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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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谢苗诺夫是同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一起被俘的。在靠近前线地带，经过十周饥饿的集中营生活之后，他们又同一大批红军战士一起被送往西部边境。

在靠近前线的一个集中营里，他倒从未挨过拳头、枪托和皮靴。

集中营里有的是饥饿。

溪水在沟渠里潺潺流淌，叹息着，溅到岸边，哗哗作响，但它也会汹涌咆哮，发出巨响，它拖曳大石，冲倒大树。当你见到河水在狭窄的河道上咆哮着拍打礁岩时，心都会打战。仿佛那不是溪流，而是无数亮晶晶沉甸甸的铅块在狂暴而充满活力地翻腾。

饥饿也似河水那样同生活有着经常而自然的联系，突然它变成消灭肉体，摧毁精神，毁灭千百万生灵的力量。

饲料匮乏，结冰降雪，草原和林区的干旱、水灾和瘟疫，减少了马羊的总头数，使狼、狐狸、鸣禽、野蜂、野骆驼、河鲈、蝰蛇大批死亡。在天灾人祸中，人同动物处于同等地位。

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能够采取强制和人为的手段紧缩生活，勒紧人们的裤腰带。这时如同在狭窄河道里奔腾的河水，饥饿那可怕的力量便会震撼、扭曲、摧残和消灭人、种族和民族。

饥饿一点点榨干了人体细胞里的蛋白质和脂肪，饥饿使骨骼变软，孩子们佝偻的小腿变畸形，血液稀释，头晕眼花，肌肉干瘪，神经组织萎缩。饥饿使精神压抑，失去欢乐，丧失信心，失却思维能力，滋长顺从、卑鄙、残忍、绝望和冷漠。

有时人性会在人身上完全泯灭，饥饿的实质变成了可以杀人，可以吃尸首，可以人吃人。

国家可以筑起大坝，把小麦、燕麦同播种它们的人隔开，从而造成大批人可怕地死亡，如同希特勒围困期间几十万列宁格勒居民的死亡，如同希特勒集中营里成百万战俘的死亡。

饲料！食品！饭菜！食物！给点吃的，垫补肚子！胃口很好，大吃特吃！稀汤！粗茶淡饭！营养！各种各样的伙食：油腻的，大肉的，病号的，定量的！各种各样的宴席：丰盛的，精致的，简单的，乡下的！美味佳肴。饭食。猪食……

土豆皮，狗，青蛙，蜗牛，烂菜叶，霉甜菜，死马肉，猫肉，乌鸦肉，发霉的生种子，皮腰带，皮靴筒子，糨糊，军官伙房流出的浸透泥土的油腻腻的泔水——所有这一切全是饭食。这是透过大坝渗出来的东西。

人们搞到这样的食物，互相分享，交换，偷食。

途中第十一天，列车停在米哈伊洛夫村小车站，卫兵把处于昏厥状态的谢苗诺夫从车厢里拖下来，交给了车站当局。

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是车站军代表，他望了几眼靠在消防棚墙边坐着的半死不活的红军战士。

“让他爬到村子里去吧，在班房里他一天就得死，把他毙了又没什么意思。”军事代表对翻译说。

谢苗诺夫蹒跚着走进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第一家没让他进去。

“什么也没有，你走吧。”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在门后回答他。

第二家他敲了很长时间的门，谁也不搭理。也许农舍是空的，也许从里面反锁了。

第三家的门半开着，他走进外屋，没有谁叫住他，于是谢苗诺夫走进了屋子。

一股暖气朝他扑来。头开始发晕，他躺倒在门旁的条凳上。

谢苗诺夫呼吸急促沉重，他环视一下白墙、圣像、桌子和炉子。待过集中营的露天牲畜圈，这一切让他战栗不已。

窗户上有个人影一闪，进来一名妇女，见到谢苗诺夫，大声喝道：

“您是什么人？”

