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媒体迅速为查理冠上了“死亡天使”的名号，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查理到底杀了多少个病人。这个案子中绝大多数证据都不能直接证明查尔斯·库伦就是凶手，因此很多证据都来自库伦的自述。库伦起初承认他杀害了大约40个人，重数之后，他漏掉了几个名字，跳过了那几年和那些医院，并且也没有去猜测那些他并不笃定杀死的人是否真的死了。比如在雷海山谷医院的时候，库伦想起有四五个受害者，但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个人证实确实被杀害了。尽管库伦开始说在亨特顿医疗中心的时候，他并没有杀太多的人，但最终还是在这里发现了5名受害者。对这个案子了如指掌的专家们称，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能将近400人。查理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虽然嗤之以鼻，但也没有否认，这个数字如果准确的话，他就成了美国历史上杀人最多、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确切统计出库伦杀人的数量，困难在于证据。当萨默赛特郡警察局得到通知去调查的时候，很多医疗记录都已经遗失或者不完整。很多死者已经火化，做尸检已经变得不现实了，而将库伦自述的杀害人数从医院的死亡人数记录中分离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库伦所在的第一家医院的记录已经全部被销毁，想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圣巴拿巴医疗护理中心的烧伤科是库伦的第一份工作，他做了5年之久，但在他的正式供词中却只出现了一个人名—约翰法官。供词记录他在1988年11月6日被杀害，但是在库伦先前重新统计的杀人记录中，他杀害的第一个人是1987年圣巴拿巴的一个年轻的艾滋病患者。关于那时候唯一残存的记录也只是侦探找回的不完整的档案，还有后来在桌子抽屉中找到的几页手写的纸，记录了巴瑞和阿诺德的调查细节，关于用过的胰岛素的袋子和重症监护病房里多次过量使用的胰岛素细节。此后，库伦承认，在圣巴拿巴医院时，他曾一周三四次随机注射胰岛素杀死患者。在这所医院工作的5年里，截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库伦只有一起谋杀或谋杀未遂被记录在案。在此后超过11年的时间里，他又为其他8家医院工作过，也许可以将这组数字和受害者数量对比一下，而这些名单也是探员通过完整的电脑药物表单和数据整理出来的，他们在萨默赛特也是这么做的。

2004年4月，查尔斯·库伦在新泽西法庭自首，承认了13起谋杀和2起谋杀未遂，以及其他罪行。在录供词期间，他曾告诉艾米和萨默赛特郡的探员们其实他想要被判处死刑，但他却从未跟他的法庭指定律师—高级公设辩护律师强尼·马斯克—谈起过，随后他的几次“自杀企图”甚至都不是真的想死，其实是想活着。库伦和马斯克和新泽西的检察官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他积极配合，那么便可以考虑不判处他死刑。

监狱成年累月有规律的生活让查尔斯·库伦习惯自己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人。他有自己的牢房，读间谍小说，闲暇时间锻炼、冲澡，见见天主教执事或是牧师，跟着他们学习圣人的生活。监狱长常陪同他穿过草坪来到检察官的办公室，和丹尼或是提姆坐在一起，帮成千上万的病人从各种心律不齐、濒死边缘和血检中渡过难关，没什么比这个更适合他了。

接下来是2005年的8月，萨默赛特监狱收到一封信。事到如今，库伦已经习惯了接到一些要求采访的邮件和恐吓信，甚至还有古怪的“粉丝”来信。但是这一封却不同寻常，是一张薄薄的《长岛社区报》的剪报，其中有几段提到了一个名叫厄尼·匹克曼的人，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行很秀气的字，写着：能帮帮我吗？

库伦知道匹克曼这个人，一个跟库伦年龄相仿的男人，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弗雷明德尔做金属附属品生意，比如窗框压条和旋转门框之类的。他是凯瑟琳的哥哥。凯瑟琳是查理早已疏于联系的前女友，也是他最小孩子的妈妈，但他们这辈子老死也不会往来了。可能他和厄尼曾在几年前的一个婚礼上打过招呼，可查理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不是朋友，他们甚至都不熟，至少肯定没有熟悉到做器官交易。

