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1
随着第二个孩子在詹妮的体内孕育生长着，她那古怪的、深更半夜里想吃东西的状况又回来了。有一天夜里，她所渴望的食物先是根汁汽水（从某些植物的根部和草本植物中提取汁或精制成充二氧化碳气体的软饮料），接着又是葡萄柚。“我们有士力架巧克力条吗？”午夜之前她又问了一遍。看样子我又得第三次跑到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里去了。我冲马利吹了声口哨，将他套上皮带，然后便向街道的拐角进发了。在停车场里，我们见到了一位梳着金发、擦着淡紫色口红、穿着我所见过的最高的高跟鞋的年轻女人。“哦，他可真是太可爱了！”她过于热情地赞美道，“嗨，小狗，你叫什么名字啊，漂亮的家伙？”马利当然会无比开心地想与这位美人建立起友谊关系，而我则紧紧地把他拉到我的身边，这样他才不会把口水淌到她那紫色的超短裙以及白色的高跟鞋上。“你是不是想亲我呀，小狗狗？”她说道，然后用她的嘴唇发出了“嘣嘣”的接吻声。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对于这样一位迷人的女士在这样一个时间里独自一人出现在美国南部高速公路旁的停车场里感到颇为吃惊。她似乎并没有开车。她也并不像是要进商店或是刚从商店里面出来。她就站在那儿，仿佛一位停车场大使，当陌生者和他们的狗到来的时候便愉快地对他们表示欢迎。为什么她会表现得这么友好呢？美丽的女人从来都不会态度友好的，至少不会对半夜时分停车场里的陌生男人友好。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位老人摇下了他的车窗。“你是希瑟吗？”他问道。她对我展现了一个充满困惑的笑容。“我必须要走了，”她说道，跳进了车里，“再见，小狗。”
“不要陷入爱河之中了，马利，”当他们驶远之后，我对马利说道，“你可负担不起她的开销。”
一个星期之后，在一个星期天早上的十点钟，我与马利步行到同一个商店里去为詹妮买吃的，这一次，我们又遇到了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只有十几岁大，看上去两个人都有些紧张。与我们一周前所遇到的第一个女人不同，她们的外表并不太具有吸引力，似乎也没有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哈罗德？”她们中的一个向我问道。“不是。”我回答说，可是此时我心中的想法的却是：“你们真的认为某个男人会为了不知姓名的性行为而露面并且还带着他的拉布拉多猎犬一起来吗？”这两个女孩子是不是认为我是个异常古怪的人？当我从商店前面的盒子里拿出一张报纸的时候，一辆车开来了——哈罗德，我猜想——于是那两个女孩子便上了那辆车驶走了。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亲眼目睹了美国南部高速公路周围日益猖獗的卖淫交易的人。我的姐姐有一次来我家里作客，尽管她打扮得像一位保守的修女，可是当她中午出外散步的时候，却两次被开着一辆车四处转悠、自称为约翰的家伙提出了私下的性交易的邀请。另一位来我们家的客人也称当他驾车驶过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将自己的胸部暴露给他看，倒不是他有这方面的想法。
市长对于居民们的抱怨作出了回应，他许诺说要公开拘捕拉客者，而警察们也开始精心设置一些圈套，在街角安置秘密的女警官，等待着那些自称为客人的人们上钩。作为“诱饵”的警察是我所见过的最缺乏吸引力的妓女了——想想J?埃德加?胡佛在一辆拖车里——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那些男人们去寻求性服务。就在我们房子前面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人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胸部——和一个电视新闻工作组在一起。
如果这仅仅只是妓女和她们的客人之间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拥有自己单独的宁静，可是犯罪行为并不止于这些。我们这一地区似乎每一天都处在不安全之中。有一次我们沿着码头散步的时候，詹妮因怀孕所带来的恶心而感到身体虚弱，于是她决定一个人先回家去，而我则带着帕特里克和马利继续散步。当她沿着一条边道走着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一辆车正缓缓地跟随着自己。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定是某个邻居准备停下车来跟自己打声招呼，或者是某个需要问路的司机。当她转过身来朝车里看去的时候，只见司机正一丝不挂地坐在那儿手淫。当他得到了预期中的回应——詹妮惊恐的大叫之后，他便飞快地驾驶着车子朝着街道相反的方向逃去了，以便隐藏好他的车牌照。
