信仰也便慢慢滋生——人们相信，无论是神还是动物，都可以被人类的意志力进行催眠。如果要捕捉一头麋鹿，猎手事前会演示一遍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麋鹿奔跑着，然后如他所愿般跌倒；渔夫也会扮起被捕获的鱼儿在网中扭曲挣扎的动作，或者游向诱饵上钩的样子；水手们出海时会习惯性地吹起口哨，那是希望海风的到来，而一旦停止吹哨，则是风势已经足够强烈了。此外，在某些季节里，还有着类似的祈雨仪式。

看起来，在人类早期似乎存在着两种巫术——一种能带来好运，另一种则是厄运。通过在仪式上施以法术来影响能带来好运的源头，那些古老民族将自己的幸福全部寄托于此。所以，泉眼便成为幸运的象征，所有带着愿望去参观的人，都会留下一件东西，以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满足欲望的动力；还有一些树木被当作好运的源头，而另一些树木则是厄运之源。因此，人们通常会采用扔石子的方法来表示避免遭遇厄运，比如，朝一座墓冢或曾经发生过灾难的地点扔石子，或者当提到一个不祥的名字或路遇一种不吉利的动物时吐唾沫。

第37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8)

“宗教信仰影响着我们的始终，也勾勒出我们的未来。”“它带有说辩的性质，是在人类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智力阶段，意识到这个世界实际是受到智慧控制的——那便有了神学。”凡此种种，这类假说在今天有着不小的舞台。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把它们放到现实中应用的时候，都必须受到这样那样的条件限制。即使在巴比伦和埃及那样的文明地区，最高端的宗教理念通常也是与最原始的巫术信仰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神被认为是掌握和控制着这些“力量”，但是他们自己似乎也深受其影响。在巴比伦，能够登临万神殿之顶的主神，掌握着这世界的“命运石板”（Tablets of Fate）；他引导“力量”进入特定通道，但其他年龄更老的神则通常能够创造出它们。比如，米罗达（Merodach）是众神之王，但是，他也必须同他的父亲“伟大的巫术师”依亚（Ea）配合才行。埃亚能够用火和水创造出力量。此外，在古代信仰中，我们还能找到“月亮是力量的最高源头”的说法，后来，它又被赋予诸如阴阳同体的双性神南纳（Nannar，巴比伦神话中的月神，在阿卡德语中被称为“辛”神）的神话色彩。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月亮却从未被具体化过，它永远都只是一种巫术中的坩埚，神圣却又简单。

今天，我们可以把巫术与宗教分离开来，但是远古时代的人类不可能这样，在他们的信仰中，二者没有区别。他们将祖先的各种信仰和思想全部沿袭和继承下来。宗教所包含的各项内容在原始民族群落中都能够发现，其中巫术占据着十分显著的位置，因此，巫术中的各项要素也都能从宗教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寻到线索。看起来，这种观念上的混淆在旧石器时代似乎也存在。在我们今天看来，原始人类的思想既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也缺乏整体上的同一性。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对各种并存的甚至是矛盾的信仰一律采纳和接受。他们简直堪称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即使是在接受了那些原本是用来代替陈旧观念的新思想之后，仍旧会继续坚持原有的信仰。

当人类面临危急关头时，宗教思想似乎便开始萌发了。在每个原始部落中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即人们不得不承认，巫术也帮不了他们：受到符咒保护的房屋照样在劫难逃；佩戴护身符的勇士一样在战场上倒下；即使在所有祈求食物的仪式上祷告一遍，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还是要面对饥荒的威胁。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不得不怀揣着信仰和勇气去面对灾难和未知的明天。正如马雷特先生（R. R. Marett）所说，“宗教就是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心态。正是得益于它的精神才使得人们的心理获得安慰……这种在所有现存宗教中都含有的精神通常是与一定的坦诚和谦逊并存的。”[17]

这种宗教情感成为人类对于超自然意志认识的必要条件，它给人类原本脆弱的心灵带来一种对于超凡能力的模糊概念，这种想法在人类的思维中是很自然地萌生出来，它是对人类思想与情感要求的一种回应。天上的众神，或者是众神中的主神，与人类社会的构成和秩序完全一样，但却不受自然力的控制。随着这一思想的发展，人们逐渐相信好运是来自于天神，他们是人类的朋友，而厄运则来自于魔鬼，他们是人类的敌人。因此，人类有必要去赢得天神的帮助，而确保自己不受到魔鬼的侵袭。