医生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和经过，但可以确定的是2003年的某个时候，那时厄尼感染了链球菌病毒，可能只是因为小的抓伤，然后感染了。本来就是嗓子红肿发炎的小毛病，吃点抗生素一周就会好了，但是厄尼却没在意，结果感染扩散了。不断生长的病毒侵袭了他的免疫系统，在他的肾小管上发现了复杂的蛋白质结。正常情况下，这些结点会随着血液透析和排尿排出体外，现在他们却像头发堵住了下水管道一样堵在厄尼体内。厄尼的身体由于积满毒素而开始浮肿，手和脸都肿了起来，尿液也变成了深褐色。当他来看医生的时候，已经肾衰竭了。

查理从来没在肾病科当过护士，但是他知道肾脏一旦衰竭就不能再被治愈。透析是最普遍的疗法，患者通过一个机器将全身血液过滤一遍。厄尼每三周要在斯通尼·布鲁克做两个小时的透析，这成了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但是病情却不断恶化。他的静脉不断堵塞，于是医生在他的脖子上拉开了一个主静脉供每次透析用，就像是永不愈合的伤口，这也让他增加了新的感染风险。如果他真的想活命，透析并不是长久之计，他真正需要的是一颗全新的肾脏。

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器官移植名单上大概有6万人在等待肾脏移植。绝大多数肾脏来源于死者。（早春的捐赠率是最高的，冬天的湿滑路面还没彻底消融，一些新的机车手就上路了。）但是相对于活体捐赠，死者肾脏的寿命大约只有6年，而即使这样，要想等到一颗肾脏也大概要5至7年。对于身体不断恶化的厄尼来说，这样的等待无疑就像是被判了死刑。

最好的匹配方式是通过受捐者的亲属捐赠，但是厄尼家族中却没有能跟他匹配的捐赠者。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找一个适合的陌生捐赠者，但一个陌生捐赠者的器官完美适合受捐者机体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这对于厄尼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厄尼的妈妈，派特·匹克曼已经抵押了房子来帮助他支付医疗所需的费用，并且联系了当地的一家报纸专门为他的捐赠配型开通了一个热线，以此来期待一个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却一直都没出现。派特为了救儿子想尽了一切办法，为此她愿意尝试任何的可能性。又或许，一张邮票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她剪下报纸上的文章，放进信封里寄到了萨默赛特监狱，然后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关于奇迹这件事，你不能预料它会带来什么，或者你要承受什么。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搞大了她女儿肚子的连环杀手。

库伦在监狱里请求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这件事还是引起了轰动，尤其是一些受害者家属。一个杀害了众多患者的护士现在想要救死扶伤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很讽刺的。他是否有什么企图？理论上，查尔斯·库伦在坐牢期间是处于中立状态的，但是突然间，他不再是中立状态，而是开始登上报纸头条，操纵着法庭的审理，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用自己的器官作他最后的筹码。他是不是想趁机用同情和病躯有所企图？又或者是不是为了他的孩子，或者上帝，甚至他自己赎罪？不过现在都不得而知了，答案只有查尔斯·库伦自己清楚，但是他又不肯说。

“当人们看到查尔斯所做的一切时，他们看到了一头野兽。”凯特琳·罗尼解释道，“查尔斯性格中的另一面在萨默赛特监狱里展现出来。你会比之前更能理解他为什么杀人，而这对于受害者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仅仅是个杀人野兽，而不是什么‘死亡天使’，他远比这个称谓复杂得多。”