当帕特里克将近一岁大的时候，谋杀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街区。与以前遇害的内德密尔夫人一样，这一次的受害者也是一位独居的年长的妇人。当你从美国南部高速公路转到邱吉尔路时，所经过的第一栋房子便是她的住宅，就在通宵经营的露天自助洗衣店后面。我只是在从她的房子前经过的时候同她有过挥手之缘。与内德密尔夫人谋杀案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罪行并不是内贼做案，要不然我们还有进行自我防备的可能。受害者是随意被选中的，而袭击者是一位在周六下午趁她在院子里面晒衣服的时侯偷偷溜进她房子里的陌生人。当她回到房子里的时候，他用电话器软线将她捆绑了起来，并且当他在房子里四处搜索劫掠钱财的时侯，将她压在了床垫下面。当窃贼带着他抢劫到的财物逃之夭夭之后，我的这位虚弱的邻居因床垫的重压而窒息了。警察很快逮捕了一个曾经被看到在投币洗衣店附近逗留的流浪者；当他们搜空他的口袋时，却发现他的全部捕获物只有十六美元以及一些零钱。而一位妇人却为了这区区的十六美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周围发生的这起罪案，让我们对家中有马利的存在而感到十分庆幸。所以，如果他是一位被公开承认的和平主义者，其最具侵略性的攻击策略便是淌口水的攻势的话，那么我们还会有安全感可言吗？如果他对于任何陌生者的到来所做出的立即反应，便是抢夺一个网球从而希望某个新来的人能够同他一起玩耍，那么谁还会在意他呢？入侵者们不需要知道这一点。当有陌生人来到我们门前时，我们不会再在应门之前将马利锁住了。我们不再忙着让他们相信马利是没有危害性的了。相反，现在我们会散布一些含糊不明的恶兆警告，比如“最近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了”，以及“我不知道这扇屏风还能经受得住他多少次猛冲”。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孩子，而另外一个孩子也要到来了。我们对于个人的安全问题不会再过于乐观和毫无忧虑了。詹妮和我经常会推测，如果有人试图伤害孩子或我们的话，马利会如何反应呢？我倾向于认为，他只会是有些狂暴、狂吠以及气喘。而詹妮对马利抱有更大的信心。她相信，他对我们的特别忠诚，尤其是对他那位新的奶粉供给者——帕特里克的赤胆忠心，一定会在一场危机的千钧一发之际转变为一种从他的身体深处萌发出来的凶猛的原始的保护力量。“不可能，”我说道，“他只会将他的鼻子撞进这个坏家伙的胯部，仅此而已。”我们同意，无论是哪种方式，他都会将对方吓得屁滚尿流的。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利。他的存在与否让我们对我们家的感觉存在着易受攻击或者安全无忧的区别。在我们继续就他作为一名保护者的效能进行争论的时侯，我们在床上轻易地就睡着了，因为知道他就在我们的身旁。然后，在一天夜里，他一次性地并且永远地平息了我和詹妮之间的这场争议。
那是十月份，天气还没有转冷。夜里很闷热，我们开着空调，窗户紧闭着。看完了十一点的新闻之后，我把马利放出门去外面小便，检查了一下婴儿床里的帕特里克，关上灯，然后爬上了床，躺在了已经睡着了的詹妮身边。马利，如同他经常做的那样，倒在了我身旁的地板上，发出了一声有些夸张的叹息。我渐入梦境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利的刺耳的嗓音。我立即惊醒过来，马利也是。他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站在床旁边，耳朵耸立着。那声音又来了，从封闭的窗户穿透进来，分贝盖过了空调的嗡嗡声。一声尖叫。一个女人的尖叫，声音很大，绝对没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大街上扮小丑胡闹，这是常有的情形。可是，刚刚听到的声音并不是一种快乐的、会把我逗笑的尖叫声。这声音里充满绝望，真正的恐惧。于是我渐渐明白有人正陷入到可怕的麻烦之中。
