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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天气投票，太糟糕了，第十四选区选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叫苦不迭，他把车停在门口，一路小跑足足四十米，累得气喘吁吁，心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进门时，他猛地收起湿淋淋的雨伞，脱下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雨衣。但愿我不是最后一名，他对秘书说。虽然狂风把大雨甩进屋里，弄得满地是水，但秘书站得靠里边一点，没有淋到。您的副手还没有来，不过还不到开会时间，秘书安慰说；要是雨一直这样下个不停，人能够到齐就堪称壮举了，经过投票室的时候，主任委员对秘书说。他首先问候执行委员会的各位同仁，届时他们将担任监票人，接着问候各政党的代表及副代表。他小心翼翼，对所有人都说同样的话，表情和语气也不差分毫，避免显露出可能被人察觉其政治和思想倾向的任何迹象。一个主任委员，即便像他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选区选民代表大会的主任委员，也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恪守独立原则，或者说，必须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
会议室仅有两扇狭小的窗户，窗外的天井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也昏暗不堪，再加上天气潮湿，室内的空气显得更加厚重，而人们的焦虑情绪，用当地习语说，可以用刀子切开。最好是推迟选举，中间党代表说，这场雨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停过，各地都出现了河水泛滥和房屋倒塌的情况，选举中弃权的比例肯定会直线上升。右翼党代表点头表示同意，但他认为这种态度应当以更为审慎的评论方式表达出来，他说，对这种危险，我当然不会低估，不过我想，本市市民曾不止一次表现出高尚的公民精神，值得我们信赖，他们意识到，对，他们绝对已经意识到，本市这次选举对首都的未来具有深远意义。中间党代表和右翼党代表各自表达完意见之后，带着既像怀疑又似嘲讽的神气一同把目光投向左翼党代表，饶有兴趣地等着听他又会发表什么高见。就在这时候，副主任委员浑身雨水闯进了会议室，鉴于选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成员这下全部到齐，可以想象，他的到来受到了真诚热烈的欢迎。可惜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个机会，不能及时了解左翼党代表所持的观点，不过，根据一些先例不难推断，他不会不表示出鲜明的历史乐观主义立场，比如，他会这样说，本党选民都不是遇到这等微不足道的障碍便畏缩不前的胆小之辈，绝对不会因为云彩里掉下区区三四滴雨水就不迈出家门。实际上这并非区区三四滴雨水，而是瓢泼大雨，倾盆大雨，是翻腾的尼罗河和长江，是飞流直下的伊瓜苏大瀑布。但是，值得永世传颂的信念不仅为其受惠者移开道路上的一座座大山，并且让他们频频出没于暴风骤雨之中而滴水不沾。
执行委员会成员已经到齐，委员们各就各位，主任委员在公告上签名，然后命令秘书依照法律规定将其张贴在大门口，但是，秘书显示出他不乏起码的智慧，提醒说，公告在墙上连一分钟都贴不住，即使向上帝祷告也无济于事，刚刚说完头两声阿门，纸上的字迹就会被淋得一片模糊，第三声尚未出口，整张公告就会被风刮得无影无踪。既然如此，那就贴在里面雨淋不到的地方吧，法律对这一细节并没有明确规定，重要的是贴出公告，让人们看到。他询问委员们是否同意，大家都表示赞同，只有右翼党代表请求把这一决定写入会议记录，以免日后产生争议。秘书完成湿漉漉的任务回来后，主任委员问他现在天气如何，他耸耸肩回答说，还是老样子，雨大得厉害；外面有选民来吗；连个人影都没有。主任委员站起身，请各位执行委员和各政党代表跟他一起去检查投票室，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破坏今天的政治抉择顺利进行的情况。检查投票室的程序履行完毕，他们返回各自的座位，开始审查选民登记，也没有发现任何违规，遗漏或可疑之处。庄严的时刻到了，主任委员打开票箱向选民展示，让他们确认票箱内空无一物，如有必要，明天他们将是强有力的证人，证明没有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发生，例如趁夜深人静时把假票塞进票箱，危害公民自由自主意志，防止被称为从魔术师帽子里变出选票之类的骗局再次在这里上演，别忘了，根据主犯和从犯自身的能力和所遇到的时机不同，此类事情可能在选举之前，之中或之后发生。票箱空空如也，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瑕疵，可惜不见一个选民，哪怕只有一个选民作为样本，也可以算作向选民展示票箱了。或许某个人正在赶来，却迷了路，此刻正在与暴雨搏斗，忍受着狂风抽打，把标志公民选举权的证书紧紧抱在怀里，捂在心窝，可惜天气这样糟糕，即便能够赶来，也会迟到很长时间，这还是他没有选择放弃，转身返回家里，把本市的命运交到另一些人手中的情况，那些人坐在黑色轿车后排座位上来到选举站门口，履行公民义务之后再由汽车接走。
