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4)
我也总是在问我自己：即使美国援助外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帝国主义，难道这就是不道德的吗？我发现自己时常妒忌像查理那样的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制度绝对信任，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将美国的政策强加给别国。
我怀疑，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否让全世界人都过上像美国人那样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在美国境内也有千千万万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
另外，我也并不十分清楚其他国家的人是否真心想要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
美国国内关于暴力、经济衰退、滥用毒品、离婚和犯罪的数据也说明了：尽管我们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我们也可能是最不快乐的人之一。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迫别人模仿自己？
也许这些问题克罗汀早已给了我提示，但我还是不确定，她要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
我在日记中写道：
在美国，还有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剥削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我们的美好生活——当然，获得最多好处的是处于社会经济体制金字塔最顶端的人。
我们赖以生存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都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这样不发达国家，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少之又少。
外国援助发放巨额贷款只能确保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子孙后代都变成美国的“人质”。
这些国家不得不让美国公司肆意开采他们的自然资源，也不得不忍痛把国内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设施建设计划放在一边，而是首先偿还我们的债务。
但实际上，我们的公司已经从发电站、机场和工业园等建设工程中回笼了绝大部分资金——尽管计算贷款的公式中并没有算上这些钱。
难道“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借口就意味着我们是无罪吗？也许有人会说“不知情”，也许因为有人故意误导，总之有很多借口，但能说你是无辜的吗？
当然，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实，尽管我也是“不知情者”中的一个。
全世界范围内的圣战——这个词让我感到不安，可是我思考得越多，我就越肯定它迟早会发生。
在我看来，如果有一天伊斯兰圣战真的发生了，那会是一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走在最前沿的是穆斯林而已。
我们这些发达国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却是自然资源的供应者。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时期的重商体系卷土重来，众所周知，这种体系的特点是强权掠夺，像海盗一样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抢掠。
我并没有随身携带汤因比的书，可我学过的历史知识也足以让我明白：那些被剥削、被压榨的人们，总有一天会奋起反抗。
只需回顾一下美国的独立战争，汤姆 ? 潘恩就是一个绝好的典范。
我记得历史书指出，在殖民时期，英国以向殖民地提供军事保护、帮助殖民地居民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为由，向他们征税，而殖民地居民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
潘恩在他那本出色的《常识》（Common Sense）①中，向他的同胞展现的就是我遇到的年轻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们所说的灵魂——一种意识，一种对至高权力的信念，也是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这种信仰与英国的君主专制以及杰出人物的统治论等截然不同。
穆斯林所体现出来的也一样：对至高权力的虔诚，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无权压制和剥夺其他国家的灵魂和信念。
像独立战争时招之即来的民兵②一样，穆斯林一旦遭受威胁便立即奋起为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斗争。
然而，我们却如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殖民者那样，将这种反抗行为称之为“恐怖主义”。