“快来，男孩！”我低声说道，滑下了床。
“别出去！”黑暗中，我的身旁传来了詹妮的声音。我没有意识到她已经醒来了而且听到了尖叫声。
“打电话叫警察，”我告诉她说，“我会小心的。”
我抓着马利的贴颈铁链将他带出了门，来到了前门廊上，因为走得匆忙，我身上只穿了一条男式平腿短裤。正在这时，我瞥见街上有一个人影正朝着码头方向飞快地跑去。从相反的方向再一次传来了尖叫声。在室外，由于没有了墙壁和玻璃的阻隔，这个女人的声音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充斥整个空气之中，让人毛骨悚然，这种声音我只在恐怖片里面才听到过。其他房子的门廊上的灯也亮了起来。两个合租我对面街上的房子的年轻人也冲了出来，身上只穿了毛边短裤，他们朝着尖叫声传来的方向跑了过去。我看到他们跑上了一个距离几栋房子不太远的草坪上，几秒钟之后，他们又朝着我的方向飞奔回来。
“快去救那个女孩，”他们中的一个叫喊道，“她被刺伤了。”
“我们要去追那个家伙，”另一个大叫着说道，然后他们便赤着脚在街上朝那个身影逃走的方向飞奔而去了。我的邻居巴里是一位勇敢的单身女性，她刚刚买了内德密尔夫人房子隔壁的一处平房住了进去，此时她跳进了自己的汽车里，加入到了追逐凶手的队伍之中。
我放开了马利的项圈，朝着尖叫声跑了过去。跑过了三栋房子之后，我发现我十七岁大的邻居正独自站在车道上，俯着身子，猛烈地喘着气，大声地抽泣着。她紧紧捂着自己的肋骨，我可以看到鲜血正从她的手指头间渗了出来，染红了她的衬衣。她是一个瘦弱的、漂亮的女孩，金黄色的长发垂在她的肩头。她与离异的母亲住在一起，她的母亲是一位十分和善的女人，在一家医院里做夜班护士。我与她的母亲曾经聊过几次天，可是我同她的女儿只是挥过手打过招呼而已。我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说过不许叫，否则他就会刺伤我的，”她说道，不停地抽泣着，呼吸十分急促，“但是我还是叫了。我叫了，所以他就用刀刺了我。”她似乎以为我不相信她的话，于是将衬衣掀起，让我看那刺破了她的胸腔、已经泛起了褶皱的伤口。“我正坐在我的车里听着收音机。他不知从哪儿就冒了出来。”我将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试图让她平静下来，结果她膝盖一弯，倒在了我的怀里，她的双腿像小山羊一般在她身下折叠了起来。我将她搀扶到人行道上，然后坐了下来，紧紧地环抱着她。现在，她的话变得柔和、平静了许多，她努力地睁着双眼。“他告诉我说不许叫，”她继续说道，“他用手捂住我的嘴巴，告诉我不许叫。”
“你做得对，”我安慰她说，“你的叫喊把他给吓跑了。”
在我看来，她似乎快要休克了，而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快来吧，救护车。你在哪里呢？”我只会用一种方式来安慰她，那便是安慰我自己的小宝宝的方式——抚摸着她的头发，用我的手掌轻拍着她的脸颊，替她擦干脸上的泪水。当她变得越来越虚弱的时候，我不停地告诉她说一定要坚持住，救援人员就快来了。“你一定会没事的。”我说道，可是我自己对此都并不十分地确定。她的皮肤呈现出了灰白色。我们就这样孤零零地坐在人行道上，似乎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实际上，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显示说，只过了短短的三分钟而已。我想起了马利，于是赶紧抬起头来四处张望，发现他就站在距离我们十步远的地方，以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果断的、蹲伏的姿势面朝着大街。这是一种斗士的姿势。他颈部的肌肉凸了出来，下颚绷得紧紧的，肩胛之间的毛发都竖了起来。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大街，保持着一种随时都会猛扑向前的姿势。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詹妮是对的。如果身上携有武器的攻击者返回来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先过我这只威猛的狗这一关。在那一刻我知道——毫无疑问、绝对地知道——在歹徒袭击我们之前，马利便会奋力地跟他展开搏杀，直到将对方置于死地为止。总之，当我支撑着这位年轻女孩子的时候，我内心的情感波涛正剧烈地翻涌着，同时，我也很担心这个女孩会不会就在我的怀中死去了。看着马利如此认真地保护着我们，看着他如此威严的神态和姿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人类最好的朋友是谁？还用说，绝对是马利了。