查尔斯·库伦坐在牢房的床上，反复读着派特的字条“你能帮帮我吗”，但是他不确定。库伦知道厄尼的病意味着什么，他可能很快就会死，而活体捐赠的肾脏可能会比死者捐赠的肾脏延长6年的寿命。他是“死亡天使”，虽然他不这么认为，但这就是这个社会对他的认识，媒体也是这么说的。他知道，只要他捐出一颗肾，就可以带来一些新闻报道，他也就摆脱了一部分“死亡天使”的恶名，同时媒体也会带来各种正面报道，这对他或是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弥补。在监狱时，库伦因为发生在他家人身上的恐吓而感到懊恼，那些跟踪他前女友的记者威胁她，让她爆料库伦的事情，否则就把她的地址公之于众，还有人在马路上威胁他11岁的女儿。

在我们的一次会面中，库伦告诉我：“我知道，我会害怕我死之后会发生的事儿，但我更害怕目睹那一切，看着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原因而苦苦挣扎。”库伦不希望他的孩子背负着“连环杀人狂的孩子”的恶名长大，他也不希望厄尼的孩子因为厄尼接受了他的肾而承受那些压力，所以他开始犹豫他是不是真的能帮忙。

查尔斯总是乐意帮助别人，特别是医疗上的帮助。他一直是个热心肠的捐赠者，比如常常献12加仑的血，注册成为骨髓捐助者，倒不是说他知道有人需要他的骨髓，而仅仅是觉得万一有人需要呢。库伦年轻力壮，至少在生理上捐出一个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陌生人之间的移植风险还是很大的，最好的结果是6项抗原指标全部匹配，这基本上就算是奇迹了。而且他告诉我，既然有人向他要求了他能给的东西，那就值得一试。

在萨默赛特那段时间，他每周都去天主教执事那里义务劳动，而且无意间问过他一个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问的—他有没有可能给别人捐肾。汤姆·斯科拉执事想坐下来想想这件事，因为他从没在教义里教导过他类似的事情。在关押探望后，他回到他的办公室，锁上门，拨通了监督员凯特琳牧师的电话。

凯特琳·罗尼手上戴着精选的生日石戒指，牧师袍领子上别着凯尔特护身符，说话时眼珠儿就像玻璃球一样熠熠发光。当年的手术和病魔让她消瘦了200磅，但现在毕竟年老发福，看起来还是很胖，她牛角号般的声音和雷厉风行的做派让她一来到萨默赛特监狱就得了个“霸气教士”的名号。我和罗尼是在杂志架后面的一个小木桌子上碰面的，杂志架上面放着布里奇沃特、新泽西、伯纳斯和诺贝尔等地的杂志。罗尼是共济会会员、爱尔兰精神领袖、德鲁伊神秘主义者。而查尔斯则喜欢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但是不包括谋杀。她说：“你知道要找到一部没有谋杀情节的悬疑小说是多难的一件事吗？”

凯特琳从2003年查尔斯来到萨默赛特监狱开始就一直做他的牧师，而且最近又开始教他“沙漠之父”圣安东尼的冥想理论，她觉得禁欲主义对于一个后半生都要在监狱里度过的人来说早晚都会派上用场的。将近3年的课程结束后，罗尼开始慢慢了解查尔斯，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理解他。事实上她并不理解他，比如查尔斯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恰恰是现在，他又想捐肾脏。“所以那天夜里我去了监狱盘问他，我需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以确保我没有被利用。”

“我问他：‘是不是有人会给你钱？还是你为了名誉想这么做？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和上帝讨价还价？你救了这个人，就能弥补你杀掉那些人犯下的罪过吗？’”

这个问题似乎伤害了他的感情，“但是那没关系。”她对我说，“如果我卷入到这件事中来，那我就需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以罗尼还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他在尝试被动自杀，他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他告诉她，他没这么想过。

所以她第三次问他：“查尔斯，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现在？10年前你会这么做吗？17年前呢？在一切杀戮开始前你会这么做吗？”

“是的。”他说，“至于为什么，因为我能给，有些人需要的东西我可以给他。至于为什么是现在，因为现在那个人需要，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

