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第三天，也就是1920年7月16日，早上8点，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便知道了他的岳父使出了最后一招：将军。如果他可以的话，他会杀死他。

警方到家里来质询了亨利。责任的重量压到了他的身上，很快地，法庭就安排临时的扣押。而他出来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参加对他发起的诉讼，案件于1923年3月开庭。他被叛了五年的有期徒刑，只监禁了三年，最后，他自由地离开了法院，但失去了一切。

在此期间，玛德莱娜和他离了婚，这都靠了她父亲的关系才加快了离婚的进程。

萨勒维耶的家产被没收，亨利所有的个人财产也被查封。判决书下达后，应偿还的钱、罚金、诉讼费用一被政府缴收，他就只剩下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不管怎样还是留下了一点儿。然而，政府对所有复权的诉状置若罔闻。亨利不再反抗，于1926年加入了一场诉讼，在诉讼过程中，他挥霍了一些还能支配的钱财，然而却从来没有获得胜诉。

他被迫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孤独终老，于1961年过世，享年71岁。

萨勒维耶的家产由公共救济事业局下的一个协会监管，后来转变成了孤儿院，一直持续到1973年，这场十分可耻的丑闻掀起了社会的轰动，每每谈论起来都十分痛苦。最后，这里关了门。接着，这里便出现了许多的建筑工程，有开发商来开发经营此地。后来，这里被卖给了一家专门从事会议和协商会谈的公司。1987年10月，就在那儿，热烈地举行了一场名为“14-18战争买卖”的历史研讨会。

1920年10月1日，玛德莱娜诞下了一个男孩。在那个时代，人们通常用战争中死亡亲人的名字来给新生婴儿取名，然而不同的是，她拒绝给儿子取名为爱德华。她解释道：“他已经有了一个问题父亲，我们就不要再给他添加更多的麻烦了。”

佩里顾先生什么也没说，从那以后，他明白了不少事情。

玛德莱娜的儿子从来没有和他父亲有亲密的关系，作为儿子，他没有支付诉讼费用，只是同意为他租了一间简朴的寄宿房间，答应一年去见他一次。1961年，就是在这个每年一次见面的机会下，他发现了父亲的遗体。他已经死了两周了。

佩里顾先生对造成爱德华死亡的责任很快就被解除了。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是那个年轻人自己冲到了车轮下面，这件令人震惊的偶然事件仍然让人琢磨不清，很难相信这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佩里顾先生长时间都沉浸在这个悲剧中。曾经好几个月他都想要紧紧将儿子拥在怀里，而现在得知在自己怀念儿子的同时，儿子却活着，生平第一次，他陷入了完完全全的绝望中。

那些偶然事件纠缠到一起，同样让他感到无能为力，爱德华死在自己的车轮下，而自己开车的次数每年差不多也就只有四次。他不得不承认事实：尽管这不可思议，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偶然性，这就是一场悲剧。结局，不管像这样还是有其他方式，大概都会发生，因为在很长时间以来，这就是命中注定的。

佩里顾先生取回了儿子的遗体，埋葬到了家族的陵墓里。石碑上刻着：“爱德华·佩里顾，1895—1920。”

他还退还了所有诈骗来的钱财。奇怪的是，诈骗共计一百二十万法郎，而证明文件上却有一百四十三万法郎，处处都是偷奸耍滑的人。佩里顾先生闭上眼，付了钱。

他逐渐地从职位上退了下来，离开了自己的生意，卖掉了很多东西，并以他女儿和外孙的名义做了不少投资。

在余生当中，他又见到过爱德华，汽车将他撞飞到空中的场景又出现在他面前。很长时间里，他都在思考着应该如何去形容这件事情。喜悦流露出来，是的，还有解脱，但是，其中仍然还有其他的东西。

于是，有一天，他最终想到了：感激。

这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的确如此，但是当你大脑里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你要摆脱掉它，那就……