他什么也没回答。很清楚，他是谁。

这一天，不是强大国家那残酷无情的力量，而是人，一个叫赫里斯佳·丘尼亚克的老妪决定了他的生存与命运。

太阳从灰色的云层里注视着战时的大地，一股风经过战壕和土木发射点上空，经过集中营铁丝网上空，经过观礼台和特别部上空，在农舍的小窗户底下轻声呼啸。

老妪递给谢苗诺夫一缸子牛奶，他贪婪而又艰难地看了一眼，喝了起来。

他喝光牛奶，又全吐了。呕吐搅得他翻肠倒肚，直流眼泪。他好像背过气去，哀号一声吸进一口气，又重新呕吐起来。

他竭力忍住呕吐，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女主人将要把他撵出去，因为他又脏又令人嫌恶。

他睁着红肿的眼睛，见到拿来抹布的她开始擦地板。

他想对她说，他自己会把一切收拾干净、洗干净，只是请她别把他赶走。但他只嘟哝了一句，用颤抖的手指了指。时间一点点过去。老妪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她没有撵谢苗诺夫走。也许她让邻居去领德国巡逻队来，或是去叫警察？

女主人把一铁锅水放在炉子上。水开始热起来，冒起蒸气。老妪好像板着脸，看上去并不和善。

“把我赶出去之后，她要消毒。”他思忖着。

老妪从箱子里取出一件衣服和一条男人外裤。她帮谢苗诺夫脱掉衣服，把他的内衣卷成一团。他闻到自己脏身子上和浸满屎尿的裤子上的那股臊臭味。

她帮谢苗诺夫坐进洗衣盆里，他那被虱子咬伤的身子感到了她粗糙有力的手掌的抚触，他的后背和前胸流满温暖的肥皂水。他突然呛了口水，全身颤抖起来。他尖叫一声，咽下一口鼻涕，情不自禁大叫道：

“妈妈……好妈妈……好妈妈。”

她用粗麻布灰手巾替他擦干净泪水涟涟的眼睛。还有头发、肩膀。她托住谢苗诺夫的腋下，扶他坐在长凳上，弯下腰，擦干他2条柴棍似的细腿，给他穿上衬衣和长衬裤，扣上布扣子。

她把盆里黑乎乎的脏水倒到桶里，把桶提走。

她在炉子顶上铺上熟羊皮袄，盖上条纹麻布，从床上抱来大枕头，放在床头。

然后她轻轻地像提小鸡似的扶谢苗诺夫欠起身子，帮他爬到炉子顶上。

谢苗诺夫躺下，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身体感受到难以想象的变化，残酷无情的世界想消灭这头被折磨得半死的“牲口”。但没能得逞。

不过，无论在集中营或是在军用列车上，他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痛苦难熬。腿火辣辣地胀痛，手指酸疼，全身骨头像散了架，呕吐恶心，打嗝儿，脑袋昏昏沉沉，灰蒙蒙黑漆漆的似灌满了稠浆，一会儿又突然变得空洞洞轻飘飘，天旋地转，眼睛刺痛，眼皮发涩。有时，心脏作痛，突然收缩，好像停止了跳动；体内充满了气，像是死亡已经来临。

过了四天，谢苗诺夫从炉子顶上爬下来，开始在屋子里走动。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原来世界充满了各种食物。在集中营生活里只有烂甜菜，仿佛地球上只有这种浑浊的带霉烂味的稀汤。

可此刻他见到了小米、土豆、圆白菜、腌猪油，他还听到了公鸡打鸣。他像小孩那样认为，世上有两个巫师——善良的和恶毒的，他一直害怕那个恶巫师又将打败善巫师，吃饱穿暖、善良的世界又将消失，他又将重新啃自己的皮带。

他对手摇磨粉机很感兴趣，只是它的生产效率太可怜，才磨出几把生面粉，他的脑门上已是汗津津的。

谢苗诺夫用锉刀和砂纸把传动装置打得锃亮，把联结机械和石磨盘的螺栓拧紧。他作为内行的莫斯科机械师，理应干的一切都干了，把乡下工匠的粗糙活儿全都修整了一遍，可磨粉机打这以后工作得更差劲了。

