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路德维克，埃莱娜，雅洛斯拉夫
17
小小的餐馆烟雾腾腾，一片嘈杂，一个服务员奔走在五六张桌子之间，伸长的胳膊端着一个很大的托盘，上面小山似的堆着许多盘子。他一闪而过，我认出了有维也纳肉片和土豆沙拉（分明是这个星期日惟一的主菜），他不遗余力地给自己打出一条通路走进过道。我紧跟着他，发现过道的尽头有一扇门朝花园开着，那儿也有人在吃饭。在最里面的一棵椴树下，还有一张没有人的小桌，我去坐下来。
隐隐约约地从村子各家屋顶上传来动人的“咳呀、咳呀”声，似乎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在这里，这个与旁边的房屋仅一墙之隔的花园里，一切仿佛幻觉一般。这种似是而非的幻觉使我以为周围的一切也都不属此时此刻，而是在往昔之中。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这些“咳呀、咳呀”的声音，露茜，泽马内克，这一切都是往昔，而埃莱娜则是我用来砸向过去的一块石头；这三天只不过是一出皮影戏而已。
怎么，难道只有这三天是皮影戏吗？我觉得我的一辈子，从头到尾，充满了皮影人和皮影物，而现时本身反倒没有它应有的地位。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条活动人行道（这是时间），人行道上有一个人（我）逆行奔跑。但活动人行道移得比我快，结果是，它把我慢慢地朝着和我的目标越来越远的地方载去。这个目标（怪就怪在它处于我的背后）就是产生了那些政治案的往昔，也就是那个曾在会议厅里举起许多手来的往昔，有穿黑色制服的大兵和露茜的那个往昔，它始终使我沉迷不醒，至今我仍在对它苦思冥想，揣摩猜度，以求澄清迷雾，解开谜团，而且这个往昔，它使我不能按一个常人那样面向未来生活。
往昔让我迷糊不醒，而我乐意用一条纽带把自己拴在往昔，这条纽带就是报仇，只不过这几天来我已明明白白看到报仇跟我在活动人行道上的奔跑一样，是白费心机。是啊，要是当年在学院的那个会议厅里，当泽马内克朗诵《绞刑架下的报告》时，对，就在那时候，只有那时候，我该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冲他脸上打去！时至今日，报仇雪恨已经成了充饥的空想，自己孤家寡人的信仰，一个和当年的各个参与者越来越不相干的神话。在这个报仇雪恨的神话里，人物依旧，而实际上，他们现在都已面目全非（活动人行道无休止地向前移动着）；是另一个扬对另一个泽马内克，而我一直应该赏他的那记耳光，如今已没了由头，无可补救，永远失落。
我一面切着盘子里那块大大的裹着面糊的肉块，一面听着那伤感的、隐隐的“咳呀、咳呀”的声音飘荡在村子房屋上空，我的脑海里又出现戴着面具的国王和他的马队，不禁为人类行为的不可理喻而感动。
许多世纪以来就像今天一样，在摩拉维亚的一些村镇里，小伙子们跳上马背动身传送一个古怪的信息。信息是用不为人知的民族语言所写，小伙子们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自己不懂的话拼读出来，分毫不差，令人感动。古时候的人们想要说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们今天就在后代人的身上还魂，有些像聋哑人似的，对听众采用大量姿态优美但令人不解的手势语。但他们的信息是什么，永远也无法破译，不仅是因为没有密码匙，而且也因为在这一个充斥着古往今来多少信息的时代，谁也不会耐心去倾听，含信息之物相互覆盖，很难被觉察出来。在今天，被遗忘的东西已如汪洋大海，历史只不过是从中理出的一条记忆的细线而已，但时光在迁移，几千年后人无可拓展的记忆不能再包容更多，于是整整几个世纪，几千年都会湮没，许多世纪的绘画，许多世纪的音乐会湮没，还有许多世纪的伟大发明、战争、书籍都会湮没，那是非常糟糕的事，因为人会丢失掉自身的概念，自身的历史，变得不可捉摸，无从窥其面貌，只剩下几个意义空洞的简约符号。后来有了成千上万聋哑人似的国王马队去追寻古人和古人幽怨而又不可解的信息，但没有人能有时间来聆听它们。
