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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太平裂碑记》的历史背景

楚国

作品一出,作者就已死亡。这似乎是不易的真理。作品被呈现在大众面前,一百个读者可能会有两百种看法,作者自己能说的意义,其实很有限。这就跟生小孩一样,孩子落地那一刻,那个生命已非父母所能左右。

因此对于作品,我也没什么好说,里面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他们的观念是对是错,都再也与我无关了。在此只能就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略作一些解说,算是替《太平裂碑记》的内容(还有书页)增加一点厚度。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编剧,而且还是最常受人嘲笑和不屑的长寿剧编剧。一做十几年,除了实质上的动机,为了谋生以外,喜欢写作也是主因。不管长寿剧有多让人诟病或不齿,其实它还是有种种的现实考虑与规划,才会产生那样的作品。或夸张、或荒诞、或让人痛骂的情节,都是在讨论再三之后产生的结果,观众可以说它极度不合理、重复与老调,但是,人间不就是如此?太阳底下无新鲜事,长寿剧能为广大的观众所接受,也因为它演的就是这些日常之事,但加以挑弄其狗血及夸张的情绪,把再普通不过的爱恨、家事,安排段落起伏并呈现出来。由于它是经过安排的,所以再怎么夸张,其实都还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变的基调。你可以说它“教坏囝仔大小”,但整体上而言,它毕竟是强调是非对错的,是符合最大公约数的普世价值。

但人间之事,却根本没有合理性可言!

就以历史来说,历史上不合理的事情,不可胜数,而且都不合理到了极点,善恶的报酬也让人浩叹,多的是忠烈之士下场悲惨,而奸佞之徒一辈子荣华富贵。捏造史实者受后世景仰,勤苦变革者受万代唾骂。你我都是这历史的一分子,也都生活在这“不合理”的常态之下。就算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可以轻易地非议古人,但你怎知你所读的历史,有几分真伪?哪个人物不是被史家(或文学家)的私人好恶过誉或过贬?“满街听唱蔡中郎”,便是个警惕。

小说里魏国司徒崔浩的下场,就是魏史中一桩极不合理、又处处矛盾的公案(但比起太武帝拓跋焘的下场,崔浩的结尾又显得正常了点)。

崔浩出身于北方第一高门崔氏,诗礼传家,累代簪缨。崔浩及其父崔宏虽然身为汉人,但是在魏国却有一定的地位。起初崔浩并不受重视,被魏国的元老、世家排挤,赋闲在家。直至他接触到天师道的寇谦之。

寇谦之其实是个儒生,但身在乱世,一个算有良心的读书人就会有那么点想要教化人心的毛病,于是他针对民间信仰,将道教的教义加以修改,起初的动机只是为了让一般人不要愚蠢地遵从法术,或受不肖道士的欺骗。但是要让民间男女听他的,讲什么大道理根本没用,他只好在改革的手段上,加入鬼神之说,并拟定了完善的斋醮科仪。以仪式教化百姓,是最快的捷径。

寇谦之对道教礼法的修改,使得道教具备了更完整的可操弄性,也是崔浩目前所需要的助力。

道教是传统汉人的信仰,但除了民间对它消灾祈福的“方法”深信不疑以外,在士人阶级,道教的要义在于它的哲学思想。文化不高,就不会重视哲学观念,只会着重“功能”。崔浩利用了这一点,上书拓跋焘,谎称寇谦之是上天派来帮他平定天下的,并拍马一番,替拓跋焘找了个祖先,说他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所以有统一南北的正当性。这些话让拓跋焘很是受用,开始重视崔浩与寇谦之。

虽然崔浩得到重用的手段怪怪的,但他毕竟是个有真材实料的政治动物,对于军机更有过人的眼光与识见。在他的辅佐下,拓跋焘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统一整个北方,终结了魏晋纷纷扰扰十几国的乱象,奠定了南北朝的开端。崔浩的谋略与智能,堪称千古罕见,要列出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谋士,张良、诸葛亮之外,崔浩绝不遑多让。

这么一个智略绝顶的人,下场却悲惨到了极点,委实令人错愕万分。正史所写崔浩被灭族的原因,一看就是假的,不大可能是事实。没错,历史有“不合理性”,可是也还有个脉络和推理的可能,真伪是可以推敲的。