我想知道，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将所有用于殖民战争——如越南战争上的钱都用于消除世界贫穷和饥荒上，用于包括我国人民在内的全球所有人的基础教育和医疗上，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致力于为人类减轻痛苦，保护河流、山川、森林、空气以及人类灵魂和肉体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后代将会多么感谢我们。
我不相信，美国的开国元勋当年所展望的对生存权利、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仅仅为美国人而存在。
而现在，我们为什么还想要去建立我们的国父们当年曾苦苦反抗的帝国主义国家呢？
在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晚，我从梦中惊醒。
我坐在床上打开灯，看着洲际酒店房间里熟悉的一切：桌椅、蜡染的编织画以及挂在墙上用相框装裱起来的木偶。
刚才的梦境仍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看见基督站在我面前。
我小时候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对着基督像祷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刚才梦见的基督与儿时看到的那个基督非常相像。
不同的是，我儿时看到的基督是白皮肤、金发，有一双碧绿色的眼睛，而我现在看到的基督，却披着黑发，皮肤黝黑。
基督弯下腰，把一件东西放到他的肩膀上。
我想那应该是个十字架，可是我却看到一个汽车轮轴，上面的轮圈向四周突出，在他的头顶上形成一个金属“光环”，润滑油像鲜血一样从上面滴下来，落在他的额头上。
他站直了身体，凝视着我的眼睛，开口说：“如果我现在出现的话，你将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我。
”
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他说，“世界已经改变了。”
墙上的时钟提醒我——黎明快来了。
我知道我再也睡不着，于是我起来穿戴整齐，坐电梯到下面空荡荡的酒店大堂，慢慢走进游泳池旁边的花园里。
皓月当空，空气中弥漫着兰花的淡淡幽香。
我找到一张长凳坐下，冥思苦想，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为什么偏偏是印度尼西亚？
我尝试与安和解，我在返回美国之前去了一趟巴黎，与她一起度假。
可就连在巴黎的假期里，我们也还是不断争吵。
尽管我们的相处也非常愉快，但我们俩逐渐明白，长期压抑的愠怒和怨恨已经形成了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除此以外，我还有这么多不能向她坦白的秘密。
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只有克罗汀了，我常常想起她。
安和我乘坐的飞机在波士顿的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降落，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回到“后湾”住宅区，下车后我们分道扬镳，各自回到自己的公寓里。
士兵与妓女
饱餐了美味的牛排，喝足了啤酒之后，我们离开了餐馆，走在黑暗的街道上。菲德尔建议我以后千万不要再到这条街上。“你要来这里的话，坐个出租车径直到前门。”他指着一边，“就是那里，在围墙上面，那里是运河区。”
他继续往前开车，在一个停着许多车辆的空地上，菲德尔把车停了下来。一位老人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菲德尔下车，走上前拍拍老人的背，然后很亲切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车的挡泥板。
“好好照料她，她就是我的女人。”他递给老人一张钞票。
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走出了停车场，转到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两个小男孩儿从我们身旁跑过，他们手里握着一根棍子，指着对方，他们像是在玩射击游戏。其中一个小男孩——他的头顶只及菲德尔的大腿高——不小心撞到菲德尔的腿。这个小男孩停下来，往后退了几步。
“对不起，先生。”他喘着气，用西班牙语说。
“可是，你得告诉我，你和你的小朋友在向谁开枪呢？”
另一个男孩向我们走过来，他伸出手臂搂着撞到菲德尔的那个男孩儿。“我的弟弟，”他解释说，“对不起了。”
“没关系，”菲德尔微微地笑了起来，“他没有伤到我，我只是问你们俩向谁开枪呢。我想我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游戏。”小兄弟互相对望了一下，年纪较大的那个笑了。“他是运河区的外国佬将军，他想强奸我们的妈妈，我要收拾他，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菲德尔偷偷看了我一下，问道：“那他该回哪里去？”
“回家，美国。”
“你妈妈在这里工作吗？”
“就在那儿，”弟兄俩蛮自豪地指着街道的霓虹灯，“她是酒吧侍应。”
“继续玩吧，”菲德尔给他们每人一个硬币，“不过要小心点儿，最好不要在这么黑暗的地方玩。”
“好的，谢谢你，先生。”他们跑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菲德尔对我说，巴拿马法律禁止国内妇女当妓女。“她们可以在酒吧当侍应，可是不能出卖她们的肉体。只有外来人才干那种事。”
我们走进一个酒吧，这里播放着震耳欲聋的美国音乐。这让我很不适应。两个身材魁梧的美国士兵把守着大门，他们制服上的标志表明他们是宪兵。
菲德尔带我走到里面，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舞台。三个年轻的女孩子在那里跳舞，她们除了头顶上戴着帽子外，可谓全裸。其中一个戴着水手帽，一个带着绿色的贝雷帽，另外一个戴着牛仔帽。她们身姿曼妙，满面笑容，她们似乎在玩着某个游戏，又似乎在进行着一场选美比赛。那音乐、那舞姿、还有那舞台，简直就像回到了波士顿的迪斯科舞厅，唯一的区别是她们一丝不挂。