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并未意识到，巫术只是一种渴望超越被自然力控制的意识。归根结底，这种信仰是源自于“整个世界都要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社会现实。可能有些人在偶而使用这些方法获得成功后便迷信它们是亘古不变的天律，但是当他们在为这些巫术为何不能总是奏效而深感困惑时，却不曾醒悟，原因其实很简单，只因他们忽略了自然规律。他们对自然力的认识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基础上。他们在实践中会竭力利用这些认识，就如同他们的后人利用尼亚加拉瀑布发电一样——从一种已被认识的能源中汲取能量，就像无线电通讯设备是利用从电流中获取的振动波一样。在试图解开这些自然之谜时，他们往往是无功而返，但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障眼法”运用得十分巧妙，比如，对于那些祷天祈雨的仪式，是轻易不会使用的，除非在久旱不雨，万般无奈的情势之下，才会将其昭然示众。一般说来，老谋深算的巫术师们很少去做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他们总会获得成功，不管用何种方法，只要能满足他们影响普通民众的目的即可。可以说，原始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中。人们头脑中的许多思想是不牢固的；几乎没有人不生活在那种紧张到近乎疯狂的社会秩序中。而巫术师们正是通过不断调整这种不稳定的信仰来达到种种人力难以企及的效果。对他们来说，通过催眠的办法来控制那些受伤或生病的人与其配合并非什么难事。在今天，许多原始部落中的野人都被发现出现过类似歇斯底里的症状，当然，这完全是巫术师们的“杰作”。一个有勇气单独面对一头狮子或一挺马克西姆重机枪（Maxim gun，一种老式机枪）的野人，当他一看到在一个旨在影响权力分配的可怕而神秘的仪式上兴奋地手舞足蹈的巫术师时，便可能吓得战战兢兢。

第38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9)

因此，当我们发现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神鬼信仰的独特部落时，应该可能想到，这是一个已经拥有超自然的意识，并且该意识是有别于一般概念的巫术学说的民族。当人类随着这种兴趣的日益浓厚开始用各种行动来实现这些想法时，也就产生了宗教活动。所以说，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巫术仪式，其实质却可能只是宗教内核的一种折射。实际上，很多古代民族，在进行一些驱魔活动时，都会像对待神明一样套用宗教的形式来施展巫术。正如希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338)所说，“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好运之源的神都被冠以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头衔；而那些总是与灾难和惩罚相关联的神则要承载遭人避忌的恶名；对于前者，无论在民间庙堂还是城邦祭坛，他们都是受万众景仰俯首参拜的对象；而对于后者，无论在祈祷还是供奉的过程中，都不会有他们的位置，当然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在驱魔仪式中。”[18]在印度婆罗门的祭神仪式中，会参杂进一些法术内容，这些举动的目的是驱逐魔鬼，免得供奉给神灵的祭祀被中途截取。在埃及，祭司在供奉神的祭拜仪式中也会施展一些法术，以期对神产生影响，在巴比伦也同样如此。宗教与巫术的融合衍生出许多相互结合的活动和更为复杂的信仰体系。

旧石器时代的民族有他们的神或魔鬼，抑或二者皆有，以及有关巫术的信仰。在他们的岩画中描绘的兽头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有的手臂高举，如同埃及人敬神的姿态一样；有的像巴比伦神话中的半人半兽神和布须曼人中流传的兽头神一样跳起了“丰收之舞”。这种庆祝丰收的舞蹈也是巫术的一部分；舞者是一个信奉超自然主义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宗教上的概念。

在巴比伦，最古老的那些神与妖魔之间是不能辨别的。甚至连慈祥的埃亚也不例外，他按照魔界样式教授他的信徒们怎样建房造屋，耕种土地，制定人间法律。旧石器时代的神身上同时还兼有十分明显的半魔的特征，“破坏者”与“保护者”、“人类的敌人”与“人类的朋友”、“灾难制造者”与“祝福给予者”，这些对立的角色却恰恰都集于他们一身。

在塑造神的过程中，早期人类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最想要什么或者最畏惧什么。象征健美与运动的神身形会如同参天大树一般伟岸，他掷起巨石来比人类抛小石子投得还远；代表爱与美的女神则完全不受世俗的约束，妩媚风骚，恣意放荡，在与其媲美者的面前极尽夸张之能，尽情展示她的娇媚柔美，她的追求者就像伊师塔的仰慕者一样多如牛毛。她们通常被描绘成丰乳肥臀的女性特征，这丝毫也不为过，因为从古至今这一直都是人们心目中完美女性的象征，当然，有时她们也被描绘成那种杨柳纤腰、曲线玲珑的女性之美，毕竟这同样也是令男性心旌摇荡的佳丽形象。总之，在当时人类的心目中，神便是超人，而女神自然也就是女超人了。

