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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4

克雷莫夫从小汽车里走出来,仔细看了看灰暗的卢布扬卡监狱的高墙。一连坐了好多小时飞机,他的头脑还在嗡嗡作响,一路上飞机引擎的轰鸣、机翼下闪过的长满庄稼的农田和已经收割过的田野、溪流和森林,以及头脑中闪过的绝望、信心和忧虑,使他久久不能平静。

房门打开了,他走进一个充满着X射线、窒闷的空气和强光的阴森森的世界,从此开始了没有战争的生活。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似乎凌驾于战争之上。

在这间不透风的空房子里,在聚光灯的强光照射下,有人吩咐他脱光衣服,一个穿白大褂的沉思默想的人在他身上摸索起来。克雷莫夫不时抽搐着,心想,战争的轰鸣和残酷不会妨碍这些不知羞耻的手指有条不紊地触动。

那个战死的红军战士,在冲锋之前写了一张字条藏在防毒面具里:“我为幸福的苏维埃生活战死,家中留下妻子和六个孩子。”那个被烧伤的乌黑油亮的坦克手,一绺绺头发贴在他那年轻的头上。千千万万的人民军队行进在沼泽和森林里,用火炮、机关枪打击敌人……

那些手指仍旧在触摸着,平静而有信心,而克雷莫夫政委在炮火中喊道:“怎么啦,格涅拉洛夫同志,难道您不想保卫苏维埃祖国!”

“转过身去,弯腰,伸开腿。”

然后他穿上衣服,敞着军便服衣领照了正面像和侧面像,一张绷着脸,另一张带着表情。

然后他带着玩世不恭的表情,认认真真地在一张纸上摁了指印。随后一个忙碌的工作人员剪掉他裤子上的纽扣,没收了他的腰带。

后来他乘坐灯光明亮的电梯上楼,走在铺着地毯的空寂无人的长走廊上,经过一些带孔的房门。这是外科门诊所的病室——肿瘤外科。空气暖洋洋的,停滞不动,被强烈的电灯光照得雪亮。这是社会诊断学伦琴射线研究所……

“究竟是谁让我坐牢的呢?”

在这种令人炫目的窒闷的空气里是无法思考的。梦幻、现实、呓语、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觉……我有过母亲吗?大概没有母亲。有没有叶尼娅现在无所谓了。松树梢头的繁星、横渡顿河、德国人的绿色信号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每个房门后面都有人。我宁死做一名共产党员。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现在在什么地方。头脑嗡嗡直叫。莫非格列科夫向我开了一枪?留鬈发的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共产国际主席曾走过这条走廊。这里的空气多么凝重,多么压抑,这该死的探照灯光……格列科夫朝我开枪,特别处长打我的嘴巴,德国人朝我开枪,明天为我准备了什么,我向您起誓,我一点过错也没有,最好去解一下小便,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时那帮可爱的老头儿在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唱歌,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曾是这座楼房的主人,亨里希·亚戈达,还有明任斯基,后来是彼得堡的无产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小小的个子,一双绿眼睛,今天是和蔼聪明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当然啦,当然见过面,彼此情投意合,正像我们唱的:“起来,无产者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我一点过错也没有,最好去解一下小便,难道会枪毙我……

走在这箭杆一般直的走廊上真叫人纳闷,而生活却是那样混乱不堪,坎坷的小道、沟壑、沼泽、溪流、草原的尘土、尚未收割的庄稼,需要你去开辟道路,或者绕行。而命运却又这么平直,你沿着这条直线走着,穿过一条条走廊,走廊两侧有许多房门。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步伐不紧不慢,仿佛哨兵不是跟在他身后,而是走在他前面。

来到卢布扬卡监狱的最初几分钟,他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一个由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图形。”摁指印的时候他暗想。他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想,不过,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所产生的那种新奇的感觉。

产生这种新奇感是因为他失去了自我感觉。假如他要求喝水,马上就会有人递给他,假如他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医生会给他做必要的注射,他就不会有这种新奇感了。但他已不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已不再是那个穿衣、吃饭、买电影票、思考、上床睡觉时都能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克雷莫夫同志。克雷莫夫无论心灵还是智慧都与众人不同,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入了党,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习惯和癖性,他同共青团员或者莫斯科各区团委的书记们、工人、老党员、老朋友以及请愿者们谈话的语调也不同于一般人。他的躯体与人体相似,从举动和思维看来,他与常人没什么差别,但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一个人的实质,他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却已不复存在。

他被押进一间长方形囚室,镶木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室内摆着四张小铁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毯子叠得工工整整,没有一点皱褶。刹那间,他感觉到那三个人用常人的目光好奇地望了望第四名囚犯。

他们是人,是坏人还是好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抱有敌意还是漠不关心,他也无从知晓,但不管他们是好是坏,还是漠不关心,这一切表现都是人的表现。

他在指定给他的一张小铁床上坐下来,那三个人坐在小铁床上,每人膝盖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他们一声不响地望着他。此时,他感觉业已失去的那种美好而又宝贵的东西又回来了。

其中一人块头很大,宽宽的脑门,一头像贝多芬那样蓬乱的灰白浓密鬈发垂在他低矮而又肥胖的额头上。

另一个人是个老头儿,两手惨白惨白的,光秃秃的脑壳和脸庞瘦骨嶙峋,仿佛刻在金属制品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静脉和动脉里流动的是雪,而不是血液。

第三个人坐在与克雷莫夫并排的一张小铁床上,样子挺可爱,大概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有一个红斑,一脸悲伤、善良的表情。他用手指了指房门,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摇摇头。克雷莫夫明白了,哨兵正通过监视孔望着他们,应该保持沉默才是。

那个满头蓬发的人首先开了口。

“好吧。”他用懒洋洋的和善口吻说,“让我代表大家向武装力量表示欢迎。您打哪儿来,亲爱的同志?”

