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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25

斯特拉姆在寒冷多雪的日子里同妻子女儿一起回到了莫斯科。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不想中断工厂的工作,留在了喀山,尽管斯特拉姆已经着手替她在卡尔波夫研究所安排工作。

这真是些莫名其妙的日子,内心同时充满喜悦和不安。看来,德国人依旧强大得令人可怕,准备着一次次新的残酷打击。

看来,战争并没有出现转机。但是人们对莫斯科的向往油然而生,政府开始让一部分居民回莫斯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人们已经感觉到战争的春天来临的隐秘征兆。不过在战争的第二个冬季,首都看上去毕竟还是愁眉苦脸的,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脏雪如小山似的堆在人行道两旁。市郊的街道上,乡村小道般的通道把建筑物同电车站和食品店联系起来。许多窗户里伸出的铁皮烟囱冒着烟雾,楼房的墙上挂着被油烟熏黄的冰锥。

穿着短皮袄、系着头巾的莫斯科人一如小县城和农村来的乡巴佬。

从车站出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路上就坐在卡车上的大包小包上,他回过头来看一眼坐在他身旁的娜佳那紧皱双眉的脸庞。

“怎么啦,小姐?”斯特拉姆问,“你在喀山一直向往的莫斯科是这样的吗?”

因为父亲看透了她的心思而生气的娜佳什么也不回答。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向她解释:

“人并不明白,他所创建的城市并非大自然的天然部分。为了从狼群、风雪和杂草那里夺回自己的文明,人不应该放下自己手中的火枪、铁锹和扫把。只要一疏忽大意,稍稍分心一两年,那就全完了。狼群便会从森林里出来,杂草就会丛生,城市会被大雪和尘土淹没。有多少大都城已经毁于尘土、大雪和风暴。”

斯特拉姆想让坐在揽私活司机边上的柳德米拉也听到他的高论,他从车帮上朝驾驶室俯过身子,通过摇下的半扇小窗问道:

“你还舒适吗,柳达?”

娜佳开腔说:

“只是管院子的人不扫雪,就能使文明毁灭了?”

“你真傻。”斯特拉姆说,“看看这些雪堆。”

卡车颠簸得厉害,所有包袱、箱子一下子都在车厢里跳起来,斯特拉姆和娜佳也随着它们蹦起来。他们对视一眼,彼此都乐了。

奇怪,真奇怪。在饱经战祸、痛苦和流浪的一年里,他竟然会在疏散地喀山做出了自己最大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这他能想象得到吗?

看来,回莫斯科,他们将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激动。看来,只有对安娜·谢苗诺夫娜、托利亚、玛鲁夏的痛苦和对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死者的怀念,会同回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占据整个心灵。

但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心。乘车途中,斯特拉姆为一些小事大动肝火。他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老是睡觉,不朝她儿子曾经保卫过的大地瞧上一眼而生气。她在睡梦中鼾声大发,在车厢里走动的一个伤兵听到她的鼾声,说:“嗬,这鼾打得就像个近卫军。”

他对娜佳发火:母亲刚收拾完她吃剩的东西,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玫瑰蜜饼,活像个自私的野蛮人。火车上她对父亲用的是一种愚蠢的嘲笑口吻。斯特拉姆听到她在隔壁包厢里说:“我爸是个大音乐迷,经常在钢琴上乱弹一通。”

邻座们在聊莫斯科的下水道和供暖设备,聊自由自在不按汇划单和住房面积缴钱的人们,聊带什么东西到莫斯科划算。斯特拉姆对聊这种日常生活话题感到生气,不过自己也聊起了房屋管理员和自来水管道。晚上睡不着觉时,他也想起得上莫斯科凭证供应商店登记,想起电话是否给撤了。

可恶的女列车员打扫包厢时,从座位底下扫出斯特拉姆扔下的鸡骨头,说:

“哼,真邋遢,哪像文化人!”

