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把战争神经症划入了神经症的范畴。他说，战争神经症本来就是有精神问题的人身上才出现的症状。（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认为，直面社会义务或借用前面提过的词汇的话，直面人生课题时露出胆怯的人会才会患上神经症。战争神经症也不例外，所有神经症都是发生在弱者身上的。弱者，无法让自己适应“大多数人的想法”，才会采取攻击性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以神经症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霍夫曼，前述著作）从这个角度，神经症的确应该包含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认为战争是无意义，批判政府发起战争的行为，这都是后来提出的。（霍夫曼，前述著作）我不认为阿德勒一开始也是抱着这种想法。神经症者遇到一个课题就想逃跑。对一个战争神经症者而言，战争就是他所直面的课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无法逃脱的课题和可以逃脱（或必须逃脱的）的课题呢？
实际上，阿德勒在战后指责某些人错用“共同体感觉”。（TheindividualPsychologyofAlfredAdler）。还说，不应该把战争之罪推卸给志愿当士兵、志愿服兵役的人。
阿德勒为错用“共同体感觉”的例子举了在战争中军队最高指令官明知已经快战败，还在继续煽动几千个士兵赴战场送死的事情。司令官当然会主张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有人同意这种观点，但是阿德勒说“不管司令官有什么理由，现在的我们，都不会把他当成是伙伴、同意他的观点了”。（《性格心理学》）
神经症患者康复后，阿德勒只能将他送回前线。这样做，等于是让他送死，可是阿德勒身为军医，只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一直“陶醉”在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夜晚，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为了不把人送到危险的前线而做了好多努力。梦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像是自己杀了一个人，但不知道杀的是谁。我一直在琢磨‘我到底是杀了谁呢’，于是，精神状态很差。其实，我是为了不让他送死，尽最大的努力把他送到一个最安全的部门，当然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梦中的经历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而出现的，当我理解了这个梦是一个借口而已时，从此再也没有做过梦。因为当我们不再依赖梦境，而是靠伦理和道理行动时，就没必要再为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欺骗自己了。”（《个体心理学讲义》）
阿德勒不再根据梦，而是根据伦理来考虑事情后，便提出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或之前我们提过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理论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不同的。对于战争神经症以及战争神经症的对待处理方式，也按照论理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通常，人属于多个共同体。当眼前所属的共同体利益关系，与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当我们需要决定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康复后的去处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超过国家层面的、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的话，就不会因为士兵们病好了就把他们送回战场。
站在这个观点考虑问题时，对于共同体的要求、比如这种情况下你被要求为国家而战时，有时还须说出“不”来拒绝。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不是现实中的共同体。认为无条件遵从国家命令的行为就是“善”（=好）的想法并不是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的友人、作家菲利斯·伯顿在见到阿德勒之前，期待见到一个“像苏格拉底一样的天才”。（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然而，见到真人后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不禁对阿德勒失望。但是，当他听到阿德勒谈论战争时，伯顿幡然领悟到阿德勒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阿德勒对于战争的观点时，不禁联想到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投降，持续了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结束。之后，没过多久是由反民主派的30人政权执政。该政权主要成员均为柏拉图的亲戚们，对于23岁的柏拉图来讲，似乎是一个参政的绝佳机会。”
然而，这个政权却变成了以斯巴达势力为后盾的独裁政权。反对派和疑似反对派的人一个个都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变成了一个恐怖政治。30人政权命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个人一同去萨拉弥斯（Salamis）强行带回一个叫雷恩的无辜的人。他一旦被带回来，就会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其他四个人去萨拉弥斯带回了雷恩，只有苏格拉底拒绝执行这个不合理的命令，径自回了家。
“死亡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我这是在用我的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希望这个话不要听上去太粗暴——表达我尽全力坚持的做事原则，即人绝对不能做不正当、不义之事。”（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第二年，30人政权被民主派的反对派用武力推翻，苏格拉底说要不是该政权及时被推翻，否则死的就是自己了。虽然苏格拉底有时候会遭人误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毫无原则地遵从和执行国家命令的人。
就这样，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不料，Mélètos以该民主派的实力者Anytos为后盾，告发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要知道，这可是为了保护遭遇亡命不公命运的民主派支持者雷恩而不惜性命来保护的苏格拉底呀。正义之士苏格拉底，以国法的名义被处死。苏格拉底所说的“不正当、不义之事绝对不可为”的“正义”，并非国家的正义。苏格拉底主张，遵守自己所属的国家之法律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选项。
阿德勒不再把那些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看成是为逃脱战争这一课题才得病的，同样，为不正当的权利支配而烦恼的人、核电站爆炸事故后被迫离开长年居住的故乡而患上了心病的人，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为只是单纯逃避课题的弱者。阿德勒要是活在当下，就像苏格拉底保护雷恩一样，肯定会与那些最根本原因——“不正”战斗到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