“我会保护你的，”我告诉女孩说。可是，我想说的是，我本应该说的是——“我们”会保护你的——马利和我。“警察就快来了，”我说道，“请你务必坚持一会儿，就一会儿。”
在她闭上双眼之前，她低声地说道：“我的名字叫利萨。”
“我叫约翰。”我说道。这似乎有点儿可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相互介绍，仿佛我们是在一次邻里间的聚餐上。我差一点就因这种荒谬而笑出声来。但是我并没有真的笑起来，而是捋了捋她耳朵后面的头发，然后说道：“你现在已经安全了，利萨。”
犹如一位从天而降的天使长，一位警官冲到了人行道上。我对马利低声嘱咐道：“一切都ok了，男孩。她已经没事了。”似乎我这一句低语打破了某种入定状态，我那位愚笨的、和善的伙伴又回来了，他转着圈小跑着，喘着气，努力地嗅着我们。原有的心智魂魄又返回到了他的躯体之中。接着，更多的警官涌到了我们身边。不久，一个救护队也带着一个担架和许多消毒纱布赶到了。我把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告诉给了警察，然后走回家，而马利则在我前面大步慢跑着。
詹妮在门口迎接我们，然后，我们俩一起站在窗前，观看着在我们的街道上上演的这一幕惊悚剧。我们的街区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出侦破电视剧里的布景。红色的闪光灯在窗户上闪现着。一架警方直升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着，将聚光灯打在院子里和小径上。警察设置了路障，在街区展开了搜索。可是他们的努力只是一场徒劳，既没有逮捕到一个嫌疑犯，也没有探查到任何作案动机。我那三位追逐犯罪分子的邻居们后来告诉我说，他们甚至都没有瞥见到那个家伙究竟长什么模样。最后，詹妮和我回到了床上，但是我们无法入睡，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许久。
“你应该为马利感到骄傲，”我告诉她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不知为什么，他能够知道状况的严重性。他就是知道。他感受到了危险，他似乎变成了一只完全不同的狗。”
“我告诉过你，”她说道。的确如此。
当直升机在我们上空发出沉闷的巨大的声响时，詹妮把身体滚到了床上她的那一边，在睡着之前，她说道：“只是这一街区又一个无聊的、乏味的夜晚。”我伸出手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正躺在我身边的马利。
“你今晚做得很好，大家伙，”我低声说道，搔着他的耳朵，“奖励你一大袋狗食。”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渐渐进入了梦乡。
南佛罗里达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自个家门前的车里面被刺伤这一罪行的麻木，可以从第二天早上报纸对该案进行了仅仅六句话的简短报道窥见一斑。《太阳守卫报》对该案的报道仅仅出现在了3B版面的简短栏目上，标题为《男人袭击女孩》。
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我或者马利或者那两个住在对面街上赤裸着半身去追捕攻击者的男人，也没有提到驾车追逐犯罪分子的巴里，或者那些点亮了门廊上的灯并且拨打了911报警电话的街区上的上上下下的邻居们。在南佛罗里达这一充满暴力罪案的丑陋的世界里，我们街区所发生的这幕惊悚剧只是小菜一碟。没有死亡，没有人质，也没有大人物。
匕首刺破了利萨的肺部，她在医院里躺了五天时间，在家里经过了几周的复原期。她的母亲将她的康复通知了左邻右舍，可是这个女孩仍然闭不出户。我担心这场袭击给她留下了心理上的伤痕。如果离开她家的安全防护之后，她还能够再次感受到身心的自在吗？虽然我与她仅仅相处了三分钟，但是我感觉自己仿佛是照料她的一位兄长。我想尊重她的隐私，可是我也想去看看她，想亲眼看到她一切无恙。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车道上洗车，而马利则锁在我的旁边。突然，我听到有脚步声慢慢靠近，我抬眼望去，发现她正站在那儿。她比我记忆中的更漂亮。棕褐色皮肤，强壮，精神焕发——看上去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微笑着，然后问道：“还记得我吗？”
