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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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司令部从旅长们那里得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报。侦查机关发现一些没有参战的德军新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看来敌军正在从纵深地区抽调后备部队。

这些情报使诺维科夫大为不安：先头部队正在向前挺进，无法保障翼侧的防卫，假如敌人趁机切断为数不多的冬季道路，坦克部队就会失去步兵支援，断绝燃料，从而陷入瘫痪。

诺维科夫同格特马诺夫商讨了局势。他认为，必须把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紧急调集上来，在短期内减缓坦克部队的前进速度。格特马诺夫却很想让部队急速前进，以便为解放乌克兰奠定基础。他们决定，诺维科夫立刻赶往各部队就地巡察局势，而格特马诺夫留下来催促落后的后勤部队抓紧行动。

出发之前，诺维科夫给方面军副司令员打了电话，报告了部队的处境。他事先已料到副司令员的回答，知道他不会为此事承担责任，既不会命令坦克军停止行动，也不会建议诺维科夫继续前进。

果然不出他所料，方面军副司令员吩咐他立刻向方面军侦察处查问敌军的动向，并且答应把他谈到的情况报告方面军司令员。

此后，诺维科夫同邻近的步兵军军长莫洛科夫通了电话。莫洛科夫性格粗暴，易动怒，他一直怀疑友邻部队在方面军司令员那里讲他的坏话，提供对他不利的情报。于是，他们争吵起来，甚至双方都用了骂人的字眼。当然，他们的谩骂并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坦克兵和步兵之间愈来愈紧张的关系。

诺维科夫又给部署在左翼的炮兵师师长打了电话。

炮兵师师长说，没有方面军首长的命令他不能继续向前挺进。

诺维科夫明白他的意图：炮兵不愿局限于充当保障坦克部队冲锋的辅助性角色，他们自己也想冲锋陷阵。

诺维科夫同炮兵师长的谈话刚刚结束，参谋长便匆匆跑进来。诺维科夫从未见过涅乌多布诺夫这么匆忙，神色激动。

“上校同志，”他说，“航空兵集团军参谋长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打算把支援我们作战的飞机转场到方面军的左翼去。”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是傻瓜？”诺维科夫叫道。

“这非常简单。”涅乌多布诺夫说，“有人不愿意让我们首先进入乌克兰。很多人都想率先进入乌克兰，希望因此而获得苏沃洛夫勋章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没有空中掩护，坦克军只能停止前进。”

“我马上就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诺维科夫说。

但他同方面军司令员的电话没有接通，因为叶廖缅科到托尔布欣的集团军去了。诺维科夫不得不再次给方面军副司令员打电话，但副司令员什么决定也不想作，他只是对诺维科夫还没有动身到部队去感到惊奇。

诺维科夫对他说：

“中将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征得我们同意，就随便取消了对我们军的航空中掩护。要知道，我们坦克军是向西挺进的方面军的先头部队。”

副司令员气呼呼地对他说：

“至于如何使用航空兵的问题，指挥部看得更清楚。参加进攻战的不仅是你们一个军。”

诺维科夫粗声粗气地说：

“坦克兵一旦遭到空袭，我该怎么向他们交待呢？我用什么掩护他们——用方面军的指示？”

副司令员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说：

“快到部队去吧，我把这个情况报告司令员。”

诺维科夫刚刚放下话筒，格特马诺夫便走进来。他已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看见诺维科夫，他伤心地摊了摊手：

“彼得·帕夫洛维奇，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他用温和而亲切的口吻说：

“后勤部队落在了后面，可是分管后勤的副军长对我说，本来就不应该派汽车拉德国伤病员，不应该浪费奇缺的汽油。”

他调皮地望了诺维科夫一眼，说：

“说实在的，我们不是共产国际的分部，而是一个坦克军。”

“这和共产国际有什么关系？”诺维科夫问道。

“快出发吧，出发吧，上校同志。”涅乌多布诺夫央求道，“时间紧迫，这里的事由我负责，我尽一切可能同方面军司令部交涉。”

那天夜里听了达伦斯基的讲述之后，诺维科夫就一直留心察看参谋长的脸色，注意他的一言一行。“莫非他就是用这只手打掉了达伦斯基的两颗牙齿？”每当涅乌多布诺夫拿起汤匙，拿起插着酱黄瓜的叉子，拿起电话听筒或者拿起红铅笔、火柴的时候，诺维科夫总不禁想到。