历史上说,太武帝拓跋焘要崔浩修国史,并要他“务从实录”,一定要讲真话!但崔浩又不是第一天当官,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来,这句“务从实录”是官方说法?唐太宗李世民表面上要官员写起居注时务必写真话,结果一堆写真话的官员都被他给抓去关了,就连日常的起居注都是写假的,国史更不可能写得太真实。

然后历史上就说,崔浩的智商突然骤降到零点一,不但写了真正的国史,还刻在平城南郊的国史碑上,昭示行人,历历记载了拓跋焘祖先的种种隐私。那里可是通衢要道,每天一大堆人来来往往,拓跋氏的出身背景全都给看光光了。拓跋焘气得跳脚,把崔浩给灭了族,在崔浩伏法之前,还故意让他游街示众,数十个卫士在他头上撒尿,极尽羞辱之能事。

这段历史荒唐和乱掰到不可思议,崔浩好端端的,怎么会故意去羞辱他的老板?何况他会得到重用,本来就是靠捏造魏国祖先出身,才拍对了马屁,他再白痴也不会傻到去“务从实录”,说他的老板本来是在大鲜卑山抢劫的。崔浩一直在教拓跋焘怎么打宋朝,要说他也想搞“反清复明”这一套,是汉人放在拓跋焘身边的间谍,那就更是梦话连篇了。

拓跋焘会突然把一个功劳这么大、却又不震主的谋臣(他没有兵权又不是贵族,完全威胁不到拓跋焘)给杀了,还杀得恨得要死,这背后的政争疑云,也非无迹可寻,但那是另一个主题,在此不多阐述,只是要说:历史上写的,完全和崔浩的政治历练与背景矛盾。

小说中写崔浩是被陆寄风摆了一道,才死得莫名其妙,当然只是小说笔法,真正的历史要推理起来,会比小说更有趣。

再说回历史与真实人间的不合理性吧!像拓跋焘这样虎视苍生、雄才大略的皇帝,就算不死得轰轰烈烈,好歹也要扯入个政争啦、夺嫡啦什么的,热热闹闹的驾崩,才合理吧?

《雍正王朝》这部极好看的连续剧里,要是演到:雍正有一天喝水呛到,然后死翘翘了,观众一定会骂翻天。这是什么鸟结局?编剧搞什么鬼!

偏偏真实的人生就是那么无法预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坐下来,背后的椅子会突然被人家抽掉,然后摔得屁股开花。像拓跋焘这样金光闪闪的皇帝,打仗打得全世界都怕他,凶残的赫连定也被他管教得乖乖的,结果,他竟然是在寝殿里被中常侍宗爱暗杀,实在死得非常的鸟。

历史上拓跋焘宠幸宗爱的程度,也算罕见,宗爱以阉臣的身分,封官晋爵,做到秦郡公,却会暗杀主子,他的动机当然是为了权势,与当时太子党起了冲突,所以先下手为强。比较奇怪的是他怎么有机会得逞?不要说宫里到处是警卫,要杀个皇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当时拓跋焘正当盛年(四十五岁),也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竟会让一个阉官给杀了,两人当时在寝殿里搞什么鬼,真的也充满想象空间。

再说到陆寄风其人。

在南北朝之世,道教分为南北,北方以寇谦之的天师道为尊,重视统治性;南方就是更为成熟及内涵深厚的上清教派,上清教派的创始人陆修静将道教的教义加以综合,并融合佛教的哲学思想,使道教臻于成熟。

陆修静是吴兴人,生年不详,由于正史上没有他的传,只在各种道家的著作中,可以拼凑出他的一生事迹。据说他是陆逊之后,幼有异相,喜读书,通辟谷之术,不需要吃饭。他婚后不久就离弃妻子,到云梦山修道。有一段故事是说:

陆修静为了寻药,曾经下山,顺便回家住了几天。那时他的女儿生了重病,家人求他医治。他说:“我本委绝妻子,托身玄极,今过家,事同逆旅,岂复有爱着之心?”便离开了,但是女儿的病却也好了。

为了求道,他曾到处云游,后来在建康时,宋文帝刘义隆听说了他的大名,请他入宫讲道,对他十分拜服,而皇太后更是对他执门徒之礼。

陆修静在宋朝的皇族间地位很高,他所推广的教义与传统道教有很大的差别。在宋明帝刘彧时,刘或曾经召集了许多当世最有学问的名流、僧道、学者,展开一场学术高峰会。或许是树大招风,大家矛头都针对着陆修静,“时玄言之士,飞辨河注;硕学沙门,抗论锋出,掎角李释,竞相诘难。”陆修静一个打十个,“标理约辞,解纷挫锐,王公嗟抃,遐迩悦服。”