我坐在餐馆花园的角落里，面前的盘子早已空了，也不知道这块小牛肉是怎么被我吞下去的，我觉得自己也属于这无可避免的、大规模的被遗忘之列（现在，现在就已在其中了……）。服务员曾来过一次，抓走盘子，用餐巾的反面掸去桌布上的碎屑，又敏捷地转向另一张桌子。一阵怅惘袭上心头，不仅是因为这一天过得虚浮，而且也因为连这虚浮的念头也是要被遗忘的，和这只在我太阳穴旁嗡嗡作响的苍蝇一样，和向桌布上撒落一片金色花粉的椴树一样，还有这种糟糕的、慢吞吞的服务，它很能说明我生活其中的社会究竟如何，它同样要被遗忘；还有这个社会的缺点和错误——它们使我苦恼不堪，使我耗尽元气，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来纠正、针砭也无济于事，因为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无可弥补；这一切也一样要被忘个干净。
是的，我忽然看得很清楚了：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双重误信的幻觉，一方面以为记忆是恒久不褪的（记忆中的人、物、行动、人民都不变）；另一方面又以为补偏救弊是可能的（补救行为、谬误、过失、罪恶）。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一样大谬不然。事实恰好相反：一切都终将被遗忘，同时又无论什么事物都不可能得到挽回。挽回的作用（或通过报仇雪恨，或宽宥原谅）必须有遗忘为基础。任何人都无力挽回已铸就的过失，但一切过失却都将被遗忘。
我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身边的世界，知道一切都将被遗忘：椴树、桌边坐着的食客、服务员（自中午营业以来劳累不堪）和这个餐馆（从街上看令人生厌），从这儿看花园，仗着这悬挂的葡萄架，它还是个令人惬意的地方。我怔怔地盯着那扇开着的过道门，服务员刚刚消失在它后面（他的心脏被现在已空下来恢复了宁静的这块地方弄得十分疲惫）。忽然门口冒出一个年轻人，穿着皮上衣和牛仔裤，走进花园朝四处张望。一发现我，马上朝我走来。好一会儿我才把他认出，原来是埃莱娜的技术助手。
面对一个堕入爱河却又不被人爱的女人向周围显示的威胁，我总是很忐忑的。当小伙子把她的信封递给我后（“是泽马内克夫人的信”），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方设法迟迟不把信拆开。我请他坐下来；他照办了（他把胳膊支在桌上，额头上堆起了一条一条皱纹，样子很高兴，望着在太阳光里像着了火似的椴树茂盛的枝叶）。我把信放在面前桌上，问道：“不来点什么吗？”
他耸耸肩；我建议来点伏特加，他拒绝了，说他还要开车，法律禁止驾车者喝任何酒精饮料。他加了一句说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着我喝。我那时一点也没有喝酒的欲望，但由于不想拆开眼前这封信，也就什么都可以喝了。我请正在旁边经过的服务员给我送一杯伏特加来。
“埃莱娜有什么事要我做，您不知道吗？”我问。
“我怎么会知道？您自己看信！”这是回答。
“急吗？”我问。
“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怕路上有人行劫，人家还让我先把信背熟了，是吗？”他说。
我用手指头拈起信封（还带着印好的公文落款：地方委员会），后来我把它放在桌布上，我的面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说：“真可惜您不喝点儿！”
