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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的计划是，我们俩在明尼苏达州西部路上一个名叫底特律湖的地方住最后一晚，那里离北达科他州的边界大概50英里。但是，我也不知道，或许因为在电话里听到吉妮的声音，或许因为我联系的底特律湖的那头两家酒店都说他们客满了——正在举办什么节日，全美迷你玩偶之家收集者聚会之类的——或许我只是感觉到往日家园的拉扯，我有任务这一现实，不想再继续耽搁下去。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在我打完电话开出赌场几英里之后，我问我的旅伴，他介不介意延长这一天的驾驶时间。“我们大概可以一路开到俾斯麦，”我说，“明天我们只需开很短的一段路。”
仁波切说，我们的日程对他毫无影响。他不着急，他从来没急过。他都记不起来，上一次他玩得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了。
当晚的晚餐，我们决定品尝本地特色，去吃德国菜。根据经验，我知道，那一部分世界的电话簿简直就是从柏林或斯图加特照搬过来的。500个施密特，150个万纳。很多德国人经由俄国过来，听信了凯瑟琳大帝破碎的承诺。他们在中西部偏北地区的肥沃平原安家，带来他们的耕作方法、坚定意志以及稳健而缺乏想象力的饮食偏好。我记得我来到纽约后两次受到震惊，一是发现林林这个姓被人认为不同寻常，二是大多数人居然从没听说过奈弗拉饺子汤。
我们在一个名叫帕克拉布皮兹的小城下了高速，这里有个特征，在它宽阔主街的正中间有一条两车道宽的停车道。不知怎么的，我就知道会有一家德国小吃店，走了不到一个街区，我们撞见了它——黑森林旅馆餐厅。里面和我预期和记忆中的一样：浅色木头卡座，装饰性的啤酒杯在收银机旁一字排开，穿皮短裤的巴伐利亚姑娘的壁挂。还有油煎小香肠和啤酒的美妙香味。这是一个朴素的小地方，但他们居然有瓶装的顶级斯巴登啤酒（我说服仁波切尝了一小口，但没有告诉他，这是我14岁时，第一次尝过的酒。当时是在米奇·施罗森家农场的谷仓后面），肉食的菜单，身着工作裤和棉布裙的农场老夫妇，对我来说，这就是童年相册的一张快照。仁波切只要了一盘土豆沙拉和一片黑面包——端上来时已经涂了黄油，浓厚而可口。我本人走的是小香肠和土豆泥的路线，向老爸老妈致敬。随着我们离北达科他州越来越近，我越来越常想起他们。他们是温馨的一对，真的。朴实无华，没有自我意识，被工作和天气磨砺得愈加坚韧，被他们出生时冷静的情绪所束缚，但一如既往地正派得体。
我抬头看着仁波切，告诉他：“我父亲以前常说，德式小香肠，啤酒和面包。男人不需要别的了。”
他点点头，咽下食物。“我也记得父亲对我说过的话。他是个善良的人，体格很小，在我长大的地方非常有名。那里没有美国这么多的树。山丘在夏天变成棕色。你能听到几英里外有火车驶过，你走上小山，看得很远，冬天那里有深雪和风。”
“西伯利亚的北达科他州。”
“他以前常说，那里的土地让人心怀宽广。冥想的完美土地。”
“不过没有小香肠和啤酒，我打赌。”
他哈哈大笑。下唇有一小团黄油。“香肠和啤酒，差不多一样。”他停顿，又咬了一口，吞咽下去，所有的动作都非常从容。“他以前常说——有时我母亲会说——我，就是我的，我出生时——”
“我的出生，英语里是这么说的。”
“谢谢你，我的朋友。我的出生让他们成为最快乐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不同的地方，我心想，因为这是我的父母永远都不会跟我们说的话，即使这可能是真的。他们善良，没错，但他们被训练得言简意赅，而且从来不曾怀疑。他们不把大量时间花在拥抱我们、亲吻我们、告诉我们是他们生命中的祝福这种事上。当时沉浸在这种记忆之中，我有点不对劲，内心有小小的震颤。一开始我找不到原因。我看着仁波切，感到内心升起一种无以名状的紧张感，仅此而已。我注意到，自己有冲动想退回老习惯里，用俏皮话来掩盖紧张感。我耐住了冲动。
仁波切没有继续，他只是满意地点头，就好像在珍惜快乐的回忆。他用一根手指擦拭嘴唇。