根据本国法律规定，各种资料的审查工作结束之后，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和各政党代表及副代表立即投票，当然，他们必须是在该选区登记的选民，在场的上述人员均符合要求。虽然他们尽量拖延时间，但是，把这前十一张选票塞进票箱，四分钟也绰绰有余了。于是他们开始等待，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刚刚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主任委员就开始烦躁不安，建议一位委员去看看是否有人来了，说不定一阵风吹过，门关上了，一些选民吃了闭门羹，转身往回走，还愤愤不平地说，既然选举延期举行，至少应当讲点儿礼貌，通过电台和电视台通知公众一声，电台和电视台总还能提供这类信息吧。秘书说，谁都知道，要是一阵风把门吹得关上了，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可这里谁也没有听见任何响动。那位委员犹豫不决，去还是不去呢，但主任委员固执己见，请你去一趟，去吧，小心别淋湿了。门仍然敞开着，被门吸固定得结结实实。委员伸出头去，朝这边看看，又朝那边看看，赶紧缩了回来，只不过一转眼工夫，整个脑袋就像在淋浴喷头下冲过一样。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个优秀委员，让主任委员高兴，这是他头一次接受指派完成一项任务，必须以高速度高效率的工作博得上司的赏识，凌云壮志他早已有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说不定有一天平步青云，也能领导一个选民代表大会，届时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诧异。他回到会议室，主任委员既像内疚又像开心地喊道，伙计，不要淋成这个样子嘛；没关系，主任委员先生，委员一边用上衣袖子擦着下巴一边说；看到什么人了吗；就本人目力所及，一个人也没有，街上成了一片汪洋。主任委员站起身，犹豫不决地在办公桌前面踱了几步，然后径直走到票箱旁边，朝里面望了一眼，又返回原处。这时候，中间党代表站起来发言，再次陈述他的预见，说弃权的选民人数会直线上升。右翼党代表则老调重弹，又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说选民们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可以投票，此时大概正在家里等着暴风雨平静下来。而左翼党代表觉得还是沉默不语为好，心想，如果当初副主任委员进来的时候真的把已到嘴边的话说出口，现在的处境该多么难堪，当时他是想这样说的，区区三四滴雨水绝对吓不倒我党的选民。秘书看到众人把目光投向自己，就提出一个很实用的建议，他说，我觉得，给内政部长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本市和全国其他地区选举进行的情况，应当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主意，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这里出现的爱国热情缺失是普遍现象呢，还是仅仅是这里的选民不肯带着选票赏脸出席。右翼党代表听罢勃然大怒，站起身来说，我要求把以下的话记录在案，作为右翼党的代表，我对秘书先生提到选民时使用的不敬之词和令人难以接受的挖苦口吻表示最强烈的抗议，选民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支柱，如果没有选民，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早已经被世界上现存的无数独裁暴君中的某一个收入囊中了。秘书耸耸肩，问道，主任委员先生，我应当把右翼党代表先生的要求记录在案吗；我认为还不至于如此严重，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都在气头上，焦躁不安，甚至不能自持，众所周知，这种精神状态下容易说出实际上并不想说的话，我相信秘书先生不想冒犯任何人，他本人是个对自己的责任有着清醒认识的选民，证据是，像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一样，他也是顶风冒雨到这里来履行应尽的义务的，我真心地赞赏这一点，不过，并不能因此而不请求秘书先生严格履行使命，不要发表任何可能伤及在座的各位或其政治情感的评论。