“说到底这也不是为您好么，您的安全……”他说。听出他的言外之意——确实话中有话：小家伙是利用和我坐在一起的时候，要把回程路上的情况，有没有机会和埃莱娜单独相处弄个明白。他真是个好人；心里有什么全摆到脸上（一张瘦小、苍白、布着斑斑红疙瘩的脸，短而微翘的鼻子）；可能也算是一张透明的脸，因为它无可救药地显得稚气十足（之所以无可救药，是由于五官线条超乎寻常地纤细，即使往后年龄增长了，也绝不能增添什么阳刚之气，老年时候也会是一张老小孩的脸）：这样一张孩童脸是难以让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得意的，所以他只有费尽心机去掩盖它（就像以前那个毛头指挥官装腔作势一样——啊！那皮影戏总也完不了！）：如在衣着上（方肩的皮上衣，合身而且剪裁很好）；在举止上（站得很挺，有时故意做出一种随随便便、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略显俗气）。这种处心积虑的伪装又无时无刻不在露出破绽：小伙子常脸红，嗓子压不好，稍一激动就粗细不定（一接触我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既掌握不好眼神也掌握不好手势（起初他大约想对我表承，他根本不稀罕知道我是否会坐他们的车一起回布拉格，然而我刚对他说我要留在这儿时，他的眼神过于明显地大放光芒了）。
当心不在焉的服务员往我们桌上放下两杯而不是一杯伏特加的时候，年轻人摆了摆手，说没关系，他陪我喝：“我总不能让您一个人喝吧！”他拿起杯子，“那么，祝您健康！”
“也祝您健康！”我回敬道，而且我们碰了杯。话就谈下去了，我得知小伙子估计再有两小时动身，因为埃莱娜打算在现场重听已经录在带上的内容，必要的时候还要录她自己写的东西，一定要在明天一早全部都能播出。我问他，跟埃莱娜工作，还顺当吧。他又一次涨红了脸，回答说她自己能干得不错，不过埃莱娜对同组的人有点太不体谅，因为她老是过了下班时间还要工作，才不管别人急不急着要回家呢。我问他，他是不是也急着要回家去。他说不，工作使他开心。然后，趁我对埃莱娜问这问那的时候，他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盘问起我来，似乎不过是顺便提起一样：“说起来您到底是怎么认识埃莱娜的？”我告诉了他。他还想知道得更多些：“埃莱娜挺棒的吧，啊？”
特别是只要一提到埃莱娜他就显得很高兴，我认为这也是出于他的掩饰，因为估计大家都知道他对埃莱娜一厢情愿的爱慕，他得使出浑身解数来避免单相思这个不光彩的帽子。即使我对他泰然不惊的样子不足全当真，但至少大大减轻了我面前这封信的分量，所以我还是把信拿起来，撕开了封口：“现在我的心灵和肉体都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对你说永别了……”
我赶紧招呼正在园子那一头的服务员，大声喊道：“结账！”他朝我点了点头，但仍走他的路，在走廊上立即不见了身影。
“快走，没时间耽搁！”我对小伙子说。我已经站起来，穿过花园；他跟着我。我们走过过道，到了餐馆大门口，服务员也只得跟在我们后面追来。
“一份牛肉，一个汤，两杯伏特加。”我嘴里说。
“出什么事了？”小伙子畏畏怯怯地问。
付完账，我让他赶紧把我领去找埃莱娜。我们走得很快。
“到底出什么事了？”他一直追问着。
“远不远？”这回是我问他。
他指指前面，我跑了起来。区文化委员会在一所简单的平房里，白色的石灰墙，一个门和两扇窗。我们进去；这个管理机构够寒伧的：窗下有两张并排放的办公桌；一张桌子上有一台录音机，一个笔记本和一只手提包（对，是埃莱娜的）；两张办公桌前有两张椅子，一个角落里有个金属挂衣架。上面挂有两件风雨衣：一件女式和一件男式的。
“就是这儿。”小伙子说。
“她是在这儿把信交给您的吗？”
“对。”
可是这会儿，屋里空空的，急死人；我叫道：“埃莱娜！”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那么虚，那么急，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没人答应。我又喊：“埃莱娜！”
