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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镇居民的眼里，他是个怪人。也许他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看得出来，他一个劲儿地想要表现出通达人情、和蔼可亲的样子，可大家还是挺讨厌他的。他虽然生活在马孔多人当中，可对过去的回忆使得他和他们之间横着一道鸿沟。他试图做出改变，却无济于事。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把他当成长期潜藏在黑暗角落里的阴森可怖的野兽，重露面时难免令人觉得举动失常，形迹可疑。
每天傍晚，从理发馆回来，他就往小屋里一躲，这一阵子，连晚饭也不吃了。一开头家里人以为他是累了，回来以后直接上床，一觉睡到大天亮。没过多久，我觉察出夜里有些不寻常的事。每到夜静更深，就能听到他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瞎折腾，仿佛在跟他过去的幽灵打交道。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过去的他在奋力保卫自己的性格：孤僻、坚毅不屈、说一不二；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摆脱过去的他。我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直到黎明，一直闹到自己疲惫不堪，他无形的敌人也精疲力竭才罢休。
后来，他把裹腿丢在一边不用了，开始天天洗澡，还往衣服上洒香水。他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只有我才看得出来。过了几个月，他的变化更大了。我对他已经不单单是谅解和容忍，而且还觉得他很可怜。我可怜他倒不是因为他故意摆出一副焕然一新的面貌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而是因为别的。每天晚上他躲在屋里，从靴子上往下抠泥巴，在脸盆里把抹布弄湿，往那双穿过多年、破烂不堪的鞋子上擦鞋油。他把鞋刷子和盛鞋油的盒子藏在席子底下，不让别人瞧见，仿佛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因为大多数男人到了他这个岁数，都变得沉着稳重、规规矩矩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他怪可怜的。实际上，他正经历着迟到的单调的青春期。他像小伙子一样，讲究起穿戴来了，每天夜里用手当熨斗，硬是把衣服压出线条来。然而，他到底不年轻了，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可以谈谈自己的憧憬或幻灭。
镇上人大概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不久，便有人说他爱上了理发匠的女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不过这种流言使我明白了，这些年他之所以那样不讲卫生、吊儿郞当的，原来是因为独身生活和生理性烦躁在深深地折磨着他。
每天下午，人们都看见他到理发馆去，穿得越来越讲究，假领衬衫，袖口上是金晃晃的袖扣，干干净净的裤子，熨得平展展的，只是腰带还系在裤襻外面。他好像一个精心打扮的新郎，走起路来带着一股廉价肥皂的香气，或像一个在恋爱场中屡遭失败的恋人，虽然已经过了那个年纪，还得像初恋那样手捧鲜花登门求亲。
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九〇九年年初。镇上的风言风语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人们确实看见他每天下午坐在理发馆，和各处来的人闲聊，可是谁也不敢说他曾经见着过理发匠的女儿。我觉得这些流言蜚语真是恶毒透了。大家都知道，一年前理发匠的女儿中了邪祟，一直没好，这一生恐怕很难嫁出去了。听说是有个妖精——一个无形的男人——缠着她。那个妖精大把大把地往她的饭碗里撒黄土，搅浑水缸里的水，把理发馆的镜子弄得照不见人，还动手打她，打得她鼻青脸肿的。“小狗”白费了不少力气，用圣带抽她给她驱邪，用圣水圣物给她治病，还给她念咒。实在没法儿了，理发匠的老婆把中了邪的姑娘关在屋里，往地上撒上一把一把的米，让她和那个冥冥中的求婚者共度了一个冷寂、阴森的蜜月。过后，马孔多人居然说理发匠的姑娘怀孕了。
没过一年，再也没人盼着她能生个一男半女的了。人们的好奇心就开始转移，说什么大夫爱上了她。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中邪的姑娘一直关在屋子里，等不到求亲的人上门，早已化为灰烬了。