“我相信他说的。”罗尼说，她把大杯的冰茶推到一边，然后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说，“查尔斯有着很悲惨的童年，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从没责怪过任何人，也没为他所做的一切找任何理由，这个杀人狂就是可以做出这个救人决定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医疗箱里装了一大堆贴有五颜六色标签的抽血管，用来给库伦抽血化验。之后斯通尼·布鲁克医院会检测他的血液抗原和厄尼的匹配程度，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库伦的肾脏适不适合移植给厄尼。“我就是这么变成采血狂人的。”罗尼笑道。

罗尼回想起得知查尔斯的抗原与厄尼身体里6个抗原全部匹配的时候，她哭了，哭到睫毛膏都洇开了，这就像是赢了赛马比赛大奖一样激动。她用一张星巴克餐巾纸擦掉眼泪：“说实话，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上帝的旨意。”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她回忆道，“但是我告诉强尼的时候，他只是不停地摇头，他知道这一切会越来越糟。”

新泽西的公共辩护办公室就像一个四层的巧克力砖，有残疾人专区和灌木丛景观，一个穿着卡通t恤的300磅的女人在玻璃门后面抽着烟。在楼上办公区，人们在黄色的水银灯下紧张地等待着。树脂玻璃上有一个孔，你可以对着那讲话。强尼·马斯克的办公室在另一面，是这个楼里少数几个既有窗户又有门的办公室，他有着阿拉伯式的胡须和狮子般的面容，说起话来有着浑厚的男中音：“有些人想要搅黄了这次器官捐赠。”

作为新泽西史上最大杀人犯的辩护律师，在经过3年的辩护之后，马斯克已经累了。“我保证过我会尽最大努力让捐肾这件事情顺利通过。”他叹气道，“但是这感觉就像我们被耍了。”想到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老笑话，马斯克眯着眼睛摇着头，“基本上，我不认为任何人想为一个连环杀手的这件事努力。”

雷海法庭

艾伦敦，宾夕法尼亚州

2006年3月20日

艾伦敦是一个破旧的小城，曾经因为钢铁业而变得富有，市中心有一大片庄重的公共区域，堆砌着进口的石头和高耸的柱廊，以及破旧不堪的汽油桶。现在有一家正承受悲痛的人在这儿进行小规模游行。他们穿着正式，身上贴着马克思办公室的蓝色小贴纸，上面是被“死亡天使”杀害的人的名字。他们这次参观之旅的重点是一间出乎意料明亮的19世纪意大利式的法庭。审判席是一张巨大的长桌，旁边用联邦风格的灯和护栏围着，复杂得就像一张2美元上的背景图一样。

库伦的手被交叉铐在前面，脚也被锁着，给人一种此人极其危险的信号。当然，他不是，至少在这儿不是，但这或许是查尔斯·库伦第一次给人一种该有的印象，一个连环杀手应该有的样子。整个谈话内容都围绕库伦对遭受病痛折磨患者的情感进行，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在监狱里可能是尽量表现得好些，尤其是如果他为需要的人捐一颗肾，那么便可以扭转一下公众对他的看法。至少，没人希望他借助这个机会再去折磨受害人的家人，让他们痛苦不堪或者增添麻烦。