小伙子问我：“她会……？”
“看样子像。”我回答。
“她在信里说了吗？”
“可不是。”我说。“借给你们用的屋子还有吗？”
“没了。”他说。
“那么旅馆的房间呢？”
“我们今天早上已经退掉了。”
“那她肯定就在这儿。”我说。我听见小伙子嘶哑的声音哽噎地喊，“埃莱娜！”
我推开进里屋的门；也是一个办公室：写字台、纸篓、三张座椅、一个柜子和一个挂衣架（跟外面一间屋里一模一样：金属的柱架由三条腿支着，顶端分成三叉；上面什么衣服也没挂，它模模糊糊和个人影差不多，显得孤零零的；光秃秃的金属柱和滑稽地向上伸出的胳膊让我越看越着慌）；除了桌子上方有个窗户外，就只有上面一无所有的几面墙壁，没有门，可这座小平房就只有这两间当办公室的屋子。
我们回身进了第一间屋子；我抓过笔记本，翻阅起来；上面的字迹十分难认，内容是众王马队的一些描述（按照我强认出来的字判断）；没有什么别的或类似永别的话。我打开手提包：里面一块手绢、一个小钱包、一支口红、一个粉盒、两支散香烟、一个打火机；没有服完毒药的瓶子、管子什么的。我心急火燎地又细细分析思索，埃莱娜可能会选择什么方式，想来想去，只有服毒最可能；可总得留下哪怕一个小管小瓶的。我去衣架那里掏埃莱娜的风雨衣的兜：全是空的。
“她不会去阁楼吗？”小伙子忽然不耐烦地问，他估计我在屋里也搜不出什么名堂来——尽管我的寻找才花了几秒钟。我们跑到过道里去，那里有两扇门：一扇上面三分之一是玻璃，不看就知道是一个后院；我们推开更近的那道门，眼前出现了一个阴暗的楼梯，梯级上满是灰尘和煤黑。我们往上爬；屋顶上惟一的天窗（肮脏的玻璃）只能透过模糊的、青白色的光来。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物件（箱子、园丁用的工具、镢子、尖嘴锄、耙子、一大沓一大沓的文件、一张散架的破椅子）；我们磕磕绊绊的。
我本想喊“埃莱娜！”可是一阵害怕使我没喊出口；要是再没有人回答就更可怕了。那小伙子也没敢喊。我们翻动那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出声儿地东碰西摸，寻着一个个黑乎乎的角落；我感觉到我和他都是慌乱极了，最吓人的就是我和他两人谁都不敢张口，等于承认我们不会得到埃莱娜开口回答，眼下所寻找的无非是她的尸身罢了，或吊着或躺着。
这一番搜寻没什么结果，我们又下去回到办公室，我又一次审视着家具：桌子、椅子、还有挂着她的风雨衣的衣架；又找了旁边那间屋：桌子、椅子、又一个衣架，它上面什么也没有却气人地举着两只胳膊。小伙子叫着埃莱娜（徒劳地）！而我呢（徒劳地）打开柜子，里面露出纸张、办公用零碎文具、不干胶纸和尺子等。
“老天，该还有什么地方吧！厕所！地窖！”我说，我们就又一次往过道走去；小伙子拉开通院子的门。院子实在很小，角落里塞着一只兔笼；院子那头有一个长满乱草的花园，种有几棵果树（我居然分了心有时间去注意到这个地方很美：树木的枝桠之间挂着一片片蓝天，分成两叉的树根粗糙壮实，树间还有几株向日葵）；在园子的最边缘，在一棵苹果树的倩影里我发现一间公共厕所。我奔了过去。
窄窄的门上有个用粗钉子钉着的别子（从外面关门的时候就把这别子横过来），现在这个别子朝上竖着。我把手指尽量往门和框之间的缝里插，我轻轻一碰就知门是从里面关上了；这只能表明一件事：埃莱娜在里面。我低低说：“埃莱娜，埃莱娜！”没有回答；只有一阵风来摇晃着苹果树枝擦着厕所的棚壁沙沙作响。
我知道里面的寂静正预示着最坏的事，同时也知道只能破门而入了，而且应当由我来这么办。我把手指尽量往门和框之间的缝里伸进去并使劲拉。门（并不是用钩子钩住，而是和乡下常见的那样只是用根细线带住而已）很容易就松脱并大开了。在我面前，埃莱娜正坐在一张木板凳上，屋里臭熏熏的。她脸色苍白但活着。她望着我，吓坏了的样子，把裙子放下，虽然作了努力，但裙子只遮了一半的屁股；埃莱娜双手抓着裙子的边缘，双腿紧紧夹着。“上帝，您走开！”她着急地喊道。