菲德尔领着我经过一群讲英语的年轻人身边。尽管他们身穿白T恤，可是从他们理的平头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运河区军事基地的士兵。菲德尔拍了拍一个女服务生的肩膀。她转过头来，高兴地尖叫一声，张开双臂拥抱菲德尔。那一群讲英语的年轻人看着这一幕，不以为然地互相对望。我想他们是不是把“天定命运论”也用在了这个女人身上。那个女服务生将我们带到一个角落，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出来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
我们坐了下来，菲德尔用西班牙语向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男人致以问候，他们不像其他的士兵，而是穿着印有图案的短袖衬衣和皱巴巴的长裤。刚才那个女服务生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两杯巴波亚啤酒。她转身离开的时候，菲德尔拍了拍她的臀部，她转头抛给他一个飞吻，我向四周看了看，那些年轻人不再盯着我们，我的心里顿觉轻松，他们都被那些舞女吸引过去了。
来这里的人多数是讲英语的士兵，也有一些别的人，像我们旁边坐着的那两个男人显然是巴拿马人。头发的颜色是最明显的区别标志，还有就是他们不穿T恤和牛仔裤。这些巴拿马人有的坐在桌子旁边，有的靠着墙站着，但看起来高度警觉，就像是看护着羊群的牧羊犬一样。
台上的几个女人走了下来，在桌子之间慢慢穿行。她们时而走着，坐在客人的大腿上，向服务生大喊大叫；时而跳着舞，扭动着身躯，唱着歌，然后又依次走上舞台。她们身着紧绷绷的裙子、T恤或者是牛仔裤、贴身的上衣，当然还有高跟鞋。其中一个穿着维多利亚式的长袍、戴着面纱，另外一个穿着比基尼。很显然，她们是在出卖她们的肉体，而只有漂亮的人才受到欢迎。我对她们来到巴拿马感到惊讶，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驱使她们不顾一切到这里来做这种事情。
“全部都是外国来的？”我大声地问菲德尔，企图盖过那些嘈杂的音乐。
他点点头。“除了……”他指着那些服务员，“她们是巴拿马人。”
“什么国家？”
“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
“这些都是你们的邻居啊。”
“不。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才是我们最亲近的邻居。”
刚才带我们来这里的那个女服务生走过来，坐在菲德尔的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
“克拉丽沙，”他说，“告诉我这位从北美洲来的朋友，为什么这些女孩子要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他朝着舞台那边指了指。这时又有三个女孩子登场，从别人手里接过帽子，刚才那些女孩子已经下台，开始穿上衣服。音乐切换成萨尔萨舞曲①，新舞者登场，踏着音乐的节奏，慢慢地脱下身上的衣服。
克拉丽沙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然后她站起来，拿起我们的空酒瓶子，“菲德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女孩子为了逃避专横和暴行而来到这里。我再给你们来几瓶巴波亚吧。”
她走之后，我对菲德尔说：“她们是为了钱吧。”
“没错。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自由法西斯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呢？”
我又朝舞台那边看过去。那三个女孩子哈哈地笑着，把她们的水手帽子像球一样抛来抛去。我看着菲德尔的眼睛，“你是在开玩笑吧，难道不是吗？”
“不，”他很认真地说，“我也希望我是在开玩笑。这些女孩子大多数已经失去了家人——父亲、母亲、兄弟、丈夫或者男朋友。她们不得不面对死亡，不得不接受生活的折磨。跳舞和卖淫，对她们来说，并非你想象中的那么肮脏。她们在这儿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到别处去开始新的生活，买一个小商店，或者开个咖啡馆……”
突然，附近的一阵骚乱打断了他的话。我看到一个女服务生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挥舞着拳头，那个士兵捉着她的手腕，用力地扭，她尖叫着跪了下来。那个士兵大笑，向他的同伴喊叫，他们都笑了。她挥起另外一只手想打他。他却拧得更带劲了，那个女服务生的脸因痛苦而变得扭曲。
宪兵们仍然站在酒吧门边，平静地看着这一切。菲德尔跳起来，朝着那个士兵走过去。我们旁边那一桌的一个人伸手挡住了他。“冷静，兄弟，”他说，“冷静，兄弟。安立奎能摆平。”
一个高高瘦瘦的巴拿马人从舞台旁边的角落里窜了出来。他的行动像猫一样敏捷，很快就走到那个士兵旁边。他一手绕着那个士兵的脖子，另一只手往他脸上泼了一杯水。那个女服务生趁机逃掉了。音乐声停下来了。那几个本来挨着墙坐着的巴拿马人走了出来，在那个高个子身边围成一堵半圆形的保护墙。高个子拎着那个士兵往吧台方向走去，嘴里还说着什么，我听不清楚。忽然，他提高了音量，用英语一字一顿地说：“女服务员不是你们可以碰的，还有，在没有付钱之前，你们也别想碰别的女孩子。”
那两个宪兵终于开始行动了。他们走向围成一圈的巴拿马人。
“现在就把他交给我们吧，安立奎。”他们说。
高个子保镖将手中提着的士兵扔到地上，然后用力地抓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拧过来，那士兵疼得大叫。
“现在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吧？”士兵发出了一声微弱无力的呻吟。“好，”他把士兵交给那两名宪兵，“把他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