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34

老妪抱着一抱干芦苇回家，她那愁眉紧蹙的脸庞满含忧愁，她从落满尘土的美国“威力斯”牌吉普车旁和蒙上帆布的指挥坦克旁走过，坦克的一侧顶在她家农舍的板墙上。她瘦骨嶙峋、闷闷不乐，仿佛是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妪。但是，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她和她那个正在屋檐下挤奶的难看女儿，再没有比她那个把手指塞在鼻孔里、注视牛奶从母牛的乳房里流淌出来的浅颜色头发的孙子，同这些驻防在草原上的军人们的关系，更意义重大的了。

所有这些人——军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身材魁梧的少校们，在农村昏暗的圣像下烟雾腾腾地抽烟的将军们，在俄罗斯炉灶里烤羊肉的将军的厨师们，在谷仓里用弹壳和钉子卷头发的女电话兵们和在院子里对着脸盆刮脸的司机（他斜着一只眼瞧着小镜子，另一只眼望着天空，看有没有德国人的飞机飞来），以及整个钢铁的、电力的、汽油的战争世界，都是草原农村、小镇、庄子那漫长生活绵延不断的一部分。

对老妪来说，在眼下那些待在坦克上的小伙子们之间，在那些夏天徒步来到这里，请求借宿，又担惊受怕，晚上睡不着觉，只得出去察看，因而给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之间，有着绵延不断的联系。

六月间在沃罗涅日城郊，有个老妪替上校把干草铺在地板上，望着窗外通红的火光画十字；后来在乌拉尔，有个老妪把咝咝作响的铜茶炊端到后备役坦克军司令部；如今是这个卡尔梅克草原小庄子的老妪，她们之间也有着绵延不断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那么的习以为常，无论是走进家里用带刺植物生炉子的老妪，还是走出屋门来到门廊上的上校，都没有发现它。

卡尔梅克草原上一片令人惊讶、使人懊恼的寂静。这天上午，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是否知道，俄国已经把脸转向西方，准备反击和大踏步前进？

诺维科夫在门廊上叫住司机哈里托诺夫：

“带上我和政委的大衣，我们很晚才能回来。”

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来到门廊上。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说，“万一有什么事，请往卡尔波夫那边打电话，一刻钟后，就打到别洛夫和马卡罗夫那里。”

涅乌多布诺夫说：

“这里能有什么事嘛！”

“司令员突然就来了，那事还少吗？”诺维科夫说。

两只小鸟离开阳光，朝小庄子这头飞来。草原的寂静在它们越来越强的轰鸣声和急速的掠行中顿时被打得粉碎。

哈里托诺夫跳下汽车，跑到谷仓的墙根下。

“你这是干什么，笨蛋，你想把自己人撂下？”格特马诺夫扯着嗓子喊道。

这时，一架飞机朝小庄子一阵机枪扫射，另一架飞机上扔下一枚炸弹。哀号声，叮当声，妇女刺耳的尖叫声，孩子们的哭声和被爆炸抛起的土块的撞击声，汇成一片。

听到炸弹落下的呼啸声，诺维科夫稍稍弯下身子。眨眼间，一切混成一团，在尘土和烟雾中他只见到站在他身边的格特马诺夫。尘雾中现出涅乌多布诺夫的身影。所有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弯腰，挺胸抬头，木雕似的站着。

格特马诺夫掸掉裤子上的尘土，脸色稍稍有些苍白，但显得激动和轻快，夸口说：

“没关系，真行，裤子好像还是干的。我们的将军甚至纹丝不动。”

少顷，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过去看弹坑四周的土炸得有多远，奇怪地发现远处房屋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可近处的玻璃窗却安然无恙。他们还看了看掀翻的篱笆。

诺维科夫好奇地向那些头一回见到炸弹爆炸的人打听情况。看来他们给吓坏了，他们觉得德国人造这枚炸弹，把它送上天空并往地上扔，只有一个目的：是想炸死小格特马诺夫和小涅乌多布诺夫们的父亲。原来，战争中人们干的就是这种事。

坐在车上，格特马诺夫一直都在谈空袭，后来自己打断自己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显然，你听我说这些，一定觉得好笑。你已经经历上千次了，可我还是头一次。”