“让我想一想，”我说道，装出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你看上去有些面熟啊。你是不是在汤姆?佩蒂音乐会上挡在我前面不愿意坐下来的那个人？”
她笑了起来。于是我问道：“你现在怎么样，利萨？”
“我很好，”她回答说，“起码恢复了正常。”
“你看上去很不错，”我告诉她说，“比起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要好多了。”
“是的，好多了，”她说道，然后低头看着脚，“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
“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我重复道。
然后她跟我谈起了医院、医生、会见她的那位侦探、无数的水果篮以及治疗期间待在家里的百无聊赖。不过她避开了那次袭击，我也一样。有些事情最好还是将它忘掉。
那天下午，利萨待了很长时间，当我做着家务杂事的时候，她便跟着我在院子里四处转悠，同马利一起玩耍，简短地谈谈话。我感觉她有些话想说，可又不知如何开口。她只有十七岁；我并不期待她能够找到合适的字眼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俩的生命曾经在没有任何计划或者警告的情况之下碰撞在了一起，两个彼此陌生的人因一件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而结合在了一起。没有时间去施行邻里之间的惯常的礼节；没有时间去建立起边界。只有在一场危机中所形成的亲密的结合，一位穿着平腿短裤的父亲与一个上衣被鲜血浸透了的十多岁的女孩，借助相互的倚靠来寻求着希望。我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也存在着一丝的尴尬与难堪，因为在那一时刻我们完全放下了防备，彼此心领神会。言语已经没有必要了。我知道她非常感谢我前去帮助了她；我知道她十分感谢我曾经努力地去安慰她，尽管我的安慰十分笨拙，或许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她知道我深切地关心着她的情况。在那天晚上的人行道上，我们分享了某种情感——那短暂的、飞逝而过的时刻，却已经清晰地界定了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其他部分——我们两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我很高兴你顺道来我这儿看看。”我说道。
“我也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利萨回答说。
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她已经健壮了。她已经坚强了。她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几年之后，当我听说她成为了一名电视主播的时候，我发现，我当初的感觉相当准确。
尽管睡得迷迷糊糊，但是我渐渐感觉到有人正在呼喊着我的名字。“约翰，约翰，快起来。”是詹妮的声音，她正在摇晃着我的身体，“约翰，我想孩子可能就要出生了。”
我用一个胳膊肘支撑起了身体，揉着眼睛。詹妮躺在床上她的那一侧，膝盖弯曲着抵到了胸部。“孩子怎么了？”
“我腹部痛得厉害，”她说道，“我躺在这儿数着阵痛的频率。我们需要给谢尔曼医生打电话。”
现在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狂热地期待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我们已经从超声波上得知，这一胎又是一个男孩。不过，这个孩子到来的时机却非常的糟糕。詹妮怀孕不过才二十一周的时间，距离四十周的足月分娩差不多还剩一半的时间。在她那些孕妇书籍当中，印有一些非常清楚地显示着每一周胎儿成长情况的图片。就在几天之前，我们还坐在那儿看着这些书籍，仔细地研究着二十一周时胎儿的图片，对于我们的小宝宝的生长情况感到十分惊异。一个二十一周大的胎儿，仅仅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大，体重还不到一磅，它的眼睛紧闭着，手指头就像是脆弱的、小小的嫩树枝，肺部也还没有发育完全，无法从空气里吸取氧气。在二十一周的时候，一个婴儿刚刚才能够存活。在子宫外生存的可能性还很小，没有严重的、长期的健康问题的生存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便是为什么自然界要让一个婴儿在子宫里待上九个月之久的原因了。