“怎么回事？”我对她大声说。“您吃了什么东西？”
“快走！不要您管！”
小伙子刚刚在我的身后出现，埃莱娜就叫道：“你走，金德拉，你走，都给我出去！”她半站起来，用手指着门，但我站在她和门扇之间，所以她不得不摇摇晃晃地重又坐回凳上。
这同一瞬间她又站起来，拼命（实在是拼命地，因为她已精疲力竭剩下不多一点力气）向我扑过来。她抓住我的衣边把我往门外推；我们两人就都到了门槛边。“畜生，畜生，畜生！”她嚎着（如果这也算是嚎的话——因为她发狂一般地使劲也只不过挤出一点微弱的声音），她摇撼着我；接着又突然松了手，开始踩着青草朝小院子跑去。她想躲开人，但没做到：由于慌乱，她顾不上整理好内裤，所以她的裤衩（就是昨天我看到的那一条，它可以兼作吊袜腰带用）卷在她的膝盖那里，使她迈不开步（裙子倒确实已经垂下了，但长筒丝袜沿着她的腿滑落下来，看得见丝袜顶上颜色较深的黑镶边和吊袜带）；她迈了几个碎步，或者不如说是一点一点地踉跄（她穿着高跟鞋），没走出几米就摔倒了（倒在阳光照着的青草里，正在一棵树的树枝下，挨着色彩耀眼的向日葵）；我拉住她的手帮她站起来；她挣脱了。当我又俯下身去的时候，她朝四周乱打乱踢，我挨了好几下；我不得不用尽全身力气把她抓住，扶她起来，像钳子紧紧把她抱住。“畜生，畜生，畜生！”她不歇气地尖叫着，用她那只自由的手锤打我的背；我对她说（尽量口气温柔）：“埃莱娜，镇静些。”她朝我的脸啐了口唾沫。
我没有松开胳膊，反复对她说：“您不说究竟吃了什么我就不松手。”
“滚开，滚开，滚开！”她气忿忿地骂道。但忽然住了嘴，不再挣扎，对我说：“放开我。”那声音竟大变（十分微弱、疲倦不堪），我松开手，看看她，吓坏了，只见她的脸痉挛得可怕，下颌发僵，两眼直勾勾的，这时她的身体似乎在颤抖，并蜷曲向前。
“怎么啦？”我问，她一句话也不说，转过身朝厕所走去；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这时走路的模样：步子那么小，踉踉跄跄走得慢极了，两条腿就像给什么绊住了似的；大约四米的距离竟停歇了好几次，每一歇都让人看出（从全身的痉挛）她强忍着体内五脏的翻腾；终于她走到厕所，进门（半开着）又关上了。
就在我把她扶起来的地方，我站着没动。这时候从厕所传出来十分费力的喘息声，痛苦的喊叫声，我倒退了几步。这时，我才注意到小伙子一直站在我的身边。“您守在这里，”我命令他说，“我得去找个医生。”
我走进办公室，一跨过门，就看到了一张桌上的电话机。但哪里也没有电话号码本。我抓住中间抽屉的把手，抽屉上着锁，两侧抽屉也锁着。对面的桌子也锁着。我又进另一间屋子；这里的桌子只有一个抽屉，倒是开着的，但只有几张照片和一把裁纸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顿时觉得一阵倦怠（知道埃莱娜活着，肯定也没危险）。有一会儿我一动没动，眼睛直瞪瞪的，盯着大衣架（瘦骨伶仃的金属大衣架举起胳膊活像个投降的大兵）；接着（因为不知如何是好）我打开了柜子；在一大摞文件上，我认出了蓝绿色的电话本，我把它拿到电话那儿，找到了医院。我拨了电话，等着话筒里有人答复我，这时小伙子一阵风似的进来了。
“您别叫人！没必要！”他叫道。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一把抢过话筒挂上。“我告诉您没有必要……”
我急着要他解释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毒药！”他边说边向大衣架走去；在那件风雨衣里掏摸了一会儿取出一个药管来；拧开盖，倒过来，空的。
“她吃的就是这吗？”我问。
他点点头，默不作声。
“您怎么知道？”
“她跟我说的。”
“这瓶子是您的吗？”
他点点头。我从他手里拿过药管子；上面标着安乃近。
“那么说您以为吃那么多安乃近没关系吗？”我恶狠狠地说。
“那不是安乃近。”他说。