此后陆修静的地位更稳固,道书追记他有很多奇闻轶事,最后他说要回庐山,“……偃然解化,肤色晖灿,目瞳朗映,但闻清香,惟不息而已。化后之日,庐山诸徒咸见先生霓旌纷然,还止旧宇,斯须不知所在。”陆修静的羽化辞世,和许多神仙传里的传说类似,都没死,都神出鬼没的离开了家人。

而陆修静对道教的贡献很大,不但整理道教经典,使其系统化,并纳佛入道,大量吸收佛教理论。陆修静将道教经典归纳为三个主题,分别是洞真、洞玄、洞神。“洞真”指的是服食导引、奇门遁甲等法术,包含内容十分庞杂,理论上认为:只要能使人体内的诸神永住本身,就能使人长生不死。“洞玄”的内容则以降伏妖魔等仙术为主,按五行方位列名诸神,然后佩符、设坛,可以召唤神仙引度修道者成仙,或是至少可以降魔制鬼。至于“洞神”则以图箓为主,以去邪治病、卜问吉凶。除了三洞之外,还有四辅,合称七部。道经的分类法往后一直沿袭陆修静的分类法,没再做改变。

现今道教理论佛道不分,也是陆修静大量采用佛教理论的结果。他将佛教的业报观、劝善观融入道教,道教原本偏重于实用(治病驱邪),但加入善恶及报应观之后,在教化上起了更大的作用,也对当时的观念产生很大的改变。在一向以世袭为主要身分定位的中国社会里,佛教的轮回果报观,令享有荣华富贵之人多了几分警惕,也令贫贱的社会底层分子有了些希望。只要此生行善,来世就能有较好的人生,这样的观念,是很容易深入人心的,也令佛道在中国由原本的互相攻击,渐渐地转为融合。

看起来陆修静与陆寄风的设定很类似,但其实两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在设定陆寄风的身世背景时,我并没有对陆修静其人做过任何研究,只是随便设定的。因为魏晋时代门第真的太重要了,所以给他找了个出名的祖先。而在最主要的人格上,我其实是以诸葛亮、陶渊明,做为他的原形。陆寄风童年的住处,就是以想象中诸葛亮的草庐为描写的范本。他曾希望天下平定之后,自己能早日回来躬耕,过着闲居的生活,这也是我一开始写陆寄风时就做的设定基调。

边写边找资料时,才发现陆修静这个人,背景及个性竟然和陆寄风这么像!就连生卒年也差不多,修习的主要经典名称也一样,好像根本就是我在影射陆修静似的。其实真的不是,完全是个巧合。

就像苹果电脑的商标,是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脑之父亚兰·图灵。在麦卡锡时代,图灵因同性恋身分而受迫害,遂服用沾过氰化物的苹果自杀。他的遭遇与苹果电脑公司起初的反主流文化精神十分吻合,很多人也以为苹果那个咬一口的商标,就是象征图灵。但贾伯斯否认了,当初以苹果登记为公司名称,只是恰巧;而商标是咬了一口的苹果,也只是贾伯斯认为这样比较好看特别。

这世上就是有这么多巧合的事。写着时发现陆修静其人和陆寄风有那么多相似点,本来也想就顺着这个设定写下去,写一些陆寄风在南朝的遭遇,但是剧情上又完全没必要,本来很多想好的情节,硬要放进去反而显得累赘,结尾还是干净利落一些,比较有余味。就让陆修静归陆修静,陆寄风归陆寄风。

在魏晋之世,有些观念是不能以现代人的想法去理解的,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就是门第观念。现在的人看当时的门第观念,会觉得太荒唐,但那就犯了以现代人的想法去臆测古人的毛病,对当时之人的所做所为就会不够理解。故事中,司马贞的门第观念其实是最普通、最符合当时的道德观,陆寄风的观念反而是不合理的。门第的高下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官位再高,出身寒素,就绝不会受到敬重,饱受冷眼及嘲弄。而和家世地位低的人来往,更是非常羞耻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心理的影响,去谈魏晋,就搔不到痒处。门第观念有多牢不可破,时代太远我们体会不到,如果以较近的时代,明朝或清朝来比较,或许就能有点理解。