但奇怪的是他确实这么做了，库伦开始复述事情的经过，威廉姆·普拉特法官需要把这些陈述给媒体。

“鉴于这个原因，法官大人，您需要退休了。”库伦说道。

“提议无效。”普拉特法官说道。

“不，不，法官，你需要退休了，真的需要……退休了……”库伦打断他说道。

“如果你继续要求的话，我就终止你的陈述请求。”法官警告说。

“但是你需要退休了！法官大人……”库伦大声喊道。

这是间很漂亮的房间，但是也很可怕，坚硬的大理石墙面让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查尔斯·库伦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房间。当库伦几十遍地复述着他的辩词时，受害者家庭等待着，谨慎地准备着陈述词。他一直说着，没有停下的意思，这时狱警走过来在他的头上套了一个上面有网孔可以听见声音的面具，然后把他绑在椅子上，用毛巾勒紧面具，这样一来库伦的声音就只剩下低声嘶吼，就像用枕头捂住吼叫的人那样。然后受害者家属开始陈述，“你真是牲畜都不如，恶魔之子”，仅有只言片语的嘶吼从面具后传出来，紧接着狱警的手抽搐了一下，紧握着的毛巾松了下来，库伦又开始喊叫，声音越来越清晰，就像唱歌剧一般响亮。法官怒视着他，让狱警强行把他带下去，陪审团的几个女陪审员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之后他们拿来了宽胶带把他的嘴封上，交叉着贴了两次，像动画片里的场景一样，严丝合缝地贴成了一个x字形。然后受害者家属继续陈述，而库伦还在挣扎喊叫，从胶带后面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噩梦般嘶吼版的“row row row your boat”。

“如果你奶奶现在还活着，他一定希望你烂在地狱里，你这肮脏的狗娘养的……”

“法官大人，你一定得退休了……必须……”

随着一句“囚禁终身”，审判结束了。再一次，库伦被押了出去，五花大绑，嘴上还贴着胶带，出了法庭，进了电梯等着。直到电梯关闭的一瞬间，他还在重复着“退休吧！法官”。

随后，受害者家属们挤在走廊里，因为不满气得发抖。“我觉得他是故意不尊重法庭上的每个人。”茱莉亚·桑德斯生气地说道，她的一个朋友被库伦用药过量致死，“他说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要捐肾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说这样做是出于同情心，现在他的同情心在哪儿呢？！”桑德斯激动地挥舞着手指，指着刚才库伦所在的地方，“我有话要跟他说，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知道他对我们的生活做了什么吗？！”

“所有的警告和谨慎入微都是因为我杀过其他病人。”库伦叹气道，转动着眼珠儿，似乎有什么想法。我们整个的探访过程中，库伦变得越来越失落。这种失落主要是因为捐赠的推迟。库伦想要帮忙，但是他现在在监狱里，而外面有人正等着他的一颗肾。

“政府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医院里杀过人，所以这次我可能还会行凶，为什么他们不想想在医院里自杀会更容易？”尤其当他被看守着、手脚还被铐在床上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阻止他捐肾只是另一个错误而已，想到这些他就更加失落。他在萨默赛特监狱签了一份关于捐赠的文件，他的律师强尼·马斯克正忙于处理这些文件，凯特琳牧师则忙于联络受捐家庭和医院方面的事宜。然后，却什么都没发生。

库伦透过隔离玻璃盯着我的手，然后又低头盯着自己的手铐。“当我通过了匹配血液检查后，我以为一切都会发生，但是现在我不确定了。”他说。

“我是说，我并不指望能因为这个得到什么回报，在监狱能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或者为了钱或任何东西……我不明白能有什么害处呢？”库伦的眼睛看着我们之间的玻璃，似乎想要一个答案，“那些家庭更希望我干什么呢？坐在那儿看电视吗？”

“我承认我确实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我杀了人，”他语速很快，“但就因此要阻碍我做些积极的事情吗？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坐在监狱里，每年花着纳税人4万美元。我想新泽西也不想再这样白白浪费钱了。”他示意着摇摇头，“那么一个囚犯能为监狱做点什么贡献呢？”

“我知道人们说我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是我真的没打算那么做，我想做的仅仅是捐赠器官，至于之后的事儿就听天由命。作为一个护士，我送走患者，但是我不能给予生命，我也不能延续生命。我们给予爱，为了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能拥有他们或控制他们。我们为他们做很多事情，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事就觉得自己是上帝。出于某种原因我的捐献匹配很成功，受捐者之前也通过媒体求助纽约的市民们，希望能找到匹配的捐赠者，但是没人来，一个都没有！”

库伦看了我一眼，又马上移开了视线，也许是想看看我个人的反应和看法。“这真的取决于你怎样看别人，并且觉得别人能做什么。”他说。

在艾伦敦雷海郡法庭最后一审后，查尔斯被双手铐着关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面包车后备厢里，里面黑漆漆的没有光，之后面包车在新泽西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库伦开始觉得晕车恶心。他试图用罗尼牧师教他的冥想法，想象耶稣在黑暗中的圣光，但他还是觉得很恶心，于是他停止冥想开始祈祷。