他再次自己打断自己，问道：

“听我说，彼得·帕夫洛维奇，这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

诺维科夫说：

“克雷莫夫？你提他干什么？”

“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过一次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谈话。”

“他曾落到包围圈里，好像没有被俘过。什么样的谈话？”

格特马诺夫没听诺维科夫在说什么，拍拍哈里托诺夫的肩膀说：

“绕过这间活动小屋，就是通往第一旅司令部的大路。你要知道，我的眼睛好使得很。”

格特马诺夫谈话时从来不考虑对方感受，这点诺维科夫早已习惯了。他一会儿开始谈话，一会儿提出问题，再开始谈话，然后再提问题把谈话打断。他的思路走的好像是没有规律的“之”字形。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是感觉而已。

格特马诺夫经常谈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身上总带着厚厚一叠家庭相片，派勤务兵给乌法寄了两次包袱。

同时他又同卫生所很厉害的黑头发女医生塔马拉·帕夫洛夫娜一本正经地搞上了。

韦尔什科夫有天早晨很难过地告诉诺维科夫：

“上校同志，女医生晚上在政委那里过的夜，凌晨才离开。”

诺维科夫说：

“韦尔什科夫，这不是您该管的事。您最好别把我的糖果偷偷拿走就行了。”

格特马诺夫并不隐瞒他同塔马拉·帕夫洛夫娜的关系，此刻在草原上，他的肩倚着诺维科夫，悄声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有个小伙子看上了我们的女医生。”他亲热而抱怨地望着诺维科夫。

“那是政委吧。”诺维科夫说着朝司机用眼睛示意。

“那有什么，布尔什维克又不是修士。”格特马诺夫悄悄解释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老傻瓜喜欢她。”

他们沉默了一阵，格特马诺夫好像刚才根本没有进行过朋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似的，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你处在前线这么一个可爱的环境中，一点儿也不见瘦啊。你知道，比如我，天生就是为党工作的。我是在最艰苦的年代上州委工作的，换别人早得肺病了。粮食计划告吹，斯大林同志打电话找了我两次，可我满不在乎，不往心里去，反倒胖了，好像住了趟疗养院。瞧，就跟你一样。”

“可鬼知道我天生是干什么的，”诺维科夫说，“也许，就是为打仗的。”

他笑起来，接着说：

“我发现，刚有点什么有趣的事，我首先就想，别忘了告诉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德国人朝你和涅乌多布诺夫扔第一枚炸弹时，我就想，得把这件事告诉她。”

“打政治报告吗？”格特马诺夫问。

“很快就打。”诺维科夫说。

“老婆嘛，当然，”格特马诺夫说，“她比谁都亲。”

他们来到旅驻地，跳下车。

诺维科夫的脑子里经常装满人名、居民点的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务、清楚和不清楚的事情、拟议中的和该撤销的命令。

有时，他突然间晚上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各种疑虑和问题在头脑里旋转。是否可以在超过瞄准器标尺分划刻线的距离上进行射击？行进间射击是否行？分队长们是否能迅速正确地对战斗情况的变化作出判断，是否能独立作出决定，并在瞬间下达命令？

继而他设想，如何把坦克按梯次配置突破德军和罗军的防御，进入突破口，并同强击航空兵、自行炮兵、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协同作战，转入追击，朝西疾进，占领渡口桥梁，绕过雷区，压制抵抗枢纽部。激动万分时，他会从床上伸下光腿，坐在黑暗中，因为幸福的预感而喘不上气来。

他从来不想把自己晚上的这些想法同格特马诺夫谈。

来到草原后，他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愤恨比在乌拉尔越发强烈。

“专拣软的欺负。”诺维科夫想。

他已经不是1941年的他。他喝酒比过去凶。他动不动就骂娘、发火。有天他朝油料供给主任扬起了拳头。

他发现大伙都怕他。

“鬼知道我是否天生就为打仗的。”他说，“最好还是同你喜爱的婆娘住在林子里，住在木屋里。白天去打猎，晚上返回家。她熬好稀粥，然后我们上床睡觉。战争能让人吃饱饭吗？”