因此，我心里明白，这个说法不是什么有根据的推测，而是一种狠毒的、恶意编造的流言。直到一九〇九年年底，大夫还是每天都到理发馆去，人们也还是风言风语地说什么他们要结婚。可是谁也不敢肯定大夫在场的时候姑娘曾经出来过，也不敢说他们之间什么时候谈过一言半语的。
十三年前的九月和今年的九月一样，也是这么炎热，这么死气沉沉。继母动手给我缝制嫁衣。每天下午，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走廊上缝衣服，旁边摆着几盆鲜花，燃着一小炉迷迭香。在我一生当中，九月总是这个样子，十三年前如此，再往前还是如此。我的婚礼只打算邀请近亲参加（这是我父亲安排的）。我们慢条斯理地缝衣服，那股细致劲儿就跟没有急事、做针线活消磨时间的人一样。我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叙家常。我还在琢磨临街的小屋，想壮壮胆子求继母，最好把马丁安顿在那里。那天下午，我和她谈了这件事。
继母正在缝一条泡泡纱的长飘带。在阳光灿烂、蝉声嘹亮的九月，在耀眼的光芒照射下，她仿佛从肩头起都沉浸在那个九月的云雾之中。继母说：“不行。”说完，她又接着做活儿。八年的痛苦回忆掠过了她的额头。“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入那间屋子。”
马丁是七月份回来的，但是他没住在家里。他喜欢靠在栏杆上的花盆旁边，眼睛避开我的目光。他老爱说：“我要留在马孔多，度过一生。”每天下午，我们都陪继母去树林散步。吃饭的时候回来，镇上还没有亮灯。这时候，他常对我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从他讲话的神情来看，倒也像是句肺腑之言。
那时候，大夫离开我们家已经四年了。在动手给我缝制嫁衣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我对继母说把小屋让给马丁的那个闷人的下午，继母第一次和我谈起了大夫的古怪脾气。
“五年前，”她说，“他还在这儿住着，像个牲口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光是牲口，还是个吃草的牲口，会倒嚼，跟牛一样。当时人们传说他要和理发匠的女儿结婚。哎哟，那个姑娘可真够刁的，她说她和妖精过了个乌七八糟的蜜月，然后就怀孕了，居然哄得全镇人都相信了这套鬼话。不过，要是大夫真和她结了婚，兴许就没有后来那些事了。可是，大夫忽然不再到理发馆去了，而且十分决绝。其实呢，这又是个新花招，目的还是要一步步地实现他的鬼主意。只有你爸爸无论如何要把这么个品行不端的人留在家里。他住在这儿，像牲口一样，闹得全镇鸡犬不宁，惹得大家都骂咱们，说咱们专和良好的风尚作对。后来，他把梅梅给弄走了，算是达到了目的。都到了那份儿上了，你爸爸还硬是不认错。”
“这些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唧唧的蝉鸣声使院子里吵得像个锯木厂。继母一边说话，一边做活儿，眼睛盯在绷子上，按照花样绣出复杂的图案。她又说：“那天晚上，我们在桌子周围坐下来（大家都在，就缺他一个人。有一天下午，他最后一次从理发馆回来，打那以后，他就不吃晚饭了），梅梅过来给我们端菜，脸色很不好。我就问她，‘你怎么了，梅梅？’‘没事，太太。您为什么这么问？’看得出来，她不大舒服，在灯底下显得迟迟疑疑的，有点病恹恹的样子。我说，‘上帝啊，梅梅你不大舒服吧。’她尽力强撑着转过身，端着盘子朝厨房走去。你爸爸也一直在打量她，对她说，‘要是不舒服，就躺下歇会儿吧。’她没吱声，还是手托着盘子，背对着我们走开了。只听砰的一声，瓷盘摔了个粉碎。梅梅在走廊上，用指甲抠住墙壁撑住身体。你爸爸连忙跑到大夫住的屋里，叫他来给梅梅瞧瞧病。”
“他在咱们家整整住了八年，”继母说，“我们从来没求他办过多大的事。我们几个女人聚在梅梅的屋里，用酒精给她搓，等你爸爸回来。可是，伊莎贝尔，他们没来！你爸爸整整管了他八年饭，给他房子住，给他干净衣服穿。这一次亲自去请他，他居然不来看看梅梅。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他到这儿来简直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八年啊，我们给他吃青草，对他殷勤照料，无微不至，换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事事都要小心，千万不可轻信别人。八年来，我们供他吃，供他住，给他干净衣服穿，好像全都扔给一条狗了。梅梅病得要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而他呢，往屋里一躲，死活不肯伸把手。这又不是要他行善积德，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要他知恩图报，说明他心里装着自己的恩人。”
