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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一、资本与劳工力量均衡
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穷人和富人的问题在中国内地成为刺目的字眼，有部分官、学、商勾结形成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窃取改革成果的问题，也有一些人开始针对所有富人，全盘否定民营企业家，借此否定改革开放，希望回到过去国家大一统的时代。
医疗，尤其是教育方面有不少问题，穷人向上的通道狭窄，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权力与财富还有密切关系。一部分企业家与权力过从甚密，但又有相当多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家受到权力和制度的压制……
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我们迫切需要理清头绪，辨明方向，在理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今天中国头等的危险是什么？
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里面早早讲明白了——一个不讲究公平正义、资本剥削无度的经济和社会，最终必然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直至最后的灭亡。
不要以为马克思的观点过时了，马克思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一个不讲究分配公平的社会，最终必然导致持续消费能力的萎缩，同时生产却在无限扩张，这就形成马克思所谓的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就导致经济危机：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工厂一批一批倒闭。
我们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已经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没再爆发经济危机了，是马克思错了吗？
不是，是这些国家变了，他们用公平正义的分配解决了马克思指出的矛盾，用郎咸平的话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社会主义化了。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具有强大的力量与资本抗衡，他们有强势工会，有政府的最低工资法撑腰，有法律赋予和保障的罢工等权利，工人对争取工资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导致了经济学中说的“工资刚性”——工资只能升不能降。
中国政府需要防范的是，警惕社会主义中国被资本主义化，即走向资本无所顾忌地剥削劳工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把这一条执行成了一切以资本为中心，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极端情况下，导致官僚资本的再生。
在市场和经济活动中，工人相对于工厂主是天然的弱势者，只要政府不以强势帮助工人，工人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资本剥削就会毫无节制，这就如同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样，工人的处境到了悲惨的地步。由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力量悬殊，所以即便政府对资本和劳工采取中立态度，其实也是对资本剥削的放纵和鼓励，更不用说政府协助资本的情形。
中国政府正在力求建设和谐社会，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道路。问题是怎么达到和谐？
我认为，真正的和谐应建立在力量均衡之上，在中国而言，最根本的就是促进劳资双方力量的均衡。
纵观他国经验，和谐乃是经由劳工与资本的合法斗争而得来，而不是由强势一方压倒另一方来达到和谐。今年以来，声势浩大的罢工潮不仅席卷了西欧国家，而且还波及到美国、亚洲和俄罗斯，美国最近的是好莱坞编剧罢工。我们知道，这些罢工并不会影响社会和谐，反而会促进社会和谐，全世界都在罢工，为什么我们没有？
我国政府应该开始考虑协助工人对抗资本，促进资本与劳工力量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和谐，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实现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认识到资本无度剥削严重后果的不只马克思一人，历史上那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理解了经济危机的逻辑，并且采取了解救的办法，否则，资本主义国家早就被马克思预言灭亡了。
看我们身边的日本是怎么做的，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比计划提前三年使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1倍，至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由此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经历过类似的国民收入培增计划。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增加劳工收益，扩大国民收入不仅是中国长远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迫切需求。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偏快转向过热是不争的事实，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经济降温的方法有很多，汇率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可以应用，但笔者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只有通过“藏富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过热，并把经济推向长远健康发展，即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
通过提高劳动收益、藏富于民来扩大内需绝不会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加剧通货膨胀，而是相反这将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强健发展。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差的情况下，劳动者工资上涨一定是假象，它是通货膨胀导致的名义工资上涨，也即是说现在许多行业工资见涨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相反，它们是通货膨胀的结果。
增加劳工收益从两个方面抑制经济过热，其一是降低对外依存度，减少过多的出口，劳工工资强劲增加，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下降，出口必然会受到抑制。其二是抑制国内过热的投资需求，比如明显过热的能源产业的投资，如果大幅提高矿工的工资，必然能够强劲抑制其增势。
总结到一点，提高劳工收益就是通过增加投资成本来抑制投资。通过这种方法使经济降温，将是一举两得：一方面使经济过热的趋势快速得到抑制，另一方面藏富于民保证了经济未来发展的强劲后势。
在此，要特别提醒一下中国所有对民众“仇富情绪”感到担忧的企业主和富人们，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你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何处去赚。所以，企业主们不要反对劳工加薪，相反应大力支持。
到此为止，我们的一个结论是，解决穷富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根基都在于提高劳工报酬，促进劳资力量均衡。
二、人力资本投资亟待提高
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是由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轨迹所证明的一条原理，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一开始依靠劳动密集产业和制造业对外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体（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随着本地区劳工成本的逐年递升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更廉价的区域的开辟，其逐渐丧失成本优势，能够继续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是人力资本优势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