谢苗诺夫躺在炉子顶上想：怎样能够更好地磨面？

翌日早晨，他重新把磨粉机捣鼓了一遍，把车轮和老挂钟的部件全利用上了。

“赫里斯佳大婶，您来看看吧。”他洋洋得意地说，让她看他改装的带齿轮的双传动装置转动得怎么样。

他们几乎相互不说话。她不提起1930年死去的丈夫、杳无音讯的儿子们和离家去了普里卢基、忘了母亲的女儿。她也不问他是怎么被俘的，他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

他不敢上街，每次上院子之前，总是先久久盯着窗子，又总是急忙返回屋子。如果门响得重一点，或是缸子掉在地上，他都会吓一大跳，好像觉得好日子已经结束，老赫里斯佳的魔力已经不起作用。

当女邻居朝赫里斯佳屋子走来，谢苗诺夫便急忙爬上炉顶躺下，竭力不出声，不打喷嚏。但邻居们很少上他们家里来。

村子里没有德国人，他们全住在车站附近的铁路新村里。

每当想起他生活在温暖宁静之中，而周围正在打仗，他倒也心安理得，因为他十分害怕再落入集中营和饥饿世界之中。

早晨一醒来，他不敢立刻睁开双眼，生怕魔法在一夜间消失，他又将见到集中营的电网和卫兵，听到空饭盒的叮当声。

他闭上眼睛躺着，仔细听赫里斯佳是否消失不见。

他很少去想前不久的那些日子，不去回想克雷莫夫政委、斯大林格勒、德国集中营和军用列车。但每天晚上他都在睡梦中叫喊哭泣。

有天夜里，他从炉子顶上下来，在地上爬，钻到床底下睡到天亮。可早晨醒来，他又记不起来他梦见了些什么。

他好几次见到装着土豆和粮食的卡车在村子的街道上驶过，有一天还看见一辆轻型奥培尔牌汽车。发动机马力很大，车轮在农村的泥泞地里不打滑。

每当想起发音不清的声音在外屋躁动，接着德国巡逻队便将闯进屋子，他的心脏就几乎要停止跳动。

他问赫里斯佳大婶德国人的情况。

她回答说：

“有些德国人也并不太坏。战线穿过俺们村子后，俺家住过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大学生，另一个是画家。常常喜欢逗孩子们玩。后来又住过一个司机，他带着头小猫，出车回来，小猫就到他跟前，他给它喂猪油、奶油。据他说是从边境把它捡来的。他吃饭时，也要抱着猫。他对俺挺和气，给俺送劈柴，有次还扔给俺一袋面粉。可也有的德国人杀孩子，杀死了邻居的大爷。他们不把俺们当人看，在屋子里随地便溺，当着女人面光着身子走路。我们这里有的乡下人当了警察，凶得很，欺压老百姓。”

“我们可不是像德国人那样的野兽。”谢苗诺夫说，“赫里斯佳大婶，我住在您家里您不害怕吗？”

她摇摇头说，村子里许多家都住着战俘，当然都是些回到家乡的乌克兰人。但她可以说，谢苗诺夫是她的外甥，是随丈夫去了俄罗斯的姐姐的儿子。

谢苗诺夫已经认识了一些街坊邻居，认识了第一天不让他进屋的那个邻居老太太。他知道村里的姑娘们晚上常去车站看电影，知道每逢星期六车站有舞会，还有乐队伴奏。他很想知道德国人都放什么电影，但上赫里斯佳大婶家里来串门的只有些老太太，她们不看电影，因此无人可问。

有个邻居老太太捎来一封女儿的来信，她女儿被招募到德国当了劳工。信里有些地方谢苗诺夫看不明白，她们就给他解释。姑娘写道：“万卡和格里什卡飞来过，这里的人只好给窗户安上了玻璃。”万卡和格里什卡在空军服役。就是说，苏联空军空袭过德国城市。

