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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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任副所长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科夫琴科，大家说：“是希沙科夫的忠实翻版。”为人温和，说话带乌克兰口音的科夫琴科以惊人的速度搞到了一套住宅和一辆供个人使用的小汽车。

据马尔科夫这个了解院士和院领导许多经历的专家说，科夫琴科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称号是因为别人的一篇论文，但在这篇论文发表后是他第一个读完了它。他分享论文的成果在于他发现了论文中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加快了论文在审级中的通过。

希沙科夫委托科夫琴科组织选聘新的空缺，宣布招聘高级研究员，宣布招聘空缺的真空实验室和低温实验室主任职务。

军事部门拨来一些材料和工人，机械修理所进行改建，研究所大楼进行翻修，莫斯科地区电站管理局向研究所提供没有限额的电力，保密工厂分给研究所许多珍贵资料。所有这些事情同样是科夫琴科张罗的。

通常机关里来了位新领导，人们常会尊敬地说起他：“上班比大家来得早，下班比大家走得晚。”大家也这样议论科夫琴科。但赢得职工更大尊敬的是新所长，大伙说：“瞧，任命已经两星期了，他只有一次顺路来这儿待了半小时，再也没有露过面。”这说明所长正在制订新的原则，正在国家的上层中活动。

研究所里的人们起初就是这么谈论希沙科夫院士的。

切佩任去林场工作，正如他说的那样，到了农村实验室。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法因加尔教授不建议他做剧烈运动，并告诫他不能提重物。切佩任就在林场劈木柴，挖水沟，自我感觉良好。他给法因加尔写信，说严格的作息制度帮了他大忙。

在饥寒交迫的莫斯科，研究所恰似一处不愁温饱的福地。夜里在阴湿的住所里冻得瑟瑟发抖的研究人员，早晨上班时，把手掌贴在热乎乎的暖气片上，感到无比的享受和满足。

最令研究所的人们感兴趣的是设在半地下室里的新食堂。食堂附设小卖部，供应酸奶、甜咖啡和香肠。女服务员出售食品时，不收肉票，不撕食品卡上的票据，这尤受研究所同仁们的青睐。

食堂里的午餐分为六个等级：科学博士们一等，高级研究员一等，低级研究员、高级实验员、技术员和服务人员各一等。

人们围绕两种高档次午餐议论纷纷，其区别是第三道糖渍水果用的是干果还是果羹。还有发给博士和主任们家里的一袋袋食品，也引起了不少议论。

萨沃斯季亚诺夫说，也许对哥白尼理论的议论也比不上对这些食品袋的议论厉害。

有时候人们感到，参加制订这些莫名其妙分配原则的不仅是所长和党委，还有更高一层的神秘力量。

晚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不过奇怪的是，我今天收到了你的食品袋，斯韦钦这个科研上毫无建树的可怜虫得到的是二十个鸡蛋，可为什么给你的却只有十五个。我甚至把清单检查了一遍，你和索科洛夫都是十五个。”

斯特拉姆开玩笑说：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谁都知道，我们的科学家是分等级的——最伟大的、伟大的、著名的、出色的，最后是老掉牙的。既然最伟大的和伟大的科学家没有活着的，就不该发给他们鸡蛋。余下的所有科学家就得按学术地位分给圆白菜、碎麦米和鸡蛋。可我们那里全乱了套：社会上的消极分子却主持马克思主义讲习班，因为是管理处的红人。结果还能不乱七八糟？科学院的车库主任同泽林斯基㊟待遇相同：都是二十五个鸡蛋。昨天在斯韦钦的实验室里有个很可爱的女人甚至失声痛哭，拒绝进食，同甘地一样。”

娜佳听父亲说完后，哈哈大笑，然后说：

“您知道，爸爸，奇怪的是，您在清洁工边上吃自己的煎牛排好像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嘛。要是姥姥，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

“看你说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要知道这里有条原则——按劳分配。”

“是啊，乱七八糟。这个食堂里闻不到社会主义的味道。”斯特拉姆说，接着又补充！“唉，谈够了，我唾弃这一切。可你们知道吗，”他突然说，“今天马尔科夫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的论文不仅在我们所，而且在数学所和力学所都被打印出来，互相传阅。”

“像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一样？”娜佳问。

“你别开玩笑。”斯特拉姆说，“高年级大学生要求我给他们去作专题讲课呢。”

“那有什么！”娜佳说，“阿尔卡·波斯托耶娃对我说：你爸爸成天才啦。”

“嘿，未必吧，我离天才还差得远哩。”斯特拉姆说。

他回自己房里，但很快又返回来，对妻子说：“这种怪事总也忘不了。给斯韦钦开了二十个鸡蛋。我们那里就会欺侮人！”

虽然不好意思说，但斯特拉姆还是耿耿于怀，为什么把索科洛夫同他放在一个等级。当然，应当哪怕用一个鸡蛋来体现斯特拉姆的优势也好啊，或是给索科洛夫发十四个鸡蛋，稍微少那么一个，只是有所表示也好。

他一面嘲笑自己，一面为索科洛夫在分配量上同他平起平坐而愤愤不满和委屈，这种委屈甚至超过了由于斯韦钦对他所占的优势而产生的不快。斯韦钦的事情比较简单——他是党委委员，按照国家的路线他无疑占优势。对这点，斯特拉姆是心悦诚服的。

但同索洛科夫相比，事情就牵涉科研水平和科学贡献。对此，斯特拉姆气就不顺。他从内心深处感到烦恼和气愤。他明白，作出这样的评价采取了一种何等荒唐可笑的形式。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倘若一个人并非永远伟大，倒是常常渺小的话。

躺下睡觉后，斯特拉姆记起自己不久前同索科洛夫所作的关于切佩任的交谈，于是气愤地大声说道：

“马屁精一个！”㊟

“你在说谁呢？”正在床上看书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

“说索科洛夫。”斯特拉姆说，“他是个走狗。”

柳德米拉把手放在书上，没有朝丈夫扭过脸去，说：

“瞧，你就等着把你从研究所撵出去吧，全因为你那些左派言论。你肝火太旺，总想教训别人……同大伙全吵遍了，而现在，我发现你又想跟索科洛夫吵。用不了多久我们家就没有一个人再登门了。”

斯特拉姆说：

“哦，别这样，别这样。柳达，亲爱的。唉，怎么对你解释呢？你要知道，又像战前那样为每句话担惊受怕，又觉得束手无策。切佩任！柳达，这可是个伟大人物！我本以为，研究所会闹翻了天，可原来只有一个看门老头同情他。听听波斯托耶夫对索科洛夫说的话：最主要的，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他这么说干什么？”

他想同柳德米拉多聊一会儿，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他觉得很羞惭，老是把这些事同食品分配不由自主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莫斯科他似乎变衰老了，黯然失色了，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小市民的利益、功名使他那么激动不安？为什么在喀山外省，他的精神生活反倒更充实些、深刻些、纯洁些？为什么甚至连他的主要科研兴趣和喜悦都变得浑浑噩噩，同那些渺小的沽名钓誉的想法纠缠到了一起？

“柳达，我觉得心事重重，痛心疾首。哎，你怎么不吱声？啊，柳达？”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沉默不语。她睡着了。

他轻声冷笑一下，觉得很可笑，有个女人知道了他的境遇后睡不着觉，而她却睡着了。继而，他想起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瘦削的脸庞，又把刚才他对妻子说的那句话重复道：

“你理解我吗？玛莎？”

“真见鬼，脑子都中了什么邪！”他思忖着，沉沉睡去。脑子确实中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