“或许并没有什么的。”我说道。可是，当我快速地拨完电话号码并且听到话筒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自己那“怦怦“作响的心跳声。两分钟之后，谢尔曼医生拿起了话筒，他的声音表明他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这或许只是胃肠气涨，”他说道，“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他告诉我立即将詹妮带到医院里去。于是我便在房子里面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将一些物品扔进了为她准备的旅行袋里，拿上了奶瓶和尿布袋。詹妮给她的好朋友桑迪打了电话，她刚刚做了母亲，住在距离这儿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詹妮问她我们是否可以把帕特里克寄放在那儿。现在，马利也醒了过来，他伸展着腿脚，打着呵欠，摇晃着身子。“深夜的道路旅行！”“很抱歉，马利，”当我将他带到车库里时，我告诉他说，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巨大的失望之情，“你要听话。”我将帕特里克抱出了他的婴儿床，安放进了他的婴儿车里，并没有将他弄醒，然后我们便走进了夜色之中。
在圣玛丽医院新生儿重点护理区里，护士们迅速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她们为詹妮换上了一套医院的睡衣，然后给她连接了一台监测器，以检测她的宫缩的情形以及婴儿的心跳。结果发现，詹妮的宫缩频率是每六分钟一次。这绝对不是胃部气涨的症状。“你的小宝宝想出来了，”一位护士说道，“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孩子不要现在就急着出来。”
谢尔曼医生通过电话让护士们去检查詹妮的子宫颈是否已经开了。一位护士将一个带有手套的手指探进了詹妮的下体，然后报告说詹妮的子宫颈仅仅只开了一公分。即使连我也知道，这种情况并不乐观。在一个正常的分娩中，子宫颈完全开到十公分的时候，母亲才可以开始用力。伴随着每一次腹部的剧痛，詹妮的身体似乎越来越接近忍受疼痛的极限了。
谢尔曼医生命令她们给詹妮静脉注射盐水点滴，并注射止痛剂。宫缩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可是，还没到两个小时，詹妮的宫缩又加剧了，于是需要第二次注射，然后是第三次。
在接下来的十二天里，詹妮只能够待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被一排围产医师们在身上摸来捅去，并且同许多台监视仪器和静脉注射的点滴连接在一起，因此动弹不得。我向报社请了长假，扮演起了帕特里克的单亲爸爸的角色，尽我最大努力保持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正常地运作——洗衣服、喂食、做饭、清理帐单、做家务、料理后院。哦，是的，还有我们家中的另一个生物。可怜的马利，他的地位已经从交响乐队中的第二小提琴部陡然降得甚至都不在乐队中了。连我也把他忽略了。他维持着自己与家庭关系的最后联系，从来没有让我从他的视野中消失过。当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帕特里克在房子里面忙前忙后，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房间，或者在洗衣间里清洗衣物，或者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他都会忠心耿耿地跟在我的身后。我会待在厨房里，将一些脏盘子投进洗碗机里面，而马利则会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跟在我的身后，他会在厨房里转上六次圈，以便确定一个最佳位置，然后便在地板上趴下来。可是，还没等他在厨房里“定居”下来多久，我便又会冲向洗衣间把衣服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再投进干衣机中去。于是，他只能再次跟随着“迁居”到洗衣间里，转着圈，用爪子抓着地毯，直到将其摆弄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可是没过不久，他又得再次起身，跟着我来到客厅收拾报纸。然后，他便会再一次转圈、确定位置、趴下。如果他幸运的话，我会在这如同陀螺一般的疯狂运转中暂停一会儿，在他屁股或者背上轻快地拍打一下。