他被押去特伦敦的新泽西州监狱，大约有10个狱警跟着，其中4个穿着防暴装备。他被关押的牢房里，有两名狱警在对他进行裸体的搜身检查，旁边还有监控摄像头。其中一个狱警告诉他自己曾在报纸上读到过他的案子，而另一个则告诉他只要再随便动就被视作有攻击行为。他给了库伦一套新狱服，然后带他到监狱的精神病区，接着又是脱掉衣服做裸体检查，然后给了他一件塑料袋做的宽袍。在他看来，他就像是台新电视机，被塑料泡沫裹上，然后扔进监狱里待上72个小时。塑料袍在一天后被撕掉了，也就是说从周一到周二库伦就尴尬地在摄像机的监控下全裸着身体。他尽量不去听狱警提起胰岛素谋杀的事情，专心默念《圣经》里的第25节赞美诗：“我的敌人有很多，他们恨我。请解救我，别让我受辱。”终于，他觉得他又重获了新生。这儿的监狱比在萨默赛特的小，狱警们也总是玩弄他，告诉他这儿没有图书馆，给他小两号的运动鞋穿。诸如此类的事情让他明白，不要再幻想和指望任何事情了。他和外面彻底失去了联系，为了不被其他犯人侵犯，他每天都待在牢房里差不多23个小时。等到他被允许探望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他看起来消瘦了很多，胡子也变得灰白，但是捐赠的事情和5个月前比没有任何进展，这让他感到非常受挫。

对库伦来说，推迟捐赠的事情根本说不通。如果匹配成功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他的肾脏刚好完美适合另一个急需要他的人，那为什么后面的事情就是无法实现呢？这是不是一种惩罚或者医疗玩笑？难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吗？

此外，等待他肾脏的受捐者病情不断恶化，又不得不住进医院，一个月要有几次并发症，至少他是这么听说的。库伦在我们的一次探访中说到这件事，这一次他的表述很简短，似乎心灰意冷。

他知道受害者家属把捐赠的事情看作是他个人意愿的实现，想要通过这件事逃离监狱，诸如此类的小算盘。“但事实上，我可以去做血检这件事不只是我的意愿，而是大多数人的努力—马斯克先生、罗尼牧师、阿姆斯壮法官……而且厄尼的家人也在等待中备受煎熬。”他又想了一下，然后轻轻摇头叹道，“漫长的等待。”

库伦停顿了一下，低着头，眼泪流了下来，终于他吸了口气说道：“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他们会怎么做？把这看成是为了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很难的，这不是让厄尼去选是成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库伦盯着桌子，双手交叉紧紧抱在胸前，“我还是爱别人的，我在乎他们，也许人们觉得我不应该为了我在乎的人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我突然决定捐器官给需要的人，他们就会认为我疯了。”他抬起头，继续说，“这很讽刺，人们觉得你疯了，才会为一个陌生人提供帮助。”

“我做过的错事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为什么好事也不能做了呢？”库伦问我，“我知道人们觉得我应该带着我的肾直接下地狱，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但只有上帝自己知道有些人的内心、灵魂和想法。”

强尼·马斯克一直确信捐赠事宜的程序已经被搁置了，罗尼也是这么觉得的。毕竟，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吗？

自从查尔斯第一次来到罗尼所在的监狱，人们就觉得罗尼教士就是个共犯，也许是因为她与库伦走得太近了。她很享受这种刺激带来的快感，她知道那对她来说是一种诱惑。罗尼当然知道库伦犯下的罪行，但她还是不能理解人们对这件事的评论，这些评论，一些来自她之前称为“朋友”的那些人，还有一些来自教会的牧师同僚或基督徒，他们会说：“你怎么能觉得一个杀人犯也是上帝的孩子呢？”

