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的落后，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尊重人的价值才是恒久的强国之路.
在哈里森和享廷顿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他们认为：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文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许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相信它。其实文化不仅决定了物质文明，而且一个国家的政体，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素养，归根结底也是取决于文化影响，取决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我们的文化中是有着缺陷的。
前不久在凤凰卫视里看了对刘少奇女儿的访谈，其间重播了文革中的一些镜头。看着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批倒批臭，整得不成人样。我就在想，都是一起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难道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还有我们几亿的人民，难道就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吗？一个国家主席的命运都能这样悲惨，那我们普通人的命运又有谁会真正关心呢？这正是我们文化中的缺陷。
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的斗争哲学，太多的权谋思想，我们的历史学非常丰富发达，但整个历史学的侧重点可以说就是斗争和权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就是为提高斗争手段和权谋技巧提供的历史借鉴。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甘地，有过马丁·路德金，有过曼德拉呢？
以前我总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看了《甘地传》后，我对人类开始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甘地是人类史上创先河的人物，首次用非暴力的方式改变了政权，使民族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独立。
甘地从小就尊重生命，奉行不杀生的原则。虽然他渴望平等、自由，为民族独立不遗余力，但他坚决反对暴力方式。他认为用暴力方式改变政权，终究会形成以一种专制主义代替另一种专制主义的局面。这是多么有预见啊！当用一种暴力去推翻另一种暴力时，暴力也就必然成为新的统治工具，也就必然走向新的专制。他这样说：“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无疑怀有真诚动机的人们，运用残酷暴力的方式驱除了在位的贪婪者之后，他们自己也会染上被驱除者的毛病。假如印度采取暴力手段，那么，我对印度自由的兴趣会中止，因为这样一来，其结果将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甘地向往着民族独立和自由，但他更向往着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说：“非暴力方式是我信仰中的第一要素，也是我信仰中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民族独立，甘地号召整个印度采取积极的不合作主义，以对抗殖民统治。但是，人民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反抗方式来响应他，而是采取了流血和暴力的方式。于是甘地发出通告，要求人们推迟实行不合作运动，原因是它正沦为暴民的统治。
在坚持原则，轻视急功近利，不盲目趋附民众方面，历史上几乎无人比甘地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举国上下对他的决定都感到惊诧，人们认为自治运动就要接近成功了，他们不同意甘地所谓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的观点。圣雄的声望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殖民政府决定逮捕他。他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拒绝聘请律师，在回答检察官的控告时，他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该知道我每项行为的后果。我早就知道我是在玩火，我是在冒险，而且，我一旦获得自由，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这样做……”甘地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一往无前，但他更渴望的是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如果手段不正确，即使能达到目的，他也宁愿放弃。因为用不正确的手段达到的目的，最终目的也会变样。