右翼党代表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却被主任委员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于是，冲突没有继续恶化，当然，中间党代表也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失时机地重新谈起了秘书提出的建议。实际上，他接着说，我们就像大海上的一群遇难者，既没有船帆又没有罗盘，既没有桅杆也没有船桨，而且油箱里的柴油已经用尽；完全正确，主任委员说，我现在就给内政部打电话。他一边说一边朝远处那张放电话机的桌子走去，手里拿着几天前得到的一张会议指南，上面有内政部的电话号码等相关资料。
通话很简短，这里是第十四选区选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我现在非常担心，坦率地说，这里发生的事很怪异，开门已经一个多小时，但直到现在还没有选民前来投票，是的，先生，连个人影也没有，当然，没有办法让暴风雨停止，大雨，狂风，洪水，是的，先生，我们一定继续耐心坚定地应对，不用说，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接下去，主任委员只有几次点头表示同意，几声勉强忍住的感叹，以及三四个已经脱口却未能说下去的词语。他放下话筒，向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同事们望一望，但实际上并没有看见他们，他眼前出现的似乎是许多空荡荡的会议室，一摞摞尚未启用的登记册，一个个翘首等待的主任委员及其秘书，还有各怀鬼胎的政党代表，他们正在相互观察，计算着在这场博弈中哪个能赢，何人会输，那边，一个精明强干的委员从门口回来，淋成了落汤鸡，他告诉大家说，还是没有任何人前来投票。内政部是怎么回答的，中间党代表问道；他们也不知道人们怎么想的，当然有很多人是因为天气恶劣留在家里，但是整个城市的情况和这里大致相同，对此他们无法解释；你为何用大致这个词呢，右翼党代表问道；其中几个选民大会，当然为数不多，已经有选民在投票，只是人数极少，少得可怜；全国其他地方呢，左翼党代表问，不只首都在下雨呀；这正是令人莫名其妙之处，有的地方和这里一样大雨滂沱，但人们仍然前去投票，当然天气好的地方投票的选民更多，说到天气，据气象部门预告，中午以后天气会转好；也可能越来越糟，记得有句谚语吧，中午以后要么雨更大要么天放晴，又一个委员提醒大家，此前他还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一阵寂静。这时秘书把手伸进外衣口袋，掏出手机，按了一个号码。在等待对方接听的时候，他说，借用大山与穆罕默德的故事里一句话，既然我们不能向不认识的选民打听他们为什么不来投票，那么就问问家里人，家里人我们总该认识吧，喂，你好，是我，对，你还在那里呀，怎么还没有来投票呢，在下雨，这我知道，我的裤腿还湿着，对，是这样，对不起，我忘了你说过午饭以后再来，当然，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这里的事挺麻烦，要是我不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投票，一个也没有，你也许不相信，好，我在这里等你，吻你。他关上手机，以嘲讽的口气说，至少一张选票有保证了，我老婆下午来。主任委员和其他委员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看样子非效仿秘书的做法不可了，但同样看得出来，他们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因为那等于承认，在本选民代表大会里，思维敏捷和当机立断的桂冠竟然落到了一个秘书的头上。而刚刚到门口去察看是否还在下雨的那位委员则轻而易举地悟出一个道理，他还需要多吃几年面包和盐，才能修炼到秘书那样炉火纯青的地步，像魔术师从爵士帽里抓出一只兔子似的，从手机里拽出一张选票来，如此举重若轻，挥洒自如，世所罕见。这位刚刚从门口回来的委员还看到，主任委员已经躲到一个角落，正在用手机与家里通话，其他人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个个十分小心，低声细语，他也非常佩服同事们这种诚实的态度和廉洁奉公的精神，不使用摆在桌子上的座机，以节约国家的经费，因为座机原则上只用于公事。唯一的例外是左翼党代表，他没有手机，只得耐心等着听别人的消息，不过应当说明，这个可怜虫家在外地，独自一人在首都生活，没有可以打电话叫来的人。电话交谈陆续结束，用时最长的当数主任委员，看样子他要求电话另一端的人立刻赶来投票，双方争执不休，不论结果如何，当初首先打电话的本应是他，既然秘书已经抢在前面，就让他占这点便宜吧，我们已经看出来了，那家伙属于爱出风头的人，如果像我们一样尊重上下等级秩序，就该直接把想法告诉上司。主任委员发出一声已经憋在胸中很久的叹息，把手机装回口袋，问道，怎么样，都知道一些情况了吧。