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20世纪初，加拿大产生了几位世界上伟大的动物故事讲述家。马格丽特·马歇尔·桑德斯和“加拿大诗歌之父”查尔斯·G．D．罗伯茨便是其中的两位。前者的小说《美丽的乔》（1894）迄今仍然受人欢迎；后者的动物故事比他的诗歌还要畅销。然而，他们俩都没有赢得过类似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那样的国际声誉。西顿的作品《西顿动物故事》——也许除了吉卜林的《莽林故事集》——是世界上最受人喜爱的描写自然界里的动物的故事集。
西顿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尽管他的许多传记作家都把他描写成这样一个人：在一意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时表现得虚荣、固执而又自私，然而这些传记作家也一致同意：他也能够做到豁达大度。西顿曾多面树敌，然而即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作为一名环境保护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作家的重要性。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社会正义问题上，他比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进步得多。例如，他曾经极为担忧一些传教士的善意之举和安置印第安人的孩子在寄宿学校里上学的做法会摧毁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自尊。西顿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表现出了这种关切，后来的事实恰巧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西顿崇尚印第安人的管理制度和社会组织，这就促使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印第安人森林知识学习小组”，主要为下层社会服务，它起初是专门为男孩子设立的，西顿很快加以扩大，也吸收女孩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组织并不提倡成员间的竞争，虽然他们期望每个孩子都各自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学员自己设计自己的服装，工作起来也量力而行。西顿甚至还写了一本名叫《印第安人森林知识草案》的书，概述了他的组织规则。他的组织在美国收到了马到成功的效果，而试图引入英国时，成效却不那么显著。在让孩子们模仿印第安人这种事情上，英国人没有美国人那么热心。西顿与贝登堡勋爵协同合作，因为当时贝登堡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训练童年军。贝登堡采纳了西顿的大多数观点和游戏方法，但同时引进了竞争机制、准军事机构和服装以及军事术语。两个人斗争了好多年，最后不幸的是，贝登堡的小小的童子军战胜了西顿的具有社会意识的印第安森林知识学习小组。
然而，人们将西顿铭记在心，主要并不是由于他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所做的工作和那些描写野生动物的动人的故事。可是，既使是在这两方面，他对生态学的关系也总是非常突出，他的动物故事也总是在道德动机的激发之下写成的。
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原名欧内斯特·伊万·汤普森，1860年生于英国的南希尔兹，在十四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二。1865年，全家移居加拿大，欧内斯特先在安大略的林赛生活，随后又在多伦多长大。据说他小时候聪明过人，但是性情暴躁，爱慕虚荣，渴求赞美与荣耀。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多伦多以及周围地区的大自然——十五岁的时候，他开始汇编自己的加拿大鸟类索引，这一项目虽然必要，但也表现了西顿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自负。他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在多伦多和伦敦学习。他非常憎恨父亲，一有机会他就离开家，跑到已经在马尼托巴的卡伯里安家落户了的哥哥阿瑟那里去。在去那里以前，就像另外一个英国出生的博物学家格雷·沃尔夫一样，他改了名字。这样，他变成了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西顿”表明他的远祖是苏格兰贵族，也有助于满足欧内斯特的高傲意识。
也许正是西顿的命运感促使他完成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他那些描述自然生物的详尽的笔记本，他的插画，那些详细的说明，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最杰出的博物学家，虽然他并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从1882年至1885年，他在马尼托巴的卡伯里群山中度过了几年最幸福的时光。在那里，他是个长发披散，衣衫褴褛的怪人，他带着画夹和笔记本出没于群山之中。趁农夫们干活儿的时候，他煞费苦心地数一只鸟身上的羽毛：总共4915根。