然而这回诺维科夫却没有打量参谋长的手。

诺维科夫从未见过涅乌多布诺夫态度这么和蔼，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甚至显得很可爱。为了使坦克军首先进入乌克兰地界，为了使所属各旅不停地继续向西挺进，涅乌多布诺夫和格特马诺夫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愿意担一切风险，不过，只有一种风险他们不乐意承担，那就是在失败时为此事担负罪责。

此时，诺维科夫全身不由得充满一种亢奋情绪，他渴望用无线电向方面军首长报告，坦克军先头分队首先越过乌克兰边界。这个事件在军事上毫无意义，它不会给敌军造成特大损失。但诺维科夫却希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想获得军事荣誉，想博得方面军司令员的表彰，想获得勋章，想得到华西列夫斯基的夸奖，想让电台播送斯大林的嘉奖令，想晋升将军军衔，想引起友邻部队的羡慕。类似的情感和想法从来没有左右过他，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情感和想法此时才变得这么强烈！

其实他这种愿望并不带有任何不好的成分……就像在斯大林格勒一样，就像在1941年一样，严寒依旧是那样的残酷无情，士兵们依旧疲倦不堪，腰酸脚疼，依旧面临着死亡威胁。但战争已开始呼吸另一种空气了。

连诺维科夫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感到惊奇的是，他第一次这么轻松地理解了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用意。他既没有发火，也没有生气，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自然而然地与他们不谋而合。

如果他的坦克军加快战斗行动的速度，的确可以提前几个小时进入乌克兰，肃清盘在几十个村庄里的侵略者。那时望着老人和孩子们激动万分的面孔，他该多么高兴啊。当年迈的农妇拥抱着他，像亲吻儿子那样亲吻他的时候，泪水一定会涌上他的眼窝。然而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欲望已酝酿成熟，一种新的主导倾向在战争的士气对比中逐渐显露出来。在1941年和在斯大林格勒的悬崖上的战斗中一度成为主导的倾向，虽然还保持和存在着，但已不知不觉地变成次要倾向了。

1941年7月3日在电台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的人，第一个明白了再现战争形象的秘密。

说来奇怪，在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催促之下，诺维科夫虽然体谅他们的急躁情绪，但却不知为什么要拖延动身的时间。上了汽车以后，他才明白自己迟迟不肯动身的原因：他在等候叶尼娅。

他已有三个多星期没有收到叶尼娅的信了。他每次巡视部队回来，都要看看叶尼娅是否在司令部的台阶上迎接他。她成了他生活的参与者。当他同旅长们谈话时，当他去接方面军司令部的电话时，当他乘坐着坦克冲向火线，坦克在德军炮火之下像马驹似的颤抖时，叶尼娅仿佛始终陪伴着他。当他给格特马诺夫讲述自己的童年时，仿佛他在向她讲述。有时他心想：“唉，要是我身上有一股伏特加酒味，叶尼娅会立刻闻出来的。”有时他在想，让她看见了也好。有时他忐忑不安地想，她要是得知我把少校交军事法庭审判，会说些什么呢？

有时他走进前沿观察所的窑洞，这里弥漫着烟草的烟雾，充满电话员的呼叫声，听得见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此时一个念头突然使他坐立不安，他想到了她……

他有时对她过去的生活充满醋意，于是他变得郁郁寡欢。他有时梦见她，醒来之后再也无法入睡。

他忽而感到他俩的爱情会至死不渝，忽而又感到惶惶不安，害怕他又要落得孤身一人。

上汽车的时候，他回头望了望那条通往伏尔加河的道路。道路上渺无人迹。后来他生气了：按说她早该到这里来了。莫非她病了？他又回想起1939年，当他得知她嫁人的消息时，他曾打算开枪自杀。他为什么偏偏爱她呢？要知道，他那里有些女人并不比她逊色。这也许是一种幸福。也许是一种病态——一刻不停地想着某个女人。好在他同司令部里的任何姑娘都没有过暧昧关系。她一定会来的，而他的一切都纯洁无瑕。当然，三个星期以前他曾有过一次过失。这回叶尼娅在途中停歇，说不定就留宿在那座倒霉的农舍里，年轻的女主人同叶尼娅攀谈起来，一定会把他描述一番，对她说：“那位上校可招人喜欢啦。”脑子里老想着这些荒唐事，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