“起初收到的一些信中，有一封来自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警告我不要给一个杀人魔鬼做牧师。他写道：‘如果你救赎他让他上天堂的话，那就太不公平了。’”罗尼回忆道，“这就是福音教徒的想法，这太愚蠢了，但是最让我抓狂的是在收到这封信的两天后又来了一封信。”

恐吓信接踵而至，但都只是嘴上说说。当然，她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受害者家人都觉得受到了威胁，一个曾经备受信任的白衣天使谋杀了医院里手无缚鸡之力的亲人。”传讯期间，当她从监狱走出来时，人们冲她喊叫，叫她“撒旦的牧师”，还往她的脸上扔东西，扔的东西里有血，她不知道那是什么血，可能是人们抗议堕胎诊所时用的那种猪血。她试着不去细想，赶紧走回家去冲洗身上的脏东西。“是的，”罗尼笑道，“如果有天堂，而我死后到了那里，那我真应该被授予一顶王冠。”

当然，当捐赠一事公之于众之后，一切都变得更糟了。“我曾有一个朋友，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她对我说，我帮助厄尼拿到库伦捐赠的肾脏，无意是在害他，因为我帮他得到了一颗撒旦的肾脏。”

罗尼记得当她开始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她觉得如果一个正派的人，而且是个基督徒，那么就该对所有人友善。“难道他想做的那些就一点儿意义都没有？”罗尼问道，“我是说，我的父母也无比憎恨希特勒，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他也是上帝的孩子’。我觉得这才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但是这场审讯改变了我的看法，让我觉得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就在前一天，罗尼接到了厄尼母亲派特的电话。“她通知我说再也不要跟他们谈这件事了。她说在她全身心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主要是说我，还有那个该死的律师），我正在摧毁她的生活！我是说，我不是有意要邀功，但是如果不是我和强尼，他们根本也不会想到可以得到一颗该死的肾！”

她只是希望医院能尽快安排移植事宜。因为查尔斯一直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派特曾被警告要多加小心，最好尽量对捐赠的事情保密。“我不指望能得到鲜花和巧克力的褒奖，但我们一直尽最大努力不去影响厄尼的生活，我们在尽力挽救他。”

罗尼气得喘着粗气，不再说话。等她情绪平复了一点儿，她开始哭。

那天晚上，狱警拿着钥匙和手铐押走了查尔斯·库伦。

他走进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就算他们知道原因，他们也不会说，他们又给了他一件纸做的长袍，把他铐在床上，然后开始准备抽血。角落里的电视一直开着，有时候是国内新闻，有时候是奥普拉脱口秀。一天过去了，他想：“又来了！这不是为了捐赠事宜，是另有隐情。”

狱警早上又来了，他们把他带到楼下，但是不说原因。他只是被命令这么走那么走。他被告知，他现在不叫查尔斯·库伦，叫强尼·奎斯特。医生称呼他奎斯特先生，护士则叫他约翰。库伦觉得这很蹊跷，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虽然他们不说，但是他觉得他们给他吃了镇定药，这让他总是昏昏欲睡。他们还让他填写一些表格。他拿着笔，不知道自己该签哪个名字。“签你该用的那个。”医生说。查理在纸上签下“强尼·奎斯特”。其实这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他们又给了他另一个表格，让他签上“查尔斯·库伦，又称强尼·奎斯特”。当他这么签的时候，护士把脸扭过去假装没看见，这本来就该是个秘密。接着他们又给他打了一针，他感觉像是死了一样。

大约半小时以后，强尼·奎斯特的肾被放在一个红色的保鲜箱内，被护送上直升机。他们向北飞过曼哈顿和长岛，飞到特伦顿。8月18日的一个仲夏之夜，汉普顿的周末旅行客们开车经过斯通尼·布鲁克医疗中心，车很多，排着队缓慢向前走，车灯把黑黢黢的山路点亮，就像是正在施工的毕尔巴鄂港。