一天晚上，终于将帕特里克哄睡着之后，我一头倒在了沙发上，精疲力尽。马利欢快地用后腿站立起来，将他的绳子拖拉玩具放在了我的膝盖上，然后仰起头，用他那双大大的褐色眼眸看着我。“哇，马利，”我说道，“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将自己的口鼻放在了绳子玩具的下面，将其轻弹到了空中，等着我去尽力地抓住玩具，准备与我打个平局。“对不起，老伙伴，”我说道，“今晚不行。”他皱起了眉毛，竖起了脑袋。突然间，他那舒服自在的每日固定的节目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女主人神秘地缺席了，而他的男主人则变得丧失了任何的趣味，与以往大不一样了。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哀鸣，我能够看出他正在努力地猜想着其中的缘故。“为什么约翰不再想同我一起玩耍了呢？那天早上的散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不再有地板上的摔跤游戏了呢？而且，詹妮到底在哪里呢？她还没有让我与下一个街区的达尔马提亚狗进行跑步比赛呢，不是吗？”
对于马利来说，生活并没有彻底黯淡、凄凉。从光明的一面来说，我已经迅速地返回到了婚前那种懒散的、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之中了。作为房子里面唯一的成年人，我被授予了诸多的权力，我暂停了已婚夫妇的家庭生活行为，并且宣布已被取缔的单身规则重新成为了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当詹妮待在医院的这段期间，衬衣会一连穿两次，甚至三次，衣服上粘着明显的芥菜污点；直接从硬纸盒里面倒牛奶喝；马桶座垫一直保持着竖立的状态，只有坐在上面的时候才会放下来。令马利感到分外高兴的是，我制定了一项浴室门完全打开的政策。毕竟，他和我一样也是雄性，没有什么可避讳的。这便给了马利一个能够在狭窄的空间中与我亲密无间的机会。他在那儿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因为他可以从浴缸的水龙头下面饮水喝。詹妮或许会对他的这种行为惊骇不已，可是，我看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这总比他从抽水马桶里面找水喝要好得多了。既然在我的单身生活里已经取消了必须将抽水马桶上的座盖盖上的政策，所以，为了避免他将口鼻潜入那具有吸引力的盛有水的瓷器池子里面，我就应该给马利提供另一个可行的选择对象。
当我在浴室里的时候，我养成了把浴缸里的水龙头稍稍拧开一点儿的习惯，这样，马利便可以舔一些清冷淡水来喝。他陶醉得浑身颤抖。他拧着脑袋，凑在水龙头下面，舔着滴落下来的水流，身后的尾巴砰砰地击在水槽上。他的口渴好象完全没有满足的限度，于是我开始相信，他前世一定是沙漠中的一头骆驼。很快我便意识到，我创造出了一个浴缸怪物；而马利也很快开始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单独进入浴室里面，他站在那儿，可怜兮兮地凝视着水龙头，为了任何一滴迟迟不愿落下的水滴而舔着水龙头，用他的鼻子轻打着排水旋钮，一直到我对他的这种凄惨和饥渴的境况无法再忍受下去了，然后，我便会走进浴室，替他将水龙头拧开。突然间，他碗里的水对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当我正在洗澡的时候，我们降低为粗鄙状态的下一步来临了。马利猜想自己可以将脑袋钻过浴帘，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得到一股瀑布，而不再是细小的水流或者只是一连串的水滴了。我浑身涂满了肥皂泡，完全没有警惕到他那颗硕大的茶色的脑袋会突然钻进来，也没有料到他会舔冲澡的巨大水柱。“千万别告诉妈妈。”我说道。