“到半夜了，你爸爸才回来，”她接着讲下去，“有气无力地说，‘用酒精给她擦擦吧，千万别给她吃泻药。’一听这话，就像有人打了我一个嘴巴一样。用酒精搓了搓，梅梅已经好点了。我气哼哼地叫嚷，‘是啊，用酒精，用酒精。我们给她搓过了，她也已经好多了。为这点事，我们可用不着花八年的工夫养个白吃饭的。’你爸爸还是那么宽厚，像个傻乎乎的和事佬。‘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你就明白了。’哼！真像个算卦先生。”
那天下午，继母的声音很激动，言辞也很激烈，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那个遥远的夜晚大夫拒绝给梅梅看病的事。九月，阳光灿烂，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邻居家有人拆门，累得喘吁吁的。迷迭香快要熄灭了。
“可是，就在那些天，某个礼拜日，梅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像个贵妇人一样去望弥撒。”她说。是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举着一把五颜六色的阳伞。
“梅梅啊梅梅。这也是上帝的惩罚吧。当初，她父母快把她饿死了，我们把她救了出来，照看她，给她吃的，给她住的，还给她起了个名字。这也是天意吧。第二天，我就看见她站在门口，等瓜希拉长工给她搬箱子。我不知道她要到哪儿去。她变了，满面愁容，站在箱子旁边（我现在还觉得她仿佛就在眼前哪）和你爸爸说话。这些事都没跟我商量过，恰薇拉。我就像墙上的一张画。还没等问一声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些怪事我连知都不知道，你爸爸就抢先一步对我说，‘什么也别问梅梅了。她就要走了，也许过一阵子就回来。’我问他梅梅到哪里去，他没有回答，拖着木屐走开了。我好像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墙上的一张画。”
“过了两天，”她说，“我才知道那一位一大早就走了，都没告别一声。他到这儿来，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一住就是八年，现在走了，又像离开自己家一样，别说告辞，连句话也没说。这和小偷的作为有什么两样！我估摸着他不肯给梅梅瞧病，准是你爸爸把他撵走的。那天我问你爸爸，他只是说，‘这件事咱们得好好谈一次。’打那以后，过去五年了，他也没和我谈这件事。
“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咱们家，你爸爸就是那副德行，家里又没个规矩，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梅梅打扮得像个贵妇似的到教堂去，你爸爸这个老不死的还拉着她的胳臂在广场上走。在马孔多，人们谈来谈去的就是这件事。我这才知道，她没像我想的那样远走高飞，她就在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和大夫一起住哪。他们像两头猪一样住在一块儿，连教堂的门都不进。她可是受过洗礼的呀。有一天我对你爸爸说，‘那种异教徒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上帝惩罚的。’可他什么也没说。是他一手包办了这件丑事，这件公开姘居的丑事。事后，他还和平时一样，像个没事儿人似的。
“但现在我很高兴。事情虽然落到这步田地，大夫到底是离开咱们家了，不然的话，他到现在还得住在小屋里。他离开那间屋子，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那只连门都进不来的大箱子都带到大街拐角去了。知道这件事，我感到格外心静。我总算胜利了，只不过迟了八年。
“又过了两个礼拜，梅梅开了家小铺子，还买了台缝纫机。她用大夫在咱们家攒下的钱买了台新的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看，这不是故意气我吗？我和你爸爸说了。虽然他没有反驳我，可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干的那些事一点儿也不后悔，反而心满意足。似乎在他眼里，只有跟这个家的利益和荣誉作对，并像他那样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体贴人，再加上点儿愚蠢昏庸，才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我对他说，‘你的好心啊，全都喂狗了。’而他还和平时一样，说：‘这事你将来也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