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59
1943年4月1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收到苏联电力人民委员部部务会决议的摘要，决议要求他交接清楚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工作，去乌拉尔接任一个规模不大的泥煤发电站的站长职务。处罚不那么严厉，本来可以把他送交法庭审判的。斯皮里多诺夫没有把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命令告诉家里，他想等一等州委会的决议。4月4日，州委会鉴于他在电厂处境困难时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个决定也很温和，本来可以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委会的决定不太公正，因为州委会的同志们明明知道，他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都在领导电厂的工作，直到苏军开始反攻那天才去左岸看望在驳船底舱分娩的女儿。在州委会会议上他曾试图反驳，但普里亚欣态度严厉地说：
“您对州委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想，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够严厉且过于温和。”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撤销这个决定。”然而，由于他对什基里亚托夫其人早有所闻，所以不敢提出上诉。
他心中顾虑重重，怀疑普里亚欣的严厉不单单因为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事件。普里亚欣当然记得他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讨厌斯皮里多诺夫，是因为斯皮里多诺夫知道普里亚欣和在押犯人克雷莫夫是老相识。
在这种情况下，普里亚欣即使愿意，也无法支持斯皮里多诺夫。假如他这么做了，权威人士身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说普里亚欣出于对人民的敌人克雷莫夫的同情，支持他的亲戚，支持贪生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然而看得出来，普里亚欣没有支持斯皮里多诺夫不仅仅是因为不能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不愿这么做。普里亚欣显然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来了，与斯皮里多诺夫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普里亚欣也许知道叶尼娅与母亲通过信，前不久还给她寄来了写给斯大林的一份申诉书的副本。
州委会议散会后，州国家安全处处长沃罗宁在小卖部碰上了斯皮里多诺夫，后者正在那里买奶酪和香肠。沃罗宁用嘲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并且嘲讽地道：
“天生的好管家斯皮里多诺夫，刚刚受了严重警告处分，现在又采购来了。”
“有个家，毫无办法，我现在当外公了。”斯皮里多诺夫说着，脸上露出无辜的负疚笑容。
沃罗宁也冲他笑了笑，说：
“我还以为你是在准备给犯人送的东西呢。”
听了这番话，斯皮里多诺夫心想：“调到乌拉尔去也不错，不然的话在这儿我会彻底完蛋的。那时薇拉带着小孩到哪里去呢？”
他坐在一辆吨半卡车的驾驶室里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驶去，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望着即将告别的这座被战火摧毁的城市。斯皮里多诺夫在想，战前他妻子就是沿着这条现在被碎砖堵塞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到供电网，他在想，等新电缆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他已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了；他在想，小外孙由于营养不良，胳膊和前胸长了疹子；他在想，“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吧，就这么回事儿”；他在想，人们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坏了。奖章的事比离开这个城市更加令他难过，尽管他的生活和工作、他为玛鲁夏流的眼泪都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因为得不到奖章，他甚至苦恼得高声骂了一句，这时司机问他：
“您这是骂谁，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我是不是在州委会忘了什么东西了？”
“忘了，忘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们倒是没把我忘了。”