克雷莫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来。”

“哎呀,见到英勇的保卫战参加者非常高兴。欢迎您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儿急促地问。

“抽。”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儿点了点头,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书本。

这时那位可爱的近视眼邻居说:

“看来是我让同志们倒霉了,我说我不抽烟,所以就不发我那份烟叶。”他问道:

“您从斯大林格勒来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啊呀呀!”大个子说,“乘道格拉斯号飞机来的?”

“正是。”克雷莫夫回答说。

“请讲讲斯大林格勒局势怎么样?我们没来得及订报纸。”

“您饿了,对吗?”讨人喜欢的近视眼说,“我们都吃过晚饭了。”

“我不饿。”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攻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一点非常清楚。”

“我过去一直坚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儿刷一下合上书,问克雷莫夫说:

“看来,您是共产党员?”

“是的,是共产党员。”

“轻点,轻点,这里只能小声说话。”讨人喜欢的近视眼说。

“不能高声谈论是不是党员。”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他突然想起来:他是莫斯科著名的报幕员。有一次克雷莫夫和叶尼娅一起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听音乐会,在舞台上看见过他。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这时牢门打开了,哨兵朝室内望了一眼,问道:

“谁的姓是‘K’打头?”

大个子答道:

“是我,我姓卡采涅林博根。”

他站起来,用巴掌抿了抿蓬乱的头发,然后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是去受审。”讨人喜欢的邻居低声说。

“为什么是‘K’打头?”

“这是习惯用语。前天哨兵来叫他,说:这里谁是‘K’打头的卡采涅林博根,非常可笑。一个怪人。”

“是啊,我们都嘲笑他。”老头儿说。

“你自己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老会计师?”克雷莫夫心想,“我的姓也是‘K’打头。”

囚犯们开始铺床睡觉了,强烈的灯光继续照射着,克雷莫夫感觉到,当他解包脚布、提衬裤、挠胸脯时大概有人在瞭望孔里监视他。这里的灯光很特别,它不是供囚犯们照明用的,而是为了让监视他们的人看得更清楚。假如在黑暗中监视他们更方便,他们准会被关进黑暗牢房里。

老会计师转过脸去面壁而卧。克雷莫夫和他的近视眼邻居悄声交谈着,谁也不看谁,他们用手捂着嘴,以免哨兵看见他们的嘴唇翕动。

他们有时瞅瞅那张空床,大概报幕员正在审讯室里说俏皮话呢。

邻居低声对克雷莫夫说:

“我们囚犯全都成了兔子。就像在童话里似的,魔法师轻轻触摸一下人们,他们马上就长出两只大耳朵。”

接着他谈起同室囚犯的情况。

那个老头儿不知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孟什维克,他姓德雷林。这个姓氏克雷莫夫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德雷林在各种监狱、政治隔离室和劳改营关押了二十余年,几乎赶上了莫罗佐夫、诺沃鲁斯基、弗罗连科和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服刑的年限。现在他又因为一桩新的案子被押来莫斯科,因为他在劳改营心血来潮,竟然要给那些被没收财产的富农举办土地问题讲座。

报幕员在卢布扬卡安全机关里工作的时间与雷德林服刑的时间一样长。二十多年前,他开始在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后来陆续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他有时待在中央机关,有时领导庞大的劳改营的建设。

克雷莫夫对自己的交谈对象显然估计不足。博戈列耶夫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博物馆基金会的专家,喜欢写诗,只是从未发表过,因为他的诗作不合时代要求。

博戈列耶夫又低声说:

“您要知道,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家兔。”

多么古怪,多么可怕,世界上的一切都消失了,除了强渡布格河、第聂伯河,除了皮里亚京包围战和奥夫鲁奇沼泽地,除了马马耶夫岗、“6-1”号楼,除了政治告密、弹药匮缺、负伤的政治指导员,除了夜间进攻、战斗和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基点试射、坦克奔袭,除了地雷、总司令部和重机枪,一无所有……

与此同时,就在同一个世界上,除了夜间审讯、起床号、点名、押解着上厕所,除了如数发给的烟卷、搜查、对质,除了侦查员、特别会议决议,同样一无所有……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可他为什么觉得,同室的囚犯,这些失去自由的人,在内部监狱里坐牢是合情合理、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克雷莫夫坐在囚室里这张床上就觉得古怪、荒唐、不可思议呢?

克雷莫夫极想谈谈自己的情况。他终于按捺不住,说:

“妻子抛弃了我。我用不着等待谁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人员的床铺一直空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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