“那是什么，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我大叫道。
“轻泻药。”他吐出了这几个字。
我大声说：他不该拿我开心，我得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不欣赏他那不明不白的话呢。我非要他马上回答我的问题。
由于我提高了嗓门，他也对我大喊大叫起来：
“怎么啦，我不是告诉您了吗，那是泻药！莫非要人人都知道我有肠功能不好才行吗？”于是我明白了，我以为他刚才是在胡说八道，其实是真的。
我盯着他，那张通红的小脸和他的鼻子（虽小但上面却足可以放下许多小红疙瘩），一切都清楚了：药管上的商标留在那里原来用以掩盖他那招人笑的肠功能病，就像他的牛仔裤和皮上衣掩盖他招人笑的孩子气一样；他很不好意思，因为他的稚气也像这种先天性的儿科病似的总拖着不好。在这一瞬间，我喜欢上他；他的害臊（这是青少年的高尚之处）救了埃莱娜一命，也救我脱离日后多少年的难眠之夜。我望着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心头滋生起感激之意。是的，他救了埃莱娜的命；但是以大丢面子为代价。这我知道，我还知道这种羞辱对他一无用处，也没有意义，而且丝毫不能换来什么：在许许多多无可弥补之事的长链上又多了一个无可弥补的一节：我觉得都是因为我的错，一种强烈的（又是说不清的）需要促使我要跑到埃莱娜那儿去，把她从极度羞辱中解脱出来，向她低头，把一切的错都认下来，把这个荒唐而又可恶事件的责任全部承担起来。
“您看我还没看够吗，啊？”那小伙子猛地问道。我没有回答，从他身边走过，朝着院子的门走去。
“您上那儿去干吗？”他从后面揪住我肩膀上的衣服，想把我拽过去；我们四目对视了一秒钟。我抓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从肩膀上挪开。他绕到我前面拦住了我的去路。我一步跨到他跟前，做出要推开他的架势。这时，他挥起胳膊，一拳打在我的胸上。
这一拳没有什么力气，但小伙子往后一纵，摆出那种天真的拳式，重又和我对峙起来，他的脸上兼有害怕和不顾一切的神气。
“她那里没有您的事！”他朝我喊道。站着没动。小伙子说的话其实也对：我肯定无能为力去弥补无可弥补的东西。他见我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呵斥道：“她觉得您这个人坏透了！您让她恶心！她告诉我了！是的，您让她恶心！”
在神经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人往往很容易流泪，但也容易发笑；小伙子最后那几句话直截了当的意思骂得我嘴角发抖。他见了更怒不可遏，这一回他的拳头打在了我的嘴上；第二下，被我勉强躲过；接着他又退后几步像在拳击场上一样，两个拳头举在面孔前面，于是只剩下他的两只红红的大耳朵还看得见。
我对他说：“好吧，好吧！我走。”
他还在我身后大骂：“脓包！脓包！我早知道你搅和在里边！放心吧，我会找你算账的！混蛋！混蛋！”
我到了街上。街上空落落的，凡过完节的街道都这样空落落，只有风轻轻扬起尘土，在平坦的路面上赶着它。我的脑袋也和这地面一样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木然，好长时间也没有任何念头活动。
只是在后来，我才突然发现手里还拿着贴有安乃近标记的药管。我细细打量起来：管子磨得又旧又脏，想必小伙子用他装泻药已经有好长日子了。
在以后很久，这个药管还始终让我联想起其他许多药瓶药管，有阿莱克塞的那两瓶子苯比妥片。于是我明白了，小伙子根本没有救过埃莱娜的命：因为归根结底，即使管子里有安乃近，最多也只能使她的胃受一番折腾而已；再说，小伙子和我又都在附近，埃莱娜的颓丧是她和生活所算的旧账，离死神的门槛差得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