他在1927年2月想到的这个词，是在吃饭的时候。接着，他离开餐桌，同往常一样，亲吻了玛德莱娜的额头，上楼回到房间里，躺下，然后死亡。

阿尔伯特和波利娜到了的黎波里，在这个未来充满希望的大黎巴嫩的中心城市贝鲁特定居下来。阿尔伯特·马亚尔收到了一张国际汇票。

路易·埃夫拉尔十分轻松地用三万法郎获得了身份证明，波利娜却认为这太贵了。

她讨价还价到了二万四千法郎。

临死之前，贝尔蒙夫人给女儿留下了位于佩尔斯大道的房子，因为缺乏整修，房子贬值很多。另外，路易丝还从公证人那儿收到了一笔数量惊人的钱，和一个小本子，那里有母亲以女儿的名义进行的交易和投资，每一分钱都谨慎地记录了下来。路易丝发现了这笔启动资金是由阿尔伯特和爱德华分别留给自己的钱组成（其中一人留了四万法郎，另外一人则留了六万法郎）。

路易丝并没有一个十分卓越的人生，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才有了一些名声。

剩下的约瑟夫·梅兰，再也没有人想起过他。当然，也包括你。

不用担心：在约瑟夫·梅兰的生命中，始终如一地，被人讨厌着，他一消失不见，人们就忘记了他。一旦有他的事情出现，也不过只是一些不好的回忆。

一整夜，他都在用胶纸将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贿赂他的钱粘到报告中。每一张钱都是他的故事和失败的一个片段，但是你都知道所有的一切。

在上交了这个给亨利定罪的爆炸性报告后，梅兰进入了冬眠。他认为，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人生也一样，犯了许多错误。

他于1921年1月29日退休。虽然被政府从一个职位踢到了另一个职位，但是为政府做的关于公墓的报告和检查工作却是好的，和真实情况一样，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辩解的。天大的丑闻！在古代，人们惩罚带来坏消息的人，用石块攻击他。而不同的是，每天早上他都准时去内阁汇报工作。所有的同事都在思考，这样一笔等价于十年工资的钱，要是换成自己会怎么做。人们更加讨厌他，因为他连二十法郎都没有留下，至少这还能给他那双巨大的套鞋上蜡，清洗满是墨渍的外套或者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一副假牙。

于是，1921年1月29日，他无家可归，成了退休的人。至于他的等级，最后领到的退休金差不多也就和佩里顾府邸里波利娜作为仆人的工资一样。

长时间地，梅兰都会想起那个晚上，那时，为了不让别人看低自己而放弃了那笔钱财，尽管他不喜欢高尚的词，但是这样做都是出于道德情感。从退休那一刻开始，士兵遗体被挖掘出来的事情就继续在他心里翻动着。他一定是重新对这个世界感兴趣了，才注意到了那些报道。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加入到了逮捕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的行动和那场人们称为“诈骗死人钱财的投机商人”的诉讼案件中去。看到自己在法庭面前的证词被报道出来，他十分满意，然而，法庭却几乎没有向他表示敬意，记者们不喜欢这种悲哀的证词，因为这样不好，法院台阶上等着询问他的记者们被挤得东倒西歪。

接着，新闻过去，人们失去了对这件事情的兴趣。

纪念仪式、死亡、光荣流传了下去，还有爱国。梅兰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样的义务的指引，继续读着日报。他没有办法每天都买很多的报纸来读，于是就去不同的地方——图书馆、咖啡馆、市政厅，就是在那些地方，他可以不用花钱就得到信息。也正是因为如此，在1925年9月的时候，他读到了一则小广告，于是便答复了对方。圣索沃军事公墓想要招收一名管理员。他去面试，展示了自己在行政部门工作的情况，于是就被招收了。

之后很多年，如果你到圣索沃，无论天气好坏，一定能见到他手拿铁锹，用力一踩，把铁锹插进雨水浸湿后黏黏的泥土里。像这样，他维护着这里的花坛和小径。

库尔布瓦，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