上午8点的时候，急诊大厅就像停尸房一样安静。一个门卫在读昨天的旧报纸，暗无灯光的礼品店里只有一些气球。手术室在四楼，同层还有烫伤科和放射科。厄尼躺在手术台上接受麻醉，被一群戴着口罩、穿着蓝色手术服的人包围着。他的左腹部被切开一道口子，其他组织被钢钳拨弄着。强尼·奎斯特的肾脏跟主刀医生的手差不多大，犹如一颗深粉色的大蚕豆，被小心翼翼地放进厄尼的骨盆里，肾动脉上的血管需要接在厄尼的主动脉上，以完成对肾脏的供血。医生用5号缝合线把它和厄尼的血管对接好。几小时后，随着手术钳离开髂外动脉，肾脏供氧后又变回嫩粉色，这一刻，也宣布了强尼·奎斯特的肾成功移植进了厄尼的身体，厄尼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在手术灯下，这个医学奇迹看起来只是蓝色消毒床单下一个简单的刀口，但其实这是身体内无数细小的血管和分支的融合，像是无尽的霜晶体，通过这些微小的血管过滤血液，把有毒的物质排出体外。

民事审判随之而来，但最终新泽西所有控告医院的诉讼都私了了。文件被密封了，再也不会有控告任何库伦工作过的医院或者医院管理层的法律诉讼了。

新泽西立法机关州议会根据查尔斯·库伦的案子通过了两项最新的法令。2004年的病人安全法律，增强医院对于所有“可预防的恶性事件”的监管，尤其是对大型医院健康中心的医疗器材和医疗药物的监管。2005年又通过了优化后的补充法令，要求医院向消费者事务局报备（包括护理委员会），以确保在职的都是有护理医疗资质的从业人员，并且记录7年内所有涉及病患问题的投诉和处分。这些措施在35周内采用。遵守法令的医院将不用承担那些可能出现在他们记录中而引起的民事纠纷，而不遵守规定的医院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这本书的调研过程中，我们联系过所有库伦工作过的医院。一些医院没有回复我们的采访邀请，或者干脆对此不做任何评论；一些医院则称，因受到被害者家属民事诉讼的要求而不能接受采访，或是因人事部门的相关政策而不能评论查尔斯·库伦曾经的就职问题；还有的直接声称他们不想再就此事做任何评论或有任何参与。萨默赛特医疗中心仍旧是新泽西州顶尖的医疗中心。新闻发言人说：“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在库伦的案子中与有关各方积极配合调查，而且这段时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提供可以提供的最好的资源给需要的患者。”

提姆·布劳恩在查尔斯·库伦的案子后退休了，他现在是一名私家侦探，专门调查医疗谋杀，他还自愿加入国家调查小组，帮助调查儿童谋杀的案子。

杜里埃的谋杀案让提姆·布劳恩很困扰，一直未能结案。2010年，因为几年前的另一桩谋杀，提姆终于追踪到了杀人凶器，但是杀害杜里埃的凶手一直没被定罪，她的案子也一直悬而未决。

丹尼·鲍德温离开萨默赛特郡，调到蒙默思郡的检察局任探员，同时他还是一名刑事犯罪案例的兼职教授。

因为“死亡天使”案的调查，当查尔斯·库伦被公诉后，丹尼和提姆受到了很多表彰和赞扬，其中包括国会级别和国家警察局级别的“优秀警察奖”。

在他们的授奖演讲中，感谢了给他们提供秘密信息的一名化名“艾米特工”的人。艾米·劳克林在查理被捕后就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她现在已经结婚了，成了一名催眠师，做回归法理疗一类的工作。她说是查理的案子给了她灵感。在库伦案中，她的参与从未被公之于众，甚至查理都不知道艾米曾做了什么。

自从查理坦白罪行后，2012年10月，艾米去新泽西旅行时第一次到新泽西监狱探望查理。艾米请求他的原谅，查理告诉她，那并不是她的错。

但艾米最终也没有告诉查理，其实她就是秘密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