当然，这些神的思想同样也要受到当时人类信仰的局限和影响。崇拜动物的民族，自然会相信他们的祖先是一种独特的动物，于是，他们一定会将其与半人半兽神联系起来。例如，巴比伦文明中的天神埃亚，身上就穿着远古时代的鱼皮，这在祭祀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在图腾祭仪上的祭司通常身披类似的象征部落祖先所崇拜动物的皮毛，因为这些动物是人类主要的食物；或者戴上一个面具，以此象征图腾与他们部落的合二为一。有关兽头神的另一种理论这样解释，他们是联系人类神与动物神的一个纽带；人类从一开始崇拜“巨兽”（Great Beast）逐步发展到崇拜“巨人”（Great Man），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尽力尝试从奥里尼雅克时期南欧和西欧的兽头神着手来解开这个千古之谜，而不是埃及或者巴比伦。

克诺索斯的象牙雕塑——“跳跃者”

复制于“雅典不列颠学院年鉴”（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编撰委员会、麦克米伦先生（Macmillan）及其公司授权。

第39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10)

因为，对于远古时代散居各地的人类来说，早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文明之前，这种进化过程就已经在这些地区开始了，它甚至比埃及人开始土耕火种的时间还要早。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明年代为未来文明的缔造者们始终在进行着铺垫和准备，这一时期的人类将祖先对于丛林的懵懂敬畏和信仰，连同那些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前和期间发明的装饰图案一起，被沿袭和发展下来。甚至这一时期的服饰风格也同早期的样式一脉相承：喇叭口式的裙子，蜂腰周遭悬挂的饰物，（这些特征与克里特文明联系在一起，）都在奥里尼雅克山洞中的岩画上有所展现。不过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即使是亚述人的女神造型也要早于其文明本身。一尊像埃及女神一样的伊师塔的象牙雕塑在库扬及克（Kuyunjik）被发现。“这尊塑像带有典型的埃及人的特征，” 金先生（L. W. King）[19]这样写道，“先看眼睛……事实上，几乎这尊塑像的每一处特征都像是埃及人，只有一处例外——她的手势。女神手抚胸部的动作顿时昭示出她的亚洲人的特征……事实上，这的确是十分典型的西亚人的特征，后来又进一步延伸到爱琴海地区。”这一姿势同时也是奥里尼雅克时代的特征；有些脂肪臀的女子象牙雕塑也有类似的手抚胸部的动作。“现在还不能确定，”金先生继续补充道，“是否裸体女神最早可以被追溯到巴比伦、安纳托利亚或者爱琴海文明。”或许裸体女神是奥里尼雅克时期散居各地的旧石器时代民族的后裔与新石器时代初期迁至欧洲的后来移民两种文化交融后的结果。在下一章，我们将引领读者一起追溯不同地区祭拜古代女神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生活在后冰川年期的旧石器时代民族，他们与地中海沿岸最早期的居民交往并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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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巴比伦和亚述的宗教信仰》，莫里斯? 贾斯特罗 著，第136页。

[2]女性胡须表明这一地区为寒带特征。另一方面，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古埃及人中“中性人”的最早证据。

[3]见《南非内陆行记》，W?J?波切尔，第二卷，第61页（1824年）；《南非土著民族》，G?W?斯托，第129页（1905年）；《加拿大西北地区部落报告》，英国协会代表（1889年），第837页；《古代狩猎者》，W?J?索勒斯，第238页（1911年）。

[4]《西部高地传说》，坎贝尔，第3卷，第225页。

[5]《诺森伯兰郡史》，哈奇森，第14卷，第4页。

[6]《南印度巫术与迷信》，第119页（1912年），《人类学学院期刊》，第19期，第56页（1890年）。

[7]《古代民俗》，布兰德，第2卷，第333页。

[8]《金树枝——摩法的艺术》，第1卷，第207页。弗雷泽教授给出众多这种信仰的例证。[9]《古代狩猎者》，W?J?索勒斯，第235页。

[10]尽管在石壁上绘有许多熊的图案，但是这一直被认为是它们被人类捕食的有利证据。除此之外，原始狩猎者还很可能捕食猛犸和长毛犀。

[11]《澳大利亚中部土著部落》，第176页。

[12]《金树枝——摩法的艺术》，第1卷，第85-88页，第3版。

[13]《苏格兰高地及群岛的巫术与第二重视界》，J?G?坎贝尔，第46-48页（1902年）。注：这些习俗至今仍被沿用。

[14]《巫术与物神崇拜》，A?C?哈登，第19页（伦敦，1906年）。

[15] LArt pendant lAge du Renne.《雷恩古代垂饰艺术》。

[16]《美国人类文化研究署1900年年度报告》，第308页（华盛顿，1900年）。

[17]《谦卑的诞生与人类学》，第212页。

[18]《演说》，伊索克拉底，第5卷，第117页。

[19]《埃及考古学期刊》，第1卷，第Ⅱ部分，第107页（19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