格特马诺夫垂着头，专注地望着他。

第一旅旅长卡尔波夫上校在野战无线电台旁迎接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他胖乎乎的脸，火红的头发，一双只有红发人才有的浅蓝色眼睛明亮而又犀利。

他的战斗经验有段时间是同西北战线上的几次战斗联系着的，卡尔波夫在那里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把自己的坦克埋进土里，把它们变成固定火力点。

他同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并排走在一起，前往第一团驻地，但他那从容不迫的步履倒让人以为他才是主要首长。

看他的长相，他似乎应该是个心地善良、喜欢喝啤酒、胃口极大的人，但他却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沉默寡言、冷漠、多疑、吹毛求疵。他从不招待客人，是个有名的“铁公鸡”。

格特马诺夫对他们认认真真挖了土窑和坦克、火炮掩体大为赞赏。

旅长什么都考虑到了，无论是坦克威胁的方向，还是翼侧进逼的可能性，唯独没有考虑到——面临的战斗将迫使他率部转入快速突破和追击。

诺维科夫对格特马诺夫的指手画脚、高谈阔论十分恼火。

而卡尔波夫好像故意火上浇油似的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说几句。我们在敖德萨城郊把掩体挖得好极了。晚上我们转入反冲击，把罗马尼亚人打跑了。到了深夜，根据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们整个防御配系就像一个人那样撤到港口，登上了舰船。罗马尼亚人上午十时忽然醒悟过来，急忙对被我们丢弃的掩体发起冲击，可我们已经在黑海上漂流了。”

“您现在面对的好像不是罗马尼亚人的空掩体。”诺维科夫说。

卡尔波夫能否在进攻期间日以继夜向前猛冲，把敌人的战斗部队和抵抗枢纽部抛在身后呢？能否冒着风险，把自己的正面、背面和两侧置于易受攻击的位置，一个劲地向前猛冲，头脑里只有拼命追击的强烈欲望呢？不，他不是这样性格的人。

四周的一切还留有已经消退的暑热的痕迹，但奇怪的是空气却是那么凉爽。坦克兵们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的把小镜子靠在炮塔边上，坐在装甲上刮脸，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写信，有的在铺着雨布的地上玩“接龙”。一大群人在女卫生员身边傻站着，打发时间。在这幅辽阔天空下和广袤大地上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图景里，充满了一种黄昏时分的忧郁。

这时，营长一面朝走到他们跟前的首长们跑去，一面拉平身上的军上衣，刺耳地嚷嚷：

“全营立正！”

诺维科夫好像反驳他似的回答说：

“稍息，稍息。”

政委边走边叨叨，他的身后传来笑声，坦克兵们互相使着眼色，显得十分快活。

政委问：“离开乌拉尔姑娘过别离生活滋味怎么样，能熬得住吗？信纸用得多吗？《红星报》送到草原及时吗？”

政委责怪军需员：

“今天坦克兵们吃什么？昨天吃什么？前天吃的又是什么？你同样也是吃了三天大麦米粥和青西红柿吗？去，把炊事员叫来，”他在坦克兵们的哄笑声中说，“让他说，军需员让准备了什么午饭。”

他仿佛用自己问坦克手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来责备战斗指挥员：

“你们考虑的难道除了技术还是技术？”

瘦个子军需员穿一双沾满尘土的充气革高筒靴，双手通红，好像洗衣女工刚在凉水里洗完衣服似的。他站在格特马诺夫面前，不住咳嗽着。

诺维科夫觉得他有点可怜，开口说：

“政委同志，我们一起到别洛夫那里去一趟吧？”

战前，格特马诺夫就被认为是一个善于搞群众工作的出色领导人。他一跟人交谈，大伙就开始笑，他那些通俗生动的语言，即使是粗话，立刻就消除了州委书记和一个穿工作服的大老粗之间的区别。

他经常过问日常生活问题，工资是不是迟发了，乡村商店和工人合作社里有没有紧俏商品供应，集体宿舍供暖情况是否良好，集体农庄田间宿营站的伙食安排得怎么样。

他同中年的工厂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的交谈尤其朴实融洽；大家都喜欢他，都说书记是人民公仆。他喜欢十分严厉地挑那些管供应工作的、管工人生活的和集体宿舍管理员们的刺，而如果需要，他也挑工厂厂长和拖拉机站站长们的刺，只要他们敢忽视劳动者的利益。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本人也在车间里当过钳工，工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在自己的州委办公室里，他经常关心的是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莫斯科的不安就是他最大的不安。关于这一点，大工厂的厂长们和农村的区委书记们全了解。