这不仅是明知故问，而且可以说有点言不由衷，首先，因为知道这个词是动词，就词义而言，人人都知道一些情况，即便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情况，其次，提问者显然在利用其职务固有的权威逃避自身的责任，因为本应由他首先向下属提供一些信息。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他那声叹息，没有忘记他在电话里提出要求时流露出来的暴躁，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假设电话另一端是家人，那番通话语气不够平和，也缺乏教养，与一位公民和主任委员的身份不符，遇到突发事件周章失措，不能泰然处之，而现在还逃避困难，要求下属首先发表意见，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是领导者的另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更现代的方式。左翼党代表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能坐在那里倾听，除他之外的其他委员和政党代表，有的说家里人不愿意淋雨，盼望老天赶快放晴，便于人们前来投票，还有的像秘书的妻子那样，等下午再来。唯有刚从门口回来的那位委员与众不同，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看得出来，他觉得有理由高兴，若是用语言表达，那就是，我家里没有人接听，这只能说明他们正在前来投票的路上。主任委员回到自己的座位，重新开始等待。
几乎一个小时以后，终于进来第一位选民。与大家的期望相反，更让刚刚去了门口的那位委员沮丧的是，来的是个陌生人。他身上的塑料雨衣和脚下的塑料雨靴上还满是闪光的水珠，他把滴水的雨伞放在办公室门口，朝执行委员会成员们走去。主任委员嘴角带着微笑起身相迎，这位选民年事已高，但身体仍然硬朗，他的出现预示着正常状态将要恢复，像历届选举一样，尽责的公民排成长长的队伍慢慢向前挪动，没有人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正如右翼党代表所说，他们都意识到此次选举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陌生人把身份证和选民证递给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以激动甚至喜气洋洋的声音宣读选民证号码和持有人姓名，负责统计的委员们赶紧翻看登记册，找到该选民之后再把名字和号码大声重复一遍，标上记号，随后，身上还在滴水的选民拿着选票走进写票的小隔间，不一会儿就拿着叠成四折的选票走出来，交给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郑重其事地把选票放入票箱，选民领回自己的证件，拿起雨伞出去了。第二位选民出现是在十分钟以后，从他开始，虽然选票就像输液导管里一滴滴慢慢流出来的药水，又如同一片片缓缓飘离树枝的秋叶，但毕竟一张张地落进了票箱。无论主任委员和委员们怎样尽量放慢工作节奏，前来投票的选民仍然形不成等候的队伍，人数最多时有三四个，无论怎么说这三四个人也算不上名副其实的队伍。我说对了吧，中间党代表说，弃权的人会很多，多得可怕，更加可怕的是谁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唯一的办法是重新选举；风雨也许能缓和下来，主任委员说，他看了看表，又像祈祷似的嘟囔了一句，已经快到中午了。这时候，我们称之为门口委员的那个人猛地站起来说，如果主任委员先生允许，趁现在没有人来投票，我出去看看天气怎么样。他风风火火地出去，转眼间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并且带来一个喜讯，雨小了很多，几乎完全停下了，天上已经能看到一片片光亮。听到这个消息，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政党代表们恨不得聚拢到一起拥抱一番，但欢乐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选民依然稀稀落落，像单调的滴嗒声，来了一位，过一会儿又来一位，门口委员的妻子，母亲和姨妈来了，右翼党代表的哥哥来了，主任委员的岳母来了，她显然对选举缺乏应有的尊重，告诉垂头丧气的女婿说她女儿傍晚才能来，还毫不留情地补充了一句，女儿说想去看场电影，副主任委员的父母来了，一些不属于这些家庭的选民来了，他们进来的时候表情冷漠，出去的时候无动于衷，直到右翼党的两位政治家到来和几分钟后中间党的一位政治家出现时，才稍微显得有点生气。这时候冒出来一位文字记者，像一台来自虚无世界拍了几个画面又返回虚无世界的神秘摄像机一样，要求提个问题，现在投票进行的情况如何；情况本来可以更好一些，主任委员回答说，不过，天气好像已经开始好转，我们相信前来投票的选民人数会增加；我们从本市其他地区选民代表大会得到的印象是，这次选举中弃权人数将非常之多，记者说；我倾向于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事物，以积极的目光看待气象对选举机制的运作产生的影响，只要今天下午不再下雨，我们就能弥补上午的暴风雨造成的损失。记者心满意足地走了，这句话说得够漂亮，至少可以拿来作为报道的副标题。已经到了满足胃部需要的时刻，委员和政党代表们自动分成了几伙，轮流就地吃饭，一只眼睛看着选民登记册，另一只看着三明治。