在另一处，姑娘写道：“针脚很密，就像在巴赫马奇时一样。”这同样指飞机飞去过，同战争初期德国人轰炸巴赫马奇车站时一样猛烈。

那天晚上，赫里斯佳家里来了一个高个子瘦老头。他打量一下谢苗诺夫，用纯正的俄语说：

“英雄，打哪儿来？”

“我是俘虏。”谢苗诺夫回答说。

老人说：

“我们都是俘虏。”

尼古拉时代他在军队里服过役，当过炮兵，并且能以令人惊奇的记忆力当面给谢苗诺夫复述炮兵口令。他用俄语声音嘶哑地下达口令，再用带乌克兰口音的年轻人洪亮的嗓音报告执行情况，显然他还清楚记得许多年前自己声音的语调。

接着，他骂起德国人来。

他对谢苗诺夫说，起先大家还希望德国人会“废除”集体农庄，可德国人悟出原来集体农庄对他们是件好事，于是便搞什么五户一保，十户一甲，还有那些班组啦、小队啦。

赫里斯佳大婶拖长声音痛苦地说：

“唉，集体农庄，集体农庄！”

谢苗诺夫说：

“那有什么，集体农庄那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们那里到处是集体农庄。”

这时赫里斯佳说：

“你别吭声。你知道，他们怎么乘坐军用列车到俺这儿来的吗？1930年俺们全乌克兰的粮食都上了军用列车。荨麻都给吃光了，都吃土了……最后一粒粮食都给拿走了。俺男人死啦，他太遭罪啦！俺全身浮肿，嗓子哑了，走不动道。”

谢苗诺夫很吃惊，原来赫里斯佳老太太也跟他一样挨过饿。他原以为，饥饿、瘟疫对善良的女主人是无能为力的。

“也许，您也当过富农？”他问。

“哪是什么富农。全都没有活路，比战争时期还惨。”

“你是乡下人？”老头问。

“不是。”谢苗诺夫答道，“我出生在莫斯科，我父亲生来就是莫斯科人。”

“我说呢，”老头夸口说，“要是你那阵在集体化运动时期待过，非饿死不可。一个城里人，立刻就得完蛋。我怎么能活下来？那是我熟悉大自然。你以为，我吃的是槲实、椴树叶、荨麻、滨藜吗？它们一下子给吃了个精光。可我认识人可以吃的五六十种植物。所以我活了下来。春天刚到，一片叶子都没了，我开始从地里挖小根吃。老弟，我什么都懂，我熟悉一草一木，树根树皮，花卉草茎。牛啊、羊啊、马啊，不管什么动物全完了，可我没死，我比它们食草动物还食草动物哩。”

“莫斯科人？”赫里斯佳慢吞吞地又问了一遍，“我可不知道你是莫斯科人。”

邻居走了。谢苗诺夫躺下睡觉，可赫里斯佳用手支着颧骨坐着，望着黑漆漆的夜空。

记得那年是个丰收年，麦子长得像堵墙，高及她的瓦西里的肩头，没过她赫里斯佳的头顶。

可村子里一片呻吟。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在地板上爬，发出勉强能听得见的呜咽声。男人们步履维艰地拖着水肿的腿在院子里趑趄，饿得软弱无力的身子直喘气。女人们费力地寻觅能充饥的东西，所有东西都煮了，吃了——荨麻、槲实、椴树叶、扔在屋后的蹄子、骨头、犄角、未加工的羊皮……城里来的小伙子们却挨家挨户满院子跑，从死人和半死不活的人身旁走过，打开地窖，在板棚里挖地三尺，用铁棍往地里戳，寻找和强征富农的粮食。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瓦西里·丘尼亚克不再呻吟，停止了呼吸。这时，城里来的那帮小伙子又闯到屋里，一个蓝眼睛的人走到死者跟前，用难听的喀查普㊟语，就像谢苗诺夫说的那种俄罗斯方言说：

“富农分子顽抗到底，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爱惜。”

赫里斯佳叹了口气，画了个“十”字，开始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