我尽力蒙骗詹妮，让她认为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让一切都井井有条。“哦，我们一切都好，”我告诉她说，然后转向帕特里克，我会补上一句，“是不是，小伙伴？”对于我的这句问话，他会给出自己的标准回答：“爸爸！”然后，指着天花板上的电扇：“扇扇！”可是，詹妮是非常有头脑的，不会轻易上当。有一天，当我带着帕特里克进行我们的每日访问时，詹妮开始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们，然后问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都对他干了些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都对他干了些什么？”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他很好。你看上去也不错，不是吗？”
“爸爸！扇扇！”
“他的衣服，”她说道，“究竟——”
我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帕特里克的连身衣裤出了些差错。现在我意识到，他那两条圆胖的大腿被挤压进了袖孔里，袖子太紧，所以这两条腿的血液循环肯定被切断了；衣领就像一个乳房一样垂挂在他的两条腿之间；往上看去，帕特里克的脑袋从分开的胯部里伸了出来，而他的胳膊则不知道迷失在这身衣裤里的什么地方了。这幅景象真是异常壮观。
“你这个呆瓜，”她说道，“你把他给上下颠倒了。”
“这只是你的意见。”我说道。
可是游戏终于结束了。詹妮开始从她的病床上通过电话对我展开了遥控指挥。几天之后，我那位甜美的、亲爱的姨妈安尼塔，一位十几岁时便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现在居住在南佛罗里达州另一端的退休护士，神奇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她手里拿着行李箱，愉快地开始着手进行重建的工作。单身规则成了历史。
当詹妮的医生终于允许她回家的时侯，伴随了许多最为严格的命令。如果她希望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的话，那么她就必须尽可能地躺在床上静养。她唯一被允许步行的情况便是去浴室。她一天只能洗一个快速的、简单的澡，然后便只能回到床上继续躺着。不能做饭，不能给帕特里克换尿布，不能出门取邮件，不能举任何比一个牙刷重的东西——这意味着，她体内的孩子，是一个几乎会扼杀掉她的巨大约束。我并没有骗人，的确是完全的卧床休养。詹妮的医生们已经成功地关闭上了早产这扇危险的大门；现在，他们的目标便是，将这扇大门继续关闭至少十二周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小宝宝便会有三十五周大了，尽管仍然很小，却发育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主张迎接外面的世界了。安妮塔姨妈——保佑她那善良的灵魂——将在十二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居住在我们家里。马利对于这位新的玩伴的到来感到十分开心。很快，他便训练安妮塔姨妈学会了为他拧开浴缸的水龙头了。
医院的一位技师来到了我们家，将一个导尿管插入了詹妮的大腿间，她将这个导尿管连接在了一个绑缚在詹妮腿上的小小的由电池供电的抽水泵上，并将止痛剂连续输送进了她的血流里。她似乎认为这些举措还不足够，于是为詹妮配备了一个看上去仿佛是拷打设备的监测系统——一个体积过大的吸盘，连接着一团接在电话机上的乱糟糟的电线。吸盘通过一个有弹性的带子绑缚在了詹妮的腹部上，记录着胎儿的心跳以及任何宫缩的情形，一天三次，然后将这些情况通过电话线发送给一位负责监视麻烦出现的第一线索的护士。我跑去书店里，然后带着丰富的阅读材料返回家中，在最初的三天里，詹妮贪婪地阅读着这些书籍。她努力去保持情绪的高昂，可是，厌倦、烦闷、时时处于对她那未出生孩子的健康状况的不确定之中，这一切都合谋起来，想把她拖垮。最糟糕的是，她还是一个十五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可是医生却不允许她去举起她的孩子，同他玩耍，在他饥饿的时候给他喂食，当他浑身脏兮兮的时候给他洗澡，当他难过的时候将他抱起来、亲吻着他的脸颊。我会把帕特里克放在床上，在那儿，他可以拉扯着她的头发，将他的手指头伸进她的嘴巴里。他会指着悬挂在床的上空的旋转着的桨状物，然后说道：“妈妈！扇扇！”这会让詹妮微笑起来。可是，她会慢慢地因长期禁闭而发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