试想，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早就被竞争所淘汰掉了，是技术优势保证了日本在国际市场的持续竞争力。
很多人认为，中国近年来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然而，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好处不言而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而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国的总产出来衡量的。总产出取决于总投入。
投入有三个来源：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前两者都是物质投资，后者则是无形投资。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的技术进步则来自于经济当事人的无形资本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
由于无形资本具有外部性，当无形资本投资不足时，经济将达不到帕雷托最优或经济是动态无效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应用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投入，从而收益的利润也在增加。
其中，罗默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又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而且存在着投资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实际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依靠资本和TFP的贡献份额，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其中TFP贡献是实际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贡献占GDP增长的比重为19.2%～33.3%。因此，技术进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再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英国研发投入综合排名为世界第五，科技竞争力综合评价排名第五。英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表明，稳定的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技术进步在一定层面上具有相关性。
然而，东南亚国家的资本—产出弹性则比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劳动投入则相反。东亚国家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及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都很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严重限制了人力资本的产出，反过来影响到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从新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根本不存在技术进步，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每次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都是物质资本投资增长加速引起的，物质投资的高增长带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当出现过快的经济增长局面时，中央政府就会采取紧缩政策，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水平。根据测算，1987—2003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不到30%，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却达70%，2003年受到政府投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物质投资活动，比例应该在60%以上。
因此可以认为，受政府部门和组织经济活动影响的物质资本投资的过热和萎缩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然而，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规模收益递减性，如近年来，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当地经济水平的非相关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谓速度过快的根本对策是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一般人们都认为，经济问题很多都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许多社会经济的进步都是政府行为的直接后果。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
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分为五大块：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的培训；三是正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非厂商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五是劳动力适应于就业机会的迁移以及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其中，教育投资与医疗保健是整个人力投资主要因素。由于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中国政府的教育、卫生投资相对规模尚处于较低的水平。
同时，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就业，这将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市场有效需求更加不足，使经济增长速度更加依赖于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结构性缺陷进一步加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三、以国企分红和财政支持为依托的社会保障体系
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社保基金亏空严重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富若美欧日尚且都在为庞大的社保基金黑洞而头疼，更何况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社保基金亏空巨大（官方公布数据为7200亿人民币）然而个人养老金账户几乎全是空账状态运行，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基本上绝无仅有的。
从中国的教育支出来看，只占GDP的3%，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都已达到5%左右。因此，我认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各占GDP的5%左右才是正常的。
社保基金的解决主要依靠财政支持与国企分红。
一是要加大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或者提高地方政府在分税中的所占比例，保障政府提供上述基本服务。要把公共财政的服务扩大到整个农村的努力中，政府的职责主要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的卫生医疗、基本的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以及必要的公共设施服务。
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对于一个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以下核心公共服务应该建立最低国家标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卫生医疗设施，基本失业补助金和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地区基本的公共设施服务。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务项目是中央政府的职责。