在穆罗姆站,斯特拉姆和娜佳到月台上散步。他们从两个穿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旧式男大衣的青年人身边走过。

其中一个说:

“阿布拉姆从疏散地回来了。”

另一个说:

“阿布拉姆急着去领保卫莫斯科奖章哩。”

在卡纳什车站,列车停在一列装满囚犯的军用列车对面。哨兵在取暖货车旁来回走动,囚犯们一张张苍白的脸紧贴在带格栅的小窗户上,哀叫着“给点烟草”、“给支烟抽”。哨兵们大声骂着,把囚犯从小窗户前轰走。

晚上,他来到索科洛夫一家乘坐的另一节车厢。头上系着花头巾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正在铺床,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下铺,她自己睡上铺。她关心的是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否舒适,对斯特拉姆的问题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甚至也没问问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身体怎么样。

索科洛夫打了个哈欠,抱怨车厢里的闷热空气让他困乏无力。对索科洛夫的漫不经心和仿佛不高兴他的到来,斯特拉姆感到莫名难受。

“生活中我第一次看到,”斯特拉姆说,“丈夫让妻子爬上铺,而自己睡下铺。”他说这些话时显得忿忿不平,并且自己也觉得吃惊,为何这一情况使他这么生气。

“可我们一直是这样。”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在上铺憋得慌,可我无所谓。”

于是她在索科洛夫的鬓角上亲了一下。

“那我走了。”斯特拉姆说,又一次对索科洛夫一家没有挽留他而感到难受。

夜间,车厢里十分闷热。他记起喀山,记起卡里莫夫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记起同马季亚罗夫的谈话,记起喀山大学里那拥挤不堪的研究室……斯特拉姆晚上到索科洛夫那里聊起政治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那双眼睛是多么可爱而又惊慌不安,根本不像今天在车厢里那样心不在焉和冷漠。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思忖着,“自己睡上铺,那里更舒适和凉爽些?就这种旧家庭的生活习惯?”

于是,他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气,在他看来她是他所熟悉的女性中比较温顺、比较善良的女人。他想:“一只红鼻子母兔。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个乖僻、随和、稳重的人,但同时又是个疑心很重、城府很深、爱记仇的人。是啊,真够她这个可怜人受的。”

他怎么也不能入睡,试着想即将来临的同朋友们和切佩任的见面。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他的研究成果。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可是胜利而归的,古列维奇和切佩任将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他想:马尔科夫已经仔细考虑了新实验装备安装的各项细节。只是得一星期后他才能去莫斯科,没有他工作就无法启动。糟透的是,无论是索科洛夫还是我,都是书呆子,是两个只会动脑不会动手的理论家……

是啊,凯旋,凯旋。

但这些想法支离破碎,断断续续。

他的眼前出现一批人,高喊“给支烟抽”、“给点烟草”。出现两个青年管他叫阿布拉姆。波斯托耶夫曾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过一句怪话,当时索科洛夫谈到青年物理学家兰德斯曼的工作,波斯托耶夫却说:“行啦,兰德斯曼算什么,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用第一流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说着拥抱索科洛夫,补充道:“可最主要的毕竟是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

电话能用吗?煤气通了吗?难道一百多年前人们把拿破仑赶走后回到莫斯科,想的也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卡车在楼旁停下,斯特拉姆又见到了自己单元的四扇窗户和去年夏天贴在玻璃上呈“十”字的蓝色纸条,见到了正门和人行道旁的椴树,见到了牛奶店的招牌和房屋管理员门上的木牌。

“电梯当然不开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嘟哝着,朝司机转过身子,“同志,您不帮我们把东西提上三楼?”

司机回答说:

“为什么不,当然行。只是您得为此付给我面包。”

他们卸下卡车上的货载,让娜佳留下看东西,而斯特拉姆同妻子一起上楼。他们走得很慢,并且感到惊讶,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上漆布面磨损的黑门、熟悉的信报箱。多么奇怪,街道、房子、东西,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一切都没有消失,它们依旧,它们中的人依旧。

有次,没等上电梯的托利亚一口气跑上三楼,他对下面的斯特拉姆叫道:“啊哈,我已经到家啰!”

“在过道上歇会儿,你已经气喘吁吁的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楼道都成什么了。明天我得上房管所去一趟,非得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大扫除。”

瞧,他们又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丈夫和妻子。

“也许,你想亲自打开房门?”

“不,不,干吗,你开吧,你是一家之主。”

他们走进单元,把几个屋子都走了一遍。她没有摘下头巾,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摘下电话听筒,朝它吹了吹,说:

“电话看来是通的!”