雨停了，但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主任委员充满爱国情怀的希望能够通过这只票箱得到圆满实现，因为直到现在，选票尚未铺满箱底。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场选举已经是个巨大的政治失败。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下午三点半，钟楼上的钟声响了，正在这时秘书的妻子进来投票。丈夫和妻子相视微微一笑，这微笑中暗藏着一种难以言明的默契，让主任委员内心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痉挛，也许是由于忌妒，由于知道自己不能成为这种会心微笑的一方而产生的痛苦。三十分钟之后他看了看手表，痉挛的部位仍然隐隐作痛，似乎精神上又增添了难以名状的恐惧，他问自己，妻子是不是真的去了电影院呢。她会来的，如果来的话，也只能在最后一个小时，最后一分钟了。祈求好运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几乎全都徒劳无益，而这一种，即强制自己去想最坏的结果，但同时又相信会实现最高的期望，是最为常见的方法之一，值得尝试一下，不过在这件事上不会奏效，因为我们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主任委员的妻子确实去了电影院，至少此时此刻还没有决定是否前来投票。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曾多次提到的平衡定律永在，宇宙沿着时间轴运行，行星沿着轨道运行，这意味着只要一边减少一物，另一边必然替换一物，使两边在质量和体积上尽量等同，以免因为不平等对待而有过多积怨。若非如此就无法理解此前似乎对选举活动公然藐视，心安理得待在家里的选民们，为什么在下午四点钟，既不提前一个小时也不推迟一个小时，既不早也不晚，全都离开家门来到街上，大部分人自己前往，另一些人则依靠消防队员或志愿者帮助，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被淹，积水尚未退去，无法通行，所有人，所有人，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病人，前者步行，后者坐在轮椅上，担架上或者救护车里，像江河只知道汇入大海的道路一样，纷纷涌向各自所属的选民代表大会。而怀疑主义者，或者疑心重的人，这种人只肯相信那些能满足他们的希望，使他们得到某些好处的奇迹，这些人必定认为，将上述平衡定律应用于当前是对该定律的公然曲解，主任委员的妻子是否前来投票这件小事，从宇宙观点来看实在微不足道，完全有理由认为无须补偿，无须地球上众多城市之一的本市用如此方式补偿，数以千计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和社会地位高低，不论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多么不同，全都出人意料地行动起来，不约而同地离开家门前去投票。以这种方式做出推断的人忘记了，宇宙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与人类相互矛盾的梦想和愿望毫不相干，而在这些规律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为其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只不过随意用一些词语为它们命名，还有，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宇宙利用这些规律想要达到的目的总是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中，一边是票箱也许会失去的什么东西，现在暂时还只能说也许会失去，这里指的是主任委员那位可能令人反感的妻子手中的选票，另一边是前来投票的男男女女组成的滚滚洪流，根据最基本的公平分配原则，两者天差地远，我们对此难以接受，谨慎起见，我们暂时不做任何定论，而是满怀信心地去关注一些初露端倪的事件如何发展。