“你是某种化身的转世吧，不是吗？”我听到自己说话，话语来自那种紧张感的中心，但没有嘲讽。“所以能让他们开心？”
“是的。是那个原因。而且他们爱我。”
“谁的转世？”
“只是一位老师。在我们传承里的。不是什么特别的人。”
“不是吗？”
他摇摇大头。
“你确定？”
“是，非常确定。”他说。旅途中头一次，他说话时没有眼神交流。
“也有女性转世吗？”
他笑话这个愚蠢的问题，似乎要恢复平衡。“当然啦，奥托。我的母亲就是一位伟大的……你可以称之为，我认为，一个圣徒的转世。”
我当时有强烈的视觉记忆，我记得仁波切在南本德跪拜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前，就好像他和所有欧马里神父或麦克芬修女一样，也是天主教徒。我一直试图压制的感觉升得更高了，进入两肺之间的位置。我满嘴都是小香肠，发现自己难以吞咽。我觉得好像内心在自我交战。我禁不住想用“两个头脑”这种表达，而我实际上就是那种感觉：我有两个清楚的头脑，旧的和新的，它们正在交战。我想起仁波切最近对二元宇宙的描述，一个连续的决策过程，把独立灵魂引向这条路或那条路。A或B。A或B。我再次记起按摩师的话。我在回放帕特森和此处之间的所有见闻。
“我对一些事情好奇，”等我把一嘴的小香肠咽下去后，我听到自己在说。为了让自己平静，我喝了一口凉爽浓烈的斯巴登。“如果真有圣徒，在这一世……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是真人，而不只是死后被我们编出来的某种神话，来给我们希望还是什么的……我是说……我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我又喝了一口啤酒，仁波切在看着我，平静而专注。“我要问的是，如果存在真正的圣徒，或许甚至有真正的老师或者神灵来到世上，我指的是耶稣、佛陀，你懂的。是怎么安排的呢？谁派他们来的？他们为什么被派来？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一个那样的存在怎么会出现在人类的子宫里？我的意思是……你的传承里有没有就这个主题讲过什么？”
“当然。有，”他说着勉强地笑了，就好像完全看透了我。他考虑了一会儿。“怎么跟你讲呢？”
我试图机智地评论一句——噢，就按平常的方式讲，我都话到嘴边了——但就是说不出那几个字。
“在这个星球，这个地球上，存在有形的和无形的，对吧？”他把“形”发成了“性”。
“我猜是。”
“你很爱你的绳（生）命，是吧？”
“是。”
“你爱的是有形绳（生）命。你能看到、摸到、听到、闻到的，对吧？然后也有你爱的无形绳（生）命，你摸不着，看不到，闻不见。有形身体载着无形身体，对，但无形身体让有形身体动，让心跳，让大脑转，你明白吗？”
“好吧。”
“在这个星球上，有形世界大多是水、石头和空气。也有别的几样东西，但大多是水、石头和空气。那些东西你摸得到，有时闻得到，看得到。但什么让那些东西动？”
“什么让它们运转，你是说。让它们运作，或者存在。”
他喝了一口水，充满活力地点头，我见他在演讲时这么做过，但他看我的方式有所不同。他的眼睛更加炽烈，目光更加亲密。他把两手指尖的最后一寸触在桌上，落在盘子的两边，说：“爱让它们运转。那不是我的传承，我的理念。那是事实，就像水结冰时会变冷。就像那样。有些人看不到这是事实，但这就是。他们盲目的方式各有不同，但这是事实：爱让原子去它们该去的地方，留在该留的地方。每个人看到婴儿时，小男孩或小女孩，他们都微笑吧？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这个事实。他们知道，是爱创造出这个婴儿，这个男孩，这个女孩。他们感觉心里自然涌起这股爱。好，对吧？之前我跟你讲过，上帝的音乐一直在为每个人演奏。上帝的音乐就是这个爱。它让我们的世界运转，有时这意味着，有帮助来自那个爱，从那个……你会说是源头，对吧？你看你的生命，在奥托的生命里，每天你有多少次出手帮忙。我，你帮。你的妻子、孩子，路过的不认识的人，你帮。每一天或许都有人帮你。这个帮助是什么？是爱。好吗？”
“我在听。”
“好。那现在，更大的概念……”他用手比了一个大圆。“有时，很多时候，这个宇宙里爱的力气——”
“爱的力量。”