然后她来到厨房,说:

“瞧,有水,就是说厕所可以用。”

她走到煤气炉跟前,试试炉灶的开关,煤气没有送。

天哪,天哪,全过去了。敌人给挡住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仿佛1941年6月21日,那个星期六就是昨天。仿佛一切都没变,又好像一切全变了!犹如外人走进家里,他们已经是另一种心情,另一种命运,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为何如此忐忑不安,如此枯燥无聊?为何失去的战前生活显得那么美好幸福?为何想起明天就那样令人苦恼——票证发放处,户口登记处,用电限额,电梯一会儿开一会儿停,订阅报纸……晚上躺在自己床上又得重新听到熟悉的钟声。

他跟在妻子后面走着,突然记起夏天的莫斯科之行,记起漂亮的尼娜,记起她与他同饮葡萄酒,那空酒瓶现在还在厨房的泄水盆边放着呢。

他记起诺维科夫上校捎来的母亲的来信,记起读信后的那个夜晚,记起自己突然去了车里雅宾斯克。记起他就是在这里吻了尼娜,她的发卡从头发上掉了下来,他们没能找到它。他感到不安,发卡会不会在地板上被发现,也许尼娜还在这里忘了画眉笔、口红和香粉盒。

但这时司机喘着粗气进来了,他放下箱子,打量一下房间,问道:

“一套单元都是您住吗?”

“是的。”斯特拉姆面带愧色地回答道。

“我们六口人住八平米。”司机说,“大家都去上班时,老祖母睡觉,而晚上她就在凳子上坐着。”

斯特拉姆走到窗前,娜佳站在卡车边那堆东西旁,又蹦又跳,直往手指上哈气。

可爱的娜佳,斯特拉姆可怜的女儿,这就是她可爱的家。

司机提上来装食品的口袋和塞满床上用品的行李袋,往凳子上一坐,开始卷烟。

显然,他的兴趣全在住房问题上,一直跟斯特拉姆唠叨卫生法和区房管所的贪污分子。

厨房里传来锅勺声。

“女主人。”司机说,朝斯特拉姆眨巴下眼睛。

斯特拉姆又朝窗外望了望。

“秩序,秩序。”司机说,“您瞧吧,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人们也将陆续从疏散地回来,住房条件只会变得更差。我们厂里前不久回来一个受过两次伤的工人,当然,房子给炸毁了,带着一家子住进不是人待的地下室里,老婆当然怀孕了,两个孩子得了结核病。水把地下室给淹了,比膝盖还深。他们在凳子上铺上板子,顺着板子从床上跨到桌子上,又从桌子跨到炉灶上。他开始求爷爷告奶奶,上党委,上区委,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全都答应,全都允诺,可就是不兑现。晚上他把妻子、孩子、破旧衣物抱上五楼,占据了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一间备用房。房间8……4平米。这样整个事情就乱了套啦!检察员把他召去,限他二十四小时内腾出房子,否则去蹲五年劳改营,两个孩子送保育院。他有什么辙?为战争他得过勋章,他把它们全别在胸脯上,别在肉上,午休时当场在车间里上吊自缢了。小伙子们发现后,立刻咔嚓一下剪断了绳索。他被送进医院急救。出事以后立刻给了他住房证,他暂时还在医院里,但此人够走运的——面积不大,可挺舒适。这一手够绝的。”

司机讲完自己的故事,娜佳走了进来。

“东西被人偷了谁负责?”司机问。

娜佳耸耸肩,一面在屋子里走着,一面往冻僵的手指上哈气。

娜佳刚进家门,斯特拉姆就对她生起气来。

“你最好把领子放下来。”他说,可娜佳不耐烦地挥下手,朝厨房嚷嚷:“妈,我饿得要命!”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这天表现得精力特别充沛,使斯特拉姆觉得,要是她把这股子精力用在前线的战事上,德国人非从莫斯科后撤一百公里不可。

管道工把供暖装置接通了,暖气管原来好好的,虽说它们烧得并不热。把煤气工找来可不容易,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电话打到煤气公司经理那儿,经理从抢修班里派来了一名师傅。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所有煤气嘴都点上火,把烙铁搁在上边,尽管火苗很弱,但已经可以不穿大衣待着了。司机、管道工和煤气工干完活以后,面包口袋就完全变轻了。