明朝亡了,满清成为统治阶级,反清复明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民族荣誉心,要说“清朝政府比明朝清廉英明,为何要反清?”就不够理解当时汉人失去主导权时的失落。清朝再清廉能干,对汉人来说还是文化档次不高的民族,汉人怎么能够接受他们做统治者?换作今天,突然间让我们一向认为是“外劳”的印尼人来做统治阶层,只有他们可以当官,你在他面前要自称奴才,你愿意吗?(这无关种族歧视,只是做个比方)反清复明是有这样的心理背景,不能以现代人的想法笑他们固执。

而清朝亡了,民国要人剪辫子、放小脚,大家又不愿意了,剪辫子被视为再也没有君父法统,放小脚象征着父权时代的崩毁,这都是天崩地裂的改变,在心理上绝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的。

陆寄风既是主角,又是好人,他的观念也只好往“现代人能理解”的角度倾斜,让他没什么门第观念,但这是很理想化也太前卫了。在当时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他的心结就在于:不愿意向出身卑微的上司行礼。对当时的人来说,出身卑微表示着文化层次上的差异,类似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暴发户、田侨仔,要用现代观念来说,重视门第的人也不过是“靠爸族”啊,有什么好看不起别人的?但是,若再深入体会,那个时代的礼教崩坏,人心无所依据,朝代更迭得如此之快,维系社会稳定最需要的“尊卑”受到空前崩坏,不重视门第,也就等于向叛乱靠拢,这背后代表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连尊长都不加以敬重。

重视门第,相对上的表示这个人有点羞耻心、不愿意逾矩。当然太过强调就显出另一种狗眼看人低的气质。陶渊明以辞官的方式表现他的门第观、道德观,而不是像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世家子弟,他们是以折辱别人的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高贵,这当然有天高地远的差别。陶渊明也才会被视为高风亮节。

刚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还未满三十岁,很多观念还不够成熟,才会有这些一厢情愿的设定。后来有再出版的机会,我曾想过要不要修改这些设定?后来还是决定让它照原来的样子问世,只改变了一些小设定。如果现在重写这部小说,很多内容我不会那样写,好与不好是一回事,不同年龄的人看待人生,本来就会有极大的差别。

其实陆寄风有绝世武功,又有不少的机遇,他会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让自己吃苦受难,至少他还有所依恃,他随时能超脱凡俗,当他的任务完成,就可以放下一切。这样的人在人品上是没有问题的,但还不到伟大的地步。

我自己最尊敬的角色,是真实人物寇谦之。

寇谦之靠着崔浩得到权势,在魏国享尽特权。但是,身为道教的领导人,在拓跋焘决定废佛、兴起屠杀时,却是寇谦之一力阻挡。被视为崔浩同党的他,向崔浩极力谏诤,不惜和他撕破脸。

为了与自身荣华富贵相冲突的人请命,有多少人做得到?何况那些人不会感激你,而你救的通通是你的政敌,当他们得以活命之后,很可能会反过来要你的命。

但是寇谦之做到了,虽然在史书上只有寥寥几笔,这几笔却让人感到:这世上还是有具备道德良心的官僚,史书上的人性,并不是那么丑恶。

而现实生活,我也如此相信着。我相信人有一种向善的动力,就算人始终并未摆脱兽性,但人毕竟和禽兽不同,大体上来说,人类是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好的。唯有相信善的力量,人类才能一直往这个方向进步和努力。纵使这段过程里,不时会有种种考验,让人性又短暂地回到兽性,但良知通常在最后还是会占上风。当我们做了违反良知的事情,之后通常会后悔、会不安、有亏欠感,而动物残杀幼小的动物时,却并不会有一丝犹豫,更不用说良知上的负担。

人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及价值,这也是为何明明我很爱动物,但写作时我还是要强调人性。动物就算练成了至高的法力与人形,若无法摆脱兽性,就不能算是得道,依然要被称为邪魔。提婆达多与佛陀的故事,就是弱水道长与司空无的影射。做为一个人,若因为七情六欲,放纵自己堕入魔道,那是不可取的,再怎么因为愤世嫉俗而将自己的心魔合理化,都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也就是整部《太平裂碑记》里,我希望能给读者的一点小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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