“你破坏了国家计划，明白吗？你想交出党证吗？你知道，党把什么委托给你了吗？你不该作出解释吗？”

没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嬉笑、喧哗，谈论什么集体宿舍的开水或是车间的绿化，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确定的是硬性的生产计划，谈论的是提高生产定额，不得不暂停住房建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坚决降低成本和提高零售价格。

当他主持州委会议时，人们特别能感受得到这个人的力量。他们在这些会议上有一种感觉，所有人来到他的办公室不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和主张，而只是为了帮助格特马诺夫，会议的整个进程早就为格特马诺夫的智慧、意志和决心所确定。

他说话嗓音不高，从容不迫，他深信他对某个人所说的话人人都在仔细聆听。

“请谈谈自己那个区的情况……同志们，让我们的农艺师说几句……好吧，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让拉齐科发表意见，他对这条路线不是全满意的……罗季奥诺夫，我看出你也想发言……不过，同志们，依我看，问题是明确的，该结束发言了……反对意见嘛，我想没有……同志们，决议草案已经准备好，罗季奥诺夫，你来念念。”

于是，本来想提出疑义甚至打算争论一番的罗季奥诺夫，用心地读着决议草案，不时朝主席瞥上一眼，看自己读得是否够清晰。

“那就这样，同志们不反对吧。”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格特马诺夫向区委书记要计划时，当他把集体农庄的劳动日值削到最低一档时，当他过分削减工人工资时，当他要求降低成本、提高零售价格时，当他在村苏维埃深表同情地同农妇们谈话，为她们并不轻松的生活叹息时，当他在工人们的集体宿舍为他们住房的拥挤感到难过时，他始终显得那么真诚，那么自然。

要搞明白这点很困难，但是生活中的一切难道就那么容易弄清楚？

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汽车旁，格特马诺夫开玩笑地对陪同他们的卡尔波夫说：

“只得上别洛夫那里去吃饭，在您和您那个军需员那里别想吃上午饭。”

卡尔波夫说：

“政委同志，前线仓库暂时没给军需员供应什么东西。顺便说说，他本人什么也没有吃，因为他胃病犯了。”

“病了，哎哟哟，真糟糕。”格特马诺夫打了个哈欠，挥挥手说，“怎么样，走吧。”

别洛夫的坦克旅与卡尔波夫旅相比，大大往西突出。

别洛夫身子瘦削，大鼻子，骑兵式的罗圈腿，思维敏捷，说话干脆爽直，很中诺维科夫的意。

诺维科夫觉得他是个生来就会进行坦克突击和快速猛扑的人。

尽管他参加战斗的历史并不长，只在去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城郊对德军后方实施过坦克袭击，但对他的评价很好。

但此刻，诺维科夫因为处处不放心，看到的便只是旅长的缺点：喝酒如饮马，轻率冒失，追女人，健忘，不受下属爱戴。别洛夫没有作防御的准备。他对旅的物质技术保障显然不感兴趣，他只做了燃料和弹药保障工作，对被损坏的坦克进行维修和从战场后撤的问题也准备不足。

“您是怎么回事，别洛夫同志，一切可不是在乌拉尔，而是在大草原。”诺维科夫说。

“是啊，就像一群茨冈人，到处流浪。”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别洛夫立刻回答道：

“我采取了防空措施，至于地面上的敌人我觉得并不可怕，在这样的后方他实际上并不存在。”

他叹了口气：

“我不想进行防御，我想投入突击。上校同志，内心在哭泣。”

格特马诺夫说：

“好样的，好样的，别洛夫。苏维埃的苏沃洛夫，真正的统帅。”接着他和善而小声地以“你”相称，“政治部主任向我报告，好像你跟卫生营的一个护士相好了。有这事吗？”

在格特马诺夫和善的语调之下，别洛夫没能立刻明白问题的恶意，反问道：

“请原谅，他怎么说？”

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回答，他才醒过神来，尴尬地说：

“政委同志，这是男人的事，又是在野战条件下。”