很晚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还在忙家务活。她把刷子缠上抹布掸干净天花板和墙上的灰尘。她洗刷干净枝形吊灯架上的尘土,又把枯花扔到黑漆漆的楼道里。她收集了许多破烂、旧纸、碎布,牢骚满腹的娜佳提着桶往污水坑里倒了三次垃圾。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厨房和饭厅里的器皿全都重新洗了一遍,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在她的指挥下把碟子、盘子、刀子、叉子统统擦干,那套茶具她没敢委托给他。她在洗澡间洗衣服,在煤气灶上熬油,把喀山带来的土豆挑拣了一遍。

斯特拉姆给索科洛夫挂电话,接电话的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说:

“我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了,他一路上太累了,不过,要是有什么急事,我去叫醒他。”

“不,不用,我没事想闲聊一下。”斯特拉姆说。

“我真是幸福。”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直想哭。”

“请上我们家来。”斯特拉姆说,“您怎么样,晚上有空吗?”

“我?您怎么啦,今天不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笑呵呵地说,“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和我都有好多事要干呢。”

她问了下供电限额和自来水管道。他突然粗鲁地说:

“现在我去把柳德米拉叫来,她接着同您谈自来水管道的事。”并且马上用明显的寻开心的语气补充:“可惜,真可惜,您不来,否则我们可以读读福楼拜的诗篇《马克斯与莫里茨》。”

但她并不理会他的玩笑话,喃喃地说:

“我晚些时候打个电话来。若是我一间屋子就有那么多事要张罗,那么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会更忙的。”

斯特拉姆明白,他那粗鲁的语气得罪了她。蓦地,他想回喀山去。人就是这么怪。

斯特拉姆打电话给波斯托耶夫,但他们那里好像还没有通电话。

他给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打电话,邻居说古列维奇上索科利尼克他姐姐家去了。

他找切佩任,但没人接电话。

突然间电话铃响了,一个男孩的声音打听娜佳,可娜佳此刻正提着垃圾桶完成她的“航程”呢。

“你是谁?”斯特拉姆严厉地问。

“这并不重要,一个熟人。”

“维佳,你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够了吧,来帮我挪下碗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叫道。

“我同谁絮絮叨叨了,在莫斯科谁也不需要我了。”斯特拉姆说,“哪怕给我来点吃的也好呀。人家索科洛夫已经酒足饭饱,躺下睡了。”

看来,柳德米拉把家里搞得乱上加乱,衣服到处都是,从碗橱里倒腾出来的一套炊具还在地板上放着,大锅小锅、洗衣盆、口袋,在屋子里和过道上走路都受到了影响。

斯特拉姆心想,柳德米拉不会先进托利亚的房间的,但他错了。

“维佳,维克托,你到托利亚的屋子去一下,把中国花瓶放到他书柜上,我把它擦干净了。”她满脸通红,眼睛里露出忧虑的目光。

电话铃又响起来,他听到娜佳在说话:

“你好,我哪儿也没去,妈妈让我倒垃圾哩。”

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直催他:

“维佳,帮帮我,别睡,要知道还有多少事啊!”

女人的内心中有多么巨大的本能啊,这种本能又强大又单纯。

傍晚时,杂乱无章已被战胜,屋子里变暖和了,家里又变得如战前所习惯的样子。

晚饭在厨房里吃。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做了烙饼和煎肉饼,稀饭是白天就熬好的。

“是谁给你打电话?”斯特拉姆问娜佳。

“一个男孩子。”娜佳答道,自己也乐了,“他已经连着打了四天,终于给打通了。”

“你,怎么,同他还有书信来往?事先告诉了行期?”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

娜佳不高兴地皱皱眉头,耸耸肩。

“哪怕有条狗给我来个电话也好。”斯特拉姆说。

晚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醒了。柳德米拉穿着衬衣站在托利亚房间前,房门敞着。她说:

“你瞧,托连卡,我终于来得及把一切都整理好,你的房间也收拾好了,仿佛未曾有过战争,我心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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