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案 人砌地狱

3、血雾

接到报案的时候是早晨七点四十分，此前，我们正在和鉴证科的人一起吃早饭。

局里的房屋安排在我来看乱七八糟，这里没有楼房，只有几排平房，最后一排房是属于法医们的，那里有个雅称——鉴证科。根据领导们的看法，刑警应该和法医建立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因此我们的办公室就安排在法医们的办公室前面，法医们的宿舍也紧挨着我们的宿舍，他们屋的老穆每天闲着没事就往我们办公室跑。接案那天早上，老穆端着个饭盒走进我们屋，他把饭盒往桌上一放，说：“今天早上我没胃口，这份饭谁替我吃了？”

意外的是没人理他。

我觉得很好奇，因为大家都刚从宿舍出来，一分钟之前我们还在讨论由谁去买早点，现在有饭送上门来，大家竟然不吃。莫非是平时吃的太好都嘴刁了？

我问老穆：“啥饭？”

他把盖子一掀：“皮蛋瘦肉粥。”

热气卷着香味朝我直扑过来，看起来味道不错。“你做的？”我问。

“当然。”

我尝了尝：“还可以，没有变质。”

“当然不会。”

我回头瞥了眼同事们：“你们怎么不过来吃？味道很好。”

王队低头看文件，不说话。老侯拿了张报纸把脸挡上，那报纸微微颤动，似乎他正在使劲憋着不笑出声来。

“切，装神弄鬼。”我大口大口把粥吃完，吃完之后我才想起来问老穆：“你怎么没胃口吃饭？”

“我今早来了之后，在解剖室做的饭。做完之后，我们头儿跟我说了点事。”

“等等！”我截住他的话，“你说你这饭在哪儿做的？”

老侯的报纸抖得更厉害。

“解剖室啊。那里有电炉，可以加热。”

王队在一旁低声补充道：“那电炉……从尸体上采集了样本之后，就用那个电炉加热。”

我艰难的把最后一口粥咽下去，这口粥好腥啊，还好还好，又不是用尸块煮的粥。

我问老穆：“你煮粥之前应该是有胃口的吧，那为啥煮完之后没胃口了呢？”

老穆答道：“我煮完粥之后，正好我们头儿老丁进来，跟我说，昨晚给尸体样本加热用的容器坏了，就顺手捞了个盆儿用了，当然洗完之后刷干净了，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我说一下。”

我低头看了看老穆拿来的饭盆，不锈钢的饭盆，底部带着焦糊的黑圈，我的胃里忽然翻江倒海起来，于是我蹲到墙角边大吐特吐。

老穆摇着头说：“唉，又糟蹋了……”

王队跟老侯说：“走，出去买油条吧。”

“嗯，再来点豆腐脑。小刘你还要不要？”

“呕……”我背对他们摇了摇手。

还没等他们出去，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

王队接了电话，脸上的表情凝重起来。

他连说几声“是”，然后放下电话，对我们一招手：“出发吧，叫上鉴定科的人。”

老侯瞪圆了眼睛：“这就走，咱连饭都不吃？”

“干了这么多年警察你连一点觉悟都没有？等你吃完了线索没准就丢完了。小刘你吐够了没，去叫老丁和老穆。这次来的可是大案子，比上次的要大。”

吉普车在数寸厚的积雪上艰难跋涉了半日，才赶到红秦营。该村原名秦营，到了“文革”时期非要迎合“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潮流，就改名为红秦营。村内人口不多，但仗着湖光山色，每年来这里的游客倒不在少数。人一多了就要出事。来这里的也不全是以旅游为目的的。这里的犯罪率要远高于其他村子，多是盗窃抢劫一类。前任村长曾赌咒发誓：“那是妒忌我们村的人干的。”但依然无法改变他被撤换的结局，新村长刚上任没几天，这就迎来了他任上的第一桩案子，这案子远超前任在职期的所有案子——这回是杀人案。

死者陈开，男，21岁，本市设计学院大三学生。头一天晚上到红秦营招待所，订了一间房，但整晚未归。老板孙思觉觉得有可能出事，就联系了镇上的派出所，后来在山下的打麦场上找到了陈开的尸体。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打麦场上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所有来勘测现场的人都傻眼了——现场肯定已被破坏的不成样子。

地面上本来积有数寸厚的雪，疑犯可以留下清晰的脚印，对破案很有帮助。王队一跳下车就怒喝道：“你们这里谁负责！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一个老头子期期艾艾地凑了上来：“敝人姓黄，黄丹辰，是这里的村长，叫我老黄就好。这些人都是我们村的，大家昨晚上出来寻找这个失踪的小伙子，我们都是来保护现场的，同志你别见怪。”

老百姓们一见从车上跳下来个发怒的警察，都开始纷纷散开。

“保护现场？！”王队苦笑一声，“让他们都散了。谁最先发现的尸体，让他过来，我要问他几个问题。”

最终，现场留下了七名村民（包括村长在内）。

孙思觉，男，54岁，村里招待所的负责人，昨晚就是他发现陈开失踪的。

王天祥，男，50岁，村里唯一的警察，身材健壮，上过朝鲜战场。昨晚孙思觉发现陈开失踪后，先是找他报警，尸体也是由王天祥发现的。

李奎，男，62岁；李刊，男，61岁，这对兄弟是招待所的厨师。半夜被孙思觉叫起来一起找人。

杨建国，男，60岁，村里的大夫兼兽医（你没看错，他是村里唯一会拿体温计，也是唯一会阉割牲口的人）。发现陈开尸体后，他先对其进行了检查，确认陈开当时已死。

高田力，男，50岁，农民，家住招待所旁边，被孙思觉叫出来找人。

我和老侯给这两人做笔录，王队在一边听着，笔录做完后他把村长叫过来：“老黄同志，有个问题我想问您：这村里是不是老年人居多？”

村长答道：“不是这样的，进入冬季以后，年轻人们没农活干，就进城去打工了，过年之前才会回来。”

王队问：“您在这住了多久了？听您口音不是本地人。”

村长答道：“二十多年了吧，没算过，我以前是山东人。‘文革’那会儿，老家造反派闹得厉害，跑到这边来了。”

王队问：“村里像您这种情况的还有么？”

老村长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个？”

“不，五成。”

“一半人都是后来搬来的！？”

“嗯，有‘文革’时期躲‘动乱’跑进山里来的，有因为这里风景好特意搬过来的，也有因为孩子嫁过来自己也搬过来的。”

王队又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来到法医们身边。

“死因查明了么？”

老丁说：“一眼就能看明白。”他一指死者胸口。

陈开胸口插着一支两尺多长的木杆，木杆呈白色，略呈棱形，尾部被削成精巧的羽毛形状，古色古香。

这是一支箭。冷兵器时代的杀人暗器，也是利器。

“这不会是从博物馆偷出来的吧？”老穆说，他想把木杆从死者胸口拔出来，但这么做只是徒劳的。

“靠近箭头的部分有倒刺，你拔不出来的。”说话的是村长。

“你怎么知道拔不出来呢？”

村长苦笑道：“因为这是我的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