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又潮又冷，打碎的玻璃窗上安装了胶合板，钉上了木板，房间里许多地方的墙皮都脱落了。要用水桶到一楼去提水。房间里用铁皮小火炉取暖。有一个房间封上了，他们没有使用厨房，这间房子就做存放柴火和土豆的贮藏室。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孩子，以及跟随他们从喀山迁来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过去做饭厅的大房间里。薇拉住过的那个紧挨厨房的小屋里住着安德烈耶夫老头。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可以把天花板和墙壁修理一下，安上砖砌的炉灶，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里有所需要的材料，也有技术娴熟的工匠。
可是不知为什么，平时精打细算、办事果断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想做这些事。
也许，住在被战争毁坏的房子里，无论是薇拉还是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情都好受一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被摧毁，何必要把房屋恢复原样，令人回想那些一去复不返的东西呢？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后没几天，安德烈耶夫的儿媳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她在列宁斯克与已故的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妹妹吵了一架，把儿子暂时留给她，自己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找公公来了。
安德烈耶夫很生气，一看见儿媳，就对她说：
“以前你跟瓦尔瓦拉合不来，现在又因为遗产跟她妹妹合不来。你干吗要把沃洛季卡留在那儿？”
也许，娜塔莉娅在列宁斯克日子过得很艰难。走进安德烈耶夫的房间，她望了望天花板和墙壁，说：
“多好啊！”尽管顶棚上吊着板条，角落里堆着墙灰，烟囱不成样子，整个房间里找不到一处好地方。
光线透过一小块装在护窗板上的玻璃照进房间。
透过这个自造的小窗口，可以看到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象：到处是废墟，按楼层涂着蓝色和玫瑰色颜料的残墙断壁，破烂的房盖铁。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到斯大林格勒就生病了，因此她只好推迟进城。她想去看看自己那座被战火摧毁的房子。
开头几天，她忍着病痛帮助薇拉干活儿：生炉子、洗包布，并且把它晾到生铁炉子的烟囱上，把一块块墙皮搬到楼梯台上，甚至试着到楼下去打水。
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在炉火暖融的房间里她浑身发冷，在冰冷的厨房里她的额头上却突然冒出汗来。
她想勉强支撑着，想把病挺过去，没有说感觉不舒服。可是一天早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去厨房抱柴火，突然昏倒在地上，把头磕流血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把她安置在床上。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苏醒过来，把薇拉叫到跟前，说：
“你知道，我在喀山柳德米拉那里日子过得比你们这儿还艰难。我到这儿来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担心，我的病不好，你跟我在一起要受累。”
“外婆，我跟您在一起很愉快。”薇拉说。
薇拉的确很艰难。打水、取木柴、买牛奶，这些活儿她干起来非常吃力。外面太阳晒得挺暖和，可是屋里又潮又冷，只好多烧火。
小米佳胃不舒服，整夜哭闹，母亲的奶不够他吃。薇拉一整天都在房间里和厨房里转，要不就是去买牛奶和面包，洗衣物，刷碗碟，下楼去提水。她的双手冻得红红的，脸被风吹粗糙了，生了许多斑点。由于劳累，由于经常干活儿，她总是心事重重的，显得平静而忧郁。她从不梳头，很少洗脸，也不照镜子，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垮了。她总是迷迷糊糊的，困得要命。一到晚上，两条胳膊、腿、肩膀酸疼不止，极需休息。她刚躺下，米佳又开始哭闹。她起来看他，喂给他吃，给他换包布，抱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过了一小时，他又哭起来，她又起来。天不亮他就醒了，再不睡了，于是她就在昏暗之中开始了新的一天。她睡眠不足，脑袋昏昏沉沉地去厨房拿柴火，生炉子，烧开水，准备给父亲和外婆沏茶，然后动手洗衣服。可奇怪的是，她现在从不发脾气，变得温和而有耐心。
自从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薇拉的生活就轻松些了。
娜塔莉娅一来，安德烈耶夫就立刻到斯大林格勒北郊的拖拉机厂的工人住宅区去了，并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也许是想看看自己的房子和工厂，也许是生儿媳的气，怪她不该把孙子留在列宁斯克，也许是不愿让儿媳吃斯皮里多诺夫家的面包，他临走时把自己的食品供应卡留给了她。
娜塔莉娅到来那天，没顾上好好休息，就动手帮薇拉干活儿。
嘿，她干得多轻松自如，她那双年轻有力的手一干起活儿来，沉甸甸的水桶、装满水的煮衣锅、整袋的煤都变轻了。
现在，薇拉开始带米佳到外面转转，待上半个小时，她坐在一小块石头上，望着闪闪发光的春水以及草地上冉冉升起的雾气。
四周静悄悄的。战场已经远离斯大林格勒几百公里。对比德国飞机在空中吼叫，炮弹爆炸声此起彼伏，生活里充满炮火、恐惧和希望的时刻，似乎感觉轻松了些。
