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中的银指环

凌晨一时五十三分，电话响了。藤慧这几天失眠，心神不定。唉，如果他在身边就好了。马上拎起听筒。那头问：“睡了？”

“没。等你回话。”

“不要等了——”

“你大声点。病了吗？声音好含糊，没神没气的。”

“唔。感冒。”

“说‘不要等’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能答你。刮风了，小心门户——”

此时门铃响了。

“等一等。”甄慧来不及穿上拖鞋，赤足跳到大门。以为是他故意给她惊喜。从防盗眼一瞧，怔住，是好朋友夜访。衣衫也是湿了。寒风透人。

“咦，乐乐是你呀？”

便向电话道：“有人来了，待会再谈。我打电话给你。”

那头显然已听到她招呼来客。急了：“听我说，不要——”

但甄慧忙按掣收线。因她见潘乐乐的情状，什么也不必问。她脸青鼻肿，眼角还一片淤黑。手脚有些血痕。雨很大，湿得黏肉的白衣把她的苦难彰显得更瞩目。

藤慧知道她被打了。

“他又打你了。”

潘乐乐的脖子上有捏过的指印，夹杂红、绿、黑三种颜色。她平静地、缓缓地进来。

“程鲁也太过分了！”甄慧让她躺好在沙发上，“只有你才忍他。”

又道：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也看不顺眼，不肯帮你了，真不争气。”

“幸好我有你。”她苦笑，“我来问你借只鸡蛋。”

潘乐乐抹头发擦药酒的当儿，那只鸡蛋也煮熟了。甄慧剥了壳，正要用一块手絹包裹，潘乐乐说：“慢着——”

把银指环用力“拔”下来，似乎指头也浮肿了。她破开了鸡蛋，将指环塞进去，再捏好。蛋白有道看不分明的裂痕。

甄慧包了鸡蛋，在她眼角的游伤部分，滚来滚去，轻轻按摩。眼睛敏感不能搽药酒，只得用这古老的方法散淤。

“烫吗？”

“不烫。”她说，“我自己来。用力点，可以快点好——我希望早日恢复原貌。太难看了，人家会笑的。”

潘乐乐强调：“我怕陌生人问我。”

“你要出门吗？”

她没答。

甄慧趁这空当，回房给男朋友打个电话。看来这个晚上也得报销。

但铃响了十多下，没人接。奇怪，刚才明明是他自由而放心地打过来，而且又下着大雨，他会到哪儿去呢？

再打一次。足足二十多下，仍是没人接。厅中的潘乐乐忽然扬声喊她。她带着疑团出去。不能丢下这不速之客。

“这回真的完了，我再也不回去。永远不会跟他一起的了！”她问，“你认为我这样做对吗？”

甄慧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俩是在同一天认识程鲁的——正确而言，是同一秒钟。

五年前，她俩还是设计系的同学。那天，来了一位客席的艺术家，他代油画课一个月。程鲁是山东潍坊人，八十年代初移居香港。他有才华，没什么名利。穿黑衣。

“我不算很‘老’，”他木然地介绍自己，“我的名字‘鲁’，是山东的意思——你们知道潍坊吗？它是一个大发达的、你们瞧不上眼的小城市，却是著名的‘风筝城’。每年四月一日，我们举行风筝节。”

他冷冷地教大家欣赏风筝：金鱼、蝴蝶、兀鹰、螃蟹、肥和瘦的沙燕……最长的蜈蚣，像天空中一串项链，最小的，是手心一只青鸟。

有人问他有没有做过风筝？做过，在小学时。做着玩的。是一只黑色的风筝。他说：“在白色中飘着，黑色最美。晴天时，乌云是它的心事。”

那时大概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文化大革命”后几年。他为此被小组长扇了几个耳光。后来写检讨交代。原来小学生也要写检讨。

大家在三个星期后交设计功课。

班上大概有三四位女生，都对高大的他“有感觉”。

侦知他住在南丫岛一间小村屋。

甄慧对潘乐乐说心事：

“不知他有没有女朋友？”

潘乐乐笑：

“六九年念小学，你算算他都三四十岁了。老婆孩子一大堆。”

“不，男生上过他家，说他家好乱——肯定没有女人收拾。而且，他爱画哭泣的裸女……”

“甄慧，你有恋父狂。”

“我准备买一套性感迷魂的蕾丝胸围内裤……”

“哼，香港女孩谁肯跟一个又穷、又老土、又黑口黑面的变态艺术家？”

——潘乐乐很阴险。口不对心。

她悄悄地跑到南丫岛去……没有一个同学，包括她的好朋友甄慧，知道她已成了程鲁的“风筝”。

风筝有硬翅的、软翅的、硬拍子的、软拍子的……分类很精细。潘乐乐，哼！肯定是立体软片那种。

直至一天，潘乐乐给她看照片。是南丫岛一些怪石：不文石、手指石、猩猩头、机器人石、苦面人石……她站在苦面人石下笑着。她说：

“程鲁掌机的，摄影技术多好！连石头也会哭——”

甄慧那时恨她先斩后奏。又恨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激越地响了，像比平日更急促。她跑到房中分机接听。

“我打电话给你没人接——”

“小心听着！”那头一字一顿地命令她，“马上送走潘乐乐——马上！”

“你搞什么鬼？”程鲁广甄慧压低嗓子，“不是答应过我和平摊牌吗？把她打成这样，我更内疚——”

“夜了，你——马上——送走潘乐乐！”程鲁也压低嗓子，“把门锁好——”

“咔！”厅中有人截断了电话。它呜……呜……长鸣。

甄慧出到厅中，冷冷地瞅着潘乐乐：

“你为什么偷听我的电话？”