人类是多可悲啊，我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我们却不能避免彼此互相残杀。虎毒尚不食子，人都是同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在我读高中时，比我高几届的一位校友作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模回母校作报告，她为了抢救伤员曾三天三夜未合过眼，并因此荣立了三等功。她谈了她立功的事迹，但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她谈到她的同班同学再也不能回来了，她那泣不成声的模样让我们全校都掩映在一片哭声之中。我们为什么需要战争？死的人距离我们很遥远时，我们会麻木不仁，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死的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会怎么看待战争呢？
人类有着漫长的文明史，但在彼此停止互相残杀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又怎么能说人类是文明的呢？
幸好有了甘地，是他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光芒，使我们懂得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据报载南非准备建一座比自由女神像还高的曼德拉的雕像，我认为曼德拉得到这样的荣誉是适得其所。一个人花了毕生的精力为其民族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权力，更可贵的是一直采用非暴力的方式，甚至为此在狱中度过了人生中29年的光阴，曼德拉不正是这种光芒照耀下走过来的文明人吗？希望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走这种光芒之下，这样人类的文明才有了希望。
只有野蛮的社会才需要暴力，因为野蛮的社会理是讲不通的，人们考虑的是自身和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文明的社会是不需要暴力的，因为人们懂得用文明去战胜野蛮，能将人类的利益置于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上。
要尊重人，要有民主、自由思想，首先我们的文化中就要以人为本（这里的以人为本只是强调要尊重人的价值），要尊重生命，要有对生命的敬畏，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要在文化中渗透博爱的思想，以人道主义为文化的主流。
在美国联邦大楼大爆炸案中，残忍的凶犯炸死炸伤了数百人，其中还有不少儿童，美国联邦法院首次打破惯例判了人死刑，结果引发了全美国的争论。这样的凶手在中国可以说死有余辜，枪毙100次都不够，但在美国却有很多反对声音，甚至很多遇难者的亲属也反对死刑。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年轻、漂亮，朝阳般的女儿，也在受难者之列。但他却对记者说：“开始，我也恨不得绞死凶手，但冷静下来后，我的想法却不同了。判凶手终身监禁，他就不能危害社会了，为什么要杀死他呢？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有权力主宰生命，我们怎么能够去剥夺人的生命呢？我们更不能用牺牲人的神圣生命来杀鸡儆猴。”
他的话使我震动很大。西方人对生命对人的尊重已成了他们整个文化的精髓。
那么我们尊重人吗？我们尊重生命吗？
除了墨子的不太现实的兼爱思想，从古至今，我们的主流文化中什么时候产生过雨果、托尔斯泰这样颂扬博爱和人道主义的文化大师呢？
凤凰卫视的子墨曾偷偷采访了某地区数个艾滋村中的一个，那是地方当局虽想掩盖但其实却早已闻名全国的艾滋村。
这个村庄的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在血头的操纵下卖血，最后3000多人的村庄有700多人染上了艾滋病。当地的青壮年要么死了，要么就是艾滋病菌携带者，剩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
子墨也采访了一个血头，这个血头全家都感染了艾滋病，血头说他也不懂医学知识，而且村里提倡大家卖血，宣传标语就写着：要想奔小康，就要卖血浆。村民当时对他还是充满感激的，他也是受害者啊。
在这样一个悲剧的村庄，我们的一些地方当权者，却不是想方设法来挽救这些人，而是将他们封锁起来，让他们自生自灭。大队部是全村最好的建筑，但就建在村口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起监督控制的作用。他们不许外界的人进来采访，甚至一些善良的志愿者来为村民服务，他们也不允许，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村里办了一所义务小学，但却受到了种种阻挠，最后只剩下了一位学生。
他们为了阻挡记者和外来的志愿者，甚至用艾滋病人做人体武器，通过给个别艾滋病人多一些的药或其他好处，让他们在村口负责阻挡外来的采访者。
其实这件事曝光程度越高，受到的关注就越多，能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多。但一些地方官员却害怕因此甩了乌沙帽，他们将村民的生命同他们的官场利益对立了起来。但那些艾滋病患者也是活生生的生命啊！更可恨的是，国家下拔给艾滋村的费用，落到村民头上却不知被打了多少折扣。
这些村民都很善良，子墨在与他们一起吃饭时，他们都不挟碗里的菜，要挟就只挟游离在碗边上的一根菜，其实一起吃饭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这些村民的要求也并不高，他们只希望在他们死后小孩能有人照顾，但连这最起码的要求却没有人理睬。