薇拉仔细察看着儿子布满脓疮的小脸蛋，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心头，同时她非常可怜维克托罗夫。天哪，天哪，可怜的万尼亚，你有这么个虚弱、瘦小、爱哭的儿子。
然后，她顺着堆满垃圾和碎砖头的阶梯上到三楼，干起活儿来，忧愁淹没在忙乱中，淹没在混浊的肥皂水里，淹没在炉子的青烟和墙壁散发出的湿气里。
外婆有时把她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外婆那双一向安详明亮的眼睛显出极度的悲哀和柔情。
薇拉从没对任何人谈起过维克托罗夫，无论是对父亲、外婆，还是只有五个月的米佳。
娜塔莉娅来了以后，住所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娜塔莉娅刮掉了墙上的霉斑，刷白黑乎乎的墙角，清洗了牢牢粘在镶木地板上的泥污。她一层一层地把楼梯上的垃圾清扫干净，完成了薇拉准备等到天暖和后再做的大扫除。
像黑蟒蛇似的长长的烟筒让她忙乎了半天，烟筒安得很不像样，接口的地方往下滴着黑乎乎的烟油，滴得地板上一片一片的。她把石灰浆涂到烟囱上，把烟囱弄直，用铁丝兜住，在接口的地方挂上空罐头盒接滴下的烟油。
娜塔莉娅从头一天起就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交上了朋友，表面看来，她喜欢吵闹，不懂礼貌，爱说些男女之间的粗鲁话，似乎不应该讨得沙波什尼科娃的欢心。有许多人一下子就跟娜塔莉娅处熟了，其中有线路装修工，有涡轮机车间的司机和卡车司机。
有一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排队买东西回来的娜塔莉娅说：
“娜塔莎，有位同志找你，是个军人。”
“是格鲁吉亚人，对吧？”娜塔莉娅问道，“他要是再来，您就把他赶出去。想要向我求婚呢，大鼻子。”
“这么快？”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吃惊地说。
“他们能等多久？叫我战争结束后去格鲁吉亚，难道我是为他刷的楼梯不成！”
晚上，她对薇拉说：
“咱们进城去一趟吧，去看场电影。司机米什卡用卡车拉咱们去。你带孩子坐在驾驶舱里，我坐车斗里。”
薇拉摇摇头。
“你去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我要是好点儿，就和你们一起去。”
“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
娜塔莉娅说：
“享受生活也是应该的。不然我们全聚在这里，不是鳏夫就是寡妇。”
接着她用责备的口吻补充道：
“你老在家里待着，哪儿也不想去，也没照料好父亲。我昨天洗衣服，发现他的内衣和袜子全破了。”
薇拉抱起孩子到厨房去了。
“米季卡，你妈妈可不是寡妇，你说呀？”她问道。
斯皮里多诺夫这些天特别关心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为她从城里请了两次大夫，帮助薇拉给她拔火罐，有时往她手里塞一块糖，说：
“您别给薇拉，我已经给过她了，这是专门给您的，在小卖部里买的。”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明白，斯皮里多诺夫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可是当她问他州委会有什么新闻时，他总是摇头，并借故谈起别的事。
直到通知他将审查他的案件的那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紧挨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在床上坐下来，说：
“我干了些蠢事，玛鲁夏要是知道了这些事，准会气疯的。”
“他们控告你什么？”
“全是我的过错。”他说。
娜塔莉娅和薇拉走进来，谈话被打断了。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着娜塔莉娅，心想，一个多么坚定顽强的美人啊，任何艰难困苦都奈何不了她。娜塔莉娅身上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脖颈、年轻丰满的胸脯、大腿，还有几乎袒露到肩头的匀称的胳膊。“没有哲学的哲学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这样想。她常常发现，那些不习惯于贫穷的女人一遇到艰苦的环境，就变得憔悴不堪，不再修饰自己的外表，薇拉就是这样。她佩服那些季节女工、在重型车间里干活的女工、住在板棚里的军车女调度，她们整天与尘土和烂泥打交道，可总是忘不了卷头发，照镜子，往脱皮的鼻子上扑粉。她们像一群顽强的鸟儿，在恶劣天气照样唱自己心爱的歌儿。
斯皮里多诺夫也望着娜塔莉娅，然后他忽然抓住薇拉的一只手，把她拉到自己跟前，抱住她，好像请求宽恕似的吻了吻她。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似乎不着边际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斯捷潘，我们离死还早着呢！我这么个老太婆了，还想恢复健康，还想活在世上呢。”
他迅速地瞧了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笑了笑。这时，娜塔莉娅倒了一盆热水，放在床前的地板上，跪在地上，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我给您洗洗脚，趁着现在屋里暖和。”
“你发疯了！傻瓜！快起来！”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高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