“对，这个宇宙里爱的力量，它突然同时进入这个星球上的一些身体，就像空气有时会聚成风。那些身体，他们是圣徒，是上师，我们称之为神。它其实是上帝的一部分，就像一阵大风也是地球上的一片空气，但它本身其实不是分离的。”他考虑了片刻，然后继续说，“光线可以穿透一扇窗户，”他指向左手边，一缕阳光正呈斜角照射进来，洒在一张桌子的浅色木头上，“它是太阳的一个碎片，没错，但不完全是太阳，你明白吗？”
“好吧。”
“但让世界运转的是那个源头。有时，当一个国家、地球上的一个地方需要帮助，或者当整个地球需要帮助时，那么这个爱就化成人形，像佛陀、克利须那、圣母玛利亚、耶稣、摩西，类似那样的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那一文化里，连我父亲也说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些人看到，这些圣徒是上帝的碎片，而其他人看不到，不知道。但如果你用清澈的头脑去看，会知道，世界就是像这样运作的。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聆听你的心跳，如果你对它深入冥想，你就能看到，它的运转是因为这个爱。”
仁波切说完，靠回座位上，一直专注地看着我，和一个物理学教授在办公室里用粉笔把一条定律写到黑板上，然后看着爱徒的方式差不多。你看到了吗？清楚了吗？你的心里豁然开朗了吗，就像多年以前的我豁然开朗一样吗？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开玩笑的所有冲动都荡然无存了。我知道我没有传达出这次香肠啤酒小际遇的真正力量；我毕竟是个编辑，不是作家。但在那一刻，我被美式德国的气味、视野包围着，熟悉得就像我童年床上的被子，我感同身受：另一个世界已经为我打开。厚厚的一层剥落了。显而易见的真实暴露出来。说来奇怪，这种感觉依稀熟悉，几秒钟的考虑后，我意识到它和我了解的一种感觉如出一辙，就是看着孩子的出生。当然存在有形的部分，血肉和黏液，组织，气味和声音，啼哭，小小的身体从更大的身体中费劲地出来。然后，在那些背后，或超越其上的，是别的什么，是对巨大、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真理的短暂一瞥，即刻不容辩驳。某种爱或慷慨的本质在给有形事件注入能量，再明显不过了。现在，那种同样不可思议的感觉，又回来了。
我试图让真实渗透，试图对我的心跳冥想片刻，对我爱的人的心跳冥想片刻。我必须说，我略微成功地思忖了石头、空气和水中原子的动力之源。奇怪而离奇得让人恐惧。仁波切似乎感觉不再需要多说什么。我抱歉失陪，起身去了洗手间，尝试给自己一点时间，回到我常规的世界观里。那种世界观安全、熟悉，被一层厚厚的知识敏感保护，但突然看起来浅薄到近乎犯罪。洗手间门上熟悉地写着德语的“女士”和“先生”，水从龙头里流出，水里有细胞和原子，通常我只能想到这么远了。就好像那些细胞和原子是在某一天无中生有突然成形的。就好像我的孩子也是那样蹦出来的。就好像一篇大学化学论文就是所有人需要的有关人类意识真相的全部解释。
回到桌边，一对年幼的兄妹，我猜，有四岁和三岁大，已经爬上了仁波切的卡座。金发、眉清目秀的那个男孩，穿着牛仔裤和全国赛车协会的T恤，已经坐在我朋友的膝盖上，小女孩站着，依偎着他的肩膀。他们的母亲不安地隔着过道观望，告诉他们该离开了，应该让这个人消停一会儿，诸如此类的话。我隔了几英尺站着观看。仁波切的一只手放在男孩的头上，正看着女孩做鬼脸，又把一只手放在女孩的头上，对着男孩做鬼脸。他们都在尖叫，搂着他，他们满怀歉意的母亲不得不去把他们拽下来，挨个儿赶出门外。
我坐下，用最后一口斯巴登寻求安慰，熟悉地掏出钱包，捏出信用卡，递过去。但心里有东西彻底颠覆了；谈话中的某样东西，在过去几小时的飞转中，让我的呼吸改变了，思考方式改变了。我付了晚餐的钱，但仁波切，这个正开始熟悉美国餐饮门道的人，坚持要加上小费。他把手伸进袍子的皱褶里，取出从路上赌场里拿的6个美元代币，同时，带着劳动人民的脸庞上那种精彩的顽皮表情，把它们垒成整齐的一堆，留在纸质的餐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