二是国企分红投入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理论上为全体国民所有，国有企业由国家用纳税人税款投资建设，国家用纳税人的钱为国企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成本（政府接管了过去由企业支持的学校、医院、下岗职工安置费用和养老金等负担，而这正是这些国企的赢利在随后出现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全体纳税人实际上都是国有企业的股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有企业应向国家分红转变为社保体系注入资金。2004年国资委旗下国有企业共实现利润4000亿元，2005年上半年则实现利润2999亿元。假如国企利润的50%，2004年时为当年GDP的6.5%上缴政府，中国政府的教育、医疗、社保相关支出就可以相应增长85%。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少居民在相关领域的资金支出，因而能对当前财富分配的失衡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能够一定程度地改善民众生活质量。
国企分红政策必须强化审计防止做假账、必须保障国企分红被足额转换为社会保障基金，必须出台包括国企分红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的相关法律，以确保国企分红能够真正化作民众福利，确保民众能够真正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对于资源的配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预算分配过程，即按照一套统一的标准来分配所有资源，以满足公共需要并提高公平性和效率。同时，必须对社保基金进行制度化的管理，对腐败官员严惩不贷。目前对涉案人员处罚过轻，不但无助于遏制腐败，而是在纵容腐败。近日，中国财政部会同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新的国企分红时代的到来，尽管现在的国企分红大部分仍然重新投回到国企，没有明确规定用于民生的部分，但是开了头，就会有希望。
我的梦想是中国有一天把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并投入社保基金，中国应防止垄断性国企成为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国企既然是全民所有，理应让全体人民受益。
实现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导致国企实际控制权被小集团操纵，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内部管理权力近亲繁殖，权力结构逐渐被企业高层家族成员或利益圈子的成员垄断，财产资源逐渐被小集团占有或借用，这就造成一些国企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享有。
西方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有健全的监督控制体系，以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在这些国家中，国会或议会对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核企业年度报告、法律执行情况和提起诉讼等方式来行使监控权。
英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要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和账目，议会通过经常听取企业的财务报告，监督和审核国有企业经营状况。
美国国会有权传国有企业的行政官员到国会作证和陈述法律执行情况及政策落实程度。
法国国会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对国有企业监督，并且法律对诉讼提起条件、程序、诉讼和解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议会监控提高了监控权威性。
因此，要杜绝国企利益集团化，必须把对国企领导的考核与控制落到实处，要明晰监督主体，界定监督职权，同时要严刑峻法规定对监督主体失职和对监督客体具有威慑作用的法定诉讼权，同时还要通过司法、人大等机构对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以杜绝监督人员与企业领导以串谋独占全民利益的机会。
四、走向社会和谐
以上三点仅是笔者认为对于保持长远发展最为重要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赖诸多其他条件，比如短期来看中国需要应付经济过热问题，需要综合运用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这些方面，笔者也都表明过观点，中国日益走向大型开放经济时应更加注重汇率政策。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或缺科学的制度保障，丁学良说，制度落后才挨打，这是对的。我们常说要实现各种现代化，却没有人认识到制度也要现代化、科学化，什么是科学的制度呢？
科学的制度正是一种可以保障持续发展的制度，而不是像封建王朝一样遵循一种可怜的生命周期。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非常发人深省。黄炎培对毛泽东吐露诤言：“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相信以上的话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我们在世界银行的长期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
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经济资源配置，为自己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
同时，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腐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们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根据世行估算，控制腐败、改善政府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
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控制腐败力度从低度到中度、从中度到高度（世行把控制腐败力度分为低、中和高三种水平），实际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差异达到2～4个百分点。
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其不均等，贫穷阶层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特权阶层掌握着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他们凭此可以在瞬间积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约束，而任由私欲泛滥，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极少数人掌握社会极大部分财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
这时可能滑入霍布斯所描述的动态过程：
如果多数人认为财富分布格局是不公正的，社会紧张就会自我强化，政府可能对局势失去控制。
如果腐败和由此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十分严重，贫穷阶层会有很强的被剥夺感。
如果人们都觉得只有越轨腐败或者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面对一个突然冒出的富人，人们心里会怀疑其纯洁性，而不是视其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会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会使抢劫上升30%至35%。
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呢？
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联合报告中，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实现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增强社会的透明度；确立公正、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制度。这些措施可以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提高政府部门效率。
总之，唯有在基本制度科学的基础上，行使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才能避开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才能够走向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