“没有人是孤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这是海明威在《战地钟声》的扉页上引用的一首名诗中的一段。
人类是一个整体，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失去了一个生命，是人类的整体在减少。别人死了，你以为与你无关，他虽然死了，可是他影响到我们活着的人，好像我们的一部分也跟着他死掉了，作为人类的一员，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也为你我而鸣。
人是为了爱而生活在世间，不是为了恨！
以前出于好奇我看了许多世界名著，但看后却一直不能理解世界名著“名”在哪里。直到那天看了雨果的《悲惨的世界》，我才发现名著就是名著，里面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帮助世界建立一种进步的、合理的伦理思想。
《悲惨世界》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冉阿让自幼失去双亲，由贫苦的姐姐抚养成人，他因为偷了一片面包被判了5年苦役。服刑中，他四次试图逃跑，结果被加重惩处，服了19年重刑。好不容易熬到出狱，被释放回家时，但是他的通行证又被盖上“服过苦刑”，“千万警惕”的字样。没有人留宿他，更没有人给他工作。这时有一个神父突然降临，热情接待了他，为他提供了一张温暖柔软的床。但冉阿让的生活经历从未告诉他什么是信任和如何对待他人的信任。不仅如此，他甚至不能简单地接受下这份情意。夜里他偷盗了神父家，被神父发现后打伤了神父，并盗走银餐器逃到街上，结果被警察捉住。当警察押他来见神父时，神父却说：“我这里最值钱的是那对银烛台，我不是也送给你了吗？你为什么忘了把它们也一起带走呢？”一句话解救了冉阿让，使他免受二次入狱之苦。事后，神父还坚持将两支烛台连同银餐器一起送给冉阿让。
在这事之前，冉阿让遇到的都是冷酷无情之徒，他心里郁积着绝望和愤懑。当他被警察捉住，送到神父那里以前，他确定神父一定会勃然大怒，痛斥其罪。神父如此对待此事，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这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使他完全惊呆了。
在神父的感召下，冉阿让觉醒了，他那长此以来沉睡在内心中的“良心”和“爱”的感情由此迸发，使他脱胎换骨，成为一位充满慈爱之心的、有教养的绅士，并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也可以说，他的新发现——世上存在着丰厚的爱和具有深沉爱情的人——这一令他无比惊喜和感动的“新发现”点燃了他心目中蕴藏的人间爱的火焰。
奇迹不止如此。他要把连他自己也未曾享受过的父爱和母爱永远给予亲生儿女以外的受苦人。世界上的确具有无私博爱之心的人，这一信念始终激励着他。由于不知情，他无意中解雇了一位贫困的靠出卖肉体来养活女儿的妓女。当他明白了情况后，费尽周折从警察手里解救了这位妓女，但由于贫病交集，这位妓女已奄奄一息了，临终前将女儿托付给了他。冉阿让发誓要照顾好她的女儿。
其间一位尽忠职守的警察发现了冉阿让曾经是一个罪犯，于是展开了几十年像猎狗般锲而不舍的追踪。当这位警察被起义工人抓住的时候，冉阿让偷偷放了他，并且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这位警察执法的痴心不改，仍誓要将冉阿让法办。最终这位警察抓住了冉阿让，但他在几十年的追踪中已逐渐理解了冉阿让的博爱心，并被冉阿让伟大的人格力量所打动，但法与情两者不能兼顾，他不能背弃几十年来所忠心的法律，于是他放走了冉阿让，然后给自己带上手铐，投河自尽。
《悲惨世界》的艺术魅力正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讴歌了人类中普照世界的博爱精神。这种精神的力量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法律，是人性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
爱国主义是狭隘的，是扩大化了的自私概念。特别对于中国，爱国就等于忠君，统治者提倡爱国，无非是为了人们忠君。其实惟有人道主义才是永恒不变的，才是人类应该奉为圭臬的，就像捷克前总统哈唯尔说的：“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
“爱”这正是人类有别于动物，使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如果人类没有了“爱”，那世界将会变成怎么样呢？冉阿让本是一个卑贱的罪犯，由于受到“爱”的感染，唤醒了他沉睡的“良心”，使他的内心充满了“爱”的光辉，这光辉照耀着他，使他成为了一个有教养、事业成功的绅士。不仅如此，冉阿让因为“爱”而得到了幸福，所以他要将“爱”与人们共享。他爱人，他帮助人，别人切齿痛恨他，他仍然坦荡地爱人。冉阿让付出了爱，但他因这付出而使“自己”升华。如果人能成佛，那么冉阿让就成了佛。
从《悲惨世界》以及一些享誉世界的西方名著中，无不在颂扬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于是这也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渗透进他们的政体。我们什么时候能有雨果，能有托尔斯泰这样的人道主义文化大师呢？什么时候我们的土壤里能孕育出这样的文化大师，能让人道主义思想成为民众意识的主流，我们国民的思想和素质就能极大地提高，就能为真正地实行自由、民主打下丰厚的文化基础。
如果没有了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了追求，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