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怀着对职业的热忱和对信息的渴望行动起来，东奔西跑，忙忙碌碌，把录音机和麦克风伸到人们嘴边，频频发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在四点钟走出家门来投票呢，所有的人都同时来到街上，你不觉得难以置信吗。而他们听到的回答往往是干巴巴的，甚至咄咄逼人的，例如，因为我决定这个时候出来；作为自由的公民，我们愿意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愿意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用不着向任何人解释；提出这种愚蠢的问题，人家付你多少钱；我什么时候出去或者不出去，谁管得着呢；哪一条法律规定我必须回答你的问题；只有我的律师在场我才说话。也有一些有教养的人不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民众那样，回答中带着尖酸刻薄的呵斥，但就连这些人也不能满足记者们如饥似渴的好奇心，他们只是耸耸肩说，对于你的工作，我极为尊重，非常乐于帮助你发布一条喜讯，但我只能说，当时我看了看表，四点钟了，于是对家里人说，走吧，要么现在去，要么永远不去；要么现在去，要么永远不去，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啊，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就这样，嘴里冒出了这句话；你开动脑筋，好好想想；算了，请你去问别人吧，也许他们知道；我已经问过五十个人了；结果如何；谁也回答不出来；看到了吧；但是，数以千计的人在同一个时间离开家门前来投票，你不认为是个离奇的巧合吗；巧合，肯定是巧合，但要说离奇，也许算不上；为什么；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各电视台的评论员都在密切地关注选举的进程，他们缺少评论所需的可靠资料，于是从鸟儿的飞翔和啼鸣中推测神灵的意愿，怨叹现在不再准许屠宰动物作为祭品，因而无法从其尚在蠕动的内脏中解开年代和劫数的奥秘，就在他们被极其昏暗的选举前景弄得晕头转向六神无主的时候，突然清醒过来，这一定是因为他们发现，围绕着是巧合或者不是巧合进行争论是浪费时间，与职业赋予他们的教育使命不符，于是他们像饿狼一样扑向首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确实，这是我国的民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弃权现象，这个幽灵不仅严重威胁着政权的巩固，更为重要的是严重威胁着制度的稳定，在这样的时刻，首都人民成群结队涌向投票站，给全国其他地区树立了光辉榜样。内政部发布的正式公告没有流露出如此程度的惊慌失措，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终于松了一口气。至于处于竞技场上的三个政党，右翼党，中间党和左翼党，他们在不失时机地计算了这次出人意料的公民大运动中的输赢得失之后，分别发表了文字华丽但内容大同小异的声明，对民主的胜利表示祝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在总统府和总理府发表讲话，现场都以国旗为背景，内容雷同，区别或许仅限于多一个句号或少一个逗点。在各个选举站的门口，选民们形成三路纵队，队尾绕过社区向远处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
像本市其他选区的主任委员一样，第十四选区选民大会的这位主任委员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在经历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时刻。那天夜晚，内政部把投票时间延长了两小时，后来又增加了半小时，为建筑物内拥挤的选民行使选举权提供方便，投票结束时已是深夜，委员们和各政党代表筋疲力尽，饥肠辘辘，从两个票箱里倒出来的选票像小山一样堆在眼前，第二个票箱还是他们紧急向内政部申请来的，面前的任务如此庞大，他们激动得几乎颤抖起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史诗般的英雄激情，仿佛祖国的那些英勇亡灵复活，神奇地化身为一张张选票。其中一张选票属于主任委员的妻子。她是一时冲动离开电影院的，选民的队伍像蜗牛一样缓慢地向前蠕动，她等了几个小时，最后终于走到丈夫跟前，听到丈夫宣读她的姓名，她心里感受到一种东西，似乎是久违了的幸福的影子，仅仅是个影子而已，但即便如此她也觉得，仅凭这一点就不虚此行。计票工作直到午夜以后才告结束。真正的有效票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右翼党得票占百分之十三，中间党百分之九，左翼党百分之二点五。无效票极少，弃权票也极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选民，投的是空白选票。