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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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场。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同外国人交谈。现在，他回忆起在伦敦和瑞士侨居的年代，那时他同外国革命家过从甚密，经常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聊天、争论、唱歌。
住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丁告诉他，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囚犯。
数万人居住在这座集中营的牢房里，他们有着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衣着，同样的命运，走路时发出同样的沙沙的脚步声，喝着用俄国囚犯们称之为“鱼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样的稀汤。
集中营的头头们按照编号和缝在衣服上的布条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类的犯人：红布条的是政治犯，黑布条的是怠工者，绿布条的是小偷和撬门贼。
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但相同的命运将他们系在了一起。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同意大利农民和不会签自己名字的克罗地亚牧民睡在相邻的简易板床上。当年天天向厨师订早餐、常因胃口不好让女管家大为不安的人，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去上工。他们穿着嗒嗒作响的木底鞋，以忧郁的目光张望着，看挑桶送饭的来了没有。
虽说这些囚犯出身不同，但他们的遭遇却有一些相似之处。当他们头脑里出现往昔生活的幻觉时，不知是联想到了尘土飞扬的意大利公路旁的小花园、北海阴郁的喧嚣声，还是博布鲁伊斯克市郊的干部宿舍里橘黄色的纸制灯罩，所有囚犯都觉得自己往昔的生活是美好的。
囚犯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苦，就越热衷于吹牛。
他们吹牛并不是为了骗人，而是为了颂扬自由：集中营外面的人无疑是幸福的……
在战前，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于是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制造的新型政治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这座集中营，是因为同朋友谈话时批评了希特勒的制度，或者说了一个带政治内容的笑话。他们既没有发传单，也没有加入秘密政党。他们的罪名是——有可能进行这些活动。
战争期间，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关押战俘，也是法西斯当局的一项新措施。这里关押着在德国领土上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以及盖世太保感兴趣的苏联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法西斯分子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同他们合作，提供咨询，逼迫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声明上签字。
这座集中营还关押着一些怠工者。这些人故意旷工，企图擅自放弃在军事工厂和军事工地的工作。把不好好工作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新发明。
集中营里还关押着一些衣服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人，他们是从法西斯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当局采取的一项新措施。离开德国的人，不管他在国外表现得如何忠诚，自然也成了政治敌人。
那些衣服上缝着绿布条的人，即小偷和撬门贼，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享受着特殊优待。警备队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利用刑事犯来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发明。
这座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犯人由于命运与众不同，以至于当局设计不出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布条颜色。他们中有一个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的研究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个学物理的中国大学生。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在集中营的简易床上为他们留好了位置，为他们准备了盛菜汤的饭盒，每天让他们在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的活。
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地开往死亡集中营。
空气中充斥着车轮的轰隆声、机车的咆哮声和数十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们上工时的脚步声。这些集中营成了新欧洲的城市。它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它们有自己的设计方案，有自己的街巷、广场和医院，有自己的集市、旧货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
与这些集中营相比，与焚尸炉上方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表面看来，管理这样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支上百万人的庞大监视者大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穿党卫军制服的人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在囚犯的牢房里露一次面。在这些集中营里，囚犯们自己担负着警察和警卫职责。
他们自己维护集中营里的内部秩序，自己监视自己的厨房，他们只能吃霉烂的冻土豆，而把那些又大又好的土豆挑选出来，送到军队的食品供应站去。
囚犯们担任集中营医院和实验室的医生和细菌学家，担任清扫集中营人行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担任向集中营供电、供暖和供应汽车零件的工程师。
集中营警察严厉而凶残，十分猖獗。警察左胳膊上系着宽宽的黄色袖标，此外，集中营的区段和班组还设有各自的头目。他们自上而下地把集中营的生活控制得严严实实，从整个集中营的动态到夜间囚犯们在床上的举动，全都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一些囚犯可以参与这座庞大集中营的秘密事务，甚至可以参与制订培育良种人员名单，可以参与审理被关押在暗室——混凝土禁闭室里的正在受审的囚犯的案件。看来，假如长官走开，囚犯们并不会中断铁丝网中的高压电流，不会四处逃散，而是会继续干活。
这些巡警和区段警为警备队长效劳，但却时常叹息，有时甚至为那些被送往焚尸炉的人流泪……不过这种二重性是无法坚持到底的，他们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良种人员名单。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看来，最令人不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并没有以那种戴着单眼镜装腔作势、傲气十足、与人民格格不入的面目来到集中营。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集中营里，他们没有脱离普通人民，他们用人民的方式开玩笑，他们的玩笑也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他们就是平民百姓，他们举止随便、平易近人。对于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的语言、心态和智慧，他们再熟悉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