马尼托巴那一段时期之后，他写了自己几部最有名的著作。他出版了四卷本的《猎物传》，并配有1500多幅描绘细致而又准确的插图。写了一篇题为《马尼托巴的鸟类》的论文，这篇论文为珀西·艾·塔弗纳的《加拿大的鸟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他还发表了一篇经典性的描述自然的文章，《一只松鸡的一生》。1892年，马尼托巴政府任命他为“省博物学家”，这虽然是个虚衔，但是给了西顿以前的业余身份所不能给的名望。最重要的是，他凭借这些年的经验，写了几部极好的著作如故事集《温尼伯的狼》和《沙丘牡鹿的踪迹》，还有集子《西顿动物故事》，此书奠定了他的声望，并且确立的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西顿动物故事》出版于1898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使西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并且为他赢得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友谊。据说，鲁迪亚特·吉卜林正是受到此书的启发而写出了他自己的《莽林故事集》。
西顿在他开宗明义的《前言》里直截了当地声称：“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他接着声明，自己虽未能一贯坚持历史真实，却相信特定的个体细节的更高的真实，也就是一只出色的动物的故事的更高的真实。他宣称自己这样做是赞成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其目的在于考察特定的、个别的、独特的细节，而不是创造“类型”。事实上，西顿是加拿大最早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之一。现实主义运动仅仅在20年代时通过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玛撒·奥斯坦索、罗伯特·杰·西·斯蒂德等人的作品才活跃起来的。
西顿坚持自己集子的道德寓意。他说：“人类所具有的东西动物不会一点没有，动物所具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人类所分享。既然动物都是有情有欲的生灵，只不过同我们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应有自己的权利。”正如他维护印第安文化一样，他也维护动物的权利，这充分表现了他的现代意识。即使在今天，他的见解也会被认为是极有远见的。
《西顿动物故事》里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不仅仅是它们注意了逼真的细节，而且是因为那些动物富有英雄性格。每一只动物都有名字，这样就使他有了自己的个性。每一个动物比原物高大，一只优越的动物在表演一幕悲剧，因为，正如西顿所指出的：“野生动物的一生总是以悲剧告终。”
为了追求更高的真实，西顿并不怕夸大细节的真实。被洛波咬死的羊的数目显然有些夸大。溜步的野马的技艺也牵强难信。然而尽管如此，这些故事中仍有使我们深深信服的东西。它们都是极富戏剧性的故事，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冒险。
在西顿的故事里，作者与故事叙述者的距离并不大。显而易见，西顿想把他的动物连同他自己一起神话化，所以故事都采取了自传的形式。眼尖的人对于一个动物的生活一定可以讲得详尽细致，并且介入其中，还可想像出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那些想像的样板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假定：人和动物同属一个家族。动物像人一样感觉和行动，只不过方式有限罢了。这就把西顿带到了拟人说的危险线旁边，但是他小心翼翼地踩在线上。他故事中的角色并不是像沃特·迪斯尼的动物那样，仅仅是披着动物外衣的人。他们也不像汗牛充栋的伤感故事中的情况那样，是传达基督教寓言的工具，相反，他们度过总是悲惨的动物的一生，十分接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其程度是我们不愿承认的。
西顿还能表现出动物有时比人还要优越。《洛波，喀伦坡的大王》中的故事叙述者自己完全丧失了对人类的观点的同情。“白姐”的死是惨不忍睹的。故事讲述者轻微的内疚之情只能起对他更严厉的控诉作用，而洛波被捕以后的尊严似乎是一种英雄的样板。
有人也许会指责西顿提出了一些伤感的或明显错误的见解。研究者中还没有别的人发现过一个有关动物的下列情况的令人信服的例子：自杀（《溜步的野马》）、伤心而死（《洛波，喀伦坡的大王》）或者荒野里的安乐死（《泉原狐》）。“巫利”的神秘的生活和邪恶之心正是许多噩梦的素材。然而，个人观察如此仔细，给我们讲了那样深刻的故事，如果偶有过分之处不加以原谅，那就未免太苛求了。
《西顿动物故事》问世的很早，从此西顿便开始了一种那漫长而杰出的事业，与要人们开怀对饮，无论到哪里讲话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这些荣耀在今天的博物学家来说是很难以想像的。然而，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能胜过这部早期作品的。这本集子中的故事，是这种题材中的经典作品，它们成了衡量现在与未来的别的一切作品的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