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 年  我把心留在亚特兰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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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那年，我搬到学校外面，住在迷幻天地——止水河畔的老旧木屋，但我在一九六六年初抵缅因大学的时候住在张伯伦舍。那里是由三栋学生宿舍组成的住宿区：分别是张伯伦舍（男生宿舍）、金舍（男生宿舍）和富兰克林舍（女生宿舍）。离宿舍不远的地方有一家豪优克餐厅。餐厅其实离宿舍不远，大约只有二百米远，但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当室外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餐厅似乎变得十分遥远，因此豪优克有个别名叫做“旷野上的宫殿”。

我在大学里学到很多东西，但绝大多数不是在教室里学的。我学会怎么样一面亲吻女孩子、一面戴上保险套（这是每个男生必备的技能，但常受忽视）；学会怎么样把四百五十克的罐装啤酒咕噜咕噜一饮而尽，而不会呕吐；也学会怎么样利用课余之暇多赚点外快（大部分都是帮比我有钱的小子写期末报告赚来的）；我还学会如何避免加入共和党，尽管我的家族里有一堆共和党员；还有如何高举牌子、走上街头，嘴里唱着：“一、二、三、四，我们不会为你打这场该死的战争”，以及“喂、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了几个年轻孩子”；我也学会在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时设法避开，如果没办法避开，就要用手帕或头巾罩住口鼻，然后放慢呼吸；还学会当警棍齐发时侧躺在地上，把膝盖屈起贴近前胸，用手抱着头部。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学到的教训是，不管你把自己保护得多好，警察还是可以把你打得半死。

但是在学会这些事情之前，我先领略了“红心”扑克牌游戏的乐趣和危险。一九六六年秋季那个学期，张伯伦舍三楼的十六个房间总共住了三十二个男生，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时候，其中十九个人不是搬出去就是被退学，成为红心牌戏的受害者。那个学期，红心牌戏仿佛恶性流行性感冒般，威力横扫整个三楼，只有三个学生完全免疫。一个是我的室友奈特·霍伯斯坦，一个是三楼舍监戴维·迪尔伯恩，还有一个是斯托克林·琼斯，不久张伯伦舍众生就开始称他“哩噗—哩噗”。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哩噗—哩噗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其实是柯克的故事（当然，由于电影《星舰迷航》里柯克舰长的爆红，后来大家都叫他柯克舰长），在那些年间，柯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卡萝尔的故事。其实多半时候，我认为我真正想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虽然我总觉得不太可能说得明白。不过在谈这些事情之前，我最好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红心牌戏。

柯克舰长曾经说过，对笨蛋来说，惠斯特牌戏等于桥牌，而对真正的笨蛋来说，红心牌戏才是桥牌。我对这个说法没什么意见，尽管我觉得这么说有点没搔着痒处。重点在于红心牌戏很好玩，当你拿它来赌钱时，很快就会不可自拔——当时张伯伦舍三楼的行情是每一个积分值五分钱。玩红心牌戏的理想人数是四个人，所有扑克牌都发出去后，就开始玩牌。每一手牌共有二十六分：十三张红心牌，每张牌都算一分，但单独一张黑桃皇后（我们称之为“婊子”）就值十三分。当四个人之中有一人的积分达到一百分时，牌戏便告结束，积分最少的人是赢家。

在我们的马拉松牌戏中，其他三个输家要根据他们的积分与赢家的差距吐出钱来。例如，如果牌戏结束时，我的积分比舰长多了二十分，那么依照每一分值五分钱的算法，我就得付他一元美金。你会说，这不过是小钱而已，但那时候是一九六六年，对住在张伯伦舍三楼半工半读的穷学生而言，一块钱可不只是零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