她一点也不动气：

“你偷了我的男人——我偷听一个电话算得上什么呢？”

甄慧无言以对。

但她又不甘心。她说：

“当初——”

一见潘乐乐，这些年来，她也吃了不少苦头——是自己先爱上他？抑或她？很难说得清。虽然每一件事，总有先来后到。潘乐乐为了自己的快乐，捷足先登。在情场欲海中，哪有“预告”？

甄慧后悔当初给她“提示”，反促成了她胆子大。

到底意难平。

毕业之后，她俩仍是好朋友。甄慧在一间广告公司美术部上班，潘乐乐当了程鲁的助手，若他有作品个展、联展，她便忙了——她并没有一份安定的正职，因为她兼职“盯梢”。

“我怕风筝的线断。又怕你爱上另一只风筝。”

程鲁并不太珍惜送上门来的少女。

他不如意时，喝醉了，便拳打脚踢——但不如意的日子多。

“你是不是有被虐狂？”甄慧这样斥责她时，心中有一丝凉意。

不过后来她知道了，那天，潘乐乐在南丫岛他的家，他的跟前，用放风筝的玻璃线来“勒腕”，比割腕凄厉，不可能一刀痛快，而是一下一下一下的，由浅至深，如丝的血痕转瞬斑驳，像不成形的网。玻璃线勒在人的皮肤上，不够利，不过很疼。

程鲁感动了，在水龙头下帮她冲洗碎屑。那个晚上，潘乐乐在左腕一阵阵痛楚中，得享她在他身体底下，最激烈的高潮——

自此，她大概便患上被虐狂。

日子过去了。她挨揍，总在床上得到安慰。渐渐，她以为“快乐”是这样的。她迷恋他较深，摇身变成一个极其优秀的发泄对象，追寻性爱的最快感。

艺术家不缺女人。虽然穷。

当她发现他又有了另一个女人，愤怒地缠住他扭打，激发他的兽性。一个从小便挨揍的男人，到了最后，吻上她淌着血的嘴唇……

“但这一回，”潘乐乐说，“我想通了。女人总是希望男人给你加些什么，或减些什么。到她倦了，极其舒服的痛苦便是放弃——我弃权了。”

她又道：

“知道是你，我也好过一点——肥水不流别人田。”

甄慧见她拎着鸡蛋在眼角滚动着，有点不忍：“对不起。”

“别这样，”她微笑，“不打上一架，我还不知道是你呢。你看，我真笨。你们也有好些日子了吧？我真笨！”

“蛋冷了。换一只吧？”甄慧岔开话题。

“不用了。你看，我的瘀伤好了些，不黑了？”

她把鸡蛋深处那只银指环取出来。奇怪，银指环反而变黑了。

“这古方果然有效。”潘乐乐反复掂量着，“而且，蛋的心也变黑了。”

甄慧说：

“做个冷敷，化妆时盖点遮瑕膏，上粉重些，根本看不出淤伤。”

“那就安心了。”她站起来，“我会离开香港。不再伤心。真的。缘尽就是这样。”

“你带了证件吗？钱够用吗？——无论怎样，你同我保持联络。”

“你帮我最后一个忙：把这指环交给他。”

“你可以寄给他，双挂号，一定收到。”

“不，”潘乐乐坚决，“我托你‘亲手’交给他。我走以后，你代我办，好吗？有始有终。我把他交给你了。”

甄慧迟疑。潘乐乐不由她拒绝：

“你是我的好朋友。祝福你们！”

然后她回头。嘴角挂着微笑，很宽心：

“雨很大。借我一把伞上路。”

甄慧在窗前，见她撑了红色的雨伞，遮住大半身子，走下斜坡。渐行渐远。忽地一阵感动。

她再打电话给程鲁。刚刚还同他通话，但铃声长响。发生了什么事？

“铃——铃——铃——铃——铃——铃——”

由中环到南丫岛榕树湾的大船，最早那班是清晨六时三十分一最晚，是十一时三十分。她问票务处：

“夜船不是一点钟吗？近日有神功戏，都开得很晚。”

“神功戏是人家租船载戏迷的。而且昨晚神功戏取消了。而且——”

“什么？”

“临时改悬八号风球，下午四时之后已停船。你没留意吧。”

大船到了。甄慧没时间追问，便上船去。她竟没关心天气。三号风球和八号风球，分别太大了。

她觉得空气变得诡异。雨洒下，像一千根细针，一齐穿向她的身心。

船开得太慢了。半小时有多，才肯泊岸。

她飞跑……

跑呀跑——

但小村屋前远远已围着一些人。有人撑伞，有人为了看热闹，情愿被雨淋湿了身。都掩鼻。

雨中传来阵阵恶臭。是腐肉的味道。

救护人员拦着路。

仵工抬出两个金属箱子——两个！

警察封锁了现场。

他们搬出了一个铁盆，一些炭火，一些酒瓶……

好事的邻居七嘴八舌：

“他们经常吵架打架，我也不为意。”

“怎的最近流行封屋烧炭自杀呢？”

“男人是醉鬼，死得不明不白了。”

“两条尸已经发胀，还流出黑水——”

“这两三天刮风嘛，没人发现。如果好天就更臭了。”

“全身都发黑吗？”

甄慧脸色刷白双腿一软，“晚当”一响，那个发黑的银指环，那个吸尽了淤血的遗物，一直滚向黑箱车。寻找它的男主人。

——我要你“亲自”到来，送他一程。你得到的，不过是晴天的一块乌云，一只永远飞不起的风筝。

泡在黑水中的潘乐乐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