“可你有妻子和一个孩子。”

“三个。”别洛夫阴郁地纠正说。

“嘿，你看看，还是三个。要知道在二旅，好好的一个布拉诺维奇营长给解除了职务，在退出预备役前由科贝林接替了他的职务。采取这样的非常措施就因为这种事。给部下作什么榜样，啊？俄罗斯的旅长，三个孩子的父亲。”

别洛夫恶狠狠地大声说：

“我没有对她施行暴力，这种事谁也管不着。这种榜样在您、在我、在您爹之前早就有人做了。”

格特马诺夫没有提高嗓门，重新以“您”相称说：

“别洛夫同志，您别忘了自己的党证。当您的上级对您说话时，请规规矩矩地站好。”

别洛夫完全变成木头兵似的说：

“请原谅，旅政委同志，我当然明白，我意识到了。”

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我相信你的战绩，军长也信任你，只是你别在个人问题上毁自己。”他看了看表，“彼得·帕夫洛维奇，我得回司令部，我不同你一起上马卡罗夫那里去了。我用别洛夫的车。”

当他们走出掩蔽部，诺维科夫忍不住问：

“怎么，想塔马拉啦？”

格特马诺夫用冷冰冰的目光困惑地盯了他一眼，不满地说：

“方面军军委委员找我。”

在回司令部之前，诺维科夫去了趟他最喜爱的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那里。

他们一起来到湖边，这里驻守着一个营。

马卡罗夫脸色苍白，一双眼睛透着忧郁，似乎这不应该是重型坦克旅旅长应有的眼睛。他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您还记得白俄罗斯的那块沼泽地吗？那阵德国人把我们往芦苇荡里赶。”

诺维科夫自然记得白俄罗斯的沼泽地。

他在想卡尔波夫和别洛夫。这里的问题显然不仅在于经验，而且在于本性。可以使指挥员们具有他们所缺乏的经验，但本性是难移的。无法让强击航空兵改行当工兵。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像马卡罗夫这样的人，他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追击方面都是十分出色的。

格特马诺夫说，他天生就是为党工作的。而马卡罗夫则是一名士兵，不必重新“剪裁”。马卡罗夫啊，马卡罗夫，我亲爱的勇敢的战士！

诺维科夫不需要马卡罗夫作什么汇报，也不需要递交什么报表。他想同马卡罗夫谈心，同他商量事情。进攻中如何才能同步兵和摩托化步兵、同工兵和自行炮兵达到完全的协调一致？他们对进攻开始后敌人可能的意图和行动所作的设想是否一致？他们对敌人反坦克防御的实力估计是否相同？展开地区的确定是否正确？

他们来到营指挥所。

指挥所配置在不深的小山谷里。营长法托夫见到诺维科夫和旅长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指挥所的土窑与这样高贵的客人很不相称。这时又有个红军战士正在用炸药引着木柴生炉子，而炉子却极不体面地哐当一声倒了。

“同志们，我们要记住，”诺维科夫说，“上级把方面军总任务的最重要部分交给了我们军，而我又把最困难的部分分给了马卡罗夫，而马卡罗夫跟我软磨硬泡，让我把自己任务中最复杂的那部分委托给了法托夫。至于如何完成任务，这得由你们自己来考虑。我不能在战斗中给你们强加决定。”

他向法托夫询问了有关组织同团司令部和各连连长的通信联络、无线电的工作、弹药的数量、发动机的检查和油料的质量等问题。

分别时，诺维科夫说：

“马卡罗夫，准备好了吗？”

“没有，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上校同志。”

“三昼夜您够了吗？”

“足够，上校同志。”

坐进汽车，诺维科夫对司机说：

“怎么样，哈里托诺夫，马卡罗夫这里好像一切正常？”

哈里托诺夫斜眼看着诺维科夫，回答说：

“当然，上校同志，完全正常。供给主任喝得烂醉，营里来人领压缩食品，可他带走钥匙去睡大觉。领食品的人没找到他，只好回去。但司务长告诉我，连长领了战士们的那份伏特加，给自己办命名日。他一顿就把这些伏特加全喝了。我想找点